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別一種風范 ——梁實秋散文創作論 于今
一
梁實秋在散文創作方面的藝術才華，應該說確是從《雅舍小品》才開始煥發出光彩來的。
其后他孜孜不倦地耕耘，終至成為大家。
他從1923年就開始寫作散文，1927年曾出版過一本散文集，不過佳構無多，沒有引起世人的注意。
而在《雅舍小品》中，韻味十足的篇章卻比比皆是，且與其他作家的散文風格、情調迥然相異，別具一種風范。
這部不同凡響的集子在文學史上居有一席地位不是偶然的。
不過，《雅舍小品》獲得人們的交口稱譽，并不是在它發表的當時。
其時國難當頭，兵荒馬亂，人們對它鮮有雅興。
《雅舍小品》的核心精神是享受生活、珍惜人生，兼以描摹形形色色的世相與人性，在人們的連生活都不安定的年月里，有多少人有心思來聽這種侈談？它是到了生活安定的經濟發展時期才行時起來的。
它在臺灣廣受歡迎，始于20世紀50年代，其時，由于當局的策動，島上**文學甚囂塵上，此類作品怎能稱為藝術？再就是為了商業利益而炮制的低俗之作泛濫，以迎合一些低層次的市民的口胃，這路貨色哪有什么審美價值？而“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作品又基本上被當局所禁，在這種情況下，格調高雅、切人人生的《雅舍小品》的面世（該書于1947年編定，因戰事未能印行，1949年底才由臺北正中書局推出）就顯得彌足珍貴了。
六七十年代以來，臺灣文學有了長足的發展，但就散文而言，達到“雅舍”系列境界的畢竟還是寥寥，而此時梁實秋已文名甚盛，在臺灣被尊為一代宗師，他的各種散文集的藝術品位都相當高，持續暢銷不衰也就勢在必然。
大陸的讀者重新接觸到久違了的梁實秋散文，是在80年代后期的事情。
自新中國建立直至70年代末，閑適一路的小品在大陸幾近絕跡，人們讀到的作品幾乎都有強烈的政治功利性，教訓意味甚濃。
進入80年代，賞心悅目的小品篇章才漸漸多起來，不過似乎還沒有誰被公認為大家。
塵封甚久的周作人散文開始重印，但這位苦茶老人的作品，其味甚苦，喜好這種苦味的人畢竟有限，而更多的讀者更偏愛梁實秋：因為他既執著人生，處世態度悠然灑脫，文品又高雅幽默。
而充盈在他作品中的那種珍惜有限人生、隨緣享受生活的精神特點也頗合時尚。
梁實秋的名字很快就家喻戶曉了。
二
自《雅舍小品》開始的梁實秋散文，其創作特色有幾點是很突出的：他的不少作品有著分明的民族意識，表現著他的愛國情懷；到晚年，時常表現為強烈的家國之戀。
此其一。
第二，與此相聯系，這位有紳士之風的作家，常常以調侃、幽默的筆調來針砭時弊。
第三，在物欲橫流的社會中，他注重追求精神的愉悅，這種愉悅來自于努力為社會做事，也來自于淡泊名利，把生活當作藝術來享受的處世態度。
第四，他關注人性，表現人性，并傾注心力于人性的抑惡揚善。
讀粱實秋的散文，無論是懷人篇章，還是狀物寫景之作，我們都常常被他那動情的愛國情思所感染。
粱實秋的“無為”僅限于政治方面。
他對政治現實是失望了。
定居臺灣后亦復如此。
1987年春，他在反顧自己赴臺后的生活與創作時曾直言自己的心境：“避地海曲，萬念俱灰。”〔7〕但他畢竟熱愛生活，因而在改善世態人心方面，仍是抱積極態度的。
自《雅舍小品》開始的梁實秋散文，其創作特色有幾點是很突出的：他的不少作品有著分明的民族意識，表現著他的愛國情懷；到晚年，時常表現為強烈的家國之戀。
此其一。
