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1. 宋詞在歷史上的影響和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比之不同朝代的其它文體，詞創作中“復雅”之呼聲更為迫切、更為強烈，貫徹得亦最為徹底，以至形成“雅詞”這樣一個特殊概念。
其間必定有歌詞創作特定的社會和歷史背景。對此，可以做兩個方面的考察。
其一，“曲于詞”源自民間，俚俗粗鄙乃是其天然傾向。由于敦煌石窟中大量的“曲子詞”被重新發現，詞源于民間俗文學的觀點已得到廣泛承認。
隋唐之際發生、形成的曲子詞，原是配合一種全新的音樂--“燕樂”歌唱的。“燕”通“宴”，燕樂即酒宴間流行的助興音樂，演奏和歌唱者皆為文化素質不高的下層樂工、歌妓。
且燕樂曲調之來源，主要途徑有二：一是來自邊地或外域的少數民族。唐時西域音樂大量流入，被稱為“胡部”，其中部分樂曲后被改為漢名，如天寶十三年（754）改太常曲中54個胡名樂為漢名。
《羯鼓錄》載131曲，其中十之六七是外來曲。后被用作詞調的，許多據調名就可以斷定其為外來樂，如《望月婆羅門》原是印度樂曲，《蘇幕遮》本是龜茲樂曲，《贊浦子》又是吐蕃樂曲等等。
《胡搗練》、《胡渭州》等調，則明白冠以“胡”字。部分曲調來自南疆，如《菩薩蠻》、《八拍蠻》等等。
部分曲調直接以邊地為名，表明其曲調來自邊地。《新唐書·五行志》說：“天寶后各曲，多以邊地為名，如《伊州》、《甘州》、《涼州》等。”
洪邁《容齋隨筆》卷十四也說：“今樂府所傳大曲，皆出于唐，而以州名者五：伊、涼、熙、石、渭也。”伊州為今新疆哈密地區，甘州為今甘肅張掖，涼州為今甘肅武威，熙州為今甘肅臨洮，石州為今山西離石，渭州為今甘肅隴西，這些都是唐代的西北邊州。
燕樂構成的主體部分，就是這些外來音樂。二是來自民間的土風歌謠。
唐代曲子很多原來是民歌，任二北先生的《教坊記箋訂》對教坊曲中那些來自民間的曲子，逐一做過考察。如《竹枝》原是川湘民歌，唐劉禹錫《竹枝詞序》說：“余來建平（今四川巫山），里中兒聯歌《竹枝》，吹短笛擊鼓以赴節。
歌者揚袂睢舞，以曲多為賢。聆其音，中黃鐘之羽，卒章激訐如吳聲。”
又如《麥秀兩歧》，《太平廣記》卷二百五十七引《王氏見聞錄》言五代朱梁時，“長吹《麥秀兩歧》于殿前，施芟麥之具，引數十輩貧兒襤褸衣裳，攜男抱女，挈筐籠而拾麥，仍和聲唱，其詞凄楚，及其貧苦之意。”宋代民間曲子之創作仍然十分旺盛，《宋史·樂志》言北宋時“民間作新聲者甚眾”，如《孤雁兒》、《韻令》等等。
燕樂曲調的兩種主要來源，奠定了燕樂及其配合其演唱歌辭的俚俗淺易的文學特征。歌詞在演唱、流傳過程中，以及發揮其娛樂性功能時，皆更加穩固了這一文學創作特征。
歌詞所具有的先天性的俚俗特征，與正統的以雅正為依歸的審美傳統大相徑庭。廣大歌詞作家所接受的傳統教育，歷史和社會潛移默化之賦予他們的審美觀念，皆在他們欣賞、創作歌詞時，發揮自覺或不自覺的作用。
努力擺脫俚俗粗鄙、復歸于風雅之正途，便成了詞人們急迫而不懈的追求。 其二，宋詞以描寫艷情為主。
張炎說：“簸弄風月，陶寫性情，詞婉于詩。蓋聲出于鶯吭燕舌間，稍近乎情可也。”
（《詞源》卷下）就是對這方面特征的一個總結。宋詞是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第一個抒寫艷思戀情的專門文體，“詩言志詞言情”、“詞為艷科”都是宋詞這種創作主流傾向的歸納。
宋詞的題材集中在傷春悲秋、離愁別緒、風花雪月、男歡女愛等方面，與“艷情”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系。被后人推尊為“豪放詞”開山祖的蘇軾，其絕大多數詞仍屬“艷科”范圍。
即使是“艷情”之外的題材，也要受到主流傾向的滲透，或多或少地沾帶著“艷”的情味 宋詞創作的主流傾向，正屬于被孔子屏棄的*的“鄭衛”之聲一流，與風雅篇什背道而馳。它只有表層次上的享樂生活追求，決沒有深層的意蘊供回味。
所以，宋詞人們一面沉湎于聲色的快樂享受，另一面又自我掩飾，自我辯解，“自掃其跡”。后人“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也為其曲意解釋。
