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歷史悠久的中國文學,到清王朝的末年,發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轉折：開始與西方文學、西方文化迎面相遇,經過碰撞、交匯而在自身基礎上逐漸形成具有現代性的文學新質,至“五四”文學革命興起則達到高潮.從此,中國文學史進入一個明顯區別于古代文學的嶄新階段.
這些重大變化,是由近代以來種種內外條件所制約、所造就的.
早在19世紀中葉,馬克思、恩格斯就已在《**宣言》中指出：隨著世界市場的開拓,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民族的封閉和局限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
應該說,各民族的文學匯入“世界文學”的時間、途徑各有不同.在中國,它的開端大體可從甲午戰爭失敗、戊戌變法醞釀算起,迄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由于這一過程遠未完成,它的下限止于何時還很難設定.
本來,西方列強用軍艦、槍炮迫使清王朝簽訂一系列喪權辱國條約,始于19世紀40年代.但最初,這一嚴重危機并未直接觸動中國文學的改革.除了救亡宣傳,沒有人想到文學能和國運有什么關系.直至數十年后,在“器物”層面的改革（洋務運動）、“知識”層面的改革（官派留學）、“制度”層面的改革（變法維新）三次大的嘗試,或難以立竿見影,或遭遇血腥鎮壓而宣告失敗,人們才將目光轉到通過文學進行國民的啟蒙上來.譚嗣同在《仁學》中首揭“個人自主之權”,力主啟蒙；他和夏曾佑等還提倡“詩界革命”.新派詩人黃遵憲很早就有“崇白話而廢文言”,“欲令天下之農工商賈婦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注：黃遵憲：《日本國志》卷33《學術志》（二）.）的主張.裘廷梁等戊戌年間也提出“白話文為維新之本”、“開民智莫如改革文言”（注：裘廷梁：《論白話文為維新之本》,1898年；陳榮袞：《報章宜用淺說》,1899年.）的想法.稍后,梁啟超更倡導“新民”說,推行“新文體”,呼吁“文界”、“小說界”的“革命”,尤其主張通過小說來“新民”.青年魯迅則棄醫從文,提出“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主張“尊個性而張精神”[1],通過文學來改變國民性.可以說,從戊戌變法前后起,中國知識界中已出現了“人的覺醒”與“文的覺醒”的最初傾向.隨著“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到來,中國文學發生全方位的變化：語言從文言轉為白話,文學形態、文學內涵以及文學觀念都出現了史無前例的新的更迭.“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以及“人的文學”、“平民文學”、“思想革命”等口號的提出,尤其顯示了這場文學革命與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目標的一致性.
清末民初文學變革得以實現,也與現代都市開始崛起、傳播媒體發生變化這些社會物質條件的變更密切相關.其中傳播媒體的變革,更是具有現代性的文學能夠誕生與成長的重要條件.
近代傳媒的變革,主要體現在報刊與平裝書成為主要傳播媒體上.報刊與平裝書是用機器印刷的,還要運用鉛字排版或者紙型技術.這種書籍復制方式就是工業化的產物,沒有近代大工業,僅僅依靠手工業作坊無法形成從線裝書到報刊、平裝書的轉換.近代傳播媒體又是運用資本主義商業化的方式運作的.像《申報》館和商務印書館都是股份制企業,在全國各地廣泛建立分支機構,運用西方股份制公司的運作方法來管理和經營,因而使得這些傳媒比起傳統媒體來,顯示出極大的優勢：出版物容量大（用較小的字排印）,周期大大縮短（可以短到一天之內）,效率大大提高（幾千、幾萬、十幾萬份地大規模發行銷售）,價格則大大低廉.傳媒的這種變革,對文學的影響非常大.它一頭影響著作者,促使文學作者由古代的士大夫轉變成近代的依靠稿費和版稅為生、具有獨立地位的知識分子,催生出一批真正具有獨立思想的作家.以女性作家為例,幾千年中國文學史上只出現過蔡琰、李清照等屈指可數的幾位,而“五四”以后短短十年內,竟涌現出了陳衡哲、冰心、廬隱、淦女士、蘇雪林、凌叔華、石評梅、白薇、丁玲、陸晶清、謝冰瑩、袁昌英、林徽因、馮鏗等一大群,其中就有近代傳媒所起的巨大作用.“五四”時期涌現的大量新文學社團,幾乎每個社團也都有報紙、刊物或叢書作后盾.另一頭,近代傳媒又培養和造就著成千上萬新的文學讀者.其中有兩部分人：喜歡新文學的讀者大多是青年學生和一部分知識分子.他們讀新文學刊物上的作品,也讀報紙連載小說（如《晨報副刊》上的《阿Q正傳》）.但大量的讀者則是市民.由于商業利益的驅使,報刊與平裝書必須面向多數市民大眾,必須適應近代市民周末、周日休息和娛樂的閱讀需求.這就促使報紙大量刊登通俗性連載小說,更多關心市民的民主訴求,幫助他們逐步擺脫宗法制的束縛；同時又促使文學讀物的形式通俗化,情調趣味化,內容帶上更多世俗化的色彩.反過來,這類文學趨向又熏陶出大批的讀者,并決定著通俗文學的走向.朱光潛甚至說過：“在現代中國,一個有勢力的文學刊物比一個大學的影響還要更廣大,更深長.”[2] （P429）中國古代文學以詩文為中心,到戊戌變法以后開始轉變為以小說為中心,這一方面是由于維新派人士的倡導,另一方面又同近代報紙、出版業這些傳媒的推動有很大關系.
