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對于我們這些與張愛玲交臂而過的人，就只能從她留下的文章去認識她。
在散文里，她顯得清晰和直接一些，小說則要隱晦與曲折一些。
而說到底，認識張愛玲，是為了認識她的小說，因為于我們來說，唯有小說，才是張愛玲的意義。
所以，認識的結果就是，將張愛玲從小說中攫出來，然后再還給小說。
先看張愛玲的散文。
我在其中看見的，是一個世俗的張愛玲。
她對日常生活，并且是現時日常生活的細節，懷著一股熱切的喜好。
在《公寓生活記趣》里，她說：“我喜歡聽市聲。”城市中，擠挨著的人和事，她都非常留意。
開電梯的工人，在后天井生個小風爐燒東西吃；聽壁腳的仆人，將人家電話里的對話譯成西文傳給小東家聽；誰家煨牛肉湯的氣味。
這樣熱騰騰的人氣，是她喜歡的。
在另一篇散文《道路以目》里，她寫的街景，也是人間冷暖的：煮南瓜的氣味與那種明亮的桔紅，給她“暖老溫貧”的感情；寒天早晨，有人在人行道上生小火爐，嗆人得很，可是，“我喜歡在那個煙里走過”；一個綠衣郵差騎車載了他的老母親，使她感動；有人在自行車輪上裝著一盞小紅燈———在我們的時代，已經看不見了。
小時候，有人在車輪上系彩色的絨線，大約是一樣的意思———她認真地觀賞著，贊道：“流麗之極”。
在《談畫》中，她看塞尚的《抱著基督尸身的圣母像》，大感驚訝的是，圣母是最普通的婦人，清貧，論件計值地做點縫紉工作，灰了心，灰了頭發”，并且注意到，圣母并不是抱著基督，而是，“背過身去正在忙著一些什么”，抱著基督的則是“另一個屠夫樣的壯大男子”。
而基督呢？沒有使她聯想起世間的任何一個人，“他所有的只是圖案美”，于是，他就錯過了她的興趣。
她喜歡的就是這樣一種熟稔的，與她共時態，有貼膚之感的生活細節。
這種細節里有著結實的生計，和一些放低了期望的興致。
張愛玲對世俗生活的興趣與蘇青不同。
胡蘭成對寧波人蘇青的評價很對，他說寧波人過日子多是興興頭頭的，但是缺少回味，是真正入世的興致。
張愛玲卻不是，她對現時生活的愛好是出于對人生的恐懼，她對世界的看法是虛無的。
在《公寓生活記趣》里，她饒有興味地描述了一系列日常景致，忽然總結了一句：“長的是磨難，短的是人生。”于是，這短促的人生，不如將它安在短視的快樂里，掐頭去尾，因頭尾兩段是與“長的磨難”接在一起的。
只看著鼻子底下的一點享受，做人才有了信心。
以此來看，張愛玲在領略虛無的人生的同時，她又是富于感官，享樂主義的，這便解救了她。
《道路以目》里，她寫她上街買菜，遇到封鎖，只得停留在封鎖線以外的街道上。
有一個女傭想沖過防線，叫道：“不早了呀！放我回去燒飯吧！”然后，“眾人全都哈哈笑了”。
這是合乎張愛玲人生觀的地方，大難臨頭，回家燒飯的鐘點卻一絲不茍。
在那無意識的女傭，是一種積極，但在張愛玲，卻是消極。
因她是要比女傭了解“封鎖”的含義，了解這個時世里的災難。
她卻又不是一個現實主義者，能夠就事論事地面對現實。
她并不去追究事實的具體原因，只是籠統地以為，人生終是一場不幸，沒有理由地一徑走著下坡路，個人是無所作為的。
像她在《更衣記》的末尾寫的，一個小孩子，在收了攤的小菜場，滿地的垃圾里面，騎了自行車，撒開把手，很靈活地掠過了。
