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一、由來
“垮掉的一代”英文為“Beat Generation”，最早出現在1948年杰克·克魯艾克與小說家約翰·克萊隆·赫爾墨斯的一次對話中，后者在為《紐約時報》寫的一篇文章里采用了《這是垮掉的一代》的標題，此后，“垮掉的一代”的稱謂才借助各種媒體流傳開去。
“垮掉的一代”實際上是“迷惘的一代”的對照。
海明威在小說《太陽依舊升起》中塑造了“迷惘的一代”（Lost Generation），這個稱謂來自美國著名作家斯泰因為《太陽依舊升起》題的一句辭——“你們是迷惘的一代”。
“迷惘的一代”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包括海明威在內），他們之所以對生活失去信念是由于戰爭的創傷，但他們并未因此而失去對人性的渴望。
“垮掉的一代”則不同，他們中的許多人已經喪失了對人性的最基本的理解，用“垮掉的一代”作為稱謂也表達了公眾對他們的失望和不滿。
二、簡史
嚴格意義上的“垮掉派”作家杰克·克魯亞克、艾倫·金斯堡和威廉·博羅斯于40年代在紐約相遇，格雷戈里·柯爾索（1930年－2001年）在50年代加入了這個陣營。
50年代中期，舊金山文藝復興運動的代表人物肯尼斯·雷克斯羅斯、蓋瑞·施奈德、勞倫斯·費爾林希提、邁克爾·麥克魯爾、菲利普·沃倫和盧·韋爾奇等也加入“垮掉派”陣營。
除上述重要作家外，“垮掉的一代”中還有一些看上不那么顯赫的參與者，這些人的參與在不同程度上為“垮掉派”作家提供了豐富的主題。
例如赫伯特·漢克，是博羅斯于1946年結識的一個癮君子小偷；哈爾·切斯是丹佛市的人類學者，他在1947年將尼爾·卡薩蒂（1926年－1968年）介紹至這個團體中。
“垮掉的一代”中一些女性作家經常被人們忽略，而這些女性對此流派風格的形成發揮了重要作用。
重要的女性“垮掉派”作家包括伊迪·帕克和瓊·沃爾莫。
她們的公寓位于曼哈頓上西區，是“垮掉派”作家們聚會的沙龍，被泰德·摩根稱為“前六十年代公社”，瓊·沃爾莫本人也是“垮掉派”作家文學討論的重要參與者。
威廉·博羅斯于1914年出生于密蘇里州的圣路易斯，是“垮掉的一代”中最為年長的作家。
在圣路易斯時，博羅斯與大衛·卡默爾相遇，由于兩人都具有同性戀傾向，因此關系十分密切。
大衛·卡默爾深深迷戀一個名為盧申·卡爾的年輕學生。
當卡爾離開故鄉去外地求學時，卡默爾開始跟隨他在美國國內輾轉游歷。
后來，兩人在芝加哥再次與博羅斯相遇。
1943年，卡爾轉學到哥倫比亞大學，卡默爾和博羅斯都跟隨他來到紐約。
在那里，卡爾結識了杰克·克魯亞克和艾倫·金斯堡，并把這兩人介紹給威廉·博羅斯認識。
1944年，卡爾在一場口角中用匕首殺死了卡默爾。
事情發生在哈得孫河旁的一個公園內。
卡爾殺死卡默爾之后，將他的尸體丟進河水中。
卡爾不慎殺死卡默爾很可能是一種自衛行為，盡管當時并沒有第三者在場。
事后，克魯亞克幫助卡爾處理了作案的工具。
然而第二天，卡爾就到警局自首，而克魯亞克則被指控協從犯罪而被捕。
后來，克魯亞克在他的作品《杜羅茲的空虛》中寫到了這一事件。
在他的第一部小說《小鎮與城市》中也曾對此事有所影射。
博羅斯一直非常渴望能夠體驗犯罪行為的感受。
他曾有意識的和罪案頻發的紐約地鐵保持聯系，參與過販賣盜來物品、致幻毒品，并有超過十年的吸食鴉片的歷史。
博羅斯就是在這一時期認識赫伯特·漢克的。
漢克是一個三流的小偷和吸毒者，經常在時報廣場周邊活動。
漢克在“垮掉派”作家眼中是一個非常有魅力的人物。
金斯堡曾說過，“垮掉派”作家追求所謂的“最高真實”。