第二，與此相聯系，這位有紳士之風的作家，常常以調侃、幽默的筆調來針砭時弊。
第三，在物欲橫流的社會中，他注重追求精神的愉悅，這種愉悅來自于努力為社會做事，也來自于淡泊名利，把生活當作藝術來享受的處世態度。
第四，他關注人性，表現人性，并傾注心力于人性的抑惡揚善。
梁實秋的人品與文品是一致的。
在民族矛盾驟然尖銳化的1937年，他被日寇偵緝隊列人黑名單，無疑是他熱心于抗日救亡宣傳所致；1940年1月，他隨國民參政會赴前線慰問將士；應救亡急需，他主持過戰時中小學教科書的編寫工作，并參與編寫“以宣揚中國文化及鼓勵打擊日寇為主旨”的鼓詞、相聲等通俗文藝作品，所費精力也不少。
他在年邁體力衰弱之后，因在臺灣無膝下照料，女兒文薔請他們到美國定居，他申請的是長期居留，而不愿加入美國國籍，別人問起緣由，他說：“人美國籍必須宣誓，忠于美利堅合眾國。
這一點我做不到。
因為我愛我的中國！”〔8〕
讀粱實秋的散文，無論是懷人篇章，還是狀物寫景之作，我們都常常被他那動情的愛國情思所感染。
梁實秋在青島生活過四年，他對這座美麗的海濱城市很是留戀。
青島曾被殖民主義者占領過，他在提到那座“有俯瞰全市傲觀群山之勢”的前德國總督府時寫道：“反正這座建筑物，盡管相當雄偉，不給人以愉快的印象，因為它帶給我們恥辱的回憶。”在寫北平的街道時，他對古城的民風著意地寫了這么一筆：那些提著籠子架著鳥的“地道的北平人”，對馬路格外平整、清潔的洋人租界，幾乎都抱一種視而不見的態度，“不肯踱進那塊瞧著令人生氣的地方”。
在似乎平靜的敘述中，我們都能感受到他對民族自尊心強烈的“地道的北平人”的敬佩之情。
《觀光》抒寫他在臺北接待外國友人來此旅游而觸發的感慨。
面對那些對我們的落后事物抱著濃厚獵奇興趣的外國旅游者，他十分反感。
《西雅圖雜記》中有一篇《豆腐干風波》，文中提到有位美國人在一本講各地風俗習慣的著作中競信口開河：“他說中國人吃猿猴的嘴唇，燕子的尾巴，鳥舌湯，炸狼肉。”粱實秋以不屑置辯的口吻揶揄道：“海外奇談這樣離譜，我只好自慚孤陋寡聞了。”這些地方也同樣表現著他的民族自尊心。
晚年的梁實秋，由于思鄉之情甚熾，寫下了一系列懷念故土的作品。
其中有不少以“談吃”為名目。
《火腿》是其中的一篇。
他回憶了往昔在大陸時與友人同食火腿的況味后，末了寫自己在臺灣有幸得到了一只雖瘦小堅硬但卻是來自金華的真品（其時兩岸尚未開放“三通”），妻子將其攜往店鋪，請相熟的老板劈開。
那老板在將它“劈成兩截”后不覺發出了喜悅的驚叫：“數十年不聞此味矣！”并“嗅了又嗅不忍釋手”。
這些描寫傳神、動人地展現了臺灣百姓的懷鄉之情。
梁實秋夫婦將火腿的蹄爪送給他，他喜出望外，“說回家去要好好燉一鍋湯吃”。
這位老板懷鄉甚殷的心情，引起了梁實秋深深的共鳴。
梁實秋并非浙人，卻稱金華火腿為“家鄉肉”，他借渲染老板的鄉思，實際上正突出地表現看自己的家國之戀。
三
在梁實秋的散文中，有相當數量是描摹社會世相的，其中不乏針砭時弊之作。
這表明他對于自己所生活的那個社會不滿意之處頗多。
不過從作品的內容來看，他并沒有改變社會制度的想法，他只是希望這個社會能不斷地有所改良。
他最看不慣的是官場。
在《握手》中，他描寫了種種握手的場面，其中給人印象尤深的是，他以厭惡的情緒描繪了那種“做大官或自以為做大官者”握手的姿態：這種人“常常挺著胸膛，伸出一只巨靈之掌，兩眼望青天”，即使你主動伸出手，“他的手仍是直僵的伸著，他并不握，他等著你來握”，讓人沒趣。
