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少年閏土
深藍的天空中掛著一輪金黃的圓月,下面是海邊的沙地,都種著一望無際的碧綠的西瓜。
其間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少年,項帶銀圈,手捏一柄鋼叉,向一匹猹盡力地刺去。
那猹卻將身一扭,反從他的胯下逃走了。
這少年便是閏土。
我認識他時,也不過十多歲,離現在將有三十年了;那時我的父親還在世,家景也好,我正是一個少爺。
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
這祭祀,說是三十多年才能輪到一回,所以很鄭重。
正月里供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講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很要防偷去。
我家只有一個忙月(我們這里給人做工的分三種:整年給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長工;按日給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種地,只在過年過節以及收租時候來給一定的人家做工的稱忙月),忙不過來,他便對父親說,可以叫他的兒子閏土來管祭器的。
我的父親允許了;我也很高興,因為我早聽到閏土這名字,而且知道他和我仿佛年紀,閏月生的,五行(xíng)缺土,所以他的父親叫他閏土。
他是能裝弶捉小鳥雀的。
我于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閏土也就到了。
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親告訴我,閏土來了,我便飛跑地去看。
他正在廚房里,紫色的圓臉,頭戴一頂小氈帽,頸上套一個明晃晃的銀項圈,這可見他的父親十分愛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許下愿心,用圈子將他套住了。
他見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沒有旁人的時候,便和我說話,于是不到半日,我們便熟識了。
我們那時候不知道談些什么,只記得閏土很高興,說是上城之后,見了許多沒有見過的東西。
第二日,我便要他捕鳥。
他說:“這不能。
須大雪下了才好,我們沙地上,下了雪,我掃出一塊空地來,用短棒支起一個大竹匾,撒下秕谷,看鳥雀來吃時,我遠遠地將縛在棒上的繩子只一拉,那鳥雀就罩在竹匾下了。
什么都有:稻雞,角雞,鵓鴣,藍背……”
我于是又很盼望下雪。
閏土又對我說:“現在太冷,你夏天到我們這里來。
我們日里到海邊撿貝殼去,紅的綠的都有,鬼見怕也有,觀音手也有。
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
“管賊嗎?”
“不是。
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個瓜吃,我們這里是不算偷的。
要管的是獾豬,刺猬,猹。
月亮地下,你聽,啦啦地響了,猹在咬瓜了。
你便捏了胡叉,輕輕地走去……”
我那時并不知道這所謂猹的是怎么一件東西——便是現在也不知道——只是無端地覺得狀如小狗而很兇猛。
“它不咬人嗎?”
“有胡叉呢。
走到了,看見猹了,你便刺。
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來,反從胯下竄了。
它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
我素不知道天下有這許多新鮮事:海邊有如許五色的貝殼;西瓜有這樣危險的經歷,我先前單知道它在水果店里出賣罷了。
“我們沙地里,潮汛要來的時候,就有許多跳魚兒只是跳,都有青蛙似的兩個腳……”
啊!閏土的心里有無窮無盡的稀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一朋友所不知道的。
閏土在海邊時,他們都和我一樣,只看見院子里高墻上的四角的天空。
可惜正月過去了,閏土須回家里去。
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廚房里,哭著不肯出門,但終于被他父親帶走了。
他后來還托他的父親帶給我一包貝殼和幾支很好看的鳥毛,我也曾送他一兩次東西,但從此沒有再見面。
《少年閏土》節選自魯迅1921年寫的短篇小說《故鄉》。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浙江紹興人,原名周樟壽,后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后改豫才,曾留學日本仙臺醫科專門校(現東北大學)。
著名文學家、思想家、民主戰士,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
