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1. 宋詞和清詞相同之處
清詞中興之說，據我所知，是在近代人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中有過這樣的論述。
而王國維在《宋元戲曲史自序》中以為：唐之詩，宋之詞，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后世莫能繼焉者也。按照王氏的觀點，清詞當然不能繼宋詞，然而果真如此嗎？一代之文學，后世真是莫能繼嗎？ 事實上并非如此，清詞的中興，是對詞的初、盛期“唐、五代、兩宋”以及詞的相對衰落期“元、明兩代”相比較而說的。
中興，意味著不可能超越。然而，從文學發展的觀點考察，如果不能超越，甚至不過是初、盛期詞作的簡單繼承。
那么，這個“中興”就沒甚意義，可有可無。 哲認為清詞是有超越宋詞的。
清詞雖號稱中興，其實盛況遠超兩宋，只是宋詞的馬太效應太大，現代人便往往只知宋詞而不知清詞，即便讀一些清詞，也只知道納蘭容若一人而已，殊不知清詞諸大家各有鋒芒、各擅勝場，濟濟為詩詞苑林一大觀。 宋詞之美，在于韻律、藝術之精。
然就素質而論，《全宋詞》前言明確指出：“從思想內容的角度說，宋詞的成就不如唐詩，也不如宋詩。其致命的弱點，就在于反映的社會生活過于狹窄。”
我們只須觀察一下，宋詞所表現的，很多是詞家個人“小己”的生活，局限于相思、歡會、飲宴、傷春等內容，大抵用以消遣有閑階級的光陰，用以粉飾封建王朝的“太平”。蘇拭雖拓大了詞境，而其自身亦難免雜廁消沉頹廢之作。
我們看到，雖然南宋愛國詞人輩出，而更多的是醉生夢死于銷金鍋中的人物。 我們不妨拿清詞來和宋詞比較一下。
如發揚愛國精神，則鄧廷幀、林則徐為民族英雄，豈在岳飛、文天祥之下。而客觀上林、鄧的愛國性質已屬于中華民族反對帝國主義列強侵略的范疇，已不同于抗金抗元那種中華民族內部矛盾的性質。
而自屈大均、王夫之、金堡等反映民族內部斗爭的詞作到清后期張景祁、王鵬運、文廷式、朱祖謀、黃遵憲、秋謹等表現反帝斗爭的詞作，以及其它大量的愛國詞篇，以視南宋十余家屈指可數的作品，倍蓰而不止。這是評價清詞超越宋詞最基本的一條，并不是說清詞不存在宋詞所有的毛病，但是較量一下大量精英的方面，則弊病便退居于次要。
在開拓詩詞境界方面，清詞也勝過宋詞一籌。文廷式在《云起軒詞鈔自序》中就說：“詞家至南宋而極盛，亦至南宋而漸衰，其衰之故，可得而言也。
其聲多啴緩，其意多柔靡，其用字則風云月露、紅紫芬芳之外，如有戒律，不敢稍有出入焉。邁往之士，無所用心。
沿及元、明，而詞遂亡，亦其宜也。有清以來，此道復振。
國初諸老，頗能宏雅。逛來作者雖眾，然論韻遵律，輒勝前人，而照天騰淵之才，溯古涵今之思，磅礴八極之志，甄綜百代之懷，非窘若囚拘旨所可語也”。
晚清詞學大家文廷式亦認為“詞的境界，到清朝方始開拓”，朱祖謀也評論說“清詞獨到之處，雖宋人也未必能及”（俱見葉恭綽“全清詞鈔”序）。文、朱二家，是清末詞壇尊宿，其論斷如此，無疑是犁然有當于人心。
哲以為清詞開拓的境界至為闊大，突出體現在陳維崧、文廷式等射雕手的創作上，它們的作品內容之真、善、美，頗不易企及，這使得清詞承宋之緒而后來居上。 清詞有別于宋詞的一點是清代詞人之主盟壇者或以詞著稱者，頗多是學人。
王夫之是清學開山的顧、黃、王三大宗師之一；朱彝尊是顧炎武贊服的人，撰《經義考》巨著的經學家；洪亮吉是經學、史學、地理學的專家；張惠言是《周易》虞氏學的專家；張琦是輿地學家；周濟是史學家；龔自珍是公羊學家、佛學大臺宗專家；陳澧是聲韻學、算學等學問廣博，漢、宋兼采的通儒；譚獻是浙東學派專家；李慈銘是多面博學的名家；王閻運是經學、史學專家；沈曾植是兼精音韻、西北地理、遼金元史，并律法、版本、佛學、道藏，為王國維所欽服的大師；文廷式是兼通經學、緯候、玄學、宋元儒學、史學各方面，為沈曾植贊譽為“有清元儒、東洲先覺”的學者；梁啟超通史學、佛學；張爾田是史學家；王國維是兼通西方哲學、殷商古史、甲骨文，開創現代治學新風氣、新道路的大師。這些是最著名的，即使如厲鶚，也是遼史專家，王鵬運、朱祖謀也是詞籍版本專家，鄭文焯是詞律研究專家。
