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這篇文章應該叫《流放者的土地》
東北終究是東北，現在已是盛夏的尾梢，江南的西瓜早就收藤了，而這里似乎還剛剛開旺，大路邊高高低低地延綿著一堵用西瓜砌成的墻，瓜農們還在從綠油油的瓜地里一個個捧出來往上面堆。
買了好幾個搬到車上，先切開一個在路邊啃起來。
一口下去又是一驚，竟是我平生很少領略過的清爽和甘甜！
這里的天藍得特別深，因此把白云襯托得銀亮而富有立體感。
藍天白云下面全是植物，有莊稼，也有自生自滅的花草。
與大西北相比，這里一點也不荒瘠；但與江南相比，這里又缺少了那些溫馨而精致的曲曲彎彎，透著點兒蒼涼和浩茫。
這片土地，竟然會蘊藏著這么多的甘甜嗎？
我提這個問題的時候心頭不禁一顫，因為我正站在從牡丹江到鏡泊湖去的半道上，腳下是黑龍江省寧安縣，清代稱之為“寧古塔”的所在。
只要對清史稍有涉獵的讀者都能理解我的心情。
在漫長的數百年間，不知有多少“犯人”的判決書上寫著：“流放寧古塔。”
有那么多的朝廷大案以它作為句點，因此“寧古塔”這三個字成了全國官員心底最不吉利的符咒。
任何人都有可能一夜之間與這里產生終身性的聯結，就像墮入一個漆黑的深淵，不大可能再泅得出來。
金鑾殿離這里很遠又很近，因此這三個字常常悄悄地潛入高枕錦衾間的噩夢，把那么多的人嚇出一身身冷汗。
清代統治者特別喜歡流放江南人，因此這塊土地與我的出生地和謀生地也有著很深的緣分。
幾百年前的江浙口音和現在一定會有不少差別了吧，但是，云還是這樣的云，天還是這樣的天。
地可不是這樣的地。
有一本叫做《研堂見聞雜記》的書上寫道，當時的寧古塔幾乎不是人間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惡獸吃掉，甚至被餓昏了的當地人分而食之，能活下來的不多。
當時另有一個著名的流放地叫尚陽堡，也是一個讓人毛骨悚然的地方，但與寧古塔一比，尚陽堡還有房子可住，還能活得下來，簡直好到天上去了。
也許有人會想，有塔的地方總該有點文明的遺留吧？這就搞錯了。
寧古塔沒有塔，這三個字完全是滿語的音譯，意為“六個”（“寧古”為“六”，“塔”為“個”），據說很早的時候曾有兄弟六人在這里住過，而這六個人可能還與后來的清室攀得上遠親。
由寧古塔又聯想到東北其他幾個著名的流放地，例如，今天的沈陽（當時稱盛京）、遼寧開原市（當時的尚陽堡）、齊齊哈爾（當時稱卜魁）等處。
我，又想來觸摸中國歷史身上某些讓人不大舒服的部位了。
中國古代歷朝對犯人的懲罰，條例繁雜，但粗粗說來無外乎打、殺、流放三種。
打是輕刑，殺是極刑，流放“不輕不重”，嵌在中間。
打的名堂就很多，打的工具（如鞭、杖之類）、方式和數量都不一樣。
民間罪犯姑且不論，即便在朝堂之上，也時時刻刻晃動著被打的可能。
再道貌岸然的高官，再斯文儒雅的學者，從小接受“非禮勿視”的教育，舉手投足蘊藉有度，剛才站到殿堂中央來講話時還細聲慢氣地調動一連串深奧典故，用來替代一切世俗詞匯，突然不知是哪句話講錯了，立即被一群宮廷侍衛按倒在地，在眾目睽睽之下被一五一十地打將起來。
蒼白的肌肉，殷紅的鮮血，不敢大聲發出的哀號，亂作一團的白發，強烈地提醒著端立在一旁的其他文武官員：你們說到底只是一種生理性的存在；用思想來辯駁思想，以理性來面對理性，從來沒有那回事兒。
殺的花樣就更多了。
我早年在一本舊書中讀到嘉慶朝廷如何殺戮一個行刺者的具體記述，好幾天都吃不下飯。
后來我終于對其他殺人花樣也有所了解了，真希望我們下一代不要再有人去知道這些事情。
他們的花樣，是把死這件事情變成一個可供細細品味、慢慢咀嚼的漫長過程。