20世紀中國文學的成分是復雜多元的,其發展過程也是曲折起伏有時甚至要付出沉重代價的,但毫無疑問,現代性不僅構成這階段文學的重要脈絡,并且也是它區別于中國古代文學的根本標志.
所謂“現代性”,指的是傳統社會轉變為現代社會過程中形成的一系列新的知識理念與價值標準.世界各國的這一轉變過程各有自己的特點,但也有大致相似的軌跡：除了工業、科技的發展,物質生活的改善,在社會結構上則是由宗教或者宗法主導的傳統等級制社會,經過市場化、契約化、法制化、世俗化的途徑,逐步轉變成以個人為本位的現代社會,原有的傳統觀念也逐步為現代意識所替代.按照美國學者馬泰·卡林內斯庫（Matei Calinescu）的研究[3],這種現代意識大體包括：進步與發展的觀念（不排除進步中可能有的曲折乃至倒退）；對科技潛能的信心（19世紀被稱為“科學的世紀”,20世紀更是“信息的世紀”）；對理性的崇拜；對時間的重視與關切；以人本主義為基礎的人文理想（自由、平等、博愛、人權）；注重實踐和行動的功利觀等.在文學藝術上,則體現為對真、善、美的追求.后來的西方現代主義文藝,又在個人本位基礎上發展出與外在現實對抗,面向內心,反對理性（認為人性本身就有非理性的成分）,重視創新,反抗庸俗勢利的另一種“現代意識”.根據這些見解,可以說,從西方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到19世紀達爾文、馬克思、弗洛伊德諸人的重要發現,無不包容和體現在“現代性”之中.所有這些,都從思想與審美方面為20世紀中國文學留下了顯著而深刻的印記.
變革時期的文學主要是啟蒙與關心現實的文學,是“為人生”而且“改良這人生”的文學.這些文學當然也可以說是傳統的“經世致用”態度的一種繼承.但在兩個層面上,它們又與傳統文學很不相同：一是用來啟蒙的思想具有現代人文關懷,與封建的“道”及“三綱”觀念根本對立；二是肯定文學具有自己的獨立價值,反對將文學只當做“載”某種觀念的工具.發動文學革命的陳獨秀就說：“狀物達意之外,倘加以他種作用,附以別項條件,則文學之為物,其自身獨立存在之價值,不已破壞無余乎?”[4] 可見,這種“為人生的文學”是一種具有強烈現代性的文學.“五四”以后也有些人倡導過“為藝術而藝術”,但這種文學正像魯迅所說,在反對封建的“文以載道”方面具有革命的意義；更何況,那些倡導“為藝術”論的人們自身也不否認“文學的社會使命”.從這樣的意義上來說,無論是“為人生的文學”或是“為藝術的文學”,同樣都是具有現代性的.