而在他們眼中，來自社會底層的漢克的生活中包孕著他們這些來自社會中上階層的人們所無法體會到的真實。
然而，這個松散的組織從成立開始就麻煩不斷。
1949年，金斯堡就開始官司纏身（他的家中堆滿了偷來的東西，他本人也曾駕駛過一輛載滿偷竊臟物的汽車，等等）。
為了擺脫麻煩，他聲稱自己精神錯亂，并被暫時送進一間精神病院。
在那里，他邂逅卡爾·所羅門，一個比精神病人行為還要古怪的人。
在他的影響下，金斯堡開始熱衷于做一些自覺的“瘋狂之事”。
比如，他會從餐廳偷來一個花生醬三明治，然后把自己的“勝利成果”給保安看。
結果是可以預想的——金斯堡被醫院當作一個嚴重的精神病人對待。
他們對他實施胰島素休克療法。
如果金斯堡在被送進精神病院的時候并不是個真正的精神病人，那么在這種殘忍的治療方法中他的精神比以前失常得多了。
這段經歷在他的名詩《嚎叫》中得以體現。
所羅門獲釋之后，曾經擔任金斯堡的聯系人，幫忙出版他的第一本小說《癮君子》。
然而不久，他就因再次犯病而被送回精神病院。
1947年，尼爾·卡薩蒂的加入也給這個集體帶來了不少麻煩。
很多“垮掉派”成員都對他十分迷戀。
金斯堡曾經和他有過戀情，克魯亞克曾在40年代末期和他一起進行公路旅行，這些都成為他的名作《在路上》的重要素材。
卡薩蒂本人并不是作家，然而很多“垮掉派”作家卻在和他通信的過程中吸取了他的自由散漫的語言風格，克魯亞克曾聲稱這對他創作《在路上》所采用的“無意識寫作”的技巧起到了關鍵作用。
在《在路上》里，卡薩蒂變成了“迪安·莫里艾蒂”，并被克魯亞克寫成了一個具有文化表征性質的典型人物：一個性格狂野的癮君子，經常身無分文，藐視傳統道德，但瘋狂的熱愛生活。
由于克魯亞克的《在路上》延遲了很多年才得以出版，這經常會引起人們的困惑。
《在路上》是克魯亞克在1952年完成的，大致和約翰·克列農·霍爾姆斯出版《走》和《這就是垮掉的一代》同一時期。
然而這部作品敘述的背景卻早于這一時期，主要是發生在40年代后期的事。
由于這部小說直到1957年才得以出版，因此許多人都誤以為小說講述的是50年代末期的事。
《在路上》的寫作過程和這部小說本身一樣具有傳奇色彩。
寫作《在路上》時，克魯亞克速度非常快。
他沒有使用普通的打印紙，而是使用成卷的電報用紙，是因為他不想因為常常換紙而被迫中斷自己的思路。
克魯亞克的座右銘是：“最原初的想法就是最好的想法”，他堅持絕不修改已經寫完的文稿。
然而后世有些評論家卻認為克魯亞克本人并沒有嚴格的遵守這個戒條。
1950年，格雷戈里·柯爾索結識了金斯堡。
彼時金斯堡正沉迷于柯爾索在因偷竊罪而入獄期間所寫的詩歌。
自此，柯爾索成為“垮掉的一代”四位核心人物之一。
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提及這一流派，艾倫·金斯堡、杰克·克魯亞克、威廉·博羅斯和格雷戈里·柯爾索總是作為一個整體出現。
然而后來評論界對柯爾索的興趣逐漸淡弱。
柯爾索的第一部著作是《受驚的處女及其他詩作》于1955年出版。
50年代，“垮掉派”作家們和舊金山地區的作家們有過很多交流，金斯堡、柯爾索、卡薩蒂和克魯亞克都曾在舊金山暫居。
擁有名為“城市之光”的出版社和書店的勞倫斯·費爾林希提以及年紀較長的詩人雷克斯羅斯是這批作家的核心人物。
雷克斯羅斯的公寓后來成為“周末夜晚文學沙龍”，他本人還主持過1955年著名的“六畫廊讀書會”，在這場讀書會上金斯堡的詩作《嚎叫》第一次亮相。
“六畫廊讀書會”的另一重要性體現在它影響了克魯亞克小說《達摩浪人》的創作。
這部小說的創作靈感就是受讀書會上另外一位詩人蓋瑞·施奈德的影響而激發的。
