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推薦兩篇寫母親的。
陳建功《媽媽在山崗上》；史鐵生《合歡樹》。
【以下原文】
《媽媽在山崗上》
四年前，媽媽過世三周年那天，我到八寶山骨灰堂取回了媽媽的骨灰——按照當時的規定，三年期滿，骨灰堂不再負保管的責任。
遠在廣州的父親來信說，還是入土為安吧!
可是，哪里去買這一方土?
四年前那時候還不像現在，現在倒新辟了好幾處安葬骨灰的墓地。
那時，只有一個別無選擇的，形同亂葬崗子的普通百姓的墓地。
我去那里看過，普通百姓身后的居處和他們生前的住處一樣擁擠。
我輩本是蓬蒿人，把媽媽安葬在這里，并不委屈。
然而，想到性喜清靜的媽媽將擠在這喧囂的、橫七豎八的墳場上，又于心何忍?
對官居“司局級”方可升堂入室的“革命公墓”，我是不敢奢望的。
假若媽媽是個處長，說不定我也會像無數處長的兒子一樣，要求追封個“局級”，以便死者榮登龍門，蔭及子孫。
而我的媽媽不過是一個普通的中學教員。
非分之想或許有過——為媽媽買骨灰盒的時候，不知深淺的我，要買一個最好的。
我當即被告知：那必須出示“高干證明”。
從那以后，我不敢再僭越。
現在，媽媽躺在80元一個的骨灰盒里。
躺在八十元一個的骨灰盒里的媽媽，得找一個合乎名分的墓地。
最后，我把媽媽的骨灰，埋在我挖過煤的那座大山的山崗上。
那幾天，我轉悠遍了大半個北京城，終于買到了一個剛好容下骨灰盒的長方形玻璃缸。
我又找到一家玻璃店，為這自制的“水晶棺”配上了一個蓋。
一位朋友開來了一輛“拉達”，把我送到距北京一百多里以外的那座山腳下。
那些曾經一塊兒挖過煤的朋友，現在有的已經是礦長了，有的還是工人。
不管是當了官的，還是沒當官的，誰也沒有忘記我的熱情好客的媽媽對他們的情分。
我們一起動手，把骨灰盒埋下，堆起了一座墳頭，又一人搭了一膀子，把那巨大的漢白玉石碑由山腳下一步一步抬上山來。
石碑俯瞰著那條由北京蜿蜒西來的鐵路。
我十八歲那年，列車就是順著這條鐵路，把我送到這里當了一名采掘工人的。
當年的我，身單力薄，體重不及百斤。
我扛著一個裹在藍塑料布里的巨大的行李卷兒，沿著高達360級的臺階，一步一步爬上山來。
此后的十年間，我在這里掄錘打眼，開山鑿洞，和窯哥們兒相濡以沫，相噓以暖，也嘗到了政治迫害的風霜。
十年以后，二十八歲，當春風重新吹拂中國大地的時候，我揣著北京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又是順著這條鐵路，迤邐東去，尋回我少年時代便縈繞于心的文學之夢。
我沒想到，媽媽的墳居然就正對著這條令人百感交集的鐵路線。
盡管是巧合，卻不能不使人怦然心動。
如果說，這是因為我想到了人生際遇的沉浮興衰，想到了媽媽可以在這山崗上為她的兒子感到自豪和欣慰，那么，我也未免過于膚淺了。
媽媽畢竟是媽媽，她當然自豪過，得意過，為兒子發表的第一篇小說，為兒子出版的第一本書，為兒子獲得的第一篇評論……然而，媽媽絕不是千千萬萬望子成龍的媽媽中的一個。
我接觸過不少望子成龍的媽媽們，她們所能給予自己子女的，只是一種出人頭地的焦慮。
除了這焦慮，子女們一無所得。
我的媽媽絕不想讓兒女們為自己掙回點什么，哪怕是一個面子。
她從來也沒跟我念叨過“爭光”、“爭氣”之類的話。
她甚至告訴過我她并不望子成龍，她只希望自己的子女自立自強，自愛自重，度過充實的一生。
我當工人的時候，媽媽對我說：“你是不是還應該堅持每周一書?同是工人，我相信，有人活得很貧乏，有人活得很充實。
別怨天，別怨地，也別怨生活對你是不是公正。
你只能自問是不是虛擲了青春?”我當作家以后，媽媽對我說：“得意的時候，你別太拿這得意當回事，省得你倒霉的時候想不開。
其實，只要自己心里有主意，倒霉了，也可以活得很好，知道嗎?”……坦率地說，和許許多多兒子們一樣，媽媽的話并不句句中聽，自然也就不能聲聲入耳，特別是當兒子有點“出息”了以后。
可是，當你在人生旅途上又走了一段以后，你忽然發現，媽媽這平實的勸誡中蘊藏的是一種寵辱不驚的人生信念，自我完善的人格追求，焉知這不正是媽媽為兒子留下的最寶貴的遺產?
