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從清中葉以來，散文領域為桐城派古文所籠罩。
桐城派古文理論的“義法”，限制了散文的活力。
龔自珍受經世思潮的鼓蕩，提倡古人“忽然而自言”，“畢所欲言而去”(《績溪胡戶部文集序》)的精神，主張擺脫一切束縛，暢所欲言。
他直接繼承和發揚了周秦諸子散文無所拘忌的創造精神，以自由活潑的體式大膽地抒寫自己的真知灼見和真情實感，開創了經世散文的新風，標志著清代散文的轉折。
龔自珍的時代，清王朝的封建統治已經衰朽，迫切需要變革，但專制統治壓制言論，摧抑人才，造成官僚平庸，士風委靡，堵塞了變革新生之路。
龔文的突出內容就是揭露專制統治的腐朽本質及其必然沒落的命運，呼號變革，憧憬未來，反映了時代的重大課題。
《明良論四》、《古史鉤沉論一》、《京師樂籍說》、《乙丙之際箸議第七》、《乙丙之際箸議第九》諸文抨擊專制統治者牽制手腳，摧鋤士氣，排擯議政，扼殺人才，從多側面揭露出專制統治扼殺生機、阻礙社會發展的腐朽本質，幷正告統治者變則存，不變則亡：“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
他的《尊隱》一文深刻地表現了對大變革的預見與憧憬。
所謂“隱”是指失落在野的人物。
文章首先提出“山中之傲民”與“山中之悴民”，前者隱居傲世，后者學識道德備于一身而徒憔悴于山中。
作者顯然不滿意這二者的道路，提出“君子所大者生也，所大乎其生者時也”，主張君子應該重“生”，要察“時”以“大乎其生”，即發揮“生”的價值。
文章描寫了士在國家初、盛、哀三個時期的遭遇，重點則放在衰世，著重描寫這個時期代表現實統治的“京師’力量與被排擠在野而體現社會生機的“山中之民”力量的消長變化。
“京師”一片“日之將夕”的垂死氣象，不僅皇族、世宦之家不再生才，一切有價值的東西也都被拒之門外，只有“丑類窳呰、詐偽不材”充斥其中。
因此京師之氣泄而聚于野，京師貧而四山實，國家的重心轉移到了山中。
終于山中有大聲音起，“天地為之鐘鼓，神人為之波濤”，這就是改朝換代的到來。
文章結尾提出“橫之隱’與“縱之隱”。
山中之民“能大其生以察三時”，變革現實，在歷史上占有一段空間，是“橫天地之隱”，作者熱情謳歌他們說“百媚夫不如一猖夫”，“百酣民不如一瘁民”，“百瘁民不如一之民(即“山中之民”)”；而對于明察歷史、掌握大道、知時知世而不能成為改造現實的物質力量的“縱之隱”，雖也持肯定與贊揚態度，卻為其不被人所認識、不能有實際作為而感到孤獨悲涼，表現了對像作者自己這樣人物的惆悵之情。
這篇文章出以寓言形式，汪洋恣肆，動人心魂。
特別是描寫衰世的一段文字，構思不凡，想象奇特，語言詭異，筆墨縱恣，將兩種力量的對比，鋪排至十幾個層次，洋洋灑灑，一氣而下，瑰奇動人，頗有《孟子》的氣勢，《莊子》的奇詭，《離騷》的瑰麗，突出表現了龔文奇譎壯偉的特色。
與反對專制束縛相關，龔自珍的散文也表現了追求個性解放的精神。
《病梅館記》是最集中的體現。
文章采用比興手法，以梅為喻，力斥為了“文人畫士”的“孤癖之隱”，將梅斫正，刪密，鋤直，遏其生氣，使之成為病梅。
他立誓加以療治，“解其棕縛”，必“復之全之”而后已，表現了反對摧殘自然生機、保護個性自由的堅定態度。
文章比興貼切，生動引人。
他的一些傳記文如《記王隱君》、《吳之癯》等，著重刻畫人物奇崛不俗的個性，反映了同樣的精神。
龔自珍散文的主要特點是識深、氣悍而風格瑰奇。
他以“幽光狂慧”(《又懺心一首》)透視現實，認識深邃，多透底之言，發人猛醒，讀之“若受電然”(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二十二)。
他的散文在后來發生了重要影響，基礎即在于此。
龔自珍說他自己“氣悍心肝淳”(《十月廿夜……書懷》)，“氣悍”便不免橫眉冷對，故其“文筆橫霸”(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具有凌厲的氣勢與震撼力。
龔文在藝術表現上，刻意追求不恒常的構思與不恒常的語言表現，不落窠臼，想象奇特，文筆縱恣，形成詭異奇崛的獨特風格。
《尊隱》之寫“山中之民”，《乙丙之際塾議三》之寫書獄，《送歙吳君序》之寫世無奇才等，無不如此。
這使他的一些文章能突破一般的論議和記事的模式，富有雜文的色彩，文學意味更濃，在中國散文史上有其獨特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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