大部分“垮掉派”作家都出生于大都市，而施奈德則有豐富的鄉村生活經歷。
此外，他還曾經接受過文化人類學的教育，并通曉一些東方語言，因此他成為“垮掉派”作家眼中極富魅力的“異端”。
勞倫斯·費爾林希提曾經稱呼他為“垮掉派中的梭羅”。
《達摩浪人》的主題之一就是佛教，以及克魯亞克和施奈德對其截然不同的態度。
毫無疑問，《達摩浪人》極大的促進了西方世界對佛教的興趣。
三、“垮掉的一代”中的女性
在“垮掉的一代”誕生早期，女性參與者的作用微乎其微。
有些人認為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性別歧視。
瓊·沃爾莫是早期“垮掉派”重要的女性參與者，在同代人眼中她是一個學識非常淵博且風趣幽默的女人。
然而她本人并不是作家，從未出版過任何作品，也沒有人以她為。
她在這一流派中最重要的身份是威廉·博羅斯的妻子。
她死于一場意外的槍械走火事件。
格雷戈里·柯爾索聲稱“垮掉派”中有很多女性參與者。
他尤其提到了自己在1955年年中認識的一個女人霍普·薩瓦奇（也被稱為“蘇拉”）。
就是這個女人給克魯亞克和金斯堡講過中國古代詩人李白的故事，而且她也是“垮掉派”作家在東方宗教領域的啟蒙老師。
有些評論家認為這一說法可能并不完全符合史實，盡管在1954年克魯亞克寫給金斯堡的信中的確提到了很多關于佛教的著作。
柯爾索認為在那個時代女性想要過和其他“垮掉派”作家一樣過吉普賽人似的流浪生活是非常困難的，因為這個群體在普通人眼中是瘋子的代名詞，被粗野的排斥在主流文化視野之外。
盡管如此，“垮掉派”中還是出現了一些出色的女性作家，例如喬伊斯·約翰遜、卡羅琳·卡薩蒂、海蒂·瓊斯、喬安娜·凱格爾以及戴安·迪·普利瑪等。
此外，也有很多70年代的非“垮掉派”女性作家深受這一流派的影響，例如簡寧·波米·維加和帕蒂·史密斯等等。
四、“披頭族”形象
在英語中，“披頭族”（beatnik）一詞用于描述“垮掉的一代”的參與者，這一稱呼是赫博·卡恩在1958年4月2日于《舊金山編年史》中首次發明并使用的，最開始是個貶義詞，是從當時蘇聯發射的人造衛星“sputnik”演化而來，用于諷刺“垮掉派”文人，表明他們既不合時宜，且和共產主義之間有某種親緣關系。
后來，這個詞匯成為這樣一類人的代名詞：一群留著山羊胡子、頭戴貝雷帽、玩手指鼓的且被一群穿著黑色連衣裙的舞女包圍著的男人。
在這一時期，“披頭族”的形象在電視上也有所體現。
在1959年至1963年期間播出的電視節目《多比·吉利斯》中，由鮑勃·丹佛扮演的人物梅納德•克萊布斯就是典型的“披頭族”形象。
50年代中期一些著名電影演員的銀幕形象也具有“披頭族”的特征，比如馬龍·白蘭度和詹姆斯·迪恩等。
這些人形象特點是青春四溢、行為舉止不合常規，具有反抗氣質。
1959年，好萊塢電影《垮掉的一代》可以看作是對種亞文化現象的感性詮釋。
“披頭族”的形象在當今的一些電視節目中也有體現。
比如在大熱卡通《辛普森一家》中，奈德·弗蘭德斯父母就是典型的披頭族形象。
在卡通片《道格》中主要人物道格的姐姐朱迪的言談舉止就具有披頭族的特征。
五、對西方文化的影響
盡管“垮掉的一派”基本上是一個純粹的文學流派，但這一流派對整個西方文化的影響卻是強大而深遠，其影響力不僅僅體現在幾個作家或作品上。
從很多角度上看，“垮掉的一代”都可被視為美國文化史上的第一支“亞文化”。
“垮掉派”文人是二戰之后質疑和否定傳統文化價值觀的最重要的力量，他們對主流文化的態度和觀點影響了后世的人們對文化的理解。
“垮掉派”文人對體驗各種極端的生活方式有濃厚的興趣（例如放縱的**和吸毒等）。
他們也是美國知識階層中權威和主流文化最激烈的挑戰者。
