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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大千世界，在流傳下來的眾多文字當中惟有漢字兼具了實用和審美的功效，衍生出了獨具魅力的書法藝術，這其中除了歷代書家們的筆墨功夫外，和漢字本身的特點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自秦始皇把小篆定為標準字體在全國范圍內推廣使用。
李斯因此成為中國書法史上第一位留下了姓名的書法家。
沿著古中國文字的發展脈絡我們發現，傳統書法的體例被依次劃分為真草隸篆，篆書分大篆和小篆兩種書體。
既然作為漢文字源頭的甲骨文和鐘鼎文都被劃屬大篆書體的范疇之內。
不可否認：在中國書法漫長的發展歷程中甲骨文、鐘鼎文當之無愧地是中國書法長河的“三江之源”。
在秦朝通行小篆的同時，隸書在社會下層悄然而生，并且取代了小篆，上升為主要通行字體。
使漢字告別了已經使用三千多年的古文字，徹底擺脫了古文字那種象形的特點，繼而向正書、行書、草書三個不同的方向演變，形成了中國書法最主要的三種書體。
這就是書法史上著名的“隸變”，
如果說漢字自身的逐漸演變為中國書法展開了廣闊的發展空間，那么書法工具的逐步完善無疑又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一管柔毫、一張宣紙，就可以把人的精神性情清晰而又千差萬別地體現在筆下的點線之中---如其人。
以最簡單的工具，直接的把握物我之真，萬象之美。
“天地萬物之變動，可喜可愕，一寓于書”。
原來，書法藝術和書寫者的人格性情就是這樣緊鑲密嵌地成為渾圓的一體——藝術成為人的具體意義和生動展示，人格性情成為藝術的最終目的和內在靈魂。
這或許就是我們所要尋找的答案。
帶著這樣的思索，讓我們重新回到浩瀚的書法歷史中去求證、去發現那沉寂千年的墨跡紙張背后靈動著的一副副鮮活的生命形象吧。
這里是紹興蘭亭，1600多年前，被后世書家尊為書圣的王羲之就在這里完成了中國書法史上的偉大之作《蘭亭序》。
千百年來，蘭亭成為了無數書家心目中的圣地。
這塊碑被稱為“蘭亭御碑”，無論是它的高度還是它的重量，都堪稱中國古碑之冠。
碑的正面是康熙皇帝手書的《蘭亭序》全文，背面是乾隆皇帝游蘭亭時寫的七律《蘭亭即事》，因此，后人把這塊碑稱為“祖孫碑”。
康熙和乾隆，清朝268年歷史中最有作為的兩代帝王，在中國書法的圣地，同時用翰墨在同一塊石碑上表達了對漢文化的崇敬和親近。
東晉有一個風俗，在每年陰歷的三月初三，人們都要到郊外的水邊踏青郊游，以消災避禍。
他們把這種活動叫做“修褉”。
永和九年的三月三日，王羲之約了一些文人朋友共四十一位，到蘭亭溪邊飲酒游戲，即興賦詩。
大家把這些詩作匯集起來，公推王羲之為詩集作一篇序文。
《蘭亭序》就是王羲之為這個詩集寫的序文手稿。
《蘭亭序》敘寫了蘭亭雅集的盛況，抒發人生的種種感慨，文筆雋爽流暢，灑脫無拘。
而王羲之的書作將晉人的精神風貌和氣質神韻抒發得淋漓盡致。
恐怕連王羲之也沒有料到，他即興寫下的這篇《蘭亭序》竟然得以“天下第一行書”而風流千古。
王羲之所代表的魏晉書法以灑脫飄逸的風采得到了人們的喜愛，而唐代書法則以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面貌征服了后世。
談到唐代書法，還有一位對后世書法影響極為深遠的書家，他叫顏真卿。
顏真卿的家族一門顯儒，詩禮傳家。
作為儒家經典著作的《顏氏家訓》就是出自顏真卿的祖上一代名儒顏之推。
顏真卿中年的時候遇上了“安史之亂”，在河北二十四郡俱已淪陷，大唐江山岌岌可危之際，平原太守顏真卿率先起兵，舉起討逆大旗，在“安史之亂”中，顏真卿一家有三十多個親屬在戰亂中殉國，其中他的堂兄常山太守顏杲卿和堂侄顏季明的犧牲最為壯烈。
安史之亂平定之后，顏真卿滿懷悲傷地設酒祭奠死難的親人。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他寫下了那片震爍古今的《祭侄稿》。
顏真卿用噴涌而出的激情，把原本一篇普普通通的祭奠文字寫得這樣奇崛雄健、浩氣充塞，達到了超神入圣的境界，以至《祭侄稿》被后人譽為“天下第二行書”。
顏真卿忠義節烈，舍生取義,他的書法也一如忠臣烈士，廟堂之氣十足。
書法本身是極具象征性的，看到顏體楷書，自然使人聯想到中國歷史上象顏真卿這一類的忠臣良將。
后人評價說顏體楷書正像“關羽坐帳，正氣逼人”。
國人的視覺聯想竟是如此豐富，居然把方塊字和人物的形象聯系起來。
三國時期蜀漢大將軍關羽，之所以能與孔夫子并稱為“文武二圣”。
就是因為在關羽身上蘊涵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倫理、道德，滲透著儒學的春秋精義。