在這一過程中，組成人的一切器官和肌膚全部成了痛苦的由頭，因此受刑者只能怨恨自己竟然是個人。
我相信中國的宮廷官府所實施的殺人辦法，是人類成為人類以來百十萬年間最為殘酷的自戕游戲，即便是豺狼虎豹在旁看了也會瞠目結舌。
殘忍，對統治者來說，首先是一種恐嚇，其次是一種快感。
越到后來，恐嚇的成分越來越少，而快感的成分則越來越多。
這就變成了一種心理毒素，掃蕩著人類的基本尊嚴。
統治者以為這樣便于統治，卻從根本上摧殘了中華文明的人性、人道基礎。
這個后果非常嚴重，直到已經廢止酷刑的今天，還沒有恢復過來。
現在可以說說流放了。
與殺相比，流放是一種長時間的折磨。
死了倒也罷了，可怕的是人還活著，種種殘忍都要用心靈去一點點消受，這就比死都繁難了。
就以當時流放東北的江南人和中原人來說，最讓人受不了的是流放的株連規模。
有時不僅全家流放，而且禍及九族，所有遠遠近近的親戚，甚至包括鄰里，全都成了流放者，往往是幾十人、百余人的隊伍，浩浩蕩蕩。
別以為這樣熱熱鬧鬧一起遠行并不差，須知道這些幾天前還是錦衣玉食的家都已被查抄，家產財物蕩然無存，而且到流放地之后做什么也早已定下，如“賞給出力兵丁為奴”、“給披甲人為奴”，等等，連身邊的孩子也都已經是奴隸。
一路上怕他們逃走，便枷鎖千里。
我在史料中見到這樣一條記載：明宣德八年，一次有一百七十名犯人流放到東北，死在路上的就有三分之二，到東北只剩下五十人。
好不容易到了流放地，這些奴隸分配給了主人，主人見美貌的女性就隨意糟蹋，怕其丈夫礙手礙腳就先把其丈夫殺了。
流放人員那么多用不了，選出一些女的賣給娼寮，選出一些男的去換馬。
最好的待遇是在所謂“官莊”里做苦力，當然也完全沒有自由。
照清代被流放的學者吳兆騫記述，“官莊人皆骨瘦如柴”、“一年到頭，不是種田，即是打圍、燒石灰、燒炭，并無半刻空閑日子”。
在一本叫《絕域紀略》的書中描寫了流放在那里的江南女子汲水的鏡頭：“舂馀即汲，霜雪井溜如山，赤腳單衣悲號于肩擔者，不可紀，皆中華富貴家裔也。”
在這些可憐的汲水女里面，肯定有著不少崔鶯鶯和林黛玉，昨日的嬌貴矜持根本不敢再回想，連那點哀怨悱惻的戀愛悲劇，也全都成了奢侈。
康熙時期的詩人丁介曾寫過這樣兩句詩：
南國佳人多塞北，
中原名士半遼陽。
這里該包含著多少讓人不敢細想的真正大悲劇啊！詩句或許會有些夸張，但當時中原各省在東北流放地到了“無省無人”的地步是確實的。
據李興盛先生統計，單單清代東北流人（其概念比流放犯略大），總數在一百五十萬以上。
普通平民百姓很少會被流放，因而其間“名士”和“佳人”的比例確實不低。
如前所說，這么多人中，很大一部分是株連者，這個冤屈就實在太大了。
那些遠親，可能根本沒見過當事人，他們的親族關系要通過老一輩曲曲折折的比畫才能勉強理清，現在卻一股腦兒都被趕到了這兒。
在統治者看來，中國人都不是個人，只是長在家族大樹上的葉子，一片葉子看不順眼了，證明從根上就不好，于是一棵大樹連根兒拔掉。
我看“株連”這兩個字的原始含義就是這樣來的。
樹上葉子那么多，不知哪一片會出事而禍及自己，更不知自己的一舉一動什么時候會危害到整棵大樹，于是只能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如此這般，中國怎么還會有獨立的個體意識呢？
我們也見過很多心底明白而行動窩囊的人物：有的事，他們如果按心底所想的再堅持一下，就堅持出人格來了；但皺眉一想妻兒老小、親戚朋友，也就立即改變了主意。
既然大樹上沒有一片葉子敢于面對風的吹拂、露的浸潤、霜的飄灑，那么，整個樹林也便成了沒有風聲鳥聲的死林。
