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文化散文對于當代中國文化重構的意義
摘要:當代中國面臨著自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危機——文化危機。
三十年來,中國在全球化浪潮下飛速發展的同時面臨著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以及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斷層所引發的社會文化空虛,加之對文化與教育重視不足造成當代中國文化重構缺乏必要條件和動力而難以展開。
在西方文化為核心的現代化沖擊之下,傳統與現代的文化斷層進一步擴大.當代中國政治一元化語境下,歷史文化觀念一元化對當代中國文化重構所依賴的文化歷史觀念多元化
產生了嚴重的束縛作用。
全球化對文化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的抑制和混亂的文化環境之下民眾缺少文化認同感和自我文化定位。
市場經濟催化下歷史文化觀念走向娛樂化。
社會思想中頑固的傳統文化心理制約著中國的現代化,現代文化有力圖徹底消滅傳統文化。
當代中國文化在這一系列的矛盾之中舉步維艱難以完成重構,更嚴重的是中國文化在可能因此而走向僵化和死亡。
對于這一需要漫長時間和思索來解決的問題,除了教育熏陶和文學反思,其他短期性行政措施都只是治標不治本。
在文學領域近幾年興起的歷史文化散文正是應當代文化的反思和重構而生因而對其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文化重構 傳統與現代 文化散文
討論歷史文化散文對與當代中國文化重構的意義。
首先必須明確當代中國文化為什么要重構,要回答這一問題則要從歷史演進的角度對中國文化所遭受的種種沖擊來說明。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面臨自西方而生的現代化的強力沖擊,始終在尋找如何實現傳統中國與現代中國之間尋求平衡穩定的過渡和完美的統一。
因為現代化對于西方是符合邏輯的發展趨勢,然而對于中國則是為生存所迫而做出的選擇,這導致了中國在各個社會層次都產生了文化斷裂。
中國人因此產生了一種對于傳統文化依戀而又痛恨,對現代文化崇拜而又排斥。
兩者相互激蕩是中國在不同的發展道路之間徘徊,中國也因此痛苦地走過百年追尋史,但仍未能完成之一目標。
**等政治家則力圖回避這一問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建立一個不同于西方現代化的社會主義中國,十年**和改革開放則徹底否定了這一設想。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以前回避的問題再次激化,頑強的傳統文化不斷制約著現代化的步伐,現代化的狂潮又不斷侵蝕著傳統文化的領地。
自九十年代全球化浪潮下文化民族性和地域性的退化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的文化傾銷更使得社會心理出現兩極分化,一部分民眾無法接受西方觀念對傳統文化的摧毀而走向復興國學全面排斥西方,而另一些民眾則走向崇拜西方甚至要求全面西化。
兩者的互相排斥必然使人們失去文化認同感和歸宿感并失去自我文化定位最終走向自我迷失。
改革開放下西方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的全面引入,使得傳統道德對欲望節制和延遲作用的消弱,民眾回避對中國文化現狀的思考而走入歷史文化的娛樂化。
這一系列的系列的消極影響將至使中國在無法真正拋棄進入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改革和開放的關鍵階段時真正拋棄“中西之爭”、“古今之辨”的陳舊思維模式,也不可能對于古今、中西的文化進行辨證吸收以完成在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領域向現代平穩的轉換又超越西方現代化弊端與傳統文化。