2、范愛農
在東京的客店里,我們大抵一起來就看報。
學生所看的多是《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專愛打聽社會上瑣事的就看《二六新聞》。
一天早晨,辟頭就看見一條從中國來的電報,大概是:
“安徽巡撫恩銘被Jo Shiki Rin刺殺,刺客就擒。”
大家一怔之后,便容光煥發地互相告語,并且研究這刺客是誰,漢字是怎樣三個字。
但只要是紹興人,又不專看教科書的,卻早已明白了。
這是徐錫麟,他留學回國之后,在做安徽候補道,辦著巡警事物,正合于刺殺巡撫的地位。
大家接著就預測他將被極刑,家族將被連累。
不久,秋瑾6姑娘在紹興被殺的消息也傳來了,徐錫麟是被挖了心,給恩銘的親兵炒食凈盡。
人心很憤怒。
有幾個人便秘密地開一個會,籌集川資;這時用得著日本浪人了,撕烏賊魚下酒,慷慨一通之后,他便登程去接徐伯蓀的家屬去。
照例還有一個同鄉會,吊烈士,罵滿洲;此后便有人主張打電報到北京,痛斥滿政府的無人道。
會眾即刻分成兩派:一派要發電,一派不要發。
我是主張發電的,但當我說出之后,即有一種鈍滯的聲音跟著起來:
“殺的殺掉了,死的死掉了,還發什么屁電報呢。”
這是一個高大身材,長頭發,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總像在渺視。
他蹲在席子上,我發言大抵就反對;我早覺得奇怪,注意著他的了,到這時才打聽別人:說這話的是誰呢,有那么冷?認識的人告訴我說:他叫范愛農,是徐伯蓀的學生。
我非常憤怒了,覺得他簡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殺了,連打一個電報還害怕,于是便堅執地主張要發電,同他爭起來。
結果是主張發電的居多數,他屈服了。
其次要推出人來擬電稿。
“何必推舉呢?自然是主張發電的人羅······。
”他說。
我覺得他的話又在針對我,無理倒也并非無理的。
但我便主張這一篇悲壯的文章必須深知烈士生平的人做,因為他比別人關系更密切,心里更悲憤,做出來就一定更動人。
于是又爭起來。
結果是他不做,我也不做,不知誰承認做去了;其次是大家走散,只留下一個擬稿的和一兩個干事,等候做好之后去拍發。
從此我總覺得這范愛農離奇,而且很可惡。
天下可惡的人,當初以為是滿人,這時才知道還在其次;第一倒是范愛農。
中國不革命則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須將范愛農除去。
然而這意見后來似乎逐漸淡薄,到底忘卻了,我們從此也沒有再見面。
直到革命的前一年,我在故鄉做教員,大概是春末時候罷,忽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看見了一個人,互相熟視了不過兩三秒鐘,我們便同時說:——
“哦哦,你是范愛農!”
“哦哦,你是魯迅!”
不知怎地我們便都笑了起來,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
他眼睛還是那樣,然而奇怪,只這幾年,頭上卻有了白發了,但也許本來就有,我先前沒有留心到。
他穿著很舊的布馬褂,破布鞋,顯得很寒素。
談起自己的經歷來,他說他后來沒有了學費,不能再留學,便回來了。
回到故鄉之后,又受著輕蔑,排斥,迫害,幾乎無地可容。
現在是躲在鄉下,教著幾個小學生糊口。
但因為有時覺得很氣悶,所以也乘了航船進城來。
他又告訴我現在愛喝酒,于是我們便喝酒。
從此他每一進城,必定來訪我,非常相熟了。
我們醉后常談些愚不可及的瘋話,連母親偶然聽到了也發笑。
一天我忽而記起在東京開同鄉會時的舊事,便問他:——
“那一天你專門反對我,而且故意似的,究竟是什么緣故呢?”
“你還不知道?我一向就討厭你的,——不但我,我們。”
“你那時之前,早知道我是誰么?”
“怎么不知道。
我們到橫濱,來接的不就是子英和你么?你看不起我們,搖搖頭,你自己還記得么?”
我略略一想,記得的,雖然是七八年前的事。
那時是子英來約我的,說到橫濱去接新來留學的同鄉。
汽船一到,看見一大堆,大概一共有十多人,一上岸便將行李放到稅關上去候查檢,關吏在衣箱中翻來翻去,忽然翻出一雙繡花的弓鞋來,便放下公事,拿著仔細地看。
我很不滿,心里想,這些鳥男人,怎么帶這東西來呢。
自己不注意,那時也許就搖了搖頭。
檢驗完畢,在客店小坐之后,即須上火車。
不料這一群讀書人又在客車上讓起坐位來了,甲要乙坐在這位子,乙要丙去坐,做揖未終,火車已開,車身一搖,即刻跌倒了三四個。
我那時也很不滿,暗地里想:連火車上的坐位,他們也要分出尊卑來……。
自己不注意,也許又搖了搖頭。
然而那群雍容揖讓的人物中就有范愛農,卻直到這一天才想到。
豈但他呢,說起來也慚愧,這一群里,還有后來在安徽戰死的陳伯平烈士,被害的馬宗漢烈士;被囚在黑獄里,到革命后才見天日而身上永帶著匪刑的傷痕的也還有一兩人。
而我都茫無所知,搖著頭將他們一并運上東京了。
徐伯蓀雖然和他們同船來,卻不在這車上,因為他在神戶就和他的夫人坐車走了陸路了。
我想我那時搖頭大約有兩回,他們看見的不知道是那一回。
讓坐時喧鬧,檢查時幽靜,一定是在稅關上的那一回了,試問愛農,果然是的。
“我真不懂你們帶這東西做什么?是誰的?”