在創作方法上,20世紀中國文學是寫實主義（亦稱現實主義）、浪漫主義、象征主義、現代主義（注：現代主義乃表現主義、未來主義、達達主義、新浪漫主義、新感覺主義、意識流、魔幻現實主義等多種先鋒文學形態的總稱.）的多元共存.隨著科學“求真”思維的進入,傳統美學以“善”為最重要價值判斷的理念得到改變,“真實”逐步成為最重要的審美標準,寫實主義就成為文學創作的主流,并且分別演化出重詩意抒情、重風俗描畫、重工筆再現等多種形態.據文藝理論家韋勒克的考察,寫實主義本是一個不斷調整的概念,它“意味著‘當代社會現實的客觀再現’,它的主張是題材的無限廣闊,目的是在方法上做到客觀,即便這種客觀幾乎從未在實踐中取得過.現實主義是教諭性的、道德的、改良主義的.它并不是始終意識到它在描寫和規范二者之間的矛盾,但卻試圖在‘典型’概念中尋求二者的彌合”[5].在長期獨尊寫實主義的年代,人們只承認寫實主義為“唯物”,把其他方法都稱作“唯心”,竟至得出“一部中國文學史就是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斗爭的歷史”這類公式.在這一世紀的最后二十多年,又出現“只有現代主義才是真正現代化的文學”的簡單論斷.其實,文學的“現代化”或“現代性”既不會被寫實主義所獨占,也不可能被現代主義所包辦.寫實主義之外的其他各類創作方法,不但于整個世紀內存在,并且都為中國文學的發展做出過貢獻.浪漫主義由于對“情”的推崇,導致對“禮”的逾越,因而產生對傳統美學規范“中和之美”的突破,自有其現代審美價值.只要讀讀蘇曼殊的《斷鴻零雁記》,郭沫若的《女神》、《屈原》等作品,就可知道這種方法并非“早已過時”.象征主義也被不少作家運用,產生過若干杰出作品.至于新感覺派代表作家穆時英的小說,具有與現代都市脈搏相適應的快速節奏,有電影鏡頭般不斷跳躍的結構；它們猶如街頭的霓虹燈般閃爍不定,交錯變幻,充滿著現代都市的急促和喧囂,與傳統小說那種從容舒緩的敘述方法和恬淡寧靜的藝術氛圍完全不同.應該說,它們與茅盾的《子夜》一起,對現代都市文學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開拓作用.40年代汪曾祺《綠貓》、《禮拜天早晨》等相當圓熟的意識流小說,則深刻地寫出了現代人的孤獨感.它們都具有鮮明的現代性.新文學奠基人魯迅,既寫出了《吶喊》、《彷徨》這些以寫實主義為主同時與象征主義滲透交融的杰作,又寫出了《故事新編》中那些表現主義的、令讀者非常感興趣的小說,還寫了《野草》這部基本上是象征主義的散文詩集,可見,在藝術方法上主觀地畫圈圈、定框框,是多么脫離實際.“現代性”本身極為寬廣而多樣：魯迅的反對禮教“吃人”,主張每個人既要懂得自尊、又要懂得尊重別人,既不讓自己當別人的奴隸、又不讓別人當自己的奴隸,既不做狼、也不做羊,而要做“真的人”,這是一種現代性——啟蒙的現代性；曾樸《孽海花》那樣以“生活史”和“精神史”的方式來寫近代士大夫與孽海名花,寫得“元氣淋漓”,令人蕩氣回腸,這也是一種現代性——審美的現代性；張愛玲那樣專寫日常生活,專寫大都市的中上層女性心理,表現包括欲望在內的世俗化的內容,有的表現得很深刻,這又是一種現代性；沈從文那樣以湘西少數民族的本真、雄強、樸實、真誠、敢愛敢恨來反襯現代都市中某些人的虛偽、自私、怯懦、無能、不負責任,這同樣是一種現代性,完全不能像過去那樣稱之為“向后看”.像王蒙的《活動變人形》、王安憶的《長恨歌》,或表現轉型時期新知識者的深沉痛苦,或抒寫動蕩年代青年女性的無奈命運,都包含了某種刻骨銘心的人生體驗和深切的人文關懷,當然更屬于境界各不相同的另一類現代性了.至于“后現代”,應該說是對現代性的一種補充、延伸和糾偏,雖然它很重要,卻并不能開辟一個獨立的時代,而是從屬于現代性范圍之內的.