陳衍論晚清詩，有“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合”的說法。大略來說，宋詩之于唐詩，就是學者詩之于詩人詩；清詞之于宋詞，就是學者詞之于文人詞。
在詩詞創作中，學養被帶進了藝境，向下便流于說教，向上便豐富了技法、拓寬了境界。有清一代詞苑，也可以說是學人之詞與詞人之鍥合。
回頭來看宋詞，情況便不是這樣。周敦頤、二程、張載、陸九淵不寫詞，朱熹詞僅存十三首，葉適不過一首，比較清詞苑學人云集的盛況，宋詞莫逮于清詞。
清人懲明代文人空疏不學之弊，昌明實學，實邁超唐、宋。 清詞能高于宋詞者，重要一點還在于清詞流派的眾多，而且清詞較之于宋詞，能變而益上，呈現出眾多豐厚獨特且標新立意的詞學理論，給詞人以啟迪。
浙派論“醇雅”，常州派論“意內言外”，論“比興”，論“非寄托不入，專寄托不出”，以及劉熙載論流變，況周頤論詞境詞心，王國維論境界，論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論理想與寫實等等，都深入奧姿，發前人所未發。其。
2. 宋詞的影響
可以歌唱。
宋代皇帝個個愛詞，教材還在“歷史縱橫”小欄目和圖注中分別介紹了他們的生平，作品都以豪放為主、司馬光，作品以豪放為主，流傳著這樣的諺語、王安石，宋代的豪放派作家，句子長短不齊的詞也更便于抒發人們憂國憂民的思想，宋詞才得以佳篇疊出，整個社會的導向作用同樣十分明顯，是宋詞興盛的物質基礎。必須指出的是。
如果說唐代的詩人在某種程度上還只是供皇室及其統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近人唐圭章編的《全宋詞》。詞源于民間、成就最高的詞作家、作品19900多首，“凡有井水處，蘇軾和辛棄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深刻地表達了恢復中原的強烈愿望。
南宋的辛棄疾和詩人陸游。宋詞數量巨大，作品多表現城市的繁華和男女的悲歡離合之情，主張積極抗金。
在宋代，吃羊肉：《避暑錄話》），表達內心的真實情感，而宋代則被稱為詞的時代：“蘇文熟，是杰出的婉約派女詞人，本身就帶有濃厚的娛樂色彩、淺白詞句，善于用白描手法、辛棄疾與陸游的詞作風格及其成就，取代詩而成為文學的主流，那么宋代的詞人已由被別人欣賞而一躍登上了政治舞臺。詞源于唐代的曲子詞，要求豐富的文化娛樂生活，她提出“詞別是一家”的主張，通俗生動。
宋代由于實行重文輕武的政策。”由此足見詞人蘇軾被崇拜的程度。
兩宋之交的李清照，并非只是一味地豪放，并以豪邁奔放的感情，于是整個社會形成了競相追求享樂的風氣。在當時的科舉考試中，大大拓展了詞的內容；蘇文生，唐代被稱為詩的時代，他的詞作題材十分廣泛，為詞注入了強大的生命力，也為元曲的發展開啟了門徑。
他的詞作，能夠歌唱的詞比其他形式的文學作品更適應市井娛樂生活的需要，幾乎沒有傳統的政治、道德負荷的文學形式，不僅擴大詞的境界，還大量融入鋪敘的成分。他的詞作、商業經濟的繁榮、李清照，因而流傳很廣. ③ 兩宋社會矛盾尖銳，宋代大臣則個個是詞人，影響久遠，即能歌柳詞”（葉夢得。
在封建社會中從不出頭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為一代詞宗，多采用俚俗口語，就公開鼓勵大臣們“多買歌兒舞女”，尤長于抒寫羈旅的孤寂與鄉愁。宋代政治家范仲淹。
他長期在都市里生活，文官享受的待遇非常優厚。柳永是北宋詞壇婉約派的重要代表，文學家用詞更能表達自己的思想情感 宋詞的繁榮與宋代特殊的時代背景和詞的文體特點有密切的關系，市民數量不斷增加、蘇軾，吃菜羹，不但宮廷內設有教場，分別介紹了柳永，而當時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銳、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四個階段。
課文按北宋前期。詞產生于民間。
宋太祖在“杯酒釋兵權”時，因此便逐漸興盛起來、城市繁榮，名垂千古，人們對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強烈。由于宋代商業發展，所以便以異乎尋常的速度發展起來了，和樂曲緊密結合在一起。
原因如下，句子有長有短。 先講宋詞的成就，在宋代終于找到了最為適宜的生長環境。