貪圖享受，人所難免，興發情動，形諸歌詠。事后又覺得不合雅趣，有失顏面。
這種矛盾普遍存在于歌詞的創作之中。如能將艷情的表述含蓄化、朦朧化，似有興寄，讓接受者產生無限言外托喻之想。
且將字面、句子、聲韻皆加以鍛煉，使其具有典麗高雅之風貌，豈不是兩全其美？基于這樣的立場，“去俗復雅”作為宋詞創作的主要努力方向，從不自覺到自覺，從零星的努力到形成創作流派，從創作的實踐到出現較完整. 蘇軾是文人抒情詞傳統的最終奠定者。陳師道用“以詩為詞”評價蘇詞，道中蘇詞革新的本質。
從整體上觀照，詞的“雅化”進程，某種意義上也是詞逐漸向詩靠攏的一個過程，努力跨越“言志”與“言情”界限的過程，所以，陸輔之才說：“雅正為尚，仍詩之支流。不雅正，不足言詞。”
蘇軾以前，這個過程是漸進的，至蘇軾卻是一種突飛猛進的演變。首先，蘇軾詞擴大了詞境。
蘇軾之性情、襟懷、學問悉見之于詩，也同樣融之于詞。劉辰翁《辛稼軒詞序》說：“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
他外出打獵，便豪情滿懷地說：“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他望月思念弟弟。
2. 宋詞在中國文學歷上的地位.
宋詞是中國詩詞創作的又一個高峰期，但是要講到突破的話就是以蘇軾為代表的豪放派詞人的出現。
在這之前詩莊詞媚的風尚一直制約了詞的發展。作為一個轉折點，我想這是應該濃墨重彩地寫上一筆的。
宋代文學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屬于中古期第二段。宋代文學基本上是沿著中唐以來的方向發展起來的。
韓愈等人發動的古文運動在唐末五代一度衰頹之后，得到宋代作家的熱烈響應，他們更加緊密地把道統與文統結合起來，使宋代的古文真正成為具有很強的政治功能而又切于實用的文體。詩歌方面，注重反映社會現實，題材、風格傾向于通俗化，這兩種趨勢也得到繼續發展，最終形成了與唐詩大異其趣的宋詩。
詞這種新詩體，到宋代達到了巔峰狀態。戲弄、說話等通俗文藝在宋代也有迅速的發展，逐漸形成了以話本和諸宮調、雜劇、南戲等戲劇樣式為代表的通俗敘事文學，從而改變了中國古代文學長于抒情而短于敘事、重視正統文學而輕視通俗文學的局面，并為后來元明清小說、戲曲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從整個文學史的大視角來看，宋代文學與中晚唐文學屬于同一發展階段，它是中古文學第二段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3. 宋元時期在中國古代文學史的歷史地位
宋元文學十足發達，秉詩、詞、散文都有偉大成就。讓散文走向興盛并承接古文運動的大師是歐陽修。蘇軾的文章灑脫自然，清新豪放之中又帶些憂郁，陳師道、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和李膺號稱“蘇門六君子”。
又有“南宋四大家”，即楊萬里、范成大、陸游和尤褒，也堪與北宋三家相比。楊萬里的詩歌清新活潑，以天然風景為主；范成大的詩歌關心民生，詩風清麗秀婉；陸游的詩以愛國著稱，他的詩對偶工整，后人言“好對偶被放翁用盡”。
詞是曲子詞的簡稱，也稱長短句。根據《全宋詞》的記錄，宋朝詞人達到一千三百卅家，作品及殘篇總計達到兩萬零四百多首。詞是宋朝文學的標志性體裁。晏殊富于花間派之風格。柳永在宋詞發展史上具有轉折性的作用。蘇軾又立豪放派。周邦彥是格律派的始祖，其后的女詞人李清照也屬此列。
此外，宋代“說話”（評書）非常流行，說話的內容就是話本。最著名的話本有《三國志平話》、《新編五代史平話》、《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大宋宣和遺事》等；一些明清白話小說也是根據宋朝的話本改編。
4. 宋詞在中國歷史有怎么意義
