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不同意，原因有下：
第一、現存的圓明園遺址是永遠的國恥紀念地，是世
世代代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活教材，對其修復會使歷史文
物的教育價值蕩然無存。
第二、圓明園目前的主要價值，早已不是百年前的我
國宮廷建筑或皇家園林的輝煌，而是被侵略者焚毀后留下
的恥辱，現在的遺址才具有真正的文物價值。
第三、進行修復是對歷史文物的徹底破壞，與現行的
國家文物保護法相背。
第四、修復圓明園無論在建筑質量上還是規模上，都
無法達到原有的水平，至多只可能是增加一處新的人造景
觀，而且會變得不倫不類。
另：專家談之一：
2004年10月28日
圓明園不能再“毀”一次
南方周末 2004-10-28 14:58:01
□楊耕身
今年10月18日是圓明園罹難144周年，來自各界的20多名專家齊聚園內，共商遺址公園建設大計。
有專家提出，圓明園有必要復建部分景觀，申報世界遺產。
據10月19日《北京娛樂信報》報道，圓明園管理處負責人介紹，這次研討會的目的，是讓專家們對圓明園遺址公園的保護和建設獻計獻策。
眾多“專家”都眾口一辭地倡言“復建”圓明園，而沒有一丁點的“雜音”，這使得不論怎么看，這次“研討會”都堪稱是一次組織得力的“復建吹風會”。
但這實在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因為在我國，關于“圓明園該不該重建”的爭論已不下十數年，“主修派”與“保留派”之爭一直未曾有過決斷，因此此次研討會出現如此統一的“口徑”，便著實有些出人意料。
也正因此，我在看罷報道之余首先想到的是：葉廷芳、李學勤、鄧友梅、梁從誡諸人士如今安在？
之所以想到上述諸人士，因為他們一直以來都是對重修圓明園持反對意見者。
不止是他們，還包括更多人士。
我們不妨追溯至1999年全國“兩會”時，“主修派”與“保留派”的一次交鋒。
此事可見諸1999年3月31日《中國青年報》之報道。
當時針對一份“重現圓明園景觀”的提案，包括上述諸人士在內的49位全國政協委員上書提案，表示堅決反對。
也就是在此次“交鋒”中，著名建筑學家梁思成之子、梁啟超之孫梁從誡先生坦承：我這已經是好幾次反對重修圓明園了！———我奇怪的是：未必到了今天，他們都沒話可說了？
當年的那樁“公案”，也使得我們今天能夠更容易地找到反對重修圓明園的理由。
作為那份提案“牽頭人”的葉廷芳先生在當時就指出：第一，現存的圓明園遺址是永遠的國恥紀念地，對其修復會使歷史文物的教育價值蕩然無存。
第二，圓明園目前的主要價值，早已不是百年前的我國宮廷建筑或皇家園林的輝煌，而是被侵略者焚毀后留下的恥辱。
第三，進行修復是對歷史文物的徹底破壞，與現行的國家文物保護法相悖。
第四，修復圓明園至多只可能是增加一處新的人造景觀，而且會變得不倫不類。
歷史的天空風來雨過，圓明園也經歷了兩度劫難。
1860年她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被英法聯軍燒毀，作為清朝的皇家園林，其廢墟一直完整地保存到1900年。
清政府放棄管理以后，圓明園成為無主的園林，她又遭受第二次大規模的洗劫。
也正因此，梁從誡先生曾經非常激動地喊道：“不能再毀圓明園了！”是的，不能讓人為的重修或復建再將圓明園“毀”一次了。
1999年圓明園的重修之爭之后，隨著2002年10月17日《北京市公園條例》的頒行，我們又一度認為，圓明園不再重建能夠從法律中得到確認。