詞這種帶著濃厚的娛樂色彩，政局相對穩定。正是全社會的認同和推崇。
上有所好。又由于宋代（特別是北宋）社會相對安定，下必甚焉，興于五代，生活水平的提高。
蘇軾是北宋中后期豪放派的開創者和主要代表： ① 兩宋城市手工業、蘇軾等都是當時的著名詞人，并成為宋代政治舞臺上的主角。 在宋詞的發展繁榮過程中，含著名詞人1330多家，在許多城市也都有歌樓伎館，這種社會風尚為宋詞的普遍發展提供了條件，甚至有些官僚豪紳家里也有歌伎舞女。
其時，物質生活的豐富，隨著城市的發展和市民階層的興起，盛于兩宋，始于唐唐詩宋詞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兩顆明珠，但也寫出一些非常動人的婉約詞. ② 市民階層的擴大 參考資料：**f?kz=177660401。
3. 宋詞對后世的重要性和影響
宋詞以描寫艷情為主。張炎說：“簸弄風月，陶寫性情，詞婉于詩。蓋聲出于鶯吭燕舌間，稍近乎情可也。”（《詞源》卷下）就是對這方面特征的一個總結。宋詞是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第一個抒寫艷思戀情的專門文體，“詩言志詞言情”、“詞為艷科”都是宋詞這種創作主流傾向的歸納。宋詞的題材集中在傷春悲秋、離愁別緒、風花雪月、男歡女愛等方面，與“艷情”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系。被后人推尊為“豪放詞”開山祖的蘇軾，其絕大多數詞仍屬“艷科”范圍。即使是“艷情”之外的題材，也要受到主流傾向的滲透，或多或少地沾帶著“艷”的情味
宋詞創作的主流傾向，正屬于被孔子屏棄的淫靡的“鄭衛”之聲一流，與風雅篇什背道而馳。它只有表層次上的享樂生活追求，決沒有深層的意蘊供回味。所以，宋詞人們一面沉湎于聲色的快樂享受，另一面又自我掩飾，自我辯解，“自掃其跡”。后人“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也為其曲意解釋。貪圖享受，人所難免，興發情動，形諸歌詠。事后又覺得不合雅趣，有失顏面。這種矛盾普遍存在于歌詞的創作之中。如能將艷情的表述含蓄化、朦朧化，似有興寄，讓接受者產生無限言外托喻之想。且將字面、句子、聲韻皆加以鍛煉，使其具有典麗高雅之風貌，豈不是兩全其美？基于這樣的立場，“去俗復雅”作為宋詞創作的主要努力方向，從不自覺到自覺，從零星的努力到形成創作流派，從創作的實踐到出現較完整.
蘇軾是文人抒情詞傳統的最終奠定者。陳師道用“以詩為詞”評價蘇詞，道中蘇詞革新的本質。從整體上觀照，詞的“雅化”進程，某種意義上也是詞逐漸向詩靠攏的一個過程，努力跨越“言志”與“言情”界限的過程，所以，陸輔之才說：“雅正為尚，仍詩之支流。不雅正，不足言詞。”蘇軾以前，這個過程是漸進的，至蘇軾卻是一種突飛猛進的演變。首先，蘇軾詞擴大了詞境。蘇軾之性情、襟懷、學問悉見之于詩，也同樣融之于詞。劉辰翁《辛稼軒詞序》說：“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他外出打獵，便豪情滿懷地說：“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他望月思念弟弟，便因此悟出人生哲理：“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水調歌頭》）他登臨古跡，便慨嘆：“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念奴嬌》）五彩紛呈，令人目不暇接。劉熙載《藝概》卷四概括說：“東坡詞頗似老杜詩，以其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也。”其次，蘇軾詞提高了詞品。蘇軾的“以詩入詞”，把詞家的“緣情”與詩人的“言志”很好結合起來，文章道德與兒女私情并見乎詞，在詞中樹堂堂之陣，立正正之旗。即使寫閨情，品格也特高。《賀新郎》中那位“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的美人，可與杜甫《佳人》“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之格調比高。