我常常設想，那些當事人在東北流放地遇見了以前從來沒有聽見過、這次卻因自己而罹難的遠房親戚，該會說什么話，有何種表情？而那些遠房親戚又會作什么反應？
當事人極其內疚是毫無疑問的，但光內疚夠嗎？而且內疚什么呢？他或許會解釋一下案情，但他真能搞得清自己的案情嗎？
能說清自己案情的是流放者中那一部分真正的反清斗士。
還有一部分屬于宮廷內部鉤心斗角的失敗者，他們大體也說得清自己流放的原因。
最說不清楚的是那些文人，不小心沾上了文字獄、科場案，一夜之間成了犯人，與一大群受株連者一起跌跌撞撞地發配到東北來了，他們大半搞不清自己的案情。
文字獄的無法說清已有很多人寫過，不想再說什么了。
科場案是針對科舉考試中的作弊嫌疑而言的，牽涉面更大。
明代以降，特別是清代，壅塞著接二連三的所謂科場案，好像魯迅的祖父后來也挨到了這類案子——幸好沒有全家流放，否則我們就沒有《阿Q正傳》好讀了。
依我看，科場中真作弊的有，但是很大一部分是被恣意夸大甚至無中生有的。
例如，一六五七年發生過兩個著名的科場案，被殺、被流放的人很多。
我們不妨選其中較嚴重的一個即所謂“南闈科場案”稍稍多看幾眼。
一場考試過去，發榜了，沒考上的士子們滿腹牢騷，議論很多。
被說得最多的是考上舉人的安徽青年方章鉞，可能與主考大人是遠親，即所謂“聯宗”吧，理應回避，不回避就有可能作弊。
落第考生的這些道聽途說被一位官員聽到了，就到順治皇帝那里奏了一本。
順治皇帝聞奏后立即下旨，正副主考一并革職，把那位考生方章鉞捉來嚴審。
這位安徽考生的父親叫方拱乾，也在朝中做著官，上奏說我們家從來沒有與主考大人聯過宗，聯宗之說是誤傳，因此用不著回避，以前幾屆也考過，朝廷可以調查。
本來這是一件很容易調查清楚的事情，但麻煩的是，皇帝已經表了態，而且已把兩個主考革職了，如果真的沒有聯過宗，皇帝的臉往哪兒擱？
因此朝廷上下一口咬定，你們兩家一定聯過宗，不可能不聯宗，沒理由不聯宗，為什么不聯宗？不聯宗才怪呢！既然肯定聯過宗，那就應該在子弟考試時回避，不回避就是犯罪。
刑部花了不少時間琢磨這個案子，再琢磨皇帝的心思，最后心一橫，擬了個處理方案上報，大致意思無非是，正副主考已經激起圣怒，被皇帝親自革了職，那就干脆處死算了，把事情做到底別人也就沒話說了；至于考生方章鉞，朝廷不承認他是舉人，作廢。
這個處理方案送到了順治皇帝那里。
大家原先以為皇帝也許會比刑部寬大一點，做點姿態，沒想到皇帝的回旨極其可怕：正副主考斬首，沒什么客氣的；還有他們統領的其他所有考官到哪里去了？一共十八名，全部絞刑，家產沒收，他們的妻子兒女一概罰做奴隸。
聽說已經死了一個姓盧的考官了？算他幸運，但他的家產也要沒收，他的妻子兒女也要去做奴隸。
還有，就讓那個安徽考生不做舉人算啦？不行，把八個考取的考生全都收拾一下，他們的家產也應全部沒收，每人狠狠打上四十大板。
更重要的是，他們這群考生的父母、兄弟、妻子，要與這幾個人一起，全部流放到寧古塔！（參見《清世祖實錄》卷一百二十一）
這就是典型的中國古代判決，處罰之重，到了完全離譜的程度。
不就是僅僅一位考生與主考官有點沾親帶故的嫌疑嗎？他父親出面已經把嫌疑排除了，但結果還是如此慘烈，而且牽涉的面又如此之大。
這二十個考官應該是當時中國第一流的學者，居然不明不白地全部殺掉，他們的家屬隨之遭殃。
這種暴行，今天想來還令人發指。
這中間，唯一能把嫌疑的來龍去脈說得稍稍清楚一點的只有安徽考生一家——方家，其他被殺、被打、被流放的人可能連基本緣由也一無所知。
但不管，刑場上早已頭顱滾滾、血跡斑斑，去東北的路上也已經排成長隊。
這些考生的家屬在長途跋涉中想到前些天身首異處的那二十來個大學者，心也就平下來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何況人家那么著名的人物臨死前也沒吭聲，要我冒出來喊冤干啥？