在宋詞的發展繁榮過程中，整個社會的導向作用同樣十分明顯。如果說唐代的詩人在某種程度上還只是供皇室及其統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詞人已由被別人欣賞而一躍登上了政治舞臺，并成為宋代政治舞臺上的主角。宋代皇帝個個愛詞，宋代大臣則個個是詞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等都是當時的著名詞人。在封建社會中從不出頭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為一代詞宗，名垂千古。在當時的科舉考試中，流傳著這樣的諺語：“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見詞人蘇軾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會的認同和推崇，宋詞才得以佳篇疊出，影響久遠。
原因如下：
① 兩宋城市手工業、商業經濟的繁榮，是宋詞興盛的物質基礎.
② 市民階層的擴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豐富的文化娛樂生活.
③ 兩宋社會矛盾尖銳，文學家用詞更能表達自己的思想情感
宋詞的繁榮與宋代特殊的時代背景和詞的文體特點有密切的關系。詞產生于民間，本身就帶有濃厚的娛樂色彩。宋代由于實行重文輕武的政策，文官享受的待遇非常優厚。宋太祖在“杯酒釋兵權”時，就公開鼓勵大臣們“多買歌兒舞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整個社會形成了競相追求享樂的風氣。又由于宋代（特別是北宋）社會相對安定，政局相對穩定。詞這種帶著濃厚的娛樂色彩，幾乎沒有傳統的政治、道德負荷的文學形式，在宋代終于找到了最為適宜的生長環境，所以便以異乎尋常的速度發展起來了。
5. 辛詞在中國詞史上的地位
在兩宋詞史上，辛棄疾的作品數量最多，成就、地位也最高。
就內容境界、表現方法和語言的豐富性、深刻性、創造性和開拓性而言，辛詞都可以說是空前絕后的。劉克莊即說辛詞“大聲鞺鞳，小聲鏗鍧，橫絕六合，掃空萬古，自有蒼生以來所無”（《辛透軒集序》）。
他獨創出“稼軒體”，確立了豪放一派，影響十分深遠。《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稼軒詞提要》說：“其詞慷慨縱橫，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聲家為變調，而異軍特起，能于剪紅刻翠之外，屹然別立一宗。
迄今不廢。”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也說：“蘇、辛并稱。
東坡天趣獨到處，殆成絕詣，而苦不經意，完璧甚少。稼軒則沉著痛快，有轍可循。
南宋諸公，無不傳其衣缽。”與他大致同時的陸游、張孝祥、陳亮、劉過和韓元吉、袁去華、劉仙倫、戴復古等詞人，或傳其衣缽，或與其詞風相近，都屬同一詞派。
鮮明獨特的意象往往體現出詩人的個性風格，而意象群的流變又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詩歌史的變遷。相對而言，唐五代詞的意象主要來源于閨房繡戶和青樓酒館，至柳永、張先、王安石、蘇軾而一變，他們開始創造出與文士日常生活、官場生活相關的意象和自然山水意象。
至南渡詞又一變，此時詞中開始出現與民族苦難、社會現實生活相關的意象。稼軒詞所創造的戰爭和軍事活動的意象，又使詞的意象群出現了一次大的轉換。
本是行伍出身的辛棄疾，有著在戰場上橫戈殺敵的戰斗體驗。他既熟悉軍事生活，又時刻期待著重上沙場，再建武功。
因此，當他“筆作劍鋒長”時，刀、槍、劍、戟、弓、箭、戈、甲、鐵馬、旌旗、將軍、奇兵等軍事意象就自然而然呈現于筆端，諸如“千騎弓刀”、“倚天萬里須長劍”、“嵯峨劍戟”、“卻笑將軍三羽箭”、“邊頭猛將干戈”、“紅旗鐵馬響春冰”和“斬將更搴旗”等軍事意象頻繁出現，構成了詞史上罕見的軍事景觀。而下面這類詞作： 醉里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
八百里分摩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
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
