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1. 楚辭漢賦,宋詞元曲的區別
【楚辭】 “楚辭”又稱“楚詞”，是戰國時代的偉大詩人屈原創造的一種詩體。
作品運用楚地（今兩湖一帶）的文學樣式、方言聲韻，敘寫楚地的山川人物、歷史風情，具有濃厚的地方特色。漢代時，劉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襲屈賦”的作品編輯成集，名為《楚辭》。
并成為繼《詩經》以后，對我國文學具有深遠影響的一部詩歌總集。 楚辭，其本義是指楚地的言辭，后來逐漸固定為兩種含義：一是詩歌的體裁，一是詩歌總集的名稱（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國文學）。
從詩歌體裁來說，它是戰國后期以屈原為代表的詩人，在楚國民歌基礎上開創的一種新詩體。從總集名稱來說，它是西漢劉向在前人基礎上輯錄的一部“楚辭”體的詩歌總集，收入戰國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漢代賈誼、淮南小山、莊忌、東方朔、王褒、劉向諸人的仿騷作品。
“楚辭”之名首見于《史記·張湯傳》。可見至遲在漢代前期已有這一名稱。
其本義，當是泛指楚地的歌辭，以后才成為專稱，指以戰國時楚國屈原的創作為代表的新詩體。這種詩體具有濃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黃伯思所說，“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東觀余論》）。
西漢末，劉向輯錄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漢代人模仿這種詩體的作品，書名即題作《楚辭》。這是《詩經》以后，我國古代又一部具有深遠影響的詩歌總集。
另外，由于屈原的《離騷》是楚辭的代表作，所以楚辭又被稱為“騷”或“騷體”。漢代人還普遍把楚辭稱為“賦”。
《史記》中已說屈原“作《懷沙》之賦”《漢書·藝文志》中也列有“屈原賦”、“宋玉賦”等名目。 在漢代，楚辭也被稱為辭或辭賦。
西漢末年，劉向將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漢代淮南小山、東方朔、王褒、劉向等人承襲模仿屈原、宋玉的作品共16篇輯錄成集，定名為《楚辭》。楚辭遂又成為詩歌總集的名稱。
由于屈原的《離騷》是《楚辭》的代表作，故楚辭又稱為騷或騷體。 【漢賦】 漢賦是在漢代涌現出的一種有韻的散文，它的特點是散韻結合，專事鋪敘。
從賦的形式上看，在于“鋪采擒文”；從賦的內容上說，側重“體物寫志”。漢賦的內容可分為5類：一是渲染宮殿城市；二是描寫帝王游獵；三是敘述旅行經歷；四是抒發不遇之情；五是雜談禽獸草木。
而以前二者為漢賦之代表。賦是漢代最流行的文體。
在兩漢400年間，一般文人多致力于這種文體的寫作，因而盛極一時，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漢代文學的代表。 漢賦的結構 漢賦在結構上，一般都有三部分，即序、本文和被稱作“亂”或“訊”的結尾。
漢賦寫法上大多以豐辭縟藻、窮極聲貌來大肆鋪陳，為漢帝國的強大或統治者的文治武功高唱贊歌，只在結尾處略帶幾筆，微露諷諫之意。 漢賦的類別 漢賦分為大賦和小賦。
大賦又叫散體大賦，規模巨大，結構恢宏，氣勢磅礴，語匯華麗，往往是成千上萬言的長篇巨制。西漢時的賈誼、枚乘、司馬相如、揚雄，東漢時的班固、張衡等，都是大賦的行家.小賦揚棄了大賦篇幅冗長、辭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漢賦基本文采的基礎上，創造出篇幅較小、文采清麗、譏諷時事、抒情詠物的短篇小賦，趙壹、蔡邕、禰衡等都是小賦的高手。
賦的產生和發展 中國漢代文體。作為文體名稱，它淵源于 荀子 的《賦》；作為文學體制，它直接受到屈宋楚辭和戰國恣肆之風的極大影響。