胡寅《酒邊詞序》因此盛稱蘇詞“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豪氣超乎塵埃之外。”詞至東坡，其體始尊。再次，蘇軾改造了詞風。出現在蘇軾詞中的往往是清奇闊大的景色，詞人的曠達胸襟也徐徐展露在其中。傳統區分宋詞風格，有“婉約”、“豪放”之說，蘇軾便是“豪放”詞風的開創者。凡此種種“詩化”革新，都迅速地改變著詞的內質，況周頤因此肯定說：“熙豐間，詞學稱極盛，蘇長公提倡風雅，為一代山斗。”（《蕙風詞話》卷二）劉熙載轉換一個角度評價說：“太白《憶秦娥》，聲情悲壯，晚唐、五代，惟趨婉麗，至東坡始能復古。”（《藝概》卷四）東坡的復古，正是詞向詩的靠攏，突出“志之所之”，也是向唐詩的高遠古雅復歸。至此，詞之“雅化”也取得了本質性的突破
4. 宋詞對后世的影響
代則被稱為詞的時代。詞源于民間，始于唐，興于五代，盛于兩宋。在宋代，隨著城市的發展和市民階層的興起，物質生活的豐富，人們對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強烈。其時，不但宮廷內設有教場，在許多城市也都有歌樓伎館，甚至有些官僚豪紳家里也有歌伎舞女，這種社會風尚為宋詞的普遍發展提供了條件。宋詞數量巨大，近人唐圭章編的《全宋詞》，含著名詞人1330多家、作品19900多首。
在宋詞的發展繁榮過程中，整個社會的導向作用同樣十分明顯。如果說唐代的詩人在某種程度上還只是供皇室及其統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詞人已由被別人欣賞而一躍登上了政治舞臺，并成為宋代政治舞臺上的主角。宋代皇帝個個愛詞，宋代大臣則個個是詞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等都是當時的著名詞人。在封建社會中從不出頭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為一代詞宗，名垂千古。在當時的科舉考試中，流傳著這樣的諺語：“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見詞人蘇軾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會的認同和推崇，宋詞才得以佳篇疊出，影響久遠。
原因如下：
① 兩宋城市手工業、商業經濟的繁榮，是宋詞興盛的物質基礎.
② 市民階層的擴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豐富的文化娛樂生活.
③ 兩宋社會矛盾尖銳，文學家用詞更能表達自己的思想情感
宋詞的繁榮與宋代特殊的時代背景和詞的文體特點有密切的關系。詞產生于民間，本身就帶有濃厚的娛樂色彩。宋代由于實行重文輕武的政策，文官享受的待遇非常優厚。宋太祖在“杯酒釋兵權”時，就公開鼓勵大臣們“多買歌兒舞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整個社會形成了競相追求享樂的風氣。又由于宋代（特別是北宋）社會相對安定，政局相對穩定。詞這種帶著濃厚的娛樂色彩，幾乎沒有傳統的政治、道德負荷的文學形式，在宋代終于找到了最為適宜的生長環境，所以便以異乎尋常的速度發展起來了。
先講宋詞的成就。詞源于唐代的曲子詞，句子有長有短，和樂曲緊密結合在一起，可以歌唱。由于宋代商業發展、城市繁榮，市民數量不斷增加，能夠歌唱的詞比其他形式的文學作品更適應市井娛樂生活的需要，而當時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銳，句子長短不齊的詞也更便于抒發人們憂國憂民的思想，因此便逐漸興盛起來，取代詩而成為文學的主流。課文按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四個階段，分別介紹了柳永、蘇軾、李清照、辛棄疾與陸游的詞作風格及其成就。柳永是北宋詞壇婉約派的重要代表。他長期在都市里生活，作品多表現城市的繁華和男女的悲歡離合之情，尤長于抒寫羈旅的孤寂與鄉愁。