至于將兩者有點有機融合加以創新更是幻想了。
一旦走入上述結果,由于發展不平衡而產生的大量隱而不發的矛盾將一并激發,結果必然是社會的大倒退和文化的徹底解體。
這無疑是文化上的“亡國之禍”。
既然現今中國文化面臨如此嚴重的危機,那么應該如何重構呢?是不是來個文化“**”?實行休克療法的蘇聯便是“好榜樣”,現在的俄羅斯處于歷史虛無主義和文化崩潰時期,民眾心理嚴重失衡導致國家分裂主義和恐怖主義瘋狂發展,政府公信力也急劇下降。
中國這樣一個處于改革開放攻堅階段的大國,存在大量改革開放與發展中留下的潛在矛盾。
我們必須考慮文化的重構的速度與方式是否處于民眾和社會的承受能力之內。
有一點不能忽視,歷史與現實的巨大落差與現代社會觀念多元化之下,中國難以在短時內形成具有全社會威信的主導價值體系,面對傳統和現代的挑戰,通過行政、經濟、法律、政治等強制力革命式的向現代性狂奔是十分危險的。
現代性中的存在的后現代提倡解構一切,反對建構。
跳躍式地推動當代文化重構只會引發后現代主義的泛濫從而使得社會文化失范的加劇。
上面提到的手段只能進行物質和行為層面上的文化構建,文化重構的核心是觀念和思想的重建。
只重視前者只會文化的空虛化甚至反文化當代文化的重構只能以行政手段等作為文化外圍輔助,教育熏陶和文學反思為核心手段,讓民眾通過對歷史與現實的思考對傳統與現代有了客觀正確的認識并擁有明確的自我文化定位走出文化無意識并且對歷史文化娛樂化和西方文化有了理性認識鑒別出其中的利弊。
不得不承認的是實現這一目標需要解決以下幾個難題:第一:如何沖破政治語境下歷史文化觀念一元化,走向歷史文化觀念多元化,這是前提。
因為我國當代文化重構中過度強調政治穩定和意識形態訴求導致對中國文化和歷史反思難以展開。
第二:如何使民眾看到傳統與現代各自的實質與區別又看到其中的融通,這是核心。
第三:如何讓民眾在文化歷史娛樂化的現實中對其有清醒的認識并保持自身的文化定位,這是出發點。
從現狀來看,中國教育在政治化、利益化、應試化影響下未來幾十年內,都無法承擔當代文化重構的重任。
文學領域近幾年風行的文化散文是在當代中國文化人對文化現狀反思之下產生的,對當代文化的重構有重要意義。
既然歷史文化散文對于中國文化的重構有重要意義,那么其自身的特性一定對于當代文化的構建面對的問題的解決有作用。
首先歷史文化散文展現出一種不同于政治語境下歷史文化觀念的獨特而又深刻的歷史文化觀念。
這是歷史文化散文對當代中國文化重構產生重大意義的前提。
中國是唯一一個歷史未曾中斷的古國。
幾千年的史書延綿的發展和積淀使中國文化形成了完整而復雜的體系,中國文化的內核是在歷史演進中提煉和積累的。
要實現傳統和現代的有機融合從而完成有傳統到現代的平穩過渡,只有擺脫對中國歷史一元化的解讀,對中國傳統文化賴以生存的歷史重新解讀。
歷史文化散文恰好以一種野的一致的獨立的民間的歷史見解比起官方的和學究的,他少了一些刻板和形式化,也少了一些矯揉造作。
多的則是一份坦陳和正義。
因而它更能深入歷史本質扣問文化。
《東林悲風》中如此沉痛地傾訴:“他們是道德理想主義的獻身者,又是改革社會實踐上建樹碌碌的失敗者,他們是壯懷激烈的奇男子,又是愚忠循禮的士大夫,他們是飲譽天下的飽學之士,又是屬于權謀的政治稚童。
在他們身上陳顯出一種相當復雜的歷史和道德評判的二重奏,十七世紀的社會環境是他們走到了封建時代所能到達的最高峰,他們卻終于沒能跨越半步,只能以慘獵德冤獄喝毀家亡身的悲劇震撼人心,激勵后輩越出藩籬迎來新世紀的曙光”。
這無疑是東林人最生動的肖像,這平白如話的文字為我們展現了那些仁人志士們內心的矛盾與掙扎,他們對自身信仰的堅持和不屈中滲透的無奈和卑微。
這里沒有高大全的評語更沒有階級論之類的上綱上線,但他以文學審美的視角帶我們對東林黨人和他們所處的時代進行了冷靜和中肯的分析。
當作者寫到東林學者們面對當權者們的迫害時反而沒有普通大眾們堅決反抗,反而大談“死于王家,男兒常事”時,評價道;“這是一塊商風大漸,市民階層開始嶄露頭角的舞臺,但剛剛萌芽的商品經濟又深埋在封建經濟的土壤中,市民階層的腳跟也相當軟弱,他們只能附和在別人之中隱隱約約喊出自己的音樂”.這段文字全無“經濟基礎”、“上層建筑”和“某某主義”之類的陳詞濫調,卻直指歷史背后的真實,拋開了意識形態的訴求的遮遮掩掩和功利性追求。