“還不是我們師母的?”他瞪著他多白的眼。
“到東京就要假裝大腳,又何必帶這東西呢?”
“誰知道呢?你問她去。”
到冬初,我們的景況更拮據了,然而還喝酒,講笑話。
忽然是武昌起義,接著是紹興光復。
第二天愛農就上城來,戴著農夫常用的氈帽,那笑容是從來沒有見過的。
“老迅,我們今天不喝酒了。
我要去看看光復的紹興。
我們同去。”
我們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滿眼是白旗。
然而貌雖如此,內骨子是依舊的,因為還是幾個舊鄉紳所組織的軍政府,什么鐵路股東是行政司長,錢店掌柜是軍械司長……。
這軍政府也到底不長久,幾個少年一嚷,王金發帶兵從杭州進來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會來。
他進來以后,也就被許多閑漢和新進的革命黨所包圍,大做王都督。
在衙門里的人物,穿布衣來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換上皮袍子了,天氣還并不冷。
我被擺在師范學校校長的飯碗旁邊,王都督給了我校款二百元。
愛農做監學,還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談閑天。
他辦事,兼教書,實在勤快得可以。
“情形還是不行,王金發他們。
”一個去年聽過我的講義的少年來訪我,慷慨地說,“我們要辦一種報來監督他們。
不過發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
還有一個是子英先生,一個是德清先生。
為社會,我們知道你決不推卻的。”
我答應他了。
兩天后便看見出報的傳單,發起人誠然是三個。
五天后便見報,開首便罵軍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員;此后是罵都督,都督的親戚、同鄉、姨太太……。
這樣地罵了十多天,就有一種消息傳到我的家里來,說都督因為你們詐取了他的錢,還罵他,要派人用手槍來打死你們了。
別人倒還不打緊,第一個著急的是我的母親,叮囑我不要再出去。
但我還是照常走,并且說明,王金發是不來打死我們的,他雖然綠林大學出身,而殺人卻不很輕易。
況且我拿的是校款,這一點他還能明白的,不過說說罷了。
選自《范愛農》,是現代文學家魯迅于1926年所寫的一篇回憶性散文。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浙江紹興人,原名周樟壽,后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后改豫才,曾留學日本仙臺醫科專門校(現東北大學)。
著名文學家、思想家、民主戰士,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
3、敬悼許地山先生
地山是我的最好的朋友。
以他的對種種學問好知喜問的態度,以他的對生活各方面感到的趣味,以他的對朋友的提攜輔導的熱誠,以他的對金錢利益的淡薄,他絕不像個短壽的人。
每逢我看見他的笑臉,握住他的柔軟而戴著一個翡翠戒指的手,或聽到他滔滔不斷地講說學問或故事的時候,我總會感到他必能活到八九十歲,而且相信若活到八九十歲,他必定還能像年輕的時候那樣有說有笑,還能那樣說干什么就干什么,永不駁回朋友的要求,或給朋友一點難堪。
地山竟自會死了——才將快到五十的邊兒上吧。
他是我的好友。
可是,我對于他的身世知道的并不十分詳細。
不錯,他確是告訴過我許多關于他自己的事情;可是,大部分都被我忘掉了。
一來是我的記性不好;二來是當我初次看見他的時候,我就覺得“這是個朋友”,不必細問他什么;即使他原來是個強盜,我也只看他可愛;我只知道面前是個可愛的人,就是一點也不曉得他的歷史,也沒有任何關系!況且,我還深信他會活到八九十歲呢。
讓他講那些有趣的故事吧,讓他說些對種種學術的心得與研究方法吧;至于他自己的歷史,忙什么呢?等他老年的時候再說給我聽,也還不遲啊!