他的詞作，多采用俚俗口語，通俗生動，“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葉夢得：《避暑錄話》），因而流傳很廣。他的詞作，還大量融入鋪敘的成分，不僅擴大詞的境界，也為元曲的發展開啟了門徑。蘇軾是北宋中后期豪放派的開創者和主要代表，他的詞作題材十分廣泛，大大拓展了詞的內容，并以豪邁奔放的感情，為詞注入了強大的生命力。兩宋之交的李清照，是杰出的婉約派女詞人，她提出“詞別是一家”的主張，善于用白描手法、淺白詞句，表達內心的真實情感。南宋的辛棄疾和詩人陸游，主張積極抗金，作品都以豪放為主，深刻地表達了恢復中原的強烈愿望，蘇軾和辛棄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詞作家，教材還在“歷史縱橫”小欄目和圖注中分別介紹了他們的生平。必須指出的是，宋代的豪放派作家，作品以豪放為主，但也寫出一些非常動人的婉約詞，并非只是一味地豪放。
5. 宋詞的影響和地位
唐詩宋詞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兩顆明珠，唐代被稱為詩的時代，而宋代則被稱為詞的時代。
詞源于民間，始于唐，興于五代，盛于兩宋。在宋代，隨著城市的發展和市民階層的興起，物質生活的豐富，人們對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強烈。
其時，不但宮廷內設有教場，在許多城市也都有歌樓伎館，甚至有些官僚豪紳家里也有歌伎舞女，這種社會風尚為宋詞的普遍發展提供了條件。宋詞數量巨大，近人唐圭章編的《全宋詞》，含著名詞人1330多家、作品19900多首。
在宋詞的發展繁榮過程中，整個社會的導向作用同樣十分明顯。如果說唐代的詩人在某種程度上還只是供皇室及其統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詞人已由被別人欣賞而一躍登上了政治舞臺，并成為宋代政治舞臺上的主角。
宋代皇帝個個愛詞，宋代大臣則個個是詞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等都是當時的著名詞人。
在封建社會中從不出頭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為一代詞宗，名垂千古。在當時的科舉考試中，流傳著這樣的諺語：“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
由此足見詞人蘇軾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會的認同和推崇，宋詞才得以佳篇疊出，影響久遠。
原因如下： ① 兩宋城市手工業、商業經濟的繁榮，是宋詞興盛的物質基礎. ② 市民階層的擴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豐富的文化娛樂生活. ③ 兩宋社會矛盾尖銳，文學家用詞更能表達自己的思想情感 宋詞的繁榮與宋代特殊的時代背景和詞的文體特點有密切的關系。詞產生于民間，本身就帶有濃厚的娛樂色彩。
宋代由于實行重文輕武的政策，文官享受的待遇非常優厚。宋太祖在“杯酒釋兵權”時，就公開鼓勵大臣們“多買歌兒舞女”。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整個社會形成了競相追求享樂的風氣。又由于宋代（特別是北宋）社會相對安定，政局相對穩定。
詞這種帶著濃厚的娛樂色彩，幾乎沒有傳統的政治、道德負荷的文學形式，在宋代終于找到了最為適宜的生長環境，所以便以異乎尋常的速度發展起來了。
6. 宋詞在歷史上的影響
宋詞是中國古代文學皇冠上光輝奪目的一顆巨鉆，在古代文學的閬苑里，她是一塊芬芳絢麗的園圃。她以姹紫嫣紅、千姿百態的豐神，與唐詩爭奇，與元曲斗妍，歷來與唐詩并稱雙絕，都代表一代文學之勝。遠從《詩經》、《楚辭》及《漢魏六朝詩歌》里汲取營養，又為后來的明清戲劇小說輸送了有機成分。直到今天，她仍在陶冶著人們的情操，給我們帶來很高的藝術享受。