凡官場人物的形形色色，梁實秋歷來憎惡有加，對那種自稱“公仆”者流，借握手這樣一個小題目，他也毫不客氣地奚落一通。
在《臉譜》中，他稱做官的人是“誤人仕途”。
并說這種人的臉是“卷簾”臉：“外面擺著一副面孔，在適當的時候呱嗒一聲如簾子一般卷起，另露出一副面孔。”這種人對下司道貌岸然，往往面無表情，“使你無從觀色，莫測高深”，有時他卻把“臉拉得驢般長，使你在他面前覺得矮幾尺”；可是“他一旦見到上司，驢臉立刻縮短，再往癟里一縮，馬上變成柿餅臉，堆下笑容”。
他挖苦說，這種善變的臉是官場上傲下媚上的必備工具。
社會環境污濁，官場猶然。
從梁實秋對官場人物握手姿勢和臉面善變的描寫中，讀者對仕途中人際關系的冷漠、虛偽，恐怕都會產生一種反感的情緒。
《送禮》描述的是梁實秋在臺北親歷過的一件事：政府機關某局的梁先生與他住在同一條街上，送禮者只知其姓不知其名，于是屢屢把本欲送至彼“梁寓”之禮品誤送達此“梁寓”。
被詰問時，他說“我們行里的事要不是梁先生在局里替我們做主，那是不得了的。”原來這里在臺灣社會很普通的行賄事例中的一樁。
作者揶揄道：“豬喂肥了沒有不宰的。”剔膚見骨地揭露了送禮者右著不可告人的圖謀。
這篇小品，作者是從原始人狩獵歸來將獵物分贈眾人起筆的，那時的贈禮者與收受者，雙方都十分光明磊落．與當今的行賄受賄者的鬼鬼祟祟、心懷鬼胎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作者借這樣的對比來否定“人心不古”的當今世風。
梁實秋對時弊的針砭從社會的方方面面切入，而且每每漾出新意，由于得體而幽默，人們讀之，不覺會時而會心地一笑，乃至忍俊不禁。
他的幽默常常包含著諷刺。
不過，即使是諷刺，在針對一般世風時，在態度上也與針對官場的那些篇章有所不同。
官場太污濁，離他所希望的“好政府”相去太遠，他時常投去蔑視的一瞥，用語也不免刻薄；而在對其他世相進行針砭時，總是比較委婉、溫和，表現出一種紳士之風。
在《汽車》中，他對勢利的世風多有嘲訕，對那種以是否擁有汽車來劃分等級的社會現象他很不以為然。
在講到了許多女子以對方是否擁有汽車作為擇偶的基本條件時，他寫道：“為了汽車而犧牲其他條件，也是值得的交易。
……至于婚姻的對方是怎樣的一塊材料，那是次要的事，一個丈夫頂多重到二百磅，一輛汽車可以重到一噸，小疵大醇，輕重若判。”出語諧趣，分明有弦外之音。
對那些在婚姻條件問題上本末倒置的女子，是善意的告誡。
《謙讓》從宴會上的讓座之風寫起，賓客們每遇到這種場合就誰也不肯坐首席，以示謙讓；接著他調轉筆頭去寫長途公共汽車站，在那里，只見人們“殺進殺出”，如果售票處沒有木柵欄，秩序就不堪設想。
在強烈的對比中，梁實秋說他有所“發現”：人們是以自己的利益為準繩來確定是否謙讓的。
出席宴會，坐在末席上其實“也并不因此少吃一嘴”，不妨謙讓；而長途汽車站上的情形就不同了，一謙讓就沒有好座位甚至無座位了。
那種人們習以為常、實際上帶有虛偽性質的“謙讓”一經他道破，確有點振聾發聵。
幽默的行文中，蘊涵著他對建立真正謙讓美德的社會文明的期盼。
《鐘》因有感于臺北市政府“重陽敬老”贈送每位年老市民“時鐘一具”遭到諸多非議而作。
非議者的理由是“鐘”與“終”同音。
而市政府并不以科學道理進行疏導，卻可笑地否認它是“鐘”，改以“計時器”名之。