由于漢帝國經濟發達，國力強盛，為漢賦的新興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而統治者對賦的喜愛和提倡，使文人士大夫爭相以寫賦為能事，漢賦遂成為漢代400年間文人創作的主要文學樣式。 賦作為一種文體，早在戰國時代后期便已經產生了。
最早寫作賦體作品并以賦名篇的可能是荀子。據《漢書？藝文志》載，荀子有賦10篇（現存《禮》、《知》、《云》、《蠶》、《箴》5篇），是用通俗“隱語”鋪寫五種事物。
舊傳楚國宋玉也有賦體作品，如《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等，辭藻華美，且有諷諫用意，較之荀賦，似與漢賦更為接近，但或疑為后人偽托，尚無定論。從現存荀賦來看，這時賦體還屬萌芽狀態。
賦體的進一步發展，當受到戰國后期縱橫家的散文和新興文體楚辭的巨大影響。賦體的主要特點，是鋪陳寫物，“不歌而誦”，接近于散文，但在發展中它吸收了楚辭的某些特點——華麗的辭藻，夸張的手法，因而豐富了自己的體制。
正由于賦體的發展與楚辭有著密切關系，所以漢代往往把辭賦連稱，西漢初年的所謂“騷體賦”，確實與楚辭相當接近，頗難加以明顯的區分。 漢賦的形成和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漢初的賦家，繼承楚辭的余緒，這時流行的主要是所謂“騷體賦”，其后則逐漸演變為有獨立特征的所謂散體大賦，這是漢賦的主體，也是漢賦最興盛的階段；東漢中葉以后，散體大賦逐漸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賦開始興起。漢賦的這種發展變化過程，與漢代社會狀況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
第一時期 自漢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當時所謂“大漢初定，日不暇給”，封建統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錮不嚴，儒家思想尚未占據統治地位。
當時諸王納士，著書立說，文化思想還比較活躍。這一時期的辭賦，主要仍是繼承《楚辭》的傳統，內容多是抒發作者。
2. 詩經和楚辭的異同
詩經和楚辭的相同點：都是我國先秦時代最重要的詩歌著作，對我國后世詩歌乃至整個中國古代文學都有著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不同點：它們一個代表現實主義，一個代表浪漫主義。
詩經的特點就在于它的平淡、自然與“寫實”，因此《詩經》可看作是“平民文學”。
《楚辭》是文人之作，這就理所當然牽扯到文采。楚辭，無論是屈原的《離騷》還是宋玉的《九辯》，都是意境開闊、盡顯文采，且想象豐富、縱橫馳騁，還有一大特點就是欲言此而先言它，善用比喻。
在表現手法上，楚辭繼承了詩經得賦比興，但在此基礎上做了重大開拓。辭家們往往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觀之情與客觀之物融為一體，創造出許多富于象征意味的藝術形象。
在《離騷》中，屈原筆下描繪的善鳥香草、惡禽臭物、靈修美人、宓妃佚女、虬龍鸞鳳、飄風云霓、高冠奇服、玉鸞瓊佩……，它們或配忠貞，或比讒佞，或媲君主，或譬賢臣，或托君子，或喻小人，或示超俗，或表追求，這些都已不再是作為喻體或借以起興之物的客體，而是融合了主體情感、品格和理想的象征，而成為蘊含藝術趣味的意象了。
這突破了《詩經》以借物抒情為主要特征的比興手法的局限。這是一種突破、一種創新、一種新的嘗試。在中國傳統詩歌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擴展資料：
詩經楚辭的價值影響：
一、社會功用
其一，作為學樂、誦詩的教本；其二，作為宴享、祭祀時的儀禮歌辭；其三，在外交場合或言談應對時作為稱引的工具，以此表情達意。 通過賦詩來進行外交上的來往，在春秋時期十分廣泛，這使《詩經》在當時成了十分重要的工具。
二、歷史與民俗價值