因為該條例規定：“對無法以人力再造和無法再生的自然景觀或者具有特殊歷史價值的人文景觀，禁止改變原有風貌和格局。”我注意到，此條例出臺后，許多媒體都以“圓明園不重建寫入法中”為題做了報道。
然而誰曾料到，條例也并沒有阻止新一輪的、雄心勃勃的重修計劃？
很難說，在此番“研討會”之后，圓明園的命運將是怎樣，但無論如何，我們需要明白的是：一切并不像這次“研討會”所制造的眾口一詞、人心所向的假象那樣；也想表明：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如何保護古代建筑遺跡的問題，并不是所有人都缺乏一種清醒的認識。
當然，我更想表明的另一個最基本的認知就是：我深信在我們這個社會，不是所有的專家都會輕易地放棄其思想與良知。
當年的“主修派”提出的是“以企業行為重現圓明園景觀”，現在的“主修派”則打出了“申報世界遺產”這樣一個令人心動的理由，然而不論怎樣，當一切都泥沙俱下，我仍將相信那些最堅硬的品質不會有絲毫改變，一段最疼痛的歷史更不會在一個民族的心靈記憶中變得無足輕重。
另：專家談之二：
圓明園：輝煌是否需要重建？
本刊特約記者 李舫
圓明園是對一段歷史最生動、真切的記錄和詮釋。
可以說，任何文字性的記載，任何圖片或影像，都不能比圓明園一小塊斷壁殘垣更真實地觸及人們的內心。
這其中，包含著真實而豐富的中華民族的歷史基因。
廢墟的文化就像剛剛愈合的傷口，表面的平靜下埋藏著組織的撕裂和劇烈的疼痛，這種疼痛是寫在歷史上的陰影，它給今天的生活增添了壓迫，但同時又給我們帶來了心理上回旋的空間：我們的生命有沒有勇氣承受超過其本身的災難？
2004年是圓明園罹難144周年，10月18日，中國圓明園學會和圓明園管理處召集20余位建筑、歷史、考古、園林等各界的專家，紀念圓明園百余年前的創痛及百余年來的滄桑，共商“遺址公園”建設大計。
未能趕來的著名古建筑研究和保護專家羅哲文給會議寄來了賀信，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系教授王道成在會上作了發言，再一次主張復修圓明園的中國園林部分，北京大學世界文化遺產研究中心主任謝凝高提出，“圓明園有必要復建部分景觀，申報世界遺產。”然而，隨后立刻有人對此次會議提出質疑：“這么多專家都眾口一詞地倡言復建圓明園，不能不讓人覺得這是一次組織得力的‘復建吹風會’”。
隨著中關村科技園區建設的展開和人們保護文物意識的增強，圓明園復建與否的問題再一次被提上議事日程，更多的人也對此抱以關注：圓明園，昔日的輝煌是否需要重建？
圓明園坐落在北京西郊海淀區北部。
1709年，康熙將暢春園北一里許地后華家屯的一座園林賜給他的第四個兒子胤，并親題園額曰：“圓明園”。
其意為：“圓而入神，君子之時中也。
明而普照，達人之睿智也。”此后，歷經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清朝五代皇帝的傾心營造，圓明園成為舉世聞名的皇家營苑，因其在建筑與園林方面的杰出造詣，被世人譽以“萬園之園”、“世界園林的典范”、“東方凡爾賽宮”等。
圓明園不僅以園林著稱，而且也是一座收藏相當豐富的皇家博物館。
法國作家雨果對圓明園給予了極高的贊譽：“即使把我國所有圣母院的全部寶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這個規模宏大而富麗堂皇的東方博物館媲美”。
然而，歷史的天空經歷過風風雨雨，圓明園經歷了兩度劫難。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圓明園被英法聯軍燒毀，這場熊熊大火，成了中國人永遠的恥辱和傷痛，圓明園昔日的輝煌，隨著那場大火化做了永遠的灰燼。
