華閱文章網淺析《史記》與《漢書》的異同
《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代表了古代歷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魯迅稱它是 “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班固編撰的《漢書》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
它是繼《史記》以后出現的又一部史傳文學典范之作，因此，歷史上經常把司馬遷和班固并列、《史記》和《漢書》對舉，一直以來后人對這兩本書的評價都很高，也有人對兩者作出不少的比較。
一、寫作動機 司馬遷父親司馬談曾任太史令，他重視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也積極地整理和論述上代歷史。
然而他卻無緣參與當世盛事—封禪大典，因而“發憤而卒”。
他死前將遺志囑托兒子司馬遷說：“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① 司馬遷說：“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
”② 由此可見司馬遷是秉承父親的遺志完成史著。
《史記》以《封禪書》為其八書之一，亦可看出秉先父之意。
“漢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
„„主上明圣而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③ 可見司馬遷撰《史記》，亦有頌揚大漢盛德之意。
另一方面，班彪為《史記》著作《后傳》未成，便已去世。
班固對父親的《后傳》“所續前史未詳”、“所撰未盡一家”的缺憾，深感不安，便決心以西漢為斷限，著作《漢書》。
可見司馬遷與班固撰史的動機皆有繼承父業之意。
而班固先世婕妤是漢武帝的妃子，班氏世代受到漢王朝的重用。
因此班固著《漢書》也有意從儒家思想和道統著眼，宣揚漢朝威德。
“唯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揚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
”④ 就明顯有為漢朝歌功頌德的心意。
因此，司馬遷與班固撰述的動機都有為大漢王朝歌功頌德、潤色鴻業之意。
然而，和班固著史動機不同的是司馬遷著《史記》還有一個重要的動機就是把個人對歷史的認識，對個人身世浮沉的變化的感慨，對歷史上先賢偉人的崇敬而抒發心中的不平而作。
司馬遷強調“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所以隱忍茍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⑤ 二、體例內容 《史記》、《漢書》同為彪炳千秋的歷史巨著，體例上都是紀傳體。
《史記》首創紀傳體，內容有本紀、表、書、世家、列傳，這種體裁以帝王為中心記載歷史，適應了封建社會中央集權的政治需要，有利于君主獨尊地位的鞏固與加強，同時各體配合，可以容納豐富的內容，反映社會的各個方面。
《漢書》繼承發展了這一傳統，內容上有紀、表、志傳。
兩書作者都有深厚的文學造詣，文采斐然，使得兩部史學著作又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
不同的是史記是通史，寫的是自黃帝至西漢武帝時代3000年的興衰沿革；而漢書是斷代史——以朝代為斷限的史書。
此體裁創始于東漢史學家班固，他所著的《漢書》，寫高祖元年（前206年）到王莽地皇四年（23年）西漢王朝一朝230年的歷史。
班固的《漢書》也開創了我國以紀傳斷代為史的編撰體例。
此書一出，也對史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漢代以后，每換一個朝代，就修一部前朝的斷代史，到清便有“二十四史”的形式，除《史記》、《南史》、《北史》外，全部都是紀傳體的斷代史。
雖然《史記》包含的五體——本紀、表、書、世家和列傳并非都由司馬遷所創，但“司馬遷能夠綜合各體，將先秦各種萌芽狀態的史體，加以改造加工，歸于一部書中，使之互相配合，各盡其用，成為一個完整的綜合體系，從不同角度反映社會的基本狀況，這是史書所不曾有的。
”趙毅說：“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圍，信史家之極則也。
”⑥
三、史學思想 《史記》與《漢書》都出自卓絕的歷史學家之手，他們都具有史家的實錄精神和正義感，所以，兩部史書都歌頌了愛國主義精神和民族氣節。
兩部史書對于封建王朝的政治黑暗，帝王的荒淫、權奸的昏庸、外戚的專橫都有揭露批判。
不過，無論是歌頌，還是批判揭露，《漢書》都遠不如《史記》的廣度和力度。
這不僅因為《史記》是私修，《漢書》是官修；而且決定于作者的思想。
司馬遷是一位具有樸素唯物思想和進步歷史觀的偉大思想家，而班固則是一位受封建正統思想影響極深的儒者。
司馬遷創立了以人物為中心的述史體例，本身就體現了他重視人為作用的思想，“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就充分體現了他的思想。
而他也嘗試對歷史變化規律進行探討。
《漢書》也重視民生經濟，但它唯心思想教濃，且極力維護封建教條和封建倫理，與《史記》在一定程度上能為中下層人民的利益發言形成鮮明的對比。
四、敘事風格 《史記》的敘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稱的客觀敘述。
司馬遷作為敘述者，幾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論贊”部分，才作為評論者直接登場，表示自己的看法。
通過歷史事件的展開，通過不同人物在其歷史活動中的對比，實際也體現了敘述者的感情傾向。
這就是前人所說的“寓褒貶于敘事之中”。
這種含而不露的褒貶，是經由文學的感染來傳達的。
《漢書》的語言風格與《史記》恰好形成鮮明的對照。
它詳贍嚴密，工整凝煉，傾向排偶，又喜用古字，重視藻飾，崇尚典雅。
范曄說：“遷文直而事露，固文贍而事詳。
”⑦ 指出了《史》、《漢》的不同風格。
這也代表了漢代散文由散趨駢、由俗趨雅的大趨勢，值得注意。
喜歡駢儷典雅的文章風格的人，對《漢書》的評價甚至在《史記》之上。
綜上所述，《史記》《漢書》這兩部偉大的歷史著作各有所長，各有特色。
司馬遷思想解放、觀點新穎、批判性強；班固則謹守傳統、奉行儒教、歌頌皇權。
《漢書》來源于《史記》，堪稱為與《史記》比肩的體大思精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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