從歷史價值角度言，《詩經》實際上全面反映了西周、春秋歷史，全方位、多側面、多角度地記錄了從西周到春秋的歷史發展與現實狀況，其涉及面之廣，幾乎包括了社會的全部方面——政治、經濟、軍事、民俗、文化、文學、藝術等。
參考資料：搜狗百科-詩經
3. 納蘭詞和宋詞的詞風 的異同
歷代文學，人人都說唐詩宋詞，至于清代詞人，在當今依舊名世的首推納蘭性德了。納蘭性德的詞風，可稱為南唐后主李煜的傳人，直抒胸臆，獨發性靈。
豪放派和婉約派是宋詞中重要的兩大派別，豪放顧名思義，字里行間流露出激昂的斗志，描繪出驚心動魄、雄偉壯觀的背景，給人一種向上、激憤的力量，基調重且
剛，直抒胸臆。婉約，選字就不像“豪放”那種具有重剛的感覺，相反它具有輕柔的基調，字間充滿情意綿綿或失意悲哀之感，取材背景多是風花雪月、殘枝敗柳之物，悲歡離
合，人情之訴，美的詞語美的意境，意境中展現出作者的獨有的靈性。
納蘭的詞風和宋詞尤其是宋詞婉約派的相同點不明而意。
不同點多少來自于納蘭的民族和所處環境。滿族顯貴。納蘭的詞以明白如話著稱。明白如話不是淡如水，只是看似明白實則是用典精深，婉轉曲折，耐人尋味。宋詞多是強調意境，但只是詩人作詩顧講韻味意境。而納蘭的詞更似文人作文。白而意遠。
4. 《詩經》和《楚辭》有什么異同之處
楚辭的特點
作為一種詩體，楚辭的想象力豐富。楚地巫風盛行，祭祀時往往以巫覡扮演諸神，表演一些神話傳說故事，以娛樂神人。這些都培育了楚人豐富的想象力，使作品帶有想象豐富、文辭華美、風格絢麗的浪漫主義色彩，如《離騷》、《九歌》等均是如此。楚辭“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1]”，具有濃郁的地方色彩。楚辭的語句參差，富有變化，常用語助詞“兮”、“些”等。并且結構一般比較宏大，篇幅一般比較長。
《詩經》成書于春秋時期，它收錄了殷商至春秋中葉大約600多年的305篇詩歌作品。這305篇又大致分為風、雅、頌三大部，其中占絕大多數的風，即“十五國風”共計160篇，因為這160篇“風”多為詩官采詩于民間，因此，《詩經》可以大致認為是“平民文學”，即不是某個特定的文人卿士（或者說職業詩人）的作品。《楚辭》則不同，《楚辭》所收錄的作品，均為一些有名有姓的專職作家所作，諸如屈原、宋玉、景差、唐勒等，都為一代詩賦大家，且在文史上留名。楚辭形成較晚，以屈原為宗，也應到戰國后期。就地域來說，詩經以北方為主的廣大地區，而楚辭僅限于南方楚地，它的產生與發展與楚地的地域特色——諸如語言、風俗等密不可分，與現在的粵語音樂一樣，純屬一種地區文化。
另外，從內容上，《詩經》涉獵面很廣，有男嗔女怨的婚戀詩，以《南風·關雎》為代表；有寫奴隸辛勞的怨刺詩，如《魏風·伐檀》和《魏風·碩鼠》姊妹篇；又有幽怨反側的思婦詩，如名篇《王風·于役》；又有表達士大夫愛國意識的憂患詩，諸如《王風·黍離》、《小雅·節南山》和《小雅·雨無正》等等，幾乎各個方面都有涉及。概括的說來，《詩經》所反映的是各階層的人，特別是平民（包括奴隸、服役者這樣的下層勞動者）真實的生活和情感。與之不同的是《楚辭》，《楚辭》為文人士大夫所作，表達的多為士大夫階層對現實的情感流露，多為抒情言志，如屈原的《離騷》，如司馬遷所說“離騷者，猶離憂也”，即屈原遭逐之后，苦悶之情的表述；又如《天問》，簡直就是作者“憂心愁悴，彷徨山澤，……仰天嘆息，……呵而問之”（王逸語）。需要說明的是，即便如此，楚辭中的憂患意識和愛國情操與詩經是一脈相承的，在中國文學史上，也如一條紅線貫穿始終。
此外，在表現手法上，楚辭繼承了詩經得賦比興，但在此基礎上做了重大開拓，也把發揮應用達到極致。辭家們往往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觀之情與客觀之物融為一體，創造出許多富于象征意味的藝術形象。在《離騷》中，屈原筆下描繪的善鳥香草、惡禽臭物、靈修美人、宓妃佚女、虬龍鸞鳳、飄風云霓、高冠奇服、玉鸞瓊佩……，它們或配忠貞，或比讒佞，或媲君主，或譬賢臣，或托君子，或喻小人，或示超俗，或表追求，這些都已不再是作為喻體或借以起興之物的客體，而是融合了主體情感、品格和理想的象征，而成為蘊含藝術趣味的意象了。這突破了《詩經》以借物抒情為主要特征的比興手法的局限。這是一種突破、一種創新、一種新的嘗試。在中國傳統詩歌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5. 《詩經》與《楚辭》相比,有何異同