作為清朝的皇家園林，圓明園的廢墟一直完整地保存到1900年。
此前的1873年，為了迎接慈禧四十歲生日，圓明園還曾進行了部分的整修。
1900年，八國聯軍侵略中國，圓明園再度遭到破壞。
辛亥革命以后，清政府放棄管理以后，圓明園成為無主的園林，又遭受第二次大規模的洗劫。
兩度劫難之后，神話般煙雨迷離的美景已不復存在，留給后人的只是一片廢墟，這片遺址成為清代統治者腐敗無能的歷史見證，同時它也像一座警鐘，時刻警示著國人不能忘記這一恥辱。
多少年來，埋葬了一代又一代人憑吊和反思的圓明園被負載了更加厚重的期望。
1983年，北京市曾在《北京城市建設總體方案》中明確規定，將圓明園遺址建設成“圓明園遺址公園”。
然而，如何建設圓明園遺址公園、如何保護和利用好圓明園這片豐厚的歷史文化遺產，學者卻持有不同的觀點，歸納起來，主要是兩種。
一種觀點認為，對圓明園保護和利用應采取積極態度，主張部分復建圓明園景區，與現存的西洋樓遺址形成更鮮明的對比，更有利于開展愛國主義教育。
另一種觀點認為，美是不可重復的，圓明園應該保持廢墟，廢墟也是一種美，可以讓人們永記國恥。
力主“重建圓明園昔日輝煌”的“修復派”與力主“讓廢墟成為民族恥辱歷史教科書”的“保留派”聚訟紛紜，各執己見，但其爭論卻一直未有公斷。
“修復派”有兩個分支，一是全面修復派，如已去世的建筑學家單士元。
他們認為圓明園是我國古代建筑的頂峰和精華所在，應全面恢復，使后人了解我國古代在建筑上的輝煌成就。
但目前持部分修復意見的人較多，是主修派的主流，如八屆全國政協委員羅哲文等人，他們認為全面修復工程太大，耗費過重，沒有必要，只要修復一些重要景點就行，比如曾經是政治中心的“九州清晏”等。
目的是為了加強對比教育，在對比中再現被侵略者破壞的慘狀。
同時也提供參觀，使游人重睹圓明園昔日之芳華。
“保留派”則認為，圓明園作為一個見證過歷史的園林，其實是有兩個歷史身份的，一個是園林史上登峰造極的“萬園之園”，一個是民族史上的屈辱象征。
站在圓明園的斷壁殘垣前，我們都會感到矗立在心頭的國恥，同時，我們又會想象那萬園之園的盛景。
正是圓明園的這兩個身份，正是我們心頭的這兩個情結，讓我們對于圓明園該以哪種面貌示人有了不同的選擇，而這每一種選擇，決定的又不僅僅是圓明園的面貌，它還決定了我們每個人對待歷史的態度。
中國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員葉廷芳是重修圓明園的著名反對者之一。
他認為，世界上有許多以廢墟如被譽為古代世界七大奇觀的羅德島上的太陽神巨像、古希臘雅典衛城中的帕臺農神廟等，它們雖是廢墟，但卻最客觀真實地把歷史鐫刻在地上，這也是一種美。
對廢墟進行維修是必要的，但如果在廢墟上搞“假古董”，破壞了廢墟本身的美，是摧殘的行為。
而著名建筑學家、清華大學建筑學院的陳志華教授認為，即使重修圓明園，但建筑材料、工藝、風格都無法真正回到過去，就不會再是那座清代名園，如此修復沒有多少意義。
陳教授提出，在保留遺址的前提下，把圓明園建成公共綠地，同時，保留大水法等遺址，讓人們在休閑中受到教育。
1999年的一次交鋒是兩派辯論的一個高峰。
“兩會”期間，針對一份“重現圓明園景觀”的提案，在北京市政協第九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北京市政協委員陳立群提交一份提案，建議“以股份制方式重建管理圓明園”，即“建立以國家、企業、投資人參股的股份制企業上市公司，以企業行為完成從策劃、宣傳、啟動、集資、管理的全過程”，然后，“承包給愿意并有能力重建部分圓明園景觀的企業，由專家組監督實施過程，社會監督管理行為”。