這是中國人面臨最大的冤屈和災難時的慣常心理邏輯。
一切理由都沒什么好問的，就算是遇到了一場自然災害。
我亦飄零久。
十年來，深恩負盡，死生師友。
宿昔齊名非忝竊，試看杜陵消瘦。
曾不減，夜郎僝僽。
薄命長辭知己別，問人生到此凄涼否？千萬恨，從君剖。
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時，冰霜摧折，早衰蒲柳。
詞賦從今須少作，留取心魂相守。
但愿得，河清人壽。
歸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傳身后。
言不盡，觀頓首。
不知讀者諸君讀了這兩首詞作何感想，反正納蘭容若當時剛一讀完就聲淚俱下，對顧貞觀說：“給我十年時間吧，我當做自己的事來辦，今后你完全不用再叮囑我了。”
顧貞觀一聽急了：“十年？他還有幾年好活？五年為期，好嗎？”
納蘭容若擦著眼淚點了點頭。
經過很多人的努力，吳兆騫終于被贖了回來。
我常常想，今天東北人的豪爽、好客、重友情、講義氣，一定與流放者們的精神遺留有某種關聯。
流放，創造了一個味道濃厚的精神世界，使我們得惠至今。
在享受友情之外，流放者還想干一點自己想干的事情。
由于氣候和管理方面的原因，流放者也有不少空余時間。
有的地方，甚至處于一種放任自流的狀態。
這就給了文化人一些微小的自我選擇的機會。
我，總要做一點別人不能替代的事情吧？總要有一些高于撿野菜、拾馬糞、燒石灰、燒炭的行為吧？想來想去，這種事情和行為，都與文化有關。
因此，這也是一種回歸，不是地理意義上的而是文化意義上的回歸。
比較常見的是教書，例如，洪皓曾在曬干的樺葉上默寫出《四書》，教村人子弟；張邵甚至在流放地開講《大易》，“聽者畢集”；函可作為一位佛學家利用一切機會傳授佛法。
其次是教耕作和商賈，例如，楊越就曾花不少力氣在流放地傳播南方的農耕技術，教當地人用“破木為屋”來代替原來的“掘地為屋”，又讓流放者用隨身帶的物品與當地土著交換漁牧產品，培養了初步的市場意識，同時又進行文化教育，幾乎是全方位地推動了這塊土地上文明的進步。
文化素養更高一點的流放者則把東北作為自己進行文化考察的對象，并把考察結果留諸文字，至今仍為地域文化研究者所鐘愛。
例如，方拱乾所著《寧古塔志》，吳桭臣所著《寧古塔紀略》，張縉彥所著《寧古塔山水記》，楊賓所著《柳邊紀略》，英和所著《龍沙物產詠》，等等，這些著作具有很高的歷史學、地理學、風俗學、物產學等多方面的學術價值。
我們知道，中國古代的學術研究除了李時珍、徐霞客等少數例外，多數習慣于從書本來到書本去，缺少野外考察精神，致使我們的學術傳統至今還常缺乏實證意識。
這些流放者卻在艱難困苦之中克服了這種弊端，寫下了中國學術史上讓人驚喜的一頁。
他們腳下的這塊土地給了他們那么多無告的陌生，那么多絕望的辛酸，但他們卻無意怨恨它，而用溫熱的手掌撫摸著它，讓它感受文明的熱量，使它進入文化的史冊。
在這方面，有幾個代代流放的南方家族所起的作用特別大。
例如，清代浙江的呂留良家族，安徽的方拱乾、方孝標家族，浙江的楊越、楊賓父子等。
近代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在民國初年曾說到因遭文字獄而世代流放東北的呂留良（呂用晦）家族的貢獻：“后裔多以塾師、醫藥、商販為業。
土人稱之曰老呂家，雖為臺隸，求師者必于呂氏，諸犯官遣戍者，必履其庭，故土人不敢輕，其后裔亦未嘗自屈也。
”“齊齊哈爾人知書，由呂用晦后裔謫戍者開之。”