《楚辭》與《詩經》之比較 《楚辭》與《詩經》二者都是我國早期詩歌中的杰作，《詩經》是我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光輝起點，楚辭是浪漫主義的奠基之作.，各具特色，二者之比較在于： 一、含義不同. ①《楚辭》是指我國戰國后期屈原、宋玉等人創作的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的新詩體的專用名稱，即“書楚語、作楚聲、記楚地、名楚物”，亦指西漢劉向輯錄的屈原、宋玉等人的詩歌總集；楚辭是戰國后期形成于楚國的一種新型詩體，是繼《詩經》之后出現在我國詩壇上的又一詩歌高峰，楚辭的產生和形成與《詩經》不同，其有著古老的根源和復雜背景.首先，楚國民歌是楚辭產生的直接源頭.楚國民歌與中原地區流行的民歌在音調、句式、韻律以及風格、情致等方面存在明顯差異，但是同楚辭有明顯的沿承關系，楚辭不過是擴展了的文人化的楚歌. ②而《詩經》原名“詩”或“詩三百”，戰國時被儒家尊為“六經”之一，但并未被視為“經典”，漢設置“五經”博士，《詩》于是被官方推崇為儒家的“經典”之一，故稱為《詩經》.《詩經》中的作品本來都是要以由樂器伴奏演唱的樂歌，所以《墨子？公盂篇》說："弦詩三百，歌詩三百."它根據音樂的不同而分為風、雅、頌三部分，其中雅又分為大雅、小雅. 《詩經》中的三百零五首詩歌主要是由周王朝在各諸侯國的協助下于民間搜集的詩歌和貴族們為特定場合如祭祖、宴客、出獵、房屋落成等典禮，以及為諷諫、頌美等目的而向君主進獻的詩組成的. 二、作者不同. ①《楚辭》是屈原、宋玉等人（大多是屈原）所作，有較為固定的作者； ②而《詩經》只有少量的篇目提及作者，但是不可信.從采詩說看，這些篇目可能經過周王朝各代文官采師加以修訂，經多人之手，故為集體創作. 三、篇目及分類. ①《楚辭》中有《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游》、《卜居》、《漁父》、《招魂》等篇目，但未見其分類； ②《詩經》有三百零五篇，并其按內容分為“風、雅、頌”三類，每一類均有其側重. 四、內容不同. ①《楚辭》主要描述屈原、宋玉等人的政治主張、愛國思想，而且其中多楚地巫風之事或習俗，具有濃厚的地域色彩； ⑴楚辭作品中貫穿著強烈的浪漫主義精神，主要著力于表現作者的主體感受和他們在社會以及自然現象激發下噴涌出來的情感，他們不再專注于真實細致地描繪現實世界，而是利用天才的想象力去創造五彩斑斕的幻想世界，讓不屈的靈魂在狂熱的斗爭中尋找出路，奔向光明. ⑵楚辭作品中彌漫著濃郁的悲劇色彩，《詩經》中固然有許多哀怨的詩，可都有一種"哀而不傷，怨而不怒"的意味.楚辭則繼承楚歌中那種與生俱來的悲劇情調，以粗重的筆墨渲染出一種悲愴激昂的畫面.宗教巫術作為楚辭的主要題材，作品中容納了大量的神話傳說和巫術禮儀，并通過對他們的描繪抒發作者內心感情. ②而《詩經》是囊括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 ⑴周民族的史詩. 雅、頌中的一些詩篇在為周王朝歌功頌德的同時，也較客觀地記錄了周部族發展的歷史.例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劉》、《大明》等，這些詩敘事性很強，記述了自周始祖后稷建國至武王滅商的全部歷史和傳說. ⑵頌歌和怨刺詩. 其中的怨刺詩主要批評王道衰微、禮崩樂壞，人倫廢喪的產物；頌歌則主要描寫歌頌周朝的歷史功績. ⑶婚戀詩. 《詩經》中有大量表現愛情、婚姻和家庭生活的篇章，其中以《國風》最多，藝術性較高，它們大多產生于民間.許多詩歌坦誠、大膽地描寫了青年男女的相愛之情.它的基調健康、樂觀，感情真摯、熱烈，有很大的藝術感染力.例如《邶風.靜女》.