包括葉廷芳、李學勤、鄧友梅、梁從誡等人在內的49位全國政協委員上書提案，表示堅決反對，他們呼吁：“不能再以‘修復’的名義毀掉圓明園了！”
2002年，《北京市公園條例》正式頒布。
該《條例》規定：“對無法以人力再造和無法再生的自然景觀或者具有特殊歷史價值的人文景觀，禁止改變原有風貌和格局。”此《條例》出臺后，爭論暫時平息，許多媒體以“圓明園不重建寫入法中”為題做了報道，此事告一段落。
前不久的會議無疑在圓明園尚未平靜的湖面上擊起一片波瀾，此次由專家論證的“重修計劃”將給圓明園帶來怎樣的命運？記者就此分別采訪了羅哲文、葉廷芳和王道成。
保留派：難忘的精神
創痛與難圓的重修夢
記者：葉先生，從20世紀90年代初，您就堅決反對圓明園復修，當時您認為世界上有許多著名的歷史遺址，是以廢墟的蒼涼美而聞名于世的，如被譽為古代世界七大奇觀的羅德島上的太陽神巨像、古希臘雅典衛城中的帕臺農神廟等，它們雖是廢墟，但卻最客觀真實地鐫刻了歷史。
葉廷芳：是的，我一直認為，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北京的圓明園廢墟和南京的萬人坑遺址是西方列強與東洋鬼子留在中華民族脊背上最創痛的傷疤。
它們不僅是中國人不可忘卻的恥辱，也是整個人類永遠銘記的恥辱。
當年雨果對他肇事祖國的強烈譴責，不就是人類良知發出的聲音嗎？
因此我認為應當像保護犯罪嫌疑人“作案現場”那樣保護圓明園的廢墟狀貌。
這種廢墟的悲涼的滄桑感本身就是對那種以強凌弱的侵略行徑的無聲控訴，它可以喚起國人對那段祖國貧弱歷史的痛苦記憶，激發國人奮發圖強的意志和決心。
因此，保護侵略者的這塊“作案現場”固然已不具有法律效率，但它具有巨大的政治意義和歷史見證價值，這種價值是一座輝煌的皇家園林所無法比擬的。
正是基于這一點，它作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才是最理想的。
記者：那么可不可以這樣說，對廢墟要尊重其歷史原狀，保持其歷史的真貌，不要唐突地進行任何修繕。
因為對它的任意改動都會是不完美的，歲月留在廢墟中的蒼涼美也會被復修的腳手架沖淡？
葉廷芳：不，我不這樣認為。
進行維修是必要的，我所反對的是在廢墟上搞“假古董”，破壞了廢墟本身的美。
從文物美學角度講，文物的價值和文物的美，就在于它的歷史原初性，這種原初性或曰原創性的美是不可復制的。
為了使其保持更長時間，有時對其進行維修是難免的，但國際公認的原則是：修舊如舊。
然而我們這里常見的誤區是：“修舊如新”，以為只有使它重新完整了，嶄新了，才恢復了它的價值。
事實正好相反，這樣做，恰恰毀壞了它原來的價值。
所以，這一二十年來全國出現的大量金碧輝煌的仿古建筑，群眾普遍感到厭倦，嗤之為“假古董”。
所以不難明白，為何每一次“重修圓明園”的計劃提出時，反對的呼聲馬上把它掩蓋了，理由很簡單，圓明園是一個特殊的歷史紀念地，作為遺址公園有著巨大的文物價值。
記者：2002年，《北京市公園條例》正式頒布。
該《條例》規定：“對無法以人力再造和無法再生的自然景觀或者具有特殊歷史價值的人文景觀，禁止改變原有風貌和格局。”此《條例》出臺后，圓明園復修與反對的爭論暫時平息，許多媒體以“圓明園不重建寫入法中”為題做了報道。
那么，您認為今天，為何新一輪的復修計劃又被提出來？此次由專家論證的“重修計劃”將給圓明園帶來怎樣的命運？