我當然不會忘記媽媽是怎樣領我去叩文學之門的。
我十歲的時候，她開始督促我寫日記。
我十二歲的時候，她讓我讀《西游記》。
同樣是十二歲那年，她教我“反叛”老師：“老師讓你怎么寫，你就怎么寫嗎?為什么不能寫得和老師不一樣?”我至今清楚地記得自己的第一次“反叛”：用一首詩去完成了一篇作文。
結果我得了二分。
“如果我是你們老師，我就表揚你。
你不是偷懶。
按老師的思路一點兒不差地寫，那才是偷懶呢?”——其實媽媽也是個老師。
多少年后我才明白，敢讓學生“反叛”老師的老師，才是最好的老師。
媽媽的苦心在我考高中時得到了回報，那試卷的作文題是《我為什么要考高中》。
我開始耍小聰明，玩邪的，對于今天的中學生來說，大概也真的不過是小聰明而已。
可對于當時循規蹈矩的初中生來講，確乎有點膽大包天了。
富于戲劇性的是，媽媽恰恰是那次中考的閱卷老師之一。
閱卷歸來，眉飛色舞地夸獎有那么一位考生如何聰明，用書信體寫成了這篇作文，成為了全考區公認的一份富于獨創性的試卷，為此被加了分。
講完了“別人”，開始數落自己的兒子如何如何不開竅。
我等她嘮叨夠了，才不無得意地告訴媽媽：那位因封卷遮蓋而使她不知姓名的答卷者，便是我。
為這個得意的楊塑散文式的結尾，我的下巴頦足足揚了一個夏天。
不過，對于我來說，最為銘心刻骨的，還是文學以外的事情。
我的學生時代，家境并不寬裕。
父親雖然在大學教書，卻也不過是個講師。
父母除了撫養姐姐、妹妹和我以外，還要贍養奶奶、外祖。
我記得小時候，父親給年齡尚小的妹妹買來蘋果增加營養，我和姐姐只能等在一旁，吃削下來的蘋果皮。
我的褲子穿短了，總是由媽媽給接上一節。
當接上兩三節的時候，媽媽就笑著對我說：“看，你這模樣簡直像個少數民族了!”比起那些地處邊遠，溫飽難繼的人們，這當然也算不得什么，可是我讀書的學校，是一個高干子女集中的地方。
那些政治地位優越、衣食無愁的同學們，每逢假日，坐著“華沙”、“勝利”翩然來去。
新學年返校，這個談北戴河度假，那個談中南海作客，我輩寒士子嗣，自尊心豈有不被傷害之理?我永遠忘不了班上一個高傲的女同學，穿著一件藍燈芯絨面的羔羊皮大衣，雍容華貴，使我不敢直視。
每當看見那件皮大衣的時候，我就要想起自己的媽媽穿的那件舊皮襖。
那是媽媽從南方調來北京和爸爸團圓時，為了抵御北方的寒風，在舊貨店買的。
那是一件由無數塊一寸見方的碎皮子拼成的皮襖，每年冬天，我都看見媽媽小心翼翼地在那些碎皮子間穿針走線。
我常常傷心地想，我媽媽穿的衣服，都不如這些女同學們啊!這感受，被寫進了我的日記，它是不可能不被媽媽看見的，因為她每周都要對我的日記作一次評點。
“你怎么這么自卑?你想一想，自己什么都不如人家嗎?”媽媽問。
我想了想，我說當然不是，我的書讀得比他們多，作文也寫得比他們好。
媽媽說，她也想過，除了讓姐弟倆吃蘋果皮，穿補丁衣服使她有點難過以外，她也不是一個事事都不如人的媽媽。
比如，她可以告訴我們該讀些什么書，怎樣寫好作文。
我哭了。
媽媽也哭了。
我告訴媽媽，我錯了，我不跟他們比這些。
“那你覺得怎么想才是對?”