于是，她寫道：“人生最可愛的當兒便在那一撒手吧？”就是在這輕盈地一掠之中，有了小小的冒險，終卻是安全的，便小小地得意著。
就是這么一點雕蟲小技的手腕。
張愛玲喜歡歸喜歡，其實又是不相信它們的意義的，否則，她就是寧波人蘇青了。
否則，她就不會如此貪饞地抓住生活中的可觸可感。
她在千古之遙，尸骨無存的長生殿里，都要找尋出人間的觸手可及的溫涼。
在《我看蘇青》里，寫楊貴妃和唐明皇鬧氣，逐回娘家，“簡直是‘本埠新聞’里的故事”。
她不喜歡小提琴，因為太抽象，而胡琴的聲音卻貼實得多，“遠兜遠轉，依然回到人間”。
這是散文中，由自己直接告白出的張愛玲，在小說里，張愛玲就隱到了幕后。
大約僅有一次，沒藏好，顯現出了真身。
是在《傾城之戀》里，白流蘇剛到香港，與范柳原的關系處于膠著，暗底里使著勁。
他們在淺水灣飯店分住兩個客房，晚上范柳原將電話打進白流蘇的房內，向她念起《詩經》：“死生契闊，與子相悅，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底下還附有一大篇解釋。
卻像張愛玲在說話，而不是范柳原。
在張愛玲的小說里，是少有如此自覺到人生的蒼茫，并且有詩情的人物，張愛玲從不曾將自己放進小說中，扮演一個角色。
因連她本身都是虛無的，不適合作世俗的小說的材料和對象。
在她的小說里扮演角色的，多是些俗世里的人———市民。
最具俗世的特征的，怕就是上海了。
香港也有一些，但比較夸張，更像是俗世的舞臺，是戲劇化的俗世。
《沉香屑第一爐香》與《沉香屑第二爐香》，這兩則故事就要奇異一些。
而發生在上海的故事，則更具有俗世的情調。
《花凋》里那家的女兒們，我以為是再真切不過的上海小姐。
父親是個輕佻不盡責的人，大約是像《金鎖記》里的三少爺，妻子卻不如三少奶的賢慧，無能且又無味。
我以為，《紅玫瑰與白玫瑰》里的白玫瑰，煙鸝，老了以后，就是她。
女兒們曉得誰也靠不上，只有靠自己，到社會上汲取養料，掙一份好生活。
張愛玲寫道：“小姐們穿不起絲質的新式襯衫，布褂子又嫌累贅，索性穿一件空心的棉袍夾袍，幾個月之后，脫下來塞在箱子里，第二年生了霉，另做新的。”摩登里面粗陋的，潑辣的芯子，經得起折騰。
姊妹多，也成了一個小社會，互相傾軋著，有些弱肉強食的意思。
像川嫦這樣老實，柔弱，帶幾分情致，命運就不濟了。
她生的是癆病，這也有著些哀婉的情致，可這情致卻被病期的拖延，一點一點侵蝕掉了。
學醫的未婚夫自然早知結局，但算得上有耐心了，兩年后才另有了人。
然后，家里連買藥的錢也計較起來，每日吃兩個蘋果成了家人的說嘴。
最后，她想來個多情的了結，自殺，卻買不來安眠藥。
她只得坐著黃包車兜一轉，吃一頓西餐，看一場電影。
這大約就是一個上海小姐閑暇中的全部樂趣，她要最后地享一享。
這是相當感傷的一幕，可這感傷卻被病期的拖沓又腐蝕了。
川嫦還又做了兩雙繡花鞋，一雙皮鞋，用一只腳試了鞋，很長遠地說：“這種皮看上去倒很牢，總可以穿兩三年。”三周之后，她方才謝世。
這就是俗世里的人了，死都逼在眼前了，這世界早已經放棄她了，她卻還愚頑地留意著一些小事，不自量力地掙一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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