還歷史以本來面目。
正是這樣獨特而又客觀的思想閃光才使讀者對官方歷史的盲從而產生自己對歷史的獨立理解,中國當代文化的重構只有在歷史文觀念多元化的背景下各種觀念自由抒發,在相互爭論中逐步打下基礎。
除了獨特的歷史文化觀念,歷史文化散文還有一種大歷史品格。
他將一切討論納入世界歷史的坐標中去觀照,帶領讀者在過去與現實,東方和西方之間穿梭。
這種品格超越政治、經濟、文化、的鴻溝讓讀者看到傳統與現代之間巨大的區別與千絲萬縷的聯系的并存。
更讓復古者看到歷史的陰暗,重洋者看到現代的虛偽。
當我們跟著夏堅勇《走進后院》見證了一代大儒王念孫在那個云蒸霞蔚和昏天暗地的乾隆四十年,看到圣主借玩著“清風明月”、“首發成濯”等文字游戲在江南文人里殺得桃紅柳綠杏花雨,后乞假歸里以畢生心力為經典做注而成就一代考據學大家時,也看到了法國的勒威耶和英國的亞當斯根據天體力學預言海王星的存在和位置。
夏先生贊嘆道“:他們的科學發現客觀上似乎缺乏可比性,但就其在各自的領域所達到的高度,就其治學的精深和嚴謹而言同樣令人嘆為觀止。”但與此同時他也指出了關鍵之處:“宏觀上看他們的色彩過于單調,應為他們畢竟生活在那個色彩相當繁復亦相當輝煌的十八十九世紀。
這種單調當然不能由他們自己負責,更何況他們中間已經有人在高呼了: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這段話真是春秋筆法微言大義,一針見血的指出那個時代傳統中國承受的慘無人道的思想迫害和中國人本性中難以去除的守舊心理給處于大變局之中的中國的命運產生多大影響,東方和西方就在這一兩百年里踏上決然不同的道路。
是必然還是偶然?難道傳統土壤里永遠生不出現代的果實?中國何時能走向思想自由的時代?中國人何時能夠大膽的走出祖先的陰影,看床自己的天地?這段簡單文字里充溢著無數作者對眾多問題的思考,也讓讀者陷入對中國傳統和西方的思索。
如果說《走進后院》讓我們學會拷問中西,《英雄賦》則是對現代社會的思索,作者在這里揭開了科技與民主包裝下現代社會的面紗:“這是一個普通人的時代,一個大家伙兒彼此彼此的時代,一個既沒有奇跡也沒有權威更沒有大喜大悲的時代,一個許多人白天忙著掙錢晚上坐在電視機點嗑瓜子的時代”,人們的生活:“太講究滋味又恰恰導致了味覺感官的退化,到處彌漫著一團混沌和曖昧的氣息”。
人們的情感:“我有諸多的不如意但絕沒有憤怒,因為我們表達憤怒的方式也要看別人的你暗色,也要別人畫圈同意”。
這一字字一句句無疑是現代社會的浮世繪,現代社會難道不是鋼鐵與信息焊接成的怪物嗎?人們創造了他,卻甘愿成為其奴隸,將一切交個它主宰。
在現代化武裝下看似偉大無比的人類其實是如此的無力和卑微,連笑和苦都不能控制。
這難道不是一個人不能決定自己的時代嗎?除了看到現代與傳統的各自區別,我們也應該發現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都是人創造的時代,無論有多大的鴻溝,兩者仍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還是《東林悲風》中作者看到一塊民國三十六年募捐重修東陵書院的記事碑,上面的募捐者以楊、榮、薛三姓居多,而他們的經歷大多以讀書入仕,而后又官商兼備成為儒商,到本世紀初夜開始棄絕官場興辦實業成為中國民族工業的巨子,作者意味深長的感嘆道:“一般的論者認為,明末東林黨人的崛起標志著舊時代的終結。
這固然是不錯的,但我認為這還不是新時代的起點。
重點和起點一步之遙,卻不是一兩代人所能完成的。
今天我站在東林書院的回廊里,突然產生一種奇特的聯想:中國的民族工業巨子為什么首先發端于江南?中國近代的工業巨子為什么出在無錫,是不是與面前這座書院有著某種割舍不開的淵源?或者說這募捐碑上的楊、榮、薛三大姓是不是可以看作東林后學”。
這段話無疑點出了東林書院的精神對近代的深遠的影響。
