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全書294卷,上起周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下至五代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959年),依照周、秦、漢、魏,直至隋、唐、五代之序,記載了十六朝長達1362年的歷史,是中國史學史上涵蓋時間最長的編年史巨著。
全書以年代為經皇朝為緯,依次敘述中國古代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同時,運用追敘、插敘等多種手法,說明事件發生的前因后果,交待人物的身世經歷。
"襲于《春秋》,而慷慨論證長于《春秋》;承于《左傳》,而記事言論渾然一體優于《左傳》"。
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紀傳體的長處,使一向遭人冷落的編年體再次煥發青春,光耀史壇,與紀傳體并駕齊驅。
《資治通鑒》略古詳今,重點著眼于探討君主執政過程中的得失與國家興衰的道理,雖然花費了大量的篇幅記載有關的政治事件,但對于軍事、經濟等其他方面也多有涉及,僅就其選擇、收錄我國古代政治史料來看,通過作者的剪裁消化、歸納動用,終成一部完整的政治通史體系,流傳至今,對于警戒后世,仍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資治通鑒》的主要內容是政治通史,書中尤其重視為君之道,用大量篇幅記載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賢明政治,詳細描述亂國之君喪權辱國,涂炭生靈的經過,提出了一些為君之道。
在第六卷《秦始皇十年》中,作者寫道;臣聞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拒細流,而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庭,故能明其德"。
只有像泰山一樣容納百山之長,像海洋一樣納百川之流,才能成就帝國的霸業。
在第一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司馬光說:"萬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慮遠,故能涵其微而治之,眾人之慮近,故必得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
"作者在此說明了防微杜漸的重要性,以及圣人與普通人在處理問題上的區別。
關于任人問題,在第11卷《漢高帝五年》中,劉邦說:"夫運籌帷幅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
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取天下者也",作者在此借漢高祖劉邦之口,說出了君主只要知人善任,發揮賢人的專長為我所用,定能實現安邦定國的目標。
作者在第138卷《齊武帝永明十一年》中寫道:"人君之與其國,譬如一身,視遠如視近,在境如在廷,舉賢才以任百官,修政事以利百姓,則封城之內無不能其所矣!"告誡君主:賢人和國家的關系,如同驅體的各個部分,看遠處猶如看近處,在邊疆猶如在朝廷,只有推薦賢能的人充任各種官職,修明政治為百姓謀求福利,那么自己的疆界內的百姓各得其所,社會變得安定有序。
作者在考慮太宗時期出現的"貞觀之治"時,認為重要的一條就是他的用人標準有獨特之處,"人君選賢才以為股肱心膂,當推誠任。
人不可以求全,必舍其所長"。
再次強調: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要與賢人推心置腹,不可求全責備的道理,這樣君主的周圍就會聚集一大批各方面的專業人才,國家的治理才能走上正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