孟子說：大丈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千百年來，在孔孟儒學思想的影響下，形成了崇尚忠臣義士、道義節操的傳統文化。
關羽是忠義楷模、仁勇化身，這和顏真卿的滿門忠烈、舍生取義是一脈相承的。
顏真卿堂堂正正的楷書和關公那種威武不能屈的意象疊加起來，儒家學說的倫理道德就這樣在一個個的方塊字上顯現出來了。
這是黃道周在獄中寫下的詩卷，字里行間那一橫一豎可以看出他在書寫時的心境竟是如此的坦然從容，他一筆不茍地寫著，看不出絲毫的膽怯和慌亂，人們從詩卷墨跡中感受到的只是凜然氣節和心靈震撼。
臨刑前，黃道周破指血書“綱常萬古，節義千秋，天地知我，家人無憂”。
無論是官居宰輔還是長為布衣，無論是豪壯奇崛還是脂膩粉漬，只要是中國傳統文人，手中都握著這幅筆墨，筆墨間流淌的不僅僅是百折千回形態各異的中國文字，更體現了一種千百年來磨礪而成的文人性格以及生命狀態。
中國書法的走向一直受到傳統文化和社會思潮的影響，而決定中國書法基本風貌的首先是儒家思想。
“書以明道”，這個“道”就是儒家學說中的倫理規范。
明代著名思想家、書法家傅山作詩告誡他的子孫，“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
綱常叛周孔，筆墨不可補。
未習魯公書，先觀魯公詁。
平原氣在中，毛穎足吞虜”。
他提出的“作字先作人”的觀點，就是說如果背離了周禮儒學，那么做人就是立不住腳的，這樣的人寫出字來也必然流露出一種“小人之態”，而這種低俗僅僅靠筆墨技巧是無法補救的。
傅山告訴他的孩子們，在學習顏真卿書法之前，必須首先觀看顏真卿是怎么說和怎么做的，就是要先學習顏真卿的做人。
只要胸中有顏真卿那樣的浩然正氣，一管小小的羊毫也足以“氣吞強虜”。
所以，古代書法最感染人的就是書寫者的那個精神性，在作品里所流露出來的那種激動人心、感人至深，讓人千古人同此心的那種東西他們抓住了，這正是中國書法藝術的靈魂，是中國書法藝術最動人的因素。
書法藝術幾乎成為封建文人士大夫生命形式的例子不勝枚舉。
紙硯筆墨、梅蘭竹菊裝點起來的生活環境也成為文人書家們追求高潔意境的榮耀象征。
唐代著名詩人劉禹錫在他的《陋室銘》中就曾用這樣的詩句來描述理想中的文人生活：“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
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
可以調素琴，閱金經。
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以陋室的清貧的情境來反襯文人們所追求的精神家園的富貴高雅。
正所謂“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說到鴻儒，宋代的大文豪蘇軾自然是當之無愧，這位廣學博才的大書法家談及學識修養和書法的對應關系時，這樣說到，“作字之法，識淺、見狹、學不足三者，終不能盡妙。”書家如果學識淺薄、見識狹隘、學問不足，其書法是不可能達到盡妙程度的。
蘇軾本人就是中國書法史上最富有浪漫個性和學問文章之氣的書法家，他詩詞文賦、書畫音律無所不精。
他的書法既有陽剛之美，又有書卷之氣。
蘇軾廣博的學識造就了他那種氣吞萬里的胸襟氣度。
觀蘇軾書法，就不由使人聯想到他那“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恢弘與豪邁。
書法藝術發展到了今天，它給我們留下的不僅僅是一幅幅令我們無限追思和景仰的筆墨寶卷，更重要的是留給了我們一筆沉淀千年的思想和精神財富。
站在它的面前，我們應該感到無限的欣慰和幸福，因為每當我們停下匆忙的腳步，我們都可以隨時去瞻仰去體會那份古樸優雅和那份博大深邃。
無論是勤學苦練的求索，還是心手兩忘的抒懷，無論是浪情恣肆的狂放,還是溫文爾雅的內斂。
中國書法作為中國傳統藝術已經經過漫長的積淀代代相傳，浸透在了民族久遠的血液之中。
透過那變幻萬千的點線形式，我們似乎看到了那種沉浸于筆底，洋溢于案頭的生命存在。
書法藝術伴隨著中華文明史的發展走過了漫長的歷程，書法創作成為書家心靈世界的展現，傳統文人們自覺地將書法納入“正人心”的軌道，書法就成了地道的身心修養、人格完善的過程。
雖然作為實用性書寫工具的毛筆已經退出了歷史舞臺，但是作為中國藝術瑰寶的書法卻保留了下來，它那獨具的神韻、百讀不厭的氣質，至今依然令人傾倒、令人陶醉。
千年書法的歷史不僅僅是這獨一無二的藝術形態的流傳史，伴隨著文人們的筆墨紙硯流淌千年的毫無疑問應該是那千古不變的翰墨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