除了熱戀的歡樂外，對相思的焦灼、失戀的痛苦，《詩經》許多篇章也有生動的描述.除此之外，還有一些表現婦女悲慘命運的，如《衛風.氓》. ⑷農事詩. 《詩經》中有很多詩歌是反映農事、畜牧活動以及祭祀、宴會情況的，它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面表現了當時社會的基本風貌. 《詩經》是我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之作.它以樸素自然的語言描寫事物和生活，如實地反映社會現實，既有較高的概括性又十分具體、生動.這種創作方法被后代稱為"風雅"風格，當屬《詩經》的藝術特色之一，不論是長篇的敘事詩，還是篇幅較短的抒情之作，還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詩經》都顯示了其現實主義的藝術特色. ⑸征役詩. 在描寫戰爭中，或表現為自豪樂觀，或同仇敵愾，或仇恨戰爭；而徭役詩則側重于揭露沉重的服役給人們帶來的痛苦，如《衛風.伯兮》. 五、語言句式不同. ① 《詩經》 ⑴《詩經》的語言，首先多單音節詞的重疊使用.如“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⑵“雙聲疊韻”詞的使用，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類詞還有：參差、輾轉等. ⑶句型以四言為主，節奏為每句兩拍，“四言二拍”的形式適應了當時的節奏. ⑷《詩經》聯章復沓，回環往復的特點，以適應反復吟唱的需要. ⑸最后，《詩經》中的比擬、夸張、對偶、排比、擬聲等多種修辭手法的應用. ② 《楚辭》 ⑴《楚辭》相比《詩經》，其辭藻更為華麗，富有個性. ⑵從句式上看，《楚辭》打破了《詩經》的四言格式，創造了一種以六言、七言為主的句式長短不齊，參差錯落，靈活多變的新詩體——“騷體”。
6. 詩經與楚辭異同
不同：
《詩經》---春秋時期，孔子編。現實主義詩歌的源頭。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大約五百多年的詩歌305篇。
《楚辭》---西漢時期，劉向編。浪漫主義詩歌的源頭。戰國時期楚國文學總集。收楚人屈原、宋玉及漢代淮南小山、東方朔、王褒、劉向等人的辭賦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
相同：
開我國詩歌兩大風格的先河，詩經中的國風以及楚辭，均為民歌。
二部作品，均產生于先秦時期，影響了漢朝及以后的辭賦和樂府民歌的創作。
7. 簡述《詩經》和《楚辭》的差異
《詩經》和《楚辭》都是我國先秦時代最重要的詩歌著作。
它們一個代表現實主義，一個代表浪漫主義，對我國后世詩歌乃至整個中國古代文學都有著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它們雖然都因同出于華夏文化之源而有許多共同點，但也由于各自產生時代、地域等的不同以及作者身份、地位和閱歷等的差異，彼此間又在創作精神、思想內容、語言形式、傳統道德觀念以及藝術風格等方面存在著重大差別。
分析和比較這些異同和差別，這對于更好地認識、了解這兩部作品的性質和特點是不無意義的。 中國傳統的詩歌創作，廣而言之，中國傳統的文學創作，都離不開兩種風格樣式，即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
而這兩種所謂主義的源頭，前者為《詩經》，后者當推《楚辭》。 《詩經》成書于春秋時期，它收錄了殷商至春秋中葉大約600多年的305篇詩歌作品。
這305篇又大致分為風、雅、頌三大部，其中占絕大多數的風，即“十五國風”共計160篇，因為這160篇“風”多為詩官采詩于民間，因此，《詩經》可以大致認為是“平民文學”，即不是某個特定的文人卿士（或者說職業詩人）的作品。《楚辭》則不同，《楚辭》所收錄的作品，均為一些有名有姓的專職作家所作，諸如屈原、宋玉、景差、唐勒等，都為一代詩賦大家，且在文史上留名。