“對于一個人或一個群體來說,歷史評價總是有時限的而道德評價卻有著相當久遠的超越性,它留給后人的不在當時當地的是非功過而是為國為民的道義和良知,是中國知識分子那種積極入世、高標獨立的人格力量,這種人格力量鞭霆掣電、拔山貫日。”這段評論顯現出傳統精神的傳承對于中國人走入現代化的重要意義,以東林書院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從物質層面已經死去,但其內涵的體現人類偉岸的精神應該被我們繼承,他是我們現代文明賴以發展的精神支撐。
現代與傳統各有其弊端和區別,但從來都是相連的。
文化的重構應帶將兩者結合起來,以歷史和人類的胸襟容納他們。
最后歷史文化散文必須擁有一種“史識”,即對歷史和文化進行反思和批判的精神。
自中國文明史發端至今,中國人一直生活在文化無意識之中,這與中國人在長期小農生產中形成的實用理性與經驗主義密切相關,這是中國人很少反思自身文化也對此毫不關心。
這與中國當代文化的建構產生巨大沖突,因為文化的建構必須以在對過去文化與歷史傳統以及現在的文化的批判和繼承之上,這要求民眾必須對自身所處的文化和歷史背景進行反思。
現階段市場經濟的作用的擴大化導致人們生存壓力過大,精力過度透支,對文化和歷史較為淡漠甚至要求提升其娛樂化程度來緩解現代社會的壓力。
文化歷史散文通過作家對自身文化和歷史
的審視和追尋來激發民眾的思索,當人們從娛樂化的浮躁和文化無意識的空虛中走出來并真正的理解自己的文化的流變和實質,文化的重構才有落腳點和切入口。
《大運河傳》中作者對于對視了幾百年的長城和運河做出了獨到的見解:“古老的運河與同樣古老的長城默默對了幾多春秋。
這是雄邁與堅韌的對視,是高遠與深邃的對視,是冷峻與嫵媚的對視,是陽剛與陰柔的對視,是鐵馬秋風與杏花春雨的對視,是石破天驚的偉烈與世俗生活常態的對視”。
這一連串的排比是對這兩個中華史上的偉大工程最犀利的評判,這一評判拋去了過度藻飾的表面描寫而直擊其深層次的文化內涵,從而讀者則從另一種角度看到兩者的文化精髓。
在《石頭記》中作者為我們揭示了長久以來深藏于民族內心深處包公情結的原因:“一個西方哲學家說過‘產生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
我想,膜拜清官的人民大概就更不幸了,因為這種膜拜大抵不會是幸福的舞蹈,而是痛苦中的祈求。
在中國,反腐敗永遠是一個既古老而又現實的話題,至少在小民百姓的空間里,它的分量要比那些經邦濟國的改革綱領重要,也比那些不管產生了多大“轟動效應”的詩文辭章重要。
小民百姓關心的只是自己的衣食溫飽,他們的旗幟上用黑血寫成的大字:生存。
因此,為官的清廉和貪酷,往往成為他們對政治最樸素的評判。
至于這個“主義”和那個“主義”,大抵只是精英偉人們關心的事情”。
這是對中國人幾千年來的文化心理的深度解析,即中國人從來都是順民,他們從不要求民主和自治,只祈求統治者能仁慈一點點,少剝削他們一點點,高呼萬歲了,這段話生動了中國人對于政治的民族心理。
就是這樣的文字足以讓讀者如當頭棒喝,打開了蒙蔽著民眾心理的文化無意識,也讓民眾對文化和歷史不再僅僅把抱著娛樂的態度而是愿意走入文化和歷史深處,不斷的反思從而多一份人文憂思和對于歷史文化的責任感。
這無疑為當代中國文化的重構提供了立足點。
綜合上面論述,我們可以看到歷史文化散文以它獨特的歷史文化觀念為當代文化的建構提供了多元文化歷史觀念前提。
同樣,其深刻的反思批判意識也為當代文化的建構提供了突破口和切入點。
更重要的是,其所具備的大歷史品格使民眾真正對傳統和現代多了一份清醒和客觀的認識,讓他們在鑒別中將兩者融通并融入自己的自覺之中,這樣當代文化的重構才有可能真正實現。
盡管歷史文化散文目前仍有這樣或那樣的弊病,這只是一個新的文學題材不斷完善的過程中必然經歷的插曲,只要好好把握,它一定會對當代中國文化重構產生重大意義。
參考書目:作者:夏堅勇 作品:《長河如煙》(當代世界出版社)、,《曠世風華》(中國出版集團東方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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