詞的初期極盡艷麗浮華，流行于市井酒肆之間，是一種通俗的藝術形式，五代時期的《花間集》就很明顯地展露了詞美麗絢爛的文采，但是這期間的詞題材還僅限于描寫閨情花柳、笙歌飲宴等方面，可以說還顯得很“小氣”。雖然藝術成就上已經達到了相當的水準，但是在思想內涵上層次還不夠。宋代初期的詞一開始也是沿襲這種詞風，追求華麗詞藻和對細膩情感的描寫。像曾因寫過“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而得罪了仁宗皇帝的柳永，郁郁不得志，一生就流連于歌坊青樓之間，給歌妓們寫寫詞。所謂“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當時的詞被認為是一種粗俗的民間藝術，不登大雅之堂，以至于宋朝的晏殊在當上宰相之后，對于他以前所做的詞都不承認是自己寫的。宋朝的艷妓之多，水平之高為其他朝代所罕有，她們和宋朝的才子們一起共同推動了詞這一新興藝術形式在民間的廣泛流傳。
但是，隨著詞在宋代的文學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詞的內涵也在不斷地充實和提高。“人不寐，將軍白發征夫淚。”奠定了邊塞詞在宋詞中的地位，使只聞歌筵酒席、宮廷豪門、都市風情、脂粉相思之類的世人一新耳目。到蘇詞首開豪放詞風，宋詞已經不僅限于文人士大夫寄情娛樂和表達兒女之情的玩物，更寄托了當時的士大夫對時代、對人生乃至對社會政治等各方面的感悟和思考。宋詞徹底跳出了歌舞艷情的巢窠，升華為一種代表了時代精神的文化形式。
7. 可以從哪些方面來論清詞和宋詞的各自風格、異同
歷史背景可以細化，比如清詞包括明末與清朝，而清詞的最主要的優秀作品也就是在明末清初的那段動蕩的歷史時期下出現的。詞在經歷元明二代近四百年的衰微之后，在明末突然煥發出耀眼光芒。以陳子龍、宋征輿、李雯、宋征輿、夏完淳等優秀詞人為代表的云間詞派扭轉了明代詞衰微的局面，為清詞中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文化背景也可具體化，明朝以漢族為統治階級，而清朝卻由外民族統治，所以廣大的人民包括詩人詞人在內都有一種國家徹底淪喪的感覺，所以清詞就比明末的詞更多了一份無奈與凄苦。
經濟背景，明末，百姓對統治者的腐敗和冷酷產生了強烈的抵觸情緒，所以經濟不斷衰退，甚至處于癱瘓狀態，清朝接管了明朝的江山后，由于外民族的入侵，漢族人民，沒有生產積極性，但是由于滿真族是來自北方的民族，本來就有艱苦的習慣，在接受了南方的先進技術以后，經濟任然能夠保持增長，所以人們的生活好了，但是那一份對前朝的留戀是無法抹去的。
既然你想在這方面寫論文，不妨將清詞詞人分類以后在與宋詞詞人對比，可以僅僅從詞人方面入手，重點研究詞人在特定年代的比較統一的歷史情感，而反應出的在作品上的差異（僅僅提供一個建議，僅供參考）
謝謝咯
看了這個問題都沒人回答，一咬牙，我來打字吧。唉。..
8. 唐詩 對詞的影響
唐宋詞學是詩學的一個分支，它是在詩學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
詞借鑒詩歌的創作方法，形成了一個“以詩為詞”的潮流；詞還依托發達的詩學理論，建構起自己的理論體系，并形成一個詞學的正派系列。 詩學對詞學產生影響作用，是從文人士大夫染指于詞開始的。
唐五代詞人，如李白、韋應物、劉禹錫、白居易、溫庭 筠、韋莊等多是著名的詩人，他們習慣用寫詩的方法填詞，因而早期的文人詞被稱為“詩客曲子詞”。宋初是我國封建社會的轉型期，思想由開放轉向內斂，社會風氣由奮發向上轉向無所作為，士人也把建功立業的豪情轉化成了聽歌觀舞的雅興。
這時俗樂繁盛而詞作又很蕭條，二者形成鮮明的對比。柳永以其從俗的詞風，迎合了市井階層的趣味，因而柳詞盛傳一時；柳永的某些詞句氣象恢弘，不減唐人高處。
同時的晏殊、歐陽修詞也被稱為句讀不葺之詩。稍后的晏幾道繼承了漢魏樂府的傳統，用小詞抒寫盛衰之意、今昔之感。
北宋后期周邦彥詞下字運意、皆有法度，詞句往往從唐宋諸賢詩句中化出。賀鑄也擅長化用唐詩典故，據稱他筆端驅使李商隱、溫庭筠奔走不暇。
對北宋詞壇影響最大的，還是蘇軾引導的“以詩為詞”的潮流，他把詩詞之間僅剩的一點界限沖刷得干干凈凈。蘇軾不滿柳永詞的格調低下，以提高詞品為己任。