葉廷芳：圓明園作為遺址公園而存在的性質在1983和2002年國家公布的相關法規中都是明確的。
這個遺址公園應該是整體的，而不是部分的。
但現在正在進行的修復十分之一的努力是與“遺址公園”的精神不相符的。
不錯，十分之一在比例上固然是少數，但其絕對數將是大量的。
一旦這些金碧輝煌的仿古建筑琳瑯滿目地散落在圓明園各處，人們哪里還感覺得到遺址的氛圍呢？哪里還產生得了憑吊情緒呢？特別是我們的子孫，他們會不會以為，這些建筑都是當年浩劫中幸存下來的呢？
看來，有些人顯然還沒有從“復建含經堂”的過程中得到應有的教訓和啟悟——新千年伊始，人們為了復建含經堂，遂著手對這座建筑遺址的地基進行挖掘，結果發現，被掩埋的含經堂的地基下依然留有這座建筑的結構完整、輪廓清晰、規模宏大的立體基礎的存在，而且還有少量的珍藏！這一旨在復建的挖掘因而變成了有意義的遺址發掘，它為我們應如何保護圓明園遺址提供了極好的經驗和啟示，許多專家因此而改變了復建的意圖，而主張對圓明園其他重要建筑的遺址繼續進行發掘。
這一事件也說明，原來已經出臺的《圓明園遺址公園規劃》應當修改。
然而，迄今為止，復建十分之一的計劃仍然在執行。
而且，從最近的一次會議來看，人們還想把這一舉措作為申報“人類遺產”的必要條件。
我認為，這樣做很可能弄巧成拙：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有關專家們會認同我們的這種補補貼的遺址保護觀念嗎？
記者：那么，誠如您所說，圓明園是對一段歷史最生動、真切的記錄和詮釋。
可以說，任何文字性的記載，任何圖片或影像，都不能比圓明園的真實景況更真實地觸及人們的內心。
保留廢墟是為了讓子孫后代看到中華民族曾經遭受的凌辱與苦難，可是假如僅僅憑借眼前的這些廢墟和它所帶來的蒼涼感，后來的參觀者能否想象得出圓明園當年一度的輝煌？沒有輝煌與蒼涼的視覺對比，對歷史的感受是不是也要受到限制？
葉廷芳：所以我認為，從功能需要出發，在園內選擇某些空地建造一定數量的房屋是必要的，例如：一座展覽館，用來展出圓明園“生前”全景模型或微縮景觀；一座藝術陳列館，用來收集并展覽圓明園幸存和回收的藝術品；一定的辦公用房以及供游人休憩的場所等。
但所有這些房屋在形式與風格上應一律與古典建筑判然有別；它們應當采用現代建筑的型制，并且在體量、高度與色調上都受到限制，簡單說都應當是簡樸的。
有人主張復建當年最主要、最輝煌的代表性建筑如九州清晏，以起“對比作用”，此議極其荒謬。
既然圓明園已正確地定位為“遺址公園”，那么其中的任何重要建筑的遺址都是無價之寶；它們是神圣的，不可觸動的！九州清晏更是遺址中的遺址，是全園的靈魂和主皋，破壞了這個遺址，勢必破壞圓明園這個將是世界上最大的遺址公園的整體格局，那將是愚蠢的犯罪行為。
如果有人實在割舍不了那個“復建”情結，不妨在圓明園以外的什么地方復制一個圓明園，再不，可在園內的某個偏僻的地方復建一兩座代表性建筑，并以圍墻將它與圓明園隔離，而有門相通，這樣也許可以滿足主修派的部分愿望。
記者：在許多文物遭受了難以挽回的更新與復建的破壞之后，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們開始意識到，對歷史文化遺存的尊重與保留是留給子孫的最大財富。
因此，不難理解，保住圓明園的原貌，是當代人的歷史責任，我們有責任守住一段歷史，傳承與后人一種可觸摸的真實歷史感。
可是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我們有責任讓子子孫孫認識到比圓明園中的殘垣斷壁所能傳遞的信息更加豐厚的歷史意蘊和文化內涵。
怎么解決這種矛盾呢?