許多“垮掉派”文人對東方文明充滿興趣，他們在西方傳播了關于禪宗和佛教的種種知識。
以下是艾倫·金斯堡于1982年冬天出版的《什么是垮掉的一代》中的一些引言：
對于“垮掉派”在藝術上的主要作為可以作出如下描述：
支持精神自由和性解放（或性自由）。
例如同性戀權益的自由、男女平等、黑人權益、反對年齡歧視的“格雷·潘瑟運動”等。
支持文學作品不受檢查制度危損的自由。
支持大麻和其他毒品合法化。
支持搖滾樂吸收藍調因素并施行節奏革命。
事實上，美國50－60年代的一些搖滾巨星如甲殼蟲樂隊和鮑勃·迪倫等都曾深受“垮掉派”作家和作品的影響。
主張普及生態保護意識。
最早提出這一理念的是蓋瑞·施奈德和邁克爾·麥克魯爾，他們提出了“潔凈行星”的概念。
反對軍事－工業文明。
博羅斯、漢克、金斯堡和克魯亞克的作品中都不同程度的表現出對這一文明類型的厭惡。
克魯亞克提出“第二信仰”的概念。
反對全國性的政府權威，維護地方文化。
尊重本土文化和原住居民。
克魯亞克在《在路上》中曾提出口號“這個地球是印第安人的”。
“垮掉的一代”的核心理念可以用《在路上》中的一句名言來解釋：“因為我很貧窮，所以我擁有一切。”
六、“垮掉的一代”在中國
凱魯亞克是一個時代的象征，但并不是那個時代文學的最高成就——他作品的文學成就遠不及他文本的文化學意義和社會學意義。
凱魯亞克繼承了1920年的“迷惘的一代”的懷疑與反叛精神，并得到了前輩作家馬爾科姆·考利的支持，但不同的是，30年后的凱魯亞克不是遠赴歐洲，進行一次文學的奧德修斯之旅，以尋找精神的家園，而是將目光投向了遙遠的東方，在禪宗大師、中國唐代詩人寒山的詩中尋找精神的寄托。
《達摩流浪者》的卷首語上就清晰地標明：“謹以此書獻給寒山子。”由此，寒山的許多詩歌也在《達摩流浪者》中出現。
中國讀者最早接觸到“垮掉的一代”，應該是詩歌界，尤其是80年代的中國地下詩歌運動——無論莽漢主義，還是口語派，多少都受過金斯伯格《嚎叫》的影響。
1990年華東師大的研究生陶躍慶、何曉麗譯出《在路上》，1996年，李斯的《垮掉的一代》問世，1998年文楚安譯的《在路上》和其后陸續出版的《金斯伯格詩選》、《垮掉的一代及其他》等相繼在中國文藝青年中引起了不小的反響。
當年，凱魯亞克從東方的禪宗中學習返璞歸真的生活方式；而今，中國的青年更感興趣的則是其反抗的姿態和不顧一切的無所謂的決絕。
阿米里·巴拉卡曾說過：“所謂‘垮掉的一代’是指一群來自不同國籍的人，這些人得出結論，以為社會這個東西很扯淡。”而這一點，就是戶籍制度開放、允許人員自由流動后的中國90年代的文藝青年的第一感受。
由此，中國70年代出生的作家與藝術家在學習西方藝術與文學的營養時，和早年的“先鋒派”完全照搬某個作家、某種風格不同，他們更多地吸收了多個作家不同的營養，并創立出自己的寫作風格——雖然雜亂，不夠純粹，但卻足夠驚世駭俗。
韓東、朱文，一度被視為“游走的一代”，斷裂后的突圍、用解放了的欲望來充當反文化的利器是他們在文壇上給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
美女作家們則標榜“身體寫作”，無論是衛慧的《上海寶貝》，還是周潔茹等新生代作家，都是以自己身體對世界改變后的感覺為寫作經驗，而同樣地，這些作家在中國讀者心目中的形象與凱魯亞克在60年代的美國一樣。
同時，自敘傳的寫作方式，也在凱魯亞克的帶動下成為新生代中國作者所普遍采用的創作方式。