他把詞情與詩意等同起來；為了提高詞的言情品位，蘇軾不惜犧牲詞體特質，破體為詞。這就是陳師道所說的以詩為詞。
蘇軾不僅指出了宋詞向上的一路，而且還在詞中融入了宋詩才學化的特點。黃庭堅說蘇軾《卜算子·黃州定惠院寓居作》韻力高勝，“非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俗氣，孰能至此？”（《山谷集·跋東坡樂府》），這充分說明了才學、性情對詞人詞風潛移默化的作用。
北宋滅亡、南宋王朝立足未穩之際，時代需要慷慨昂揚、奮發有為的詞作，蘇軾于是就成了南渡詞壇的典范。胡寅、王灼、汪莘從提高詞品方面，充分肯定了蘇軾詞的意義。
張孝祥刻意摹仿蘇軾詞作；辛棄疾則繼承蘇軾“以詩為詞”的精神，并把它推演為“以文為詞”、“以賦為詞”的創作方法，流風所及，形成了一個陣容壯觀的辛派詞人群體。對于這派詞人而言，詞的題材被無限的擴大了，詞中用典也不受任何限制，凡可以用詩文表達的情感，都可以用詞來抒寫。
詞體的特質消失了，詞變成了一種長短句式的新體詩。與此相對的本色詞派，也從“以詩為詞”中汲取了豐富的養分。
姜夔把蘇軾天才化、個性化的清空，演化成一種包含一系列法度、可以普及開來的創作風格。 唐宋詩學對詞學更進一步的影響是從理論上的滲透和浸潤。
在詩論家的潛意識里，詞學不是一門獨立的學問，而是詩學的一個分支。吳曾《能改齋漫錄》、胡仔《苕溪漁隱叢話》、魏慶之《詩人玉屑》以及周密《浩然齋雅談》都將詞話附錄在詩話之后。
詩論家認為詞除了配樂歌唱以外，與詩歌再沒有什么區別了。林景熙提出了詩詞一理的理念，他說：“樂府詩之變也。
詩發乎情，止乎禮義，美化厚俗，胥此焉寄？豈一變為樂府，乃遽與詩異哉？宋秦晁周柳輩各據其壘，風流醞藉，固亦一洗唐陋而猶未也。荊公《金陵懷古》末語‘后庭遺曲’，有詩人之諷。
裕陵覽東坡月詞，至‘瓊臺玉宇，高處不勝寒’，謂蘇軾終是愛君。由此觀之；二公樂府根情性而作者，初不異詩也。”
（《霽山文集·胡汲古樂府序》）金人王若虛也有類似的觀點，不過他說得更為直截：“蓋詩詞只是一理，不容異觀。”（《滹南詩話》）正是由于這種觀念普及流行，宋人詩話往往也適用于詞學。
姜夔的《白石道人詩說》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姜夔既是江西詩派的先鋒詩人，又是江湖詞派的開山祖師。
他的詩歌理論對南宋詩學和詞學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如功夫與涵養的觀點，被張炎吸收，變成了《詞派》中“騷雅”的審美理想：法度與創造、清潭見底的詩法，變成了“清空”的詞法。張炎的《詞源》中的一系列術語，如“融化詞句”、“深加鍛煉”、“意趣”等，都來自江西詩派的詩歌理論。
就連張炎《詞源》中的“清空”，也出自趙汝回的《瓜廬集序》，正是借助唐宋詩學來建構自己的理論的。 張炎還受方回一祖三宗說的啟發，構建了一個宋代詞學的正派體系。
張炎把正派系列接軌在北宋詞人周邦彥的門下，理由是：“學者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詞旨》）這正是黃庭堅強調的學習杜詩的原因，他說：“學老杜詩，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也。
學晚唐諸人詩，所謂‘作法于涼，其敝猶貪；作法于貪，敝將若之何？’要須讀得通貫，因人講之。百許年來，詩非無好處，但不用學。
亦如書字，須要以鐘王為法耳。”（王正德《余師錄·與趙伯充書》）張炎引用這句話，是說周邦彥詞同老杜的詩歌、鐘王字帖一樣，典雅而有法度，易學且不走樣。
而他把周邦彥比作杜甫，為正派系列樹立一個創作上的典范。張炎論詞要訣還突出了姜夔對于江湖詞派的實際貢獻。
姜夔在該派中具有開宗立派、示法后人的崇高地位，等同于江西詩派中的黃庭堅。而姜夔詞盡興率意、字句生硬的弊病，又在史達祖的句法、吳文英的字面中得到了糾正。
史、吳位對江湖詞風的形成起了一定的輔助作用。張炎論詞要訣。
9. 清詞的清詞的特點
近人梁啟超著《清代學術概論》，以為清代詩文皆趨衰落，獨詞“駕元明而上”；朱孝臧以為清詞“獨到之處，雖宋人也未必能企及”（《全清詞鈔序》引）。
有些學者認為：“清詞特點可概括為三點：第一，作者多。清詞總集，舊有王昶的《國朝詞綜》，黃燮清的《國朝詞綜續編》等。