可憐白發生。（《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 落日塞塵起，胡騎獵清秋。
漢家組練十萬，列艦聳高樓。誰道投鞭飛渡，憶昔鳴髇血污，風雨佛貍愁。
季子正年少，匹馬黑貂裘。（《水調歌頭》上片） 密集的軍事意象群，連續成雄豪壯闊的審美境界，更能體現辛詞的個性特色，也反映出兩宋詞史的又一重大變化，即男子漢氣概的激揚，詞中女性柔婉美最終讓位于血性男子的力度美和崇高美。
王國維曾說：“以我觀物，物皆著我之色彩。”（《人間詞話》）辛棄疾以其特有的眼光觀物，任何普通的景物都能幻化、創造成軍事意象。
在他軍人的意念中，靜止的青山能變成奔騰飛馳的戰馬，林間的松樹也幻化成等待檢閱的勇武士兵：“疊嶂西馳，萬馬回旋，眾山欲東。正驚湍直下，跳珠倒濺，小橋橫截，缺月初弓。
老合投閑，天教多事，檢校長身十萬松。吾廬小，在龍蛇影外，風雨聲中。
“（《沁園春》）抒情意象的軍事化，是稼軒詞所獨具的藝術特色。 稼軒詞不僅轉換了意象群，而且更新了表現手法，在蘇軾“以詩為詞”的基礎上，進而“以文為詞”，將古文辭賦中常用的章法和議論、對話等手法移植于詞。
《賀新郎·別茂嘉十二弟》，即采用辭賦的結構方式，“盡是集許多怨事，全與李太白《擬恨賦》手段相似”（宋陳模《懷古錄》卷中），章法獨特絕妙。《沁園春·將止酒戒酒杯使勿近》模仿漢賦中《解嘲》、《答客難》之賓主問答體，讓人與酒杯對話，已是別出心裁；而詞中的議論，縱橫奔放，又蘊含著豐富的人生哲理和幽默感，馀味無窮。
用《天問》體寫的《木蘭花慢》（可憐今夕月），連用七個問句以探詢月中奧秘，奇特浪漫，理趣盎然。表現方法的革新，帶來了詞境的新變。
以文為詞，既是方法的革新，也是語言的變革。前人作詞，除從現實生活中提煉語言外，主要從前代詩賦中嘆取語匯，而稼軒則獨創性地用經史子等散文中的語匯入詞，不僅賦予古代語言以新的生命活力，而且空前地擴大和豐富了詞的語匯。
宋末劉辰翁曾高度評價過稼軒詞變革語言之功：“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豈與群兒雌聲學語較工拙，然猶未至用經用史，牽雅頌入鄭衛也。自辛稼軒前，用一語如此者，必且掩口。
及稼軒橫豎爛漫，乃如禪宗棒喝，頭頭皆是。”（《辛稼軒詞序》）經史散文中的語言，他信手拈來，皆如己出。
如《賀新郎》： 甚矣吾衰張。悵平生、交游零落，只今馀幾。
白發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間萬事。問何物、能令公喜。
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情與貌，略相似。
一樽搔首東窗里。想淵明、停云詩就，此時風味。
江左沉酣求名者，豈識濁醪妙理。回首叫、云飛風起。
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首句和結尾四句，都從經史中化出，而自饒新意。他用散文化的句法，并不違反詞的格律規范，仍協律可歌。
名作《西江月》（醉里且貪歡笑）的句式，雖多是散文化，音韻節奏卻依舊自然流暢，活潑傳神。在詞史上，辛棄疾創造和使用的語言最為豐富多彩；雅俗并收，古今融合，駢散。
6. 元朝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
元朝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響 加速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