說到方家，章太炎說：“初，開原、鐵嶺以外皆胡地也，無讀書識字者。
寧古塔人知書，由孝標后裔謫戍者開之。
”（《太炎文錄續編》）當代歷史學家認為，太炎先生的這種說法，史實可能有所誤，評價可能略嫌高，但肯定兩個家族在東北地區文教上的啟蒙之功，是完全不錯的。
且看歷來流離失所的災民，有幾個問清過臺風形成的原因和山洪暴發的理由？算啦，低頭干活吧，能這樣就不錯啦。
災難，對于常人而言也就是災難而已，但對文人而言就不一樣了。
在災難降臨之初，他們會比一般人更緊張、更痛苦，但在渡過這一關口之后，他們中一部分人的文化意識有可能覺醒，開始面對災難尋找生命的底蘊。
以前的價值系統也可能被解構，甚至解構得比較徹底。
有些文人，剛流放時還端著一副孤忠之相，等著哪一天圣主來平反昭雪。
有的則希望自己死后有一位歷史學家來說兩句公道話。
但是，茫茫的塞外荒原否定了他們，浩浩的北國寒風嘲笑著他們。
流放者都會記得宋金戰爭期間，南宋的使臣洪皓和張邵被金人流放到黑龍江的事跡。
洪皓和張邵算得上為大宋朝廷爭氣的了，在撿野菜充饑、拾馬糞取暖的情況下還凜然不屈。
出人意料的是，這兩人在東北為宋廷受苦受難十余年，好不容易回來后卻立即遭受貶謫。
倒是金人非常尊敬這兩位與他們作對的使者，每次宋廷有人來總要打聽他們的消息，甚至對他們的子女也倍加憐惜。
這種事例，使后來的流放者們陷入深思：既然朝廷對自己的使者都是這副模樣，那它真值得大家為它守節效忠嗎？我們過去頭腦中認為至高無上的一切，真是那樣有價值嗎？
順著這一思想脈絡，東北流放地出現了一個奇跡：不少被流放的清朝官員與反清義士結成了好朋友，甚至到了生死莫逆的地步。
原先各自的政治立場都消解了，消解在對人生價值的重新確認里。
當官銜、身份、家產一一被剝除時，剩下的就是生命對生命的直接呼喚。
著名的反清義士函可，在東北流放時最要好的那些朋友李裀、魏琯、季開生、李呈祥、郝浴、陳掖臣等人，幾乎都是被貶的清朝官吏。
但他卻以這些人為骨干，成立了一個“冰天詩社”。
函可的那些朋友，在個人人品上都很值得敬重。
例如，李裀獲罪是因為上諫朝廷，指陳當時的“逃人法”立法過重，株連太多；魏琯因上疏主張一個犯人的妻子“應免流徙”而自己反被流徙；季開生是諫阻皇帝到民間選美女；郝浴是彈劾吳三桂驕橫不法……總之都是一些善良而正直的人。
現在他們的發言權被剝奪了，但善良和正直卻剝奪不了。
函可與他們結社是在順治七年，那個時候，江南很多知識分子還在以仕清為恥，因此是看不起仕清反被清害的漢族官員的。
但函可卻完全不理這一套，以毫無障礙的心態發現了他們的善良與正直，把他們作為一個個有獨立人品的個人來尊重。
政敵不見了，對立松懈了，只剩下一群赤誠相見的朋友。
有了朋友，再大的災害也會消去大半；有了朋友，再糟的環境也會風光頓生。
我敢斷言，在漫長的中國古代社會中，最珍貴、最感人的友誼必定產生在朔北和南荒的流放地，產生在那些蓬頭垢面的文士們中間。
其他那些著名的友誼佳話，外部雕飾太多了。
除了流放者之間的友誼外，外人與流放者的友誼也有一種特殊的重量。
在株連之風極盛的時代，與流放者保持友誼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
何況地處遙遠，在當時的交通和通信條件下要維系友誼又非常艱難。
因此，流放者們完全可以憑借往昔友誼的維持程度，來重新評驗自己原先置身的世界。
元朝時，浙江人駱長官被流放到東北，他的朋友孫子耕竟從杭州一路相伴到東北。
清康熙年間，兵部尚書蔡毓榮獲罪流放黑龍江，他的朋友上海人何世澄不僅一路護送，而且陪著蔡毓榮在黑龍江住了兩年多才返回江南。