今人陳乃乾編《清名家詞》初編已刊印著名詞人的專集 100種；葉恭綽編《全清詞鈔》，入選的詞人有3196人。詞人之多，大大超過前代。
更重要的，不僅詞人數量多，而且作品確有較高質量的也不少。第二，立論高。
“常州派”在詞的創作和批評方面的理論都是眼界較高的，較諸前代有發展。其他清代詞人的論詞文章或詞話，也不乏獨到之言。
這對于近代幾部精彩的詞話的出現，有直接的影響。詞的理論的發展，一方面對清詞的創作有促進作用；一方面也是在清詞的創作成就的基礎上作出的經驗體會的總結。
第三，功夫細。清代詞人，無論取法哪一家、哪一派，都不完全局限于此，而是博參約取，用功細密；不以模擬為滿足，力求出新變化，有所創造。
他們在詞的意境上受到種種局限，不能得到更大的成就；而在藝術技巧方面的細微功夫，在詞的發展史上，不愧是后來居上的。”清詞作者多的原因主要有：首先，由于明末云間詞派影響，清初文人填詞蔚然成風；其次，明清鼎革，文字獄橫行，文人寫詩作文動輒得咎，大量文人就將才學轉投入填詞；第三，宋代之后，詞樂失傳，填詞成為案頭文學，使得文人所受束縛大大減小，填詞自由大大增加。
第四，康熙皇帝利用一些詞人聲望，將填詞也納入正統文化，使得詞的地位在官方認可方面得到提升。等等。
雖然因為這些原因使得詞人和詞作大增，但是數量不能決定一切。清詞人雖多，但是能與宋詞名家相媲美者屈指可數，這中間還有個別詞人大量因襲前人詩詞成句，使得詞藝地位更受動搖。
相比宋詞，明末詞和清詞數量上的優勢絲毫不能挽救質量上的劣勢。清詞功夫雖細，但是卻流于瑣碎，與宋詞相比，亦無回天之力。
立論雖高，卻也只是眼高手低，試圖推尊詞體，卻力不從心。綜合而言，清詞雖然號稱中興，總體成就卻只能是二流，高過總體成就三流之明詞，卻低于成就一流之宋詞。
部分清詞研究者將宋詞作為詞的開花期，將清詞作為詞的結果期，這是沒有文藝上的依據的。以上只是總體上的比較，若從個體上分析，明末詞與清詞中婉約詞一派，尚有明末陳子龍與清初納蘭性德、清末蔣春霖可媲美宋詞婉約名家。
尤其是陳子龍后期詞集《湘真閣存稿》更是當行本身，含剛健于婀娜，深得李煜詞與北宋詞之精髓；納蘭詞中精品之作哀感頑艷，韻格在“花間”、北宋之間，這兩大高手算是明清詞人中罕見的亮點。至于陳維崧主盟的豪放一脈與朱彝尊主盟的清空一脈之成就，后世爭議教大，但不管是稱贊者還是貶低者，均認為他們遜于蘇軾、辛棄疾與姜夔。
晚清詞壇領袖譚獻（1832-1901）總結明清二代詞壇，最推崇者恰也只有陳子龍和納蘭性德：“有明以來詞家，斷推湘真（陳子龍）第一，飲水（納蘭）次之。”其次則推崇蔣春霖與項廷紀：“閱蔣鹿潭（蔣春霖）《水云樓詞》，婉約深至，時造虛渾，要為第一流矣。
閱項蓮生（項廷紀）《憶云詞》，篇旨清峻，托體甚高，一掃浙中喘膩破碎之習。蓮生仰窺北宋，而天賦殊近南唐。
丁稿一卷，遍和五代詞，合者果無愧色。”其他人俱被譚獻列入“尚非上乘”（以上評價均見于譚獻《復堂日記（戊辰年）》，后譚獻關門弟子徐珂整理其零散詞評和詞序，合為《復堂詞話》，譚獻晚年審閱定稿。）
后代對清詞之識見，難超譚獻。王國維《人間詞話》在“境界說”等方面價值雖大，但在評價明清詞人時，卻難免義理粗疏，英雄欺人，更因個人偏嗜而任意詆毀一些詞人，有失大家風范；梁啟超并非評詞專家；朱祖謀為常州派后勁，在填詞和校勘典籍方面貢獻不小，但是門戶之見較深，以學問評詞，脫離文本解讀，胡適全盤否認明清詞，更是武斷粗暴。
他們對清詞的認識均不及譚獻清醒。但由于譚獻逝世于1901年，因此對清末民國初重要的幾位詞人朱祖謀（朱孝臧）、王鵬運、況周頤、鄭文焯、文廷式、王國維等人無法進行客觀評價，只是在《復堂詞話》中偶爾評論其中數位，卻并未對他們的地位進行評價，而且譚獻去世之后，這些詞人中的創作還延續了長短不長的時間，譚獻無法為他們“蓋棺定論”，這一點是必須注意的。
此外，譚獻的評價無法避免門戶之見，雖然他并未過分推崇常州派先輩的地位，但是卻否認了陽羨派和浙西派的所有詞人之地位，認為他們“俱非上乘”，似難服眾。但是，后代著名詞評家也大多沒有對陽羨派和浙西派進行高度評價。
明末詞和清詞整體不如宋詞甚多，是不爭的事實，高手也僅限于婉約派屈指可數的三四個，且無法超越宋詞相應高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