從文體學的角度來看，這種以個人經驗為題材的敘事方式，有自傳的回顧與總結，隨筆的輕盈與從容，日記的私密與幽暗，同時融合了小說(novel)、自白(confession)、剖析(anatomy)和傳奇(romance)的特點——它可以將虛構的故事、隨意的絮語、內心的獨白自由組合，使得真實與虛構相互交織，“善”與“惡”相互轉化，并將自己的敘述、言說、幻覺交織在一起，使一個原生態的自我徹底地展現出來。
這種寫作方式，應該說是20世紀文學在脫離了19世紀的現實主義之后，“向內轉”之后的新的創作潮流。
進入網絡時代以后，凱魯亞克對中國年青一代的作者最大的影響，似乎已不再是他對生活的思考、對意義的追尋，以及對西方人眼中的禪和寒山的詩感到好奇；也不是“自發式寫作”“狂野散文”的張力與神秘；吸引大批80后的應該是其傳說中的寫作姿態——似乎寫作可以憑靈感一蹴而就，無需準備、無需技巧。
而這一點，使眾多的文學青年找到了進入文學殿堂的方便之門，在網絡普及，寫博客風行和人人都有5分鐘機會成名的今天，顯得尤為重要。
在網絡寫手看來，凱魯亞克能夠在一張打字紙上連續三個星期寫完一部幾十萬字的、名列世界文學名著的長篇，可見，以往的“創作談”不過是故弄玄虛，現在的批評家也只是在無病呻吟。
事實上，在最新版的《在路上》中，企鵝版的導言說明了《在路上》的出版過程，其間，必要的刪節與修改當然是必不可少。
維京出版社的編輯曾幾費周折對文稿進行編輯才獲得通過，然而，出版方卻只是對外宣稱作品是作者三星期的打字稿，不能不說這是一種高明的營銷辦法。
至于這種口號對后世中國網絡文學青年的影響，自然不在他的考慮范圍之中。
2003年，顏峻、尹麗川根據臺灣商務印書館梁永安的譯本制作了《達摩流浪者》的簡體中文版樣書，附有翻譯家文楚安先生的序言、顏峻的編后記以及第一批讀者的讀后感。
那是在對凱魯亞克比較了解后還依然喜歡凱魯亞克的一批憤青。
書籍的裝幀設計粗陋，但字里行間的激情卻依然令人感動——作為向前輩作家致敬和同輩好友的饋贈的禮物，此書一出現在地攤上，便總有人收購——畢竟，這世界上總有人年輕，總有人會熱淚盈眶。
七、向“嬉皮士”時代轉變
在20世紀60年代，“垮掉的一代”作為一個文化分支開始逐漸發生變化。
活躍于40－50年代的“披頭族”們開始被更加活躍的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群體所替代，這一族群的名稱也被改為“嬉皮士”。
當然這種轉變是次第完成的。
在60年代，很多“垮掉派”文人仍然非常活躍，比如艾倫·金斯堡，他在反越戰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然而和他旗鼓相當的另一“垮掉派”作家杰克·克魯亞克卻逐漸淡出這一運動。
他在60年代和金斯堡決裂，并將60年代的抵抗貶斥為“惡毒的新托詞”。
“垮掉派的一代”對60年代的抵抗思潮產生了非常巨大的影響。
例如，搖滾明星鮑勃·迪倫和艾倫·金斯堡關系就非常密切。
依照艾德·桑德斯的說法，從“披頭族”到“嬉皮士”的最終轉變的標志是1967年舊金山金門公園的抵抗運動。
在這場運動中，艾倫·金斯堡、蓋瑞·施奈德和邁克爾·麥克魯爾高唱圣歌，帶領游行的人群。
桑德斯在他的短篇小說集《披頭族的榮耀》中曾如此追憶：
我們懷念“披頭族”。
盡管我們從來不用這個詞來描繪自己，但我們是如此熱愛它。
從今以后，再也沒有“披頭族混編隊”在南方三K黨的地盤上進行抗議民權運動游行了。
現在我們都變成了“混蛋嬉皮士”。
事實上，“披頭族”和“嬉皮士”在風格上還是存在一些區別的。
“披頭族”多半喜歡昏暗的色調和深色的服飾，留山羊胡須；而“嬉皮士”則喜歡具有迷幻風格的艷麗色彩，蓄長發。
“披頭族”以“冷漠、抑制情感”而著稱，而“嬉皮士”則追求“玩絢”，竭力表現個人特色。
兩者的區別不僅僅表現在外表上。