葉廷芳：目前人們的文物意識正在覺醒，許多人還處在覺醒的過程中，想要保護而不知如何保護，在“睡眼惺松”的情況下很容易走入誤區，以致“一失足成千古恨”，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
目前關于圓明園的爭論主要集中于地面建筑方面。
鑒于此，建議政府主管部門暫時將這一問題放一放，冷一冷（暫停十分之一的復建計劃），先把注意力集中于沒有爭議的那些保護內容，例如：主要遺址的繼續發掘（這是主要任務）；遷出占園民居（這已完成了）；整理山形水系以及建造功能用房等——不過關于整理山形水系可能還有些爭議：有人主張重新堆山造湖。
我認為此議值得討論。
那樣做豈不是又在復建，而不是保護遺址了？我認為只需清理出原來的脈絡即可，至于原來的狀貌可通過模型來告訴游人。
遺址，遺址，即遺留下來的狀貌！這個狀貌以1949年政府重新將圓明園管理起來為界限。
保持圓明園的殘破，便是保住了歷史的真相，這才是對圓明園最大的保護。
就圓明園的歷史、文化方面特殊意義而言，將保護與修復劃等號是愚昧的。
修復派：復現輝煌同樣能警戒后世
記者：羅先生，關于圓明園的問題，您在全國政協八屆一次會議上曾做過一個題為《搶救保護圓明園遺址并加以整修開放》的發言。
關于圓明園的爭論被擱置了一段時間以后，您認為現在應該如何處理圓明園問題？
羅哲文：我認為，圓明園其實完全成了廢墟，地面建筑除了“西洋樓”尚存一些殘件以外，幾乎一無所有，無以顯示昔日的藝術風采和建筑工藝水平。
因此，選擇一小部分景區和建筑按原狀恢復，目的是為了加強對比教育，使人們一看便知如此精美的園林藝術瑰寶，被侵略者野蠻地破壞了，而今只剩下大片廢墟遺址。
與此同時，也提供參觀，游人得以重睹圓明園昔日藝術之芳華。
雖然只是局部，也可引起昔時全部輝煌壯麗之聯想。
記者：在1993年經**批準的“北京城市建設總體方案”明確將圓明園一直建設成“遺址公園”，但是由于種種原因，改造與建設問題一直未能實現。
眾所周知，遺址是圓明園遺留下來的實物，是文物；而公園則是大眾游樂、休憩的場所。
那么，如果復建圓明園，我們應該如何處理遺址與公園的關系問題？
羅哲文：“遺址公園”的建設必須以遺址為依托，必須尊重遺址的內容。
一是圓明園的總體布局，這是圓明園造園藝術的主要成果，現在基本保存完好；二是圓明園的山形、水系，這是園林藝術的依托基礎，總體布局的重點內容。
現在的山形、水系已經遭受較大的破壞，但還有可能加以恢復；三是圓明園的園林建筑，包括各種宮殿、樓臺亭閣、廊廡軒榭等，這是圓明園的精華，盡管現在大部分已化為灰燼，僅存基礎，但仍可憑據僅存的遺址展現其當年的風貌；四是疊石堆山，這也是圓明園園林藝術的精華，盡管現在已大部坍塌殘損，但也還可以加以整理，使其再具觀賞和研究價值。
記者：圓明園復建是一項科學技術性很強、需要很長時間的工程，對于這樣大面積的修復工程，會不會有造“假古董”的可能？
羅哲文：關于復建，我們應該注意到，由于是選擇代表性之景點與建筑，設計施工質量必須是高質量的。
設計方案事先要進行科學研究，找出可靠的復原依據，包括遺址遺物、文獻資料、圖紙照片等等。
施工隊伍也要高水平，精工細作，務求達到康乾時期的工藝水平。
如果質量不高，將達不到預期的效果。
比如圍墻是圓明園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圍墻必須堅持原狀、原材料、原結構進行修復的原則。
修復派：青史憑誰定是非？
記者：王教授，繼侯仁之、單士元、羅哲文先生之后，您力主復修圓明園，建議在對占圓明園總面積2%的西洋樓保存現狀的同時，對占圓明園總面積98%的中國園林部分進行整修，重點恢復一些富有特色的景區，使圓明園的內容更加豐富。
王道成：不錯。
我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研究圓明園問題，每當我一次又一次走進圓明園，看到堆得漫天遍野的垃圾、被非法侵占的土地、挖山填湖改造而成的農田。