這觸發作者想起了種種彌漫于社會的迷信現象并委婉地加以嘲諷：如有人不許孩子在麻將桌旁讀書（“書”與“輸”同音），雖然讀書是好事；又說起有位熟人家道富有，門上貼“一個特大號的倒掛著的福字”（“倒”與“到”同音），不想時過不久，“這位福人駕鶴而去了！”文中還舉出了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實例，輔以幽默的評說，妙趣橫生。
作者對迷信風氣的針砭，盡包孕于娓娓道來的敘述中了，讀者是不難領悟到的。
四
讀梁實秋的散文，我們時常為他淡泊名利、達觀進取的精神所感染。
他注重的是精神愉悅。
在懷人之作《悼齊如山先生》一文中，他在回顧往事后這樣抒寫道：“我覺得先生治學、為人最足令人心折處有二：一是專精的研究精神，一是悠閑的藝術生活。”關于第二點，粱實秋作了一些闡述：“齊老先生是一個真知道生活藝術的人，對于人生有一份極深摯的愛”；“齊先生心胸開闊，了無執著，所以他能享受生活，把生活當作藝術來享受，所以他風神瀟灑，望之如閑云野鶴。”他還講一步解釋了齊如山是如何“享受生活”的：“他并不是窮奢極侈地去享受耳目聲色之娛，他是隨遇而安地欣賞社會人生之形形色色。”其實梁實秋自己也正是這樣的。
所謂“把生活當作藝術來享受”，就是在生活中，不僅作為一個生活者，而且能超脫地把生活作為審美對象，以欣賞的態度來看待它，并借以豐富自己的精神、情趣，從中獲得心境上的愉悅。
梁實秋的許多散文，都突出地體現著這樣的特點．從他對外界事物或自身經歷的敘述、抒寫中我們常常能感受到。
《雅舍》這篇小品寫作者自己國難時期的陋屋。
他在這座地處僻遠、“風來則洞若涼亭”、“雨來則滲如滴漏”的住所里日子過得很愉快，雖說此處有“聚蚊成雷”之類的現象，他也善于自我化解：“冬天一到蚊子自然絕跡”，何況明夏“誰知我還是否住在‘雅舍’！”這里透出了一種具有時代性的飄零感，同時顯示著他那隨遇而安的達觀態度。
這種態度在國難期間，應該說是有其積極的一面的。
需知當時有多少苦難同胞流離失所！比之那些舒舒服服地在瓊樓玉字里享福的達官顯貴，作為一位知名學者、大學教授的梁實秋，他能如此安貧樂道，尤顯可貴。
但梁實秋在這簡陋的環境里并不虛度時日，他做了許多有益于社會的事。
文中說：“我有一幾一椅一榻，酣睡寫讀，均已有著，我亦不復他求。”他的日子過得自在而有相當的價值。
四川多雨。
雨既然來了，他坦然相對。
文中寫道：“滂沱大雨時，屋頂濕印到處有，起初如碗大，俄而擴大如盆，繼則滴水不絕，終乃屋頂灰泥突然崩裂，如奇葩初綻……”筆下頗有詩意。
對“聚雷成陣”之類現象安之若素，又視屋頂灰泥崩裂“如奇葩初綻”，并饒有興致地品味個中酸甜苦辣，不正說明著他超然地把生活作為審美對象，以灑脫、欣賞的態度來看待身旁發生的種種事態嗎！作者在個人凼頓中確乎表現得十分豁達，但他竟然一點也沒有表露出憂國憂民的心緒，畢竟不大合乎世情（何況他的個人困苦正因國難所致）。
梁實秋寫于抗戰時期的小品，幾乎全然如是，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缺憾。
梁實秋說，“雅舍”雖是陋屋，卻“自有它的個性。”《雅舍》作者也是自有個性的。
在“雅舍”居住期間，梁實秋曾寫過一篇題目叫《窮》的散文頗有助于我們對他的個性的了解。
文中說，人在窮時尤不可志短；結尾則云：“典型的窮人是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