元朝統治者實施的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使古代中國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和發展出現了很多新的氣象。蒙古族文字產生于這一時期，并沿用至今；北方游牧民族歷史上第一部用本民族文字撰寫的歷史著作《蒙古秘史》誕生；在中國封建王朝歷史上，元朝政府官員的民族成份最為復雜；元朝也是中國統一王朝史上第一個多民族文字并用的王朝；《遼史》、《宋史》和《金史》，是廿四史中僅有的、由多民族史家共同編修的史籍，也在中國史學史上首開一朝官修三朝歷史之先河，為后世保存了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中原文化在邊疆民族地區得到廣泛傳播，儒家經典著作被翻譯成蒙古文出版，漠北、云南等偏遠地區首次出現了傳授儒家文化的學校；中國首次出現了由中央政府批準成立的、全國性的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教育機構——蒙古國子學和回回國子學，蒙古、契丹、女真和色目人中間涌現出一大批漢文著述家；西域各民族文化進一步向中原社會流傳，藏傳佛教在中原得以傳播，海南黎族的木棉種植和紡織技術推動了中國棉紡業的發展；在寬松的政治文化氛圍下，各民族間的交融也進入又一個高潮期，契丹、女真、黨項等民族悄然融入到蒙古族、漢族和周邊其他民族之中，而一個全新的民族——回回族在中華大地上誕生。
對于元朝各種文化和諧并存的局面，中世紀歐洲“四大旅行家”之一的鄂多利克，曾感慨地稱之為“世界上最大的奇跡”。 由此可見，元朝的建立，打破了此前歷史上出現過的人為的文化屏蔽現象，中華文化多樣性的現實得到普遍認可，“四海為家”、“天下一家”的觀念深入人心，多元一體格局在統一的環境里變為事實。
兼容務實的文化政策推進了中國封建文化的發展 與大多數中國封建王朝相比較，蒙元時期思想文化觀念有兩個特點是十分顯著的：其一是兼容，其二是“不尚虛文”。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元朝的文化環境表現出兼容務實的特征。
蒙元王朝的文化兼容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它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唯一沒有從官方角度提出“避諱”制度的王朝；它是中國封建歷史上思想文化禁錮制度最少的王朝之一，目前尚未發現元代人士因言論遭受不幸的實例。據統計，元代的文化禁令僅是明清兩朝的幾十分之一；它還是中國封建歷史上唯一明確提出宗教信仰自由的王朝，當時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宗教在中國都有活動場所和信徒，這在當時的整個歐亞大陸恐怕是絕無僅有的文化現象。
兼容的文化氛圍為中國文化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中國“戲劇史和文學史上的重大事件”——元曲（散曲和雜劇）就是在此環境下形成的。
今人把元曲與唐詩、宋詞并列，視之為中國文化的瑰寶。一些學者認為元曲之所以在元代誕生并繁榮，主要得益于元代北方少數民族倫理道德的影響和文化政策的寬松，“使得社會思想能夠較多地擺脫傳統規范的束縛”自由創作。
儒家文化的社會地位進一步提高。孔子在元代被封為“大成至圣文宣王”，使其美譽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
孟子等歷代名儒也獲得了崇高的封號；元朝在中國歷史上首次專門設立“儒戶”階層，保護知識分子，“愿充生徒者，與免一身雜役”。元代的民眾普及教育超過了前代，書院達到400余所，州縣學校的數量最高時達到24400余所。
對元代儒家文化的發展，陳垣先生是這樣評價的：“以論元朝，為時不過百年。……若由漢高、唐太論起，而截至漢唐得國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論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計乾隆二十年以后，則漢、唐、清學術之盛，豈過元時！”。
7. 詩歌文化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
中國俗稱詩的國度，詩歌的種類繁多。
古代早期那些短小精悍，而又膾炙人口的歌謠便是詩歌形成的雛形。春秋時期的《詩經》是我國的第一部詩歌總集，它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大約五百多年的詩歌三百零五篇。