可是,他已經死了!
我知道他是福建人。
他的父親做過臺灣的知府——說不定他就生在臺灣。
他有一位舅父,是個很有才而后來做了不十分規矩的和尚的。
由這位舅父,他大概自幼就接近了佛說,讀過不少的佛經。
還許因為這位舅父的關系,他曾在仰光一帶住過,給了他不少后來寫小說的資料。
他的妻早已死去,留下一個小女孩。
他手上的翡翠戒指就是為紀念他的亡妻的。
從英國回到北平,他續了弦。
這位太太姓周,我曾在北平和青島見到過。
以上這一點:事實恐怕還有說得不十分正確的地方,我的記性實在太壞了!記得我到牛津去訪他的時候,他告訴了我為什么老戴著那個翡翠戒指;同時,他說了許許多多關于他的舅父的事。
是的,清清楚楚的我記得他由述說這位舅父而談到禪宗的長短,因為他老人家便是禪宗的和尚。
可是,除了這一點,我把好些極有趣的事全忘得一干二凈;后悔沒把它們都筆記下來!
我認識地山,是在二十年前了。
那時候,我的工作不多,所以常到一個教會去幫忙,做些“社會服務”的事情。
地山不但常到那里去,而且有時候住在那里,因此我認識了他。
我呢,只是個中學畢業生,什么學識也沒有。
可是地山在那時候已經在燕大畢業而留校教書,大家都說他是個很有學問的青年。
初一認識他,我幾乎不敢希望能與他為友,他是有學問的人哪!可是,他有學問而沒有架子,他愛說笑話,村的雅的都有;他同我去吃八個銅板十只的水餃,一邊吃一邊說,不一定說什么,但總說得有趣。
我不再怕他了。
雖然不曉得他有多大的學問,可是的確知道他是個極天真可愛的人了。
一來二去,我試著步去問他一些書本上的事;我生怕他不肯告訴我,因為我知道有些學者是有這樣脾氣的:他可以和你交往,不管你是怎樣的人;但是一提到學問,他就不肯開口了。
不是他不肯把學問白白送給人,便是不屑于與一個沒學問的人談學問——他的神態表示出來,跟你來往已是降格相從,至于學問之事,哈哈……但是,地山絕對不是這樣的人。
他愿意把他所知道的告訴人,正如同他愿給人講故事。
他不因為我向他請教而輕視我,而且也并不板起面孔表示他有學問。
和談笑話似的,他知道什么便告訴我什么,沒有矜持,沒有厭倦,教我佩服他的學識,而仍認他為好友。
學問并沒有毀壞了他的為人,像那些氣焰千丈的“學者”那樣,他對我如此,對別人也如此;在認識他的人中,我沒有聽到過背地里指摘他,說他不夠個朋友的。
不錯,朋友們也有時候背地里講究他;誰能沒有些毛病呢。
可是,地山的毛病是只使朋友們又氣又笑的那一種,絕無損于他的人格。
他不愛寫信。
你給他十封信,他也未見得答復一次;偶爾回答你一封,也只是幾個奇形怪狀的字,寫在一張隨手拾來的破紙上。
我管他的字叫做雞爪體,真是難看。
這也許是他不愿寫信的原因之一吧?另一毛病是不守時刻。
口頭的或書面的通知,何時開會或何時集齊,對他絕不發生作用。
只要他在圖書館中坐下,或和友人談起來,就不用再希望他還能看看鐘表。
所以,你設若不親自拉他去赴會就約,那就是你的過錯;他是永遠不記著時刻的。
一九二四年初秋,我到了倫敦,地山已先我數日來到。
他是在美國得了碩士學位,再到牛津繼續研究他的比較宗教學的;還未開學,所以先在倫敦住幾天,我和他住在了一處。
他正用一本中國小商店里用的粗紙賬本寫小說,那時節,我對文藝還沒有發生什么興趣,所以就沒大注意他寫的是哪一篇。
幾天的工夫,他帶著我到城里城外玩耍,把倫敦看了一個大概。
地山喜歡歷史,對宗教有多年的研究,對古生物學有濃厚的興趣。
由他領著逛倫敦,是多么有趣、有益的事呢!同時,他絕對不是“月亮也是外國的好”的那種留學生。
說真的,他有時候過火地厭惡外國人。
因為要批判英國人,他甚至于連英國人有禮貌,守秩序,和什么喝湯不準出響聲,都看成愚蠢可笑的事。