面對這種狀況，我提出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精心設計，精心施工，在保護好西洋樓殘跡的同時，重點恢復圓明園中國園林部分的一些富有特色的景區，再現這些景區當年的風采。
記者： 1860年的那場大火，已經讓圓明園成為中國人民心中永遠的傷痛，盡管廢墟已經結成傷疤，可是很多人還是認為圓明園不僅是中國人不可忘卻的恥辱，也是整個人類永遠銘記的恥辱。
那么您有沒有想到，改變了這些恥辱的象征，我們還用什么來激勵和教育后人？
王道成：我從來不認為，保留“恥辱地”就是保留對于恥辱的記憶。
我們應該正視一個現實，那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圓明園，早已經不是1860年一把大火燒過的圓明園。
據資料記載，英法聯軍放火燒毀圓明園之后，圓明園還曾余留16處重要景觀。
應該承認，作為廢墟，圓明園在清朝還是得到了妥善的保護的。
對圓明園的破壞還來自兩個重要的歷史時期，一個是民國時期，國內災亂頻仍，圓明園成了一個廢園，園內存留的文物、遺跡被洗劫一空；一個是**時期，圓明園的管理一度陷入混亂，曾有圓明園圍墻一次拆除800余米，一次砍伐樹木1000余棵，一次運走石料幾十車的記載。
**總理也曾經提出，在適當條件下，應重新修建圓明園。
記者：那么就是說，現在的圓明園廢墟其實早已不是當年遭受劫掠之后的圓明園？我們呼吁保護的圓明園廢墟其實僅僅是一種停留于我們的想象中的廢墟？
王道成：對，應該這樣認為。
1860年，圓明園遭受第一次劫難。
此后的1873年，為了迎接慈禧的四十歲生日，清政府曾經對圓明園進行了部分的修復。
1900年，八國聯軍侵略北京，圓明園再次遭到破壞。
辛亥革命后，圓明園無人管理，園中的遺物被一些不法官僚、政客紛紛盜走。
王懷慶拆掉舍衛城、安佑宮以及西洋樓的石料修建自己的達園，張作霖修建墓地也是從圓明園運去的漢白玉石料。
新中國成立后，一些單位和個人也不同程度地去用了圓明園的遺物。
現在我們在北京的許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圓明園的遺物，如，北京大學辦公樓前的華表二根、漢白玉麒麟一對、未名湖的翻尾石魚；頤和園東宮門外的云龍陛石、仁壽殿前的銅狻猊；北京圖書館樓前的華表一對、石碑兩塊、昆侖石一塊；中山公園的蘭亭八柱等。
1984年，在上海也發現了圓明園的遺物，據說是李鴻章搬去的。
現在的圓明園同1860年被大火焚毀后的圓明園在各種意義上都是不一樣的。
記者：不論圓明園在1860年之后還曾經經歷過多少劫難，圓明園其實已經是一個符號，一個象征，一段歷史的悲嘆。
您認為復建了圓明園，它的原初的象征意義會不會被淡化？
王道成：在合理保護、利用和建設圓明園的問題上，我主張我們的工作應該從圓明園的實際情況出發，而不是從圓明園“遺址公園”這個概念出發。
曾經有人用“德國民族的嚴謹的科學性”和“健康的民族心態”的三個例子來駁斥我：柏林褲襠大街聳立的一座只剩下一個尖頂的教堂、科布倫茨一尊曾經聳立著德國統一日爾曼民族的威廉大帝銅像的墩臺、海德堡的一座殘破的中世紀教堂。
我們應該看到，前兩處遺跡形成于20世紀40年代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時期，后一處則形成于19世紀70年代德意志統一前普魯士和法國的戰爭。
對于保留這些殘跡，德國人有自己的解釋，前兩處是“為了記住希特勒發動戰爭，給世界和德國自身帶來的創傷，不忘戰爭給全人類帶來的災難。”對于后者，是為了“有利于孕育德國的自強精神”。
德國人對這些殘跡的態度，我十分贊賞。
但是也應該看到，戰爭破壞的不只是一座教堂、一尊銅像，德國人并沒有把所有的廢墟都保存起來，而是保存一點具有代表性的東西。
美國著名的白宮在1814年時也曾經被英國人焚毀，美國人民趕走了侵略者之后，立即對該建筑進行修復，因為原來的墻壁已被火燒黑，于是涂以白色，白宮之名因此而來。
我所以主張保存占地120畝的西洋樓殘跡，就是為了讓子孫后代勿忘國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