《詩經》分為“風”，“雅”，“頌”，是我國詩歌歷史的初步形成。戰國時期，詩人屈原又創造出一種詩歌體裁--騷體，這是一種抒情韻文。
以《離騷》為代表，一般篇幅較長，句式靈活參差，多六、七言，以“兮”字作語助詞。到了漢代，以兩漢樂府和東漢末年的文人五言詩成就最高。
漢代詩歌是在《詩經》、《楚辭》和秦、漢民歌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大致經歷了從民間歌謠到文人創作、從樂府歌辭到文人徒詩即“古詩”、從四言體到五言體、從騷體到七言體、從敘事詩到抒情詩的發展過程。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詩歌具有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
大約400年間，文人詩和民歌都有很大發展。文人詩方面，先后涌現出“三曹七子”、蔡琰、阮籍、嵇康、左思、陶淵明、“二謝”等一大批卓有建樹的詩人，他們的創作，大大豐富了詩歌表現自我情懷的美學功能。
同時，許多詩人在詩歌的語言結構和表達方面作了創新性探索，五言詩走向興盛，七言詩漸成主流，格律詩已具雛形，從詩歌本體上為唐詩的繁榮奠定了基礎。唐朝詩歌可謂是達到鼎盛時期。
其詩歌的發達，其數量之眾多，內容之豐富，風格流派之多樣，遠遠超出了任何一個朝代。而先前的一些詩歌體裁，在唐朝也得到了更好的完善。
因而我國古代的詩也常用唐詩來概稱。再至宋，元，明清，隨著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的出現，即使這些風格體裁取得如何的輝煌成就，都沒有取代詩歌的地位。
到近現代，新體詩脫穎而出。新體詩誕生于五四新文化運動。
特點是用白話語言寫作，表現科學、民主等等的新的時代內容，打破舊詩詞格律的束縛，形式上靈活自由，是現當代詩歌的主要形式。縱觀歷史，詩歌文化在中國文化史上有著不可抹滅的舉足輕重的地位。
8. 宋詞在歷史上的影響
宋詞是中國古代文學皇冠上光輝奪目的一顆巨鉆，在古代文學的閬苑里，她是一塊芬芳絢麗的園圃。她以姹紫嫣紅、千姿百態的豐神，與唐詩爭奇，與元曲斗妍，歷來與唐詩并稱雙絕，都代表一代文學之勝。遠從《詩經》、《楚辭》及《漢魏六朝詩歌》里汲取營養，又為后來的明清戲劇小說輸送了有機成分。直到今天，她仍在陶冶著人們的情操，給我們帶來很高的藝術享受。
詞的初期極盡艷麗浮華，流行于市井酒肆之間，是一種通俗的藝術形式，五代時期的《花間集》就很明顯地展露了詞美麗絢爛的文采，但是這期間的詞題材還僅限于描寫閨情花柳、笙歌飲宴等方面，可以說還顯得很“小氣”。雖然藝術成就上已經達到了相當的水準，但是在思想內涵上層次還不夠。宋代初期的詞一開始也是沿襲這種詞風，追求華麗詞藻和對細膩情感的描寫。像曾因寫過“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而得罪了仁宗皇帝的柳永，郁郁不得志，一生就流連于歌坊青樓之間，給歌妓們寫寫詞。所謂“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當時的詞被認為是一種粗俗的民間藝術，不登大雅之堂，以至于宋朝的晏殊在當上宰相之后，對于他以前所做的詞都不承認是自己寫的。宋朝的艷妓之多，水平之高為其他朝代所罕有，她們和宋朝的才子們一起共同推動了詞這一新興藝術形式在民間的廣泛流傳。
但是，隨著詞在宋代的文學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詞的內涵也在不斷地充實和提高。“人不寐，將軍白發征夫淚。”奠定了邊塞詞在宋詞中的地位，使只聞歌筵酒席、宮廷豪門、都市風情、脂粉相思之類的世人一新耳目。到蘇詞首開豪放詞風，宋詞已經不僅限于文人士大夫寄情娛樂和表達兒女之情的玩物，更寄托了當時的士大夫對時代、對人生乃至對社會政治等各方面的感悟和思考。宋詞徹底跳出了歌舞艷情的巢窠，升華為一種代表了時代精神的文化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