讓我特別傾心的是，康熙年間顧貞觀把自己的老友吳兆騫從東北流放地救出來的那番苦功夫。
顧貞觀知道老友在邊荒時間已經很長，吃足了各種苦頭，很想晚年能贖他回來讓他過幾天安定日子，為此他愿意叩拜座座朱門來集資。
但這事不能光靠錢，還要讓當朝最有權威的人點頭。
他好不容易結識了當朝太傅明珠的兒子納蘭容若。
納蘭容若是一個人品和文品都不錯的人，也樂于幫助朋友，但對顧貞觀提出的這個要求卻覺得事關重大，難以點頭。
顧貞觀沒有辦法，只得拿出他因思念吳兆騫而寫的詞作《金縷曲》兩首給納蘭容若看。
兩首詞的全文是這樣的：
季子平安否？便歸來，平生萬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
記不起，從前杯酒。
魑魅搏人應見慣，總輸他覆雨翻云手。
冰與雪，周旋久。
淚痕莫滴牛衣透，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夠？比似紅顏多命薄，更不如?還有。
只絕塞，苦寒難受，廿載包胥承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
置此札，君懷袖。
一個家族世世代代流放下去，對這個家族來說是莫大的悲哀，但他們對東北的開發事業卻進行了一代接一代的連續性攻堅。
他們是流放者，但他們實際上又成了老資格的“土著”。
那么他們的故鄉究竟在何處呢？面對這個問題，我在同情和惆悵中又包含著對勝利者的敬意，因為在文化意義上，他們是英勇的占領者。
我希望上面這些敘述不至于構成這樣一種誤解，以為流放這件事從微觀來說造成了許多痛苦，而從宏觀來說卻并不太壞。
不。
從宏觀來說，流放無論如何也是對文明的一種摧殘。
部分流放者從傷痕累累的苦痛中掙扎出來，手忙腳亂地創造出了那些文明，并不能給流放本身增色添彩。
且不說多數流放者不再有什么文化創造，即便是我們在上文中評價最高的那幾位，也無法成為我國文化史上的第一流人才。
第一流人才可以受盡磨難，卻不能讓磨難超越基本的生理限度和物質限度。
盡管屈原、司馬遷、曹雪芹也受了不少苦，但寧古塔那樣的流放方式卻永遠也出不了《離騷》、《史記》和《紅樓夢》。
文明可能產生于野蠻，卻絕不喜歡野蠻。
我們能熬過苦難，卻絕不贊美苦難。
我們不害怕迫害，卻絕不肯定迫害。
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流放的苦難中顯現人性、創建文明，本源于他們內心的高貴。
他們的外部身份可以一變再變，甚至終身陷于囹圄，但內心的高貴卻未曾全然銷蝕。
這正像有的人，不管如何追趕潮流或身居高位，卻總也掩蓋不住內心的卑賤一樣。
毫無疑問，最讓人動心的是苦難中的高貴，最讓人看出高貴之所以高貴的，也是這種高貴。
憑著這種高貴，人們可以在生死存亡線的邊緣上吟詩作賦，可以用自己的一點溫暖去化開別人心頭的冰雪，繼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點燃文明的火種。
他們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顧物欲利益，不顧功利得失，義無反顧，一代又一代。
我站在這塊古代稱為寧古塔的土地上，長時間地舉頭四顧又終究低下頭來，我向一些遠年的靈魂祭奠——為他們大多來自浙江、上海、江蘇、安徽那些我很熟悉的地方，更為他們在苦難中的高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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