接著他引了孔子的話：“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這話出自《論語》，緊跟著還有兩句他沒有引：“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后來他在一首贈作家琦君的《金縷曲》中加以點化：“富與貴，浮云耳。”重義輕利、窮而不改其樂正是梁實秋個性的一個重要側面，在他的許多散文中都有突出的體現。
他享受生活而又不逾矩。
鑒于在中國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體已成泡影，政治現實令他十分失望，生活在污濁社會里的梁實秋為了擺脫煩惱而疏離政治，他的這種人生態度，其消極的一面是毋庸諱言的，但他藐視權貴，不為名韁利索所絆畢竟還是可貴的；而追求不逾矩的怡然恬適的人世情趣，又何嘗不是對滾滾紅塵中那種為謀求高官厚祿而不惜爾虞我詐的世風的一種反撥。
梁實秋有種說法：“一切只要隨緣”，那就“自有它的情趣”（《散步》）；在《快樂》中他則說：“內心湛然，則無往而不樂”；又說惟“心無掛礙”方能快樂。
因而他工作時專心致志地工作，享受生活樂趣時也心不旁騖。
接著他抒寫切身體會道：“在工作過程中，有苦惱也有快樂，等到大功告成，那一份‘如愿以償’的快樂便是至高無上的幸福了。”他的生活樂趣范圍極廣，散步、隨緣觀景、欣賞塵世中人生的形形色色，無不包羅在內：“良辰美景，賞心樂事，隨處皆是。
……雨有雨的趣，晴有晴的妙，小鳥跳躍啄食，貓狗飽食酣睡，哪一樣不令人看了覺得快樂？……偶爾遇到一張笑容可掬的臉，能不令人快樂半天？”在他看來，人世間到處都能享受到生活樂趣。
這是內心湛然的梁實秋的一種人生體味。
梁實秋既然視工作的大功告成是一種“至高無上的幸福”，那么他的生活樂趣確實多多也。
他一生都在兢兢業業地工作。
工作努力是他著作等身、卓然成家的一個重要因素。
他十分欣賞曾國藩的一句格言：“作人從早起起。”他年老時寫過一篇《早起》，它中憶起青年時代翻譯《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情書》的情形：“趁太陽沒有出的時候搬竹椅在廊檐下動筆，等到太陽曬滿半個院子，人聲嘈雜，我便收筆。
這樣在一個月內譯成了那本書，至今回憶起來還是愉快的。”
粱實秋寫作《中年》時自己適逢中年，他直抒胸臆道：“別以為人到中年就算完事。
不。”“中年的妙趣，在于相當的認識人生，認識自己。”并頗為豪邁地說：惟有“中年才能擔得起大出軸子戲，只因到中年才能真懂得戲的內容”。
他借抒寫自己的感受所表現的這種人生精神，至今仍值得稱道。
五
在人性論方面，梁實秋前后期的見解保持了明顯的一致性。
1928年他在《新月》雜志著文說，“偉大的文學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人性是測量文學的惟一的標準”（《文學與革命》）。
〔9〕在臺灣他寫過一篇長文：《文學講話》〔10〕，他在該文中仍堅持“文學是人性的描寫”的主張，又說，人“比獸高明的地方”在于“人有理性，人有較高尚的情感，人有較嚴肅的道德觀念，這便全是我所謂的人性。”他還重申幾十年前表述過的觀點：“人性乃一向所共有的，元分古今，無間中外，長久的普遍的沒有變動。
…‘人性的探討與寫照，便是文學的領域，其間的資料好像是很簡單，不過是一些喜、怒、哀、樂、悲、歡、離、合，但其實是無窮盡的寶藏。”他特別強凋：“如果以真善美為藝術的最高境界，文學當是最注重‘善’。”他的注重“善”與二元人性論是一致的：在他看來，惟“以理制欲”，方能達到“善”。