楚辭形成較晚，以屈原為宗，也應到戰國后期。就地域來說，詩經以北方為主的廣大地區，而楚辭僅限于南方楚地，它的產生與發展與楚地的地域特色——諸如語言、風俗等密不可分，與現在的粵語音樂一樣，純屬一種地區文化。
另外，從內容上，《詩經》涉獵面很廣，有男嗔女怨的婚戀詩，以《南風?關雎》為代表；有寫奴隸辛勞的怨刺詩，如《魏風?伐檀》和《魏風?碩鼠》姊妹篇；又有幽怨反側的思婦詩，如名篇《王風?于役》；又有表達士大夫愛國意識的憂患詩，諸如《王風?黍離》、《小雅?節南山》和《小雅?雨無正》等等，幾乎各個方面都有涉及。概括的說來，《詩經》所反映的是各階層的人，特別是平民（包括奴隸、服役者這樣的下層勞動者）真實的生活和情感。
與之不同的是《楚辭》，《楚辭》為文人士大夫所作，表達的多為士大夫階層對現實的情感流露，多為抒情言志，如屈原的《離騷》，如司馬遷所說“離騷者，猶離憂也”，即屈原遭逐之后，苦悶之情的表述；又如《天問》，簡直就是作者“憂心愁悴，彷徨山澤，……仰天嘆息，……呵而問之”（王逸語）。需要說明的是，即便如此，楚辭中的憂患意識和愛國情操與詩經是一脈相承的，在中國文學史上，也如一條紅線貫穿始終。
前面說到，《詩經》可看作是“平民文學”，因此，《詩經》的特點就在于它的平淡、自然與“寫實”。上升到一個高度，便是所謂的詩歌現實主義傳統。
《楚辭》是文人之作，這就理所當然牽扯到文采。楚辭，無論是屈原的《離騷》還是宋玉的《九辯》，都是意境開闊、盡顯文采，且想象豐富、縱橫馳騁，還有一大特點就是欲言此而先言它，善用比喻。
像《離騷》開篇，談作者的顯赫身世就用了整整一大段：“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這是何等的大氣！文中作者思緒馳騁：“折瓊枝以為羞兮，精瓊靡以為糧。為余駕飛龍兮，親瑤象以為車。”
讓飛龍為自己駕車，以象牙美玉作車，想象是何等的開闊與大膽！劉熙載在《藝概?賦概》中說：“東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極開闔抑揚之變”，用以概括楚辭的藝術特點，是極其恰當的。
作一個比較，《詩經》無論記事、寫物、抒情，都是確確實實、言之有物的。楚辭看似言而無物，但無形為有形，其意蘊深遠，極盡騰挪之能事。
《詩經?衛風?碩人》寫美人用了這樣一段話：“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蝍，齒如槬犀，螓首蛾眉。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可謂美極，寫實的手法也用的淋漓盡致。通過對具體物象手、膚、頸、齒、眉、目等的描寫，勾勒出衛莊公夫人莊姜之美。
我們再看看楚辭中對湘夫人的描寫：“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屈原《九歌?湘夫人》），完全凸現了一個“虛”，可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
這只是一個例子，但《詩經》與《楚辭》在藝術風格上得差異便可見一斑。 此外，在表現手法上，楚辭繼承了詩經得賦比興，但在此基礎上做了重大開拓，也把發揮應用達到極致。
辭家們往往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觀之情與客觀之物融為一體，創造出許多富于象征意味的藝術形象。在《離騷》中，屈原筆下描繪的善鳥香草、惡禽臭物、靈修美人、宓妃佚女、虬龍鸞鳳、飄風云霓、高冠奇服、玉鸞瓊佩……，它們或配忠貞，或比讒佞，或媲君主，或譬賢臣，或托君子，或喻小人，或示超俗，或表追求，這些都已不再是作為喻體或借以起興之物的客體，而是融合了主體情感、品格和理想的象征，而成為蘊含藝術趣味的意象了。
這突破了《詩經》以借物抒情為主要特征的比興手法的局限。這是一種突破、一種創新、一種新的嘗試。
在中國傳統詩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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