中國文學的近代變革,也是一個文學概念的重新明確,文學與其他文字門類分離而獲得獨立地位的過程.由于文學使用語言文字符號,所以它很容易與其他使用語言文字的學科如哲學、歷史、宗教等混同.事實上,無論在中國還是在西方,都曾經歷過一個把所有的文字著述（小說、戲劇除外）都稱作“文學”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今天意義上的“文學”當時反倒成為宗教、政治的附庸,這時的宗教、政治,因為文學所具的獨特感染力,而把它作為實用的宣傳、治國的工具,達到藝術審美之外的其他目的.在西方,直到19世紀,文學觀念才產生了變革,才使小說、戲劇之外的所有文字著述都稱為“文學”的大“文學”觀念解體,文學與其他的文字著述分離,專屬于表現人生情感的虛構想像作品,從而也成為獨立的人文學科.這一變革自然與近代“人”的解放,“人”獲得更多的自由,具有更多的獨立自主精神有關,也與西方學科的精細化,學科的分類變得更為明確有關.西方文學獨立之后,作家從文學角度對“人”的內心世界的表現,遠遠超過他們的前輩.
中國文學觀念在“五四”前后曾經發生過一次重要的變革,這從“五四”文學革命時提倡的“新文學”名稱上也可看出.之所以強調“新文學”,正是為了區別于“舊文學”.中國古代盡管歷朝都有一些創新的文學家,不斷提出一些新觀點,但就總體而言,一直是儒家文學觀占據統治地位.儒家有自己的“道統”,他們把“文”看成“道”的顯現,“道”主要指的又是政教.“五四”時的新文學已經意識到文學是表現人生的,“人生”就是人的生命體驗.這樣,文學也就由“道”轉向了“人”.過去的文學崇尚“征實”,排斥虛構想像,因此歷史著作、議論文、碑銘、書信等應用文都是“文學”,反倒把小說戲曲排斥于“文學”之外.“五四”新文學在文學范圍上作了大幅度調整,把形象的“虛構”作為文學的特征,因此,小說戲曲成為文學的正宗,而大部分紀實作品,如歷史著作以及論著、應用文,則被請出文學的圈子.過去的文學把“中和之美”看成最高的審美規范,“五四”新文學打破了這一規范,主張要正視人生,正視現實,于是悲劇才有了重要地位（在此之前的《玉梨魂》、《孽冤鏡》也已在新的悲劇觀上初露端倪）.而中西審美觀念的互補,在喜劇方面則形成多種類型：不但有張天翼、沙汀、陳白塵、馬凡陀等的尖銳潑辣型諷刺,而且還有丁西林、老舍、彭家煌、錢鐘書等的含蓄幽默型嘲諷.過去的文學把先秦典籍作為文學語言的規范,“五四”新文學卻認為這樣的語言已經難以表現現代人的生命體驗,提倡運用生活中使用的白話來表現人生.“五四”文學革命最初在對待詩歌語言、傳統戲曲等方面也曾出現簡單、偏激的傾向,后來則在實踐過程中逐步有所糾正,走上基本健康的發展道路.只要對比一下新文學與原有的文學,不難發現幾乎所有的文學體裁,如詩歌、散文、戲劇、小說這時都已發生了重大變化.而所有這些變化,實際上都印證了文學觀念的變革,顯示了文學觀念與文學創作之間的互動.
中國“五四”時期發生的新文學運動,自然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是一些作家振臂一呼的結果.必須承認,中國傳統文學觀念確實有它的缺陷,難以適應新的時代的需要.西方近代文學觀念與當時統治中國的儒家文學觀念相比,確實具有優越性,它更先進、更系統、更能顯示文學的藝術特性,扣緊文學與“人”的關系.因此它才能取代中國傳統的文學觀念.事實上,到了清代,傳統文學觀念已經成為文學發展的桎梏.只要看看中國能夠貢獻于世界的文學巨著《紅樓夢》都不得進入傳統“文學”之林,以至作者的身世、作品創作的過程至今還莫衷一是,仍為一個謎,就不難明了這一點.其實西方在文學觀念近代變革之前也曾出現過類似的情況：貢獻給世界文學以第一流劇本的莎士比亞,其身世經歷至今仍是一個謎,那些第一流的劇本當時也遭到輕視.所以近代文學觀念取代傳統文學觀念,對文學來說是一種解放,促進了文學的發展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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