在文學上，就是要用人的理性，用人的高尚情感與道德來克服人性的弱點，陶冶、提升讀者的精神境界。
他的散文創作，的確在努力實踐這樣的主張，其作品鞭撻丑惡、頌揚美好情操的傾向性是十分鮮明的。
但人性論并不能解釋生活中實際上存在的階級分野與對立現象，在文學上僅用人性論去排拒或者調和階級的差異與矛盾，那是行不通的。
我們對滲透在梁實秋散文中的人性論，要作具體分析。
喜怒哀樂與悲歡離合，各色人等都有，但內在意蘊事實上并不相同。
魯迅當年在與梁實秋論戰中，在《“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等文中，把人性與階級性的關系已說得既形象又明晰、中肯了。
在《早起》、《快樂》等作品中，清心寡欲的“我”，為各種多姿多彩、生命力蓬勃的事物所感染，并因此油然而生歡愉情緒，但那種超脫的心態，顯然表現著紳士階層悠然的情致，是打著階級烙印的。
在《快樂》中梁實秋形象地告訴人們怎樣才能享受到快樂，不過，享樂觀畢竟也有階級性，人們對享樂的追求，各有各的內容與方式。
《臉譜》、《握手》、《送禮》諸文中都涉筆對于官場和仕途中人的鄙夷，語多譏諷。
所表現的，那是“好政府主義”者梁實秋的一種由失望而產生的不滿情緒，若說他與政權的執掌者互相敵對，則是談不上的。
梁實秋表現人性向善的題旨，有時采用曲折迂回的手法，如借物喻人的《鳥》、《豬》等篇皆是。
在《鳥》中，他把林中快活自由的鳥兒，從鳴囀之聲到形體的可愛，結合自己的感受，抒寫很有詩意；同時，作為對比，他又反復述及在看到提籠架鳥的人清早蹈踺于街邊時的內心感觸：“我感覺興味的不是那人的悠閑，卻是那鳥的苦悶。”“鳥兒到了這種地步，它的快樂，大概是僅優于在標本室里住著罷？”他對鳥的際遇感同身受。
生存于社會的人，誰不樂于自由自在地生活？誰也不愿失去自由。
向往自由確是一種普遍的共同人性。
他落筆于鳥，是由于在向往自由方面，“鳥性”與“人性”是共同的。
他所感受到的林中群鳥的喜悅，與囚居于籠中的鳥兒的悲哀，分明是注入了自己在人間所獲得的感懷的。
很少有人去寫豬。
梁實秋之所以寫《豬》，也隱含著對人性向善的期望。
此篇與他另一作品《懶》的題旨相近。
《懶》開篇第一句是“人沒有不懶的。”他認為懶是一種人性的弱點。
豬大約是最懶的一種動物了。
它的生活內容僅限于…吃、喝、拉、撒、睡’，此外便沒有什么”了，一生甚是“無聊”。
文中用調侃的口吻寫道：豬“不用勞力，它有的是閑暇”；“除了它最后不得善終好像是不無遺憾以外，一生的經過比起任何養尊處優的高級動物也并無愧色。”又云：“可惜它只能四腳著地，辜負了那一身肉”，“如果它能豎起來行走，大腹便便也并不妨事，腦滿腸肥的一副相說不定還許能贏得許多人的尊敬”。
這里除了對世態的機巧的嘲諷外，也顯然含蘊著他對以懶為樂的人性的一種向善的勸戒。
梁實秋在散文中致力于描寫形形色色的人性，但在階級社會中，人性畢竟與階級性無法割裂開來。
他在81歲高齡時寫過一篇《故都鄉情》（載臺北《聯合報》1983年11月1日），文中情真意切地說：“……一個人遠離家鄉，無論是何種緣故，日久必有一股鄉愁。”在他看來，這也是一種共同的普遍人性。
此言不能說錯，但“共同”的只是表面，不同的人，其鄉愁的內容千差萬別。
各種鄉愁其實是各有其階級內涵的。