因此,我一到倫敦,就借著他的眼睛看到那古城的許多寶物,也看到它那陰暗的一方面,而不至糊糊涂涂地斷定倫敦的月亮比北平的好了。
不久,他到牛津去入學。
暑假寒假中,他必到倫敦來玩幾天。
“玩”這個字,在這里,用得很妥當,又不很妥當。
當他遇到朋友的時候,他就忘了自己:朋友們說怎樣,他總不駁回。
去到東倫敦買黃花木耳,大家做些中國飯吃?好!去逛動物園?好!玩撲克牌?好!他似乎永遠沒有憂郁,永遠不會說“不”。
不過,最好還是請他閑扯。
據我所知道的,除各種宗教的研究而外,他還研究人學、民俗學、文學、考古學;他認識古代錢幣,能鑒別古畫,學過梵文與巴利文。
請他閑扯,他就能——舉個例說——由男女戀愛扯到中古的禁欲主義,再扯到原始時代的男女關系。
他的故事多書本上的佐證也豐富。
他的話一會兒低降到販夫走卒的俗野,一會兒高飛到學者的深刻高明。
他談一整天并不見倦容,大家聽一天也不感疲倦。
不過,你不要讓他獨自溜出去。
他獨自出去,不是到博物院,必是入圖書館。
一進去,他就忘了出來。
有一次,在上午八九點鐘,我在東方學院的圖書館樓上發現了他。
到吃午飯的時候,我去喚他,他不動。
一直到下午五點,他才出來,還是因為圖書館已到關門的時間的緣故。
找到了我,他不住地喊“餓”,是啊,他已餓了十點鐘。
在這種時節,“玩”字是用不得的。
牛津不承認他的美國的碩士學位,所以他須花二年的時光再考碩士。
他的論文是《法華經》的介紹,在預備這本論文的時候,他還寫了一篇相當長的文章,在世界基督教大會上去宣讀。
這篇文章的內容是介紹道教。
在一般的浮淺傳教士心里,中國的佛教與道教不過是與非洲黑人或美洲紅人所信的原始宗教差不多。
地山這篇文章使他們聞所未聞,而且得到不少宗教學學者的稱贊。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七日
老舍(1899—1966),原名舒慶春,字舍予,北京人。
1924年赴英國,任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中語言講師,同時進行文學創作。
1937年,其代表作優秀長篇小說《駱駝祥子》問世。
1944年開始創作以淪陷了的北平為背景的長篇巨著《四世同堂》。
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他“人民藝術家”稱號。
4、風箏
童年的時候,我們這些孩子,最大的快樂就是做風箏,放風箏。
在蘆塘里拔幾根細葦,再找來幾張紙,我們便做起風箏來。
做一個蝴蝶樣的吧。
我們精心做著,心中充滿了憧憬和希望。
風箏做好了,卻什么也不像了。
我們依然快活,把它叫做“幸福鳥”,還把我們的名字寫在上面。
我們去放風箏。
一個人用手托著,另一個人牽著線,站在遠遠的地方,說聲“放”,那線一緊一松,風箏就凌空飛起,漸漸高過樹梢了。
牽線人飛快地跑起來。
風箏越飛越高,在空中翩翩飛舞著,我們快活地喊叫著,在田野里拼命地奔跑。
村里人看見了,說:“放得這么高!”
從早晨玩到下午,我們還是歇不下來,牽著風箏在田野里奔跑。
風箏越飛越高,似乎飛到了云彩上。
忽然吹來一陣風,線嘣地斷了。
風箏在空中抖動了一下,便極快地飛走了。
我們大驚失色,千呼萬喚,那風箏越來越小,倏地便沒了蹤影。
我們都哭了,在田野里四處尋找,找了半個下午,還是沒有蹤影。
我們垂頭喪氣地坐在田埂上,一抬頭,看見遠遠的水面上半沉半浮著一個巨大的木輪,不停地轉著,將水揚起來,半圈兒水在閃著白光。
那是我們村的水磨坊。
“那兒找過了嗎?”