“比讀書，比學習。”我說。
媽媽笑了，說：“這當然不壞。
不過，慢慢你就明白了，讀書、學習也不是慪氣的事，干嗎老想著‘比’?你得學會把讀書、學習、思考、創造，都變成生活的一部分。
我這話你大概理解不了，以后再說吧!”
我當時的確是似懂非懂，只有當我十八歲以后，一個人借著礦區宿舍一盞自制的床頭燈，偷偷讀《紅樓夢》、《戰爭與和平》，又偷偷開始寫一點什么的時候，才漸漸領會了媽媽這段話的深意。
那是“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時代，而我，不僅從事著最艱苦的職業，而且政治上也屢經坎坷。
連我自己都頗覺奇妙，十年光陰何以如白駒過隙，忽然而已。
盡管迷茫，卻不空虛，盡管苦悶，卻不消沉。
我把一顆心完全沉浸在寫作和讀書里。
書，大部分是媽媽利用分管圖書館之便，偷偷借給我的。
坦率地說，也有一部分是我溜進礦上列為“四舊”的書庫，偷出來的。
“讀書人，偷書還叫偷嗎?”孔乙己的這句話，常常被我引以自嘲。
當你找到了屬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你會覺得活得那樣忙碌而充實。
你不再怨天憂人，也不再度日如年。
你漸漸地理解了，你的媽媽不可能留給你萬貫家財，她甚至也不大關心你是否能吃上文學這碗飯——我猜想其中不乏余悸和苦衷。
你的媽媽最關心的，是她的兒女是否能選擇到一種有意義的活法兒。
這活法兒使他們即便身處卑微，也不會失去自立于同類的尊嚴感，不會失去享受充實的人生的自信。
媽媽病故的時候，年僅五十五歲。
我已經忘記是哪一位作者在哪一篇文章里講過自己過生日的慣例了：那一天他絕不張燈結彩，也絕不大快朵頤。
他把生日那天作為“母難日”，他說因為自己的出生給母親帶來了太大的痛苦。
每一個人都可以選擇最適宜的方式來表達這種孝心。
不過，這“母難日”三個字，總使我難免動容。
因為我不僅是在出生那天給母親帶來痛苦的兒子，而且是給母親帶來了終生災難的兒子。
因我的出生，使媽媽患了風濕性心臟病，而母親如此過早地亡故，恰恰是由于心臟病的發作。
我沒有更多的話好說。
好好活著。
充實，自信，寵辱不驚。
像媽媽期望的那樣。
媽媽還在山崗上。
山崗是普通的。
媽媽也是普通的。
每年清明，我都去看望山崗上的媽媽。
媽媽去世后，我們三個子女各自拿了一件遺物作紀念，我拿的，是那件用無數塊碎皮子拼成的皮襖。
《合歡樹》
十歲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賽中得了第一。
母親那時候還年輕，急著跟我說她自己，說她小時候的作文作得還要好，老師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會是她寫的。
“老師找到家來問，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幫了忙。
我那時可能還不到十歲呢。”我聽得掃興，故意笑：“可能？什么叫可能還不到？”她就解釋。
我裝作根本不再注意她的話，對著墻打乒乓球，把她氣得夠嗆。
不過我承認她聰明，承認她是世界上長得最好看的女的。
她正給自己做一條藍地白花的裙子。
二十歲，我的兩條腿殘廢了。
除去給人家畫彩蛋，我想我還應該再干點別的事，先后改變了幾次主意，最后想學寫作。
母親那時已不年輕，為了我的腿，她頭上開始有了白發。
醫院已經明確表示，我的病情目前沒辦法治。
母親的全副心思卻還放在給我治病上，到處找大夫，打聽偏方，花很多錢。
她倒總能找來些稀奇古怪的藥，讓我吃，讓我喝，或者是洗、敷、熏、灸。
“別浪費時間啦! 根本沒用! ”我說，我一心只想著寫小說，仿佛那東西能把殘廢人救出困境。
“再試一回，不試你怎么知道會沒用？”她說，每一回都虔誠地抱著希望。
然而對我的腿，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最后一回，我的胯上被熏成燙傷。