我們只要粗粗翻閱一下七八十年代臺灣的一些懷鄉之作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昔日的顯貫富豪所懷念的，與被抓壯丁入伍赴臺的老兵，他們的所思所念幾無共同之處；以前在大陸顯赫一時的權要人物，與梁實秋這樣的書生，他們的所思所念也迥然各異。
40年代，梁實秋在他的小品《孩子》里一反習慣上稱孩子為未來世界的主人公的說法，卻道他們“到處在做現在的主人公。”又云：“孩子是一家之主，父母都要孝他！'’原來他是針對趼_龍、縱容、溺愛孩子的社會風氣而言的。
其出發點，自然是為了矯正世風，以利于下一代的健康成長。
父母愛子女是人之天性；但視孩子為“一家之主”卻并不見得自古而然，即使在40年代，也并非社會各階層的家庭中都這樣。
中國的封建禮教中歷來就有“父為子綱”之說，那時的實際生活中也正如此，至少那時的孩子并無“一家之主”的地位吧。
《孩子》不失為針砭時弊之作，卻很難認定此文所揭示的就是一種“無分古今，無間中外”的人性現象。
自稱以人性論來觀照“社會人生之形形色色”的梁實秋，他在審視生活時所表露出來的觀念，事實上往往并不能超脫階級性，他的有些作品，雖也張揚人性論，主調其實是階級調和論，《第六倫》是其中頗有代表性的一篇。
在中國的傳統中，人倫關系有五，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
梁實秋提出的第六倫是主仆關系。
他從生活中切實地感受到主仆關系很難協調，因為仆人是被主人“用錢雇買人的勞力供其驅使的人”。
在梁實秋生活的那個社會里，這種雇傭與被雇傭的關系，實質上是階級關系。
主人因為自己花了錢，所以總是“惟恐仆人少做了事”，并有“仆人總是懶的”之類的偏見；既然仆人干的是體力勞動，飯量自然大些，“很少主人（尤其是主婦）看著不皺眉的，心痛。”如何消解這種矛盾呢？梁實秋提出了一個“忍”字：“需雙方相當的忍”，并且強調“在仆人一方面，更需要忍”！何以“更需要忍”？他找出了一些實在算不得理由的理由來：“主人發脾氣，那是因為賭輸了錢，或是受了上司的氣無處發泄，或是夜里沒有睡好覺，或是腸胃消化不良。”難道主人在這類情況下向仆人發脾氣，從人性論的角度來看就是合乎情理的？文中又感嘆：“現在人心不古，仆人的風度合于古法的已經不多”。
“古法”對仆人要求更苛，仆人的處境豈不更糟？梁實秋同時也勸導當主人的要認識到，自己真實的本領可能還不如仆人；又說“駕馭仆人之道，是有秘訣的，那就是，把他當做人，這樣一來，凡是人所不容易做到的，我們也就不苛責于他，凡是人所容易犯的毛病，我們也可加以曲宥。”“他也是父母養育的，所以也受過一點發展個性的教育，因此總還有一點人性的遺留。”似乎有點平等意識。
不過他那善待仆人的規勸實際上又是與他竭力要維護現存社會秩序的主張相柢牾：他說主仆關系在文明世界里才有，“我們固不必主張反抗文明”。
在文中，他一方面的確給了仆人相當的同情；但他更用心良苦地為主人的無理作了種種開脫。
他所列述的主人向仆人發脾氣的原因（自然是打比方說說而已），沒有一項是正當、合理的，他對主人顯然沒有用理性和較高尚的情感、較嚴肅的道德觀念來要求（梁實秋自己說過這三項“便全是我所謂的人性”）。
以這樣的人性論來調和“第六倫”的關系，真能化解矛盾嗎？恐怕是并無作用的，因為他在“紙上談兵”時就不那么有說服力，其自相矛盾處已很顯然。
早年魯迅在與梁實秋論爭時，就指出過他在人性問題上的見解“矛盾而空虛”，〔11〕從《第六倫》來看，又何嘗不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