“沒找過,說不定‘幸福鳥’就落在那兒呢。
”大家說。
我們向那房子跑去,繼續尋找我們的“幸福鳥”……
《風箏》是賈平凹所作的一篇散文,原題為《風箏——孩提記事》。
賈平凹,1952年2月21日生于陜西省商洛市丹鳳縣棣花鎮,當代作家。
現為全國人大代表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陜西省作家協會主席、西安市文聯主席、《延河》 《美文》雜志主編。
出版作品有《賈平凹文集》24卷,代表作有《廢都》 《秦腔》
《古爐》 《高興》 《帶燈》 《老生》 《極花》 《山本》等長篇小說16部。
中短篇小說《黑氏》 《**地》 《五魁》及散文《丑石》
《商州三錄》 《天氣》等。
作品曾獲得國家級文學獎五次,即“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全國優秀散文(集)獎”;另獲“華語傳媒文學大獎”“施耐庵文學獎”“老舍文學獎”“冰心散文獎”“朱自清散文獎”“人民文學獎”等50余次;
并獲美國“美孚飛馬文學獎”,法國“費米娜文學獎”,香港“紅樓夢·世界華人長篇小說獎”,首屆北京大學“王默人-周安儀世界華文文學獎”,法國“法蘭西文學藝術騎士勛章”。
5、飄零
一個秋夜,我和P坐在他的小書房里,在暈黃的電燈光下,談到W的小說。
他還在河南吧?C大學那邊很好吧?我隨便問著。
不,他上美國去了。
美國?做什么去?
你覺得很奇怪吧?--波定謨約翰郝勃金醫院打電報約他做助手去。
哦!就是他研究心理學的地方!他在那邊成績總很好?--這回去他很愿意吧?
不見得愿意。
他動身前到北京來過,我請他在啟新吃飯;
他很不高興的樣子。
這又為什么呢?
他覺得中國沒有他做事的地方。
他回來才一年呢。
C大學那邊沒有錢吧?
不但沒有錢,他們說他是瘋子!
瘋子!
我們默然相對,暫時無話可說。
我想起第一回認識W的名字,是在《新生》雜志上。
那時我在P大學讀書,W也在那里。
我在《新生》上看見的是他的小說;但一個朋友告訴我,他心理學的書讀得真多;P大學圖書館里所有的,他都讀了。
文學書他也讀得不少。
他說他是無一刻不讀書的。
我第一次見他的面,是在P大學宿舍的走道上;他正和朋友走著。
有人告訴我,這就是W了。
微曲的背,小而黑的臉,長頭發和近視眼,這就是W了。
以后我常常看他的文字,記起他這樣一個人。
有一回我拿一篇心理學的譯文,托一個朋友請他看看。
他逐一給我改正了好幾十條,不曾放松一個字。
永遠的慚愧和感謝留在我心里。
我又想到杭州那一晚上。
他突然來看我了。
他說和P游了三日,明早就要到上海去。
他原是山東人;這回來上海,是要上美國去的。
我問起哥侖比亞大學的《心理學,哲學,與科學方法》雜志,我知道那是有名的雜志。
但他說里面往往一年沒有一篇好文章,沒有什么意思。
他說近來各心理學家在英國開了一個會,有幾個人的話有味。
他又用鉛筆隨便的在桌上一本簿子的后面,寫了《哲學的科學》一個書名與其出版處,說是新書,可以看看。
他說要走了。
我送他到旅館里。
見他床上攤著一本《人生與地理》,隨便拿過來翻著。
他說這本小書很著名,很好的。
我們在暈黃的電燈光下,默然相對了一會,又問答了幾句簡單的話;我就走了。
直到現在,還不曾見過他。
他到美國去后,初時還寫了些文字,后來就沒有了。
他的名字,在一般人心里,已如遠處的云煙了。
我倒還記著他。
兩三年以后,才又在《文學日報》上見到他一篇詩,是寫一種清趣的。
我只念過他這一篇詩。
他的小說我卻念過不少;最使我不能忘記的是那篇《雨夜》,是寫北京人力車夫的生活的。
W是學科學的人,應該很冷靜,但他的小說卻又很熱很熱的。
這就是W了。
選自朱自清散文《飄零》。
朱自清(1898年11月22日—1948年8月12日),原名自華,號秋實,后改名自清,字佩弦。
中國近代散文家、詩人、學者、民主戰士。
原籍浙江紹興,出生于江蘇省東海縣(今連云港市東海縣平明鎮),后隨祖父、父親定居揚州,自稱“我是揚州人”。
代表作《背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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