例如，“披頭族”通常對政治漠不關心，而“嬉皮士”則熱衷于參加民權運動和反戰運動。
蓋瑞·施奈德在1974年的一次訪談中曾說：
下一個關鍵點是卡斯特羅攫取古巴政權事件。
不關心政治的“垮掉派”的觀點隨著事件的發展而發生變化。
所謂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在進行中時曾在和平主義者中引發過激烈的討論，然而在卡斯特羅勝利之后，這些人的想法又發生改變了。
許多人改變了和平主義立場，或者重新審視“和平主義”這一概念。
于是這場充滿了血腥和暴力的“革命”便顯得不那么可怕了……
我們懷疑自己的能力不足以促進更加持久或巨大的變革，畢竟這是在50年代，一切仍很荒涼。
所以我們的那些充滿個人主義和存在主義色彩的選擇使得我們擔心自己的觀念可能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甚至沒人愿意傾聽我們的言論。
然而這是一種道德上的選擇，一種充滿詩意的、道德上的選擇。
然而很快，卡斯特羅改變了這一切，馬丁·路德·金改變了這一切。
八、歷史語境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那段時期的主流文化曾不顧一切的試圖建立一個新的牢靠的文化新秩序，然而在知識界卻有一股強大的潛流抵制這種強硬的文化秩序，他們追求自發的藝術創作，反對扼殺人們心靈的力量，他們懷有渴求無序、狂歡狀態的浪漫主義情懷。
“垮掉的一代”就是這一潛流的代表，然而他們卻不是這一運動的唯一參與者。
在杰克·克魯亞克寫作“無意識散文”之前，就有許多藝術家開始追求摒棄規則的自我表達方式。
比如宣揚即興創作的爵士樂，以及所謂“抽象表現主義”者的創作等。
同時，戰后還有許多其他藝術家對現有的文化規則持鄙視態度，他們反對社會秩序壓抑天性和自我表達。
例如作曲家和作家約翰·凱奇以及畫家羅伯特·羅森堡等。
威廉·博羅斯在出版《裸體午餐》之后開始采用布利翁·吉辛的“切碎”技巧寫作，這一技巧和凱奇的“機會操作”技巧十分相似。
“垮掉派”文人并不是戰后實驗性文學創作的唯一實踐者。
許多其他小流派也參與了這一活動，包括：
“憤怒的青年”是戰后出現在英國的一個流派，人們經常將其和“垮掉的一派”互相比較；
“黑山詩人”；
“舊金山文藝復興派”可以看作是從“垮掉的一代”中衍生出來的一個獨立的流派。
在西方文學史上，有很多作家對“垮掉的一代”產生了影響。
英國18世紀詩人威廉·布萊克對艾倫·金斯堡的影響非常顯著，美國詩人沃爾特·惠特曼的風格在金斯堡的詩作中也得以體現。
杰克·布萊克的小說《必敗無疑》對威廉·博羅斯的影響非常顯著。
法國意識流作家馬塞爾·普魯斯特的作品在“垮掉派”文人中廣泛傳播，很可能是克魯亞克卷帙浩蕩的自傳的靈感來源。
還有一些其他作家和文學流派對“垮掉派”產生了影響，包括亨利·大衛·梭羅、意象主義詩人、所謂的“客觀主義”作家亨利·米勒等。
這些影響體現在：
蓋瑞·施奈德早期蹭閱讀埃茲拉·龐德的作品，并因此對日本和中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曾經鼓勵“垮掉派”文人創作，并為金斯堡的《嚎叫》撰寫前言。
龐德對艾倫·金斯堡和舊金山文藝復興作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希爾達·杜利德對羅伯特·鄧肯詩風的形成至關重要。
雷克斯羅斯曾經和“客觀主義”作家共同出版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