醫院的大夫說，這實在太懸了，對于癱瘓病人。
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
我倒沒太害怕，心想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
母親驚惶了幾個月，晝夜守著我，一換藥就說：“怎么會燙了呢？我還直留神呀！”幸虧傷口好起來，不然她非瘋了不可。
后來她發現我在寫小說。
她跟我說：“那就好好寫吧。”我聽出來，她對治好我的腿也終于絕望。
“我年輕的時候也最喜歡文學，”她說。
“跟你現在差不多大的時候，我也想過搞寫作，”她說。
“你小時候的作文不是得過第一？”她提醒我說。
我們倆都盡力把我的腿忘掉。
她到處去給我借書，頂著雨或冒了雪推我去看電影，像過去給我找大夫，打聽偏方那樣，抱了希望。
三十歲時，我的第一篇小說發表了。
母親卻已不在人世，過了幾年，我的另一篇小說又僥幸獲獎，母親已經離開我整整七年。
獲獎之后，登門采訪的記者就多，大家都好心好意，認為我不容易。
但是我只準備了一套話，說來說去就覺得心煩。
我搖著車躲出去，坐在小公園安靜的樹林里，想：上帝為什么早早地召母親回去呢？迷迷糊糊的，我聽見回答：“她心里太苦了。
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的心得到一點安慰，睜開眼睛，看見風在樹林里吹過。
我搖車離開那兒，在街上瞎逛，不想回家。
母親去世后，我們搬了家。
我很少再到母親住過的那個小院兒去。
小院兒在一個大院兒的盡里頭，我偶爾搖車到大院兒去坐坐，但不愿意去那兒小院兒，推說手搖車進去不方便。
院兒里的老太太們還都把我當兒孫看，尤其想到我又沒了母親，但都不說，光扯些閑活，怪我不常去。
我坐在院子當中，喝東家的茶，吃西家的瓜。
有一年，人們終于又提到母親：“到小院兒去看看吧，你媽種的那棵合歡樹今年開花了！”我心里一陣抖，還是推說手搖車進出太不易。
大伙就不再說，忙扯些別的，說起我們原來住的房子里現在住了小兩口，女的剛生了個兒子，孩子不哭不鬧，光是瞪著眼睛看窗戶上的樹影兒。
我沒料到那棵樹還活著。
那年，母親到勞動局去給我找工作，回來時在路邊挖了一棵剛出土的“含羞草”，以為是含羞草，種在花盆里長，竟是一棵合歡樹。
母親從來喜歡那些東西，但當時心思全在別處。
第二年合歡樹沒有發芽，母親嘆息了一回，還不舍得扔掉，依然讓它長在瓦盆里。
第三年，合歡樹卻又長出葉子，而且茂盛了。
母親高興了很多天，以為那是個好兆頭，常去侍弄它，不敢再大意。
又過一年，她把合歡樹移出盆，栽在窗前的地上，有時念叨，不知道這種樹幾年才開花。
再過一年，我們搬了家。
悲痛弄得我們都把那棵小樹忘記了。
與其在街上瞎逛，我想，不如就去看看那棵樹吧。
我也想再看著母親住過的那間房。
我老記著，那兒還有個剛來到世上的孩子，不哭不鬧，瞪著眼睛看樹影兒。
是那棵合歡樹的影子嗎？小院兒里只有那棵樹。
院兒里的老太太們還是那么歡迎我，東屋倒茶，西屋點煙，送到我跟前。
大伙都不知道我獲獎的事，也許知道，但不覺得那很重要；還是都問我的腿，問我是否有了正式工作。
這回，想搖車進小院兒真是不能了，家家門前的小廚房都擴大，過道窄到一個人推自行車進出也要側身。
我問起那棵合歡樹。
大伙說，年年都開花，長到房高了。
這么說，我再看不見它了。
我要是求人背我去看，倒也不是不行。
我挺后悔前兩年沒有自己搖車進去看看。
我搖著車在街上慢慢走，不急著回家。
人有時候只想獨自靜靜地呆一會。
悲傷也成享受。
有一天那個孩子長大了，會想到童年的事，會想起那些晃動的樹影兒，會想起他自己的媽媽，他會跑去看看那棵樹。
但他不會知道那棵樹是誰種的，是怎么種的。
轉載請注明出處華閱文章網 » 急求一篇以恩情為主題的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