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1. 求宋詞
元曲《天凈沙·秋思》馬致遠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宋詞《虞美人》作者李煜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
小樓昨夜又東風，
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
問君能有幾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唐詩《登幽州臺歌》 作者：陳子昂
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
2. 唐詩宋詞元曲中的《江杜》誰知道
是杜甫的《江村》吧？ 《江村》 [唐]杜甫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 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
但有故人供祿米，微軀此外更何求？ 注釋 1、抱：圍繞。 2、長夏：盛夏。
3、微軀：微賤的身軀，詩人自指。 4、但有故人供祿米：此句或為“多病所須惟藥物” 譯文 清澈的江水曲折地繞村流過，長長的夏日里，村中的一切都顯得幽雅。
梁上的燕子自由自在地飛來飛去，水中的鷗鳥互相追逐嬉戲，親親熱熱。妻子在紙上畫著棋盤，小兒敲針作魚鉤。
我老了，多病的身體需要的只是治病的藥物，除此之外，還有別的什么奢求呢？ 賞析 這首詩寫于唐肅宗上元元年（760）。在幾個月之前，詩人經過四年的流亡生活，從同州經由綿州，來到了這不曾遭到戰亂騷擾的、暫時還保持安靜的西南富庶之鄉成都郊外浣花溪畔。
他依靠親友故舊的資助而辛苦經營的草堂已經初具規模；飽經離鄉背井的苦楚、備嘗顛沛流離的艱虞的詩人，終于獲得了一個暫時安居的棲身之所。時值初夏，浣花溪畔，江流曲折，水木清華，一派恬靜幽雅的田園景象。
詩人拈來《江村》詩題，放筆詠懷，愉悅之情是可以想見的。 本詩首聯第二句“事事幽”三字，是全詩關緊的話，提挈一篇旨意。
中間四句，緊緊貼住“事事幽”，一路敘下。梁間燕子，時來時去，自由而自在；江上白鷗，忽遠忽近，相伴而相隨。
從詩人眼里看來，燕子也罷，鷗鳥也罷，都有一種忘機不疑、樂群適性的意趣。物情如此幽靜，人事的幽趣尤其使詩人愜心快意：老妻畫紙為棋局的癡情憨態，望而可親；稚子敲針做釣鉤的天真無邪，彌覺可愛。
棋局最宜消夏，清江正好垂釣，村居樂事，件件如意。經歷長期離亂之后，重新獲得家室兒女之樂，詩人怎么不感到欣喜和滿足呢？結句“但有故人供祿米，微軀此外更何求”，雖然表面上是喜幸之詞，而骨子里正包藏著不少悲苦之情。
曰“但有”，就不能保證必有；曰“更何求”，正說明已有所求。杜甫確實沒有忘記，自己眼前優游閑適的生活，是建筑在“故人供祿米”的基礎之上的。
這是一個十分敏感的壓痛點。一旦分祿賜米發生了問題，一切就都談不到了。
所以，我們無妨說，這結末兩句，與其說是幸詞，倒毋寧說是苦情。艱窶貧困、依人為活的一代詩宗，在暫得棲息，杜甫能安居的同時，便吐露這樣悲酸的話語，實在是對封建統治階級摧殘人才的強烈控訴。
中聯四句，從物態人情方面，寫足了江村幽事，然后，在結句上，用“此外更何求”一句，關合“事事幽”，收足了一篇主題，最為簡凈，最為穩當。 《江村》一詩，在藝術處理上，也有獨特之處： 一是復字不犯復。
此詩首聯的兩句中，“江”字、“村”字皆兩見。照一般做律詩的規矩，頷、頸兩聯同一聯中忌有復字，首尾兩聯散行的句子，要求雖不那么嚴格，但也應該盡可能避復字。
現在用一對復字，就有一種輕快俊逸的感覺，并不覺得是犯復了。這情況，很象律句中的拗救，拗句就要用拗句來救正，復字也要用復字來彌補。
況且，第二句又安下了另外兩個疊字“事事”，這樣一來，頭兩句詩在讀起來的時候，就完全沒有枝撐之感了。 二是全詩前后嚙合，照應緊湊。
“梁上燕”屬“村”，“水中鷗”屬“江”：“棋局”正頂“長夏”，“釣鉤”又暗寓“清江”。頷聯“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兩“自”字，兩“相”字，當句自對：“去”“來”與“親”“近”又上下句為對。
自對而又互對，讀起來輕快流蕩。頸聯的“畫”字、“敲”字，字皆現成。
且兩句皆用樸直的語氣，最能表達夫妻投老，相敬彌篤，稚子癡頑，不隔賢愚的意境。 三是結句，忽轉凄婉，很有杜甫詠懷詩的特色。
杜甫有兩句詩自道其做詩的甘苦，說是“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詠轉凄涼”（《至后》）。此詩本是寫閑適心境，但他寫著寫著，最后結末的地方，也不免吐露落寞不歡之情，使人有悵悵之感。
杜甫很多登臨即興感懷的詩篇，幾乎都是如此。前人謂杜詩“沉郁”，其契機恐怕就在此處。
作者簡介 杜甫（公元712--770），漢族，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杜少陵，杜工部等。生于河南鞏縣（今河南省鞏縣），是名詩人杜審言的孫子。
我國唐代最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與李白并稱“大李杜”，人稱“詩圣”。一生寫詩一千四百多首。
原籍湖北襄陽，生于河南鞏縣（現鞏義市）。遠祖為晉代功名顯赫的杜預，乃祖為初唐詩人杜審言，乃父杜閑。
唐肅宗時，官左拾遺。后入蜀，友人嚴武推薦他做劍南節度府參謀，加檢校工部員外郎。
故后世又稱他杜拾遺、杜工部。 杜甫（七一二-七七零），三十五歲以前讀書與游歷。
天寶年間到長安，仕進無門，困頓了十年，才獲得右衛率府胄曹參軍的小職。安史之亂開始，他流亡顛沛，竟為叛軍所俘；脫險后，授官左拾遺。
乾元二年（七五九），他棄官西行，最后到四川，定居成都一度在劍南節度使嚴武幕中任檢校工部員外郎，故又有杜工部之稱。晚年舉家東遷，途中留滯夔州二年，出峽。
漂泊鄂、湘一帶，貧病而卒。 子美生活在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其詩多涉筆社會動蕩、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被譽為「詩史」。
其人憂國憂民。
3. 詩經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葉約五百年間的詩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詩”，有目無辭，不計在內），所以又稱《詩三百》，與《尚書》、《禮記》、《周易》、《春秋》合稱為五經。
“古者《詩》三百余篇，及于孔子，去其重……”（《史記·孔子世家》），據傳為孔子編定。最初稱《詩》，被漢代儒者奉為經典，乃稱《詩經》，也稱《詩三百》。
他開創了我國古代詩歌創作的現實主義的優秀傳統。《詩經》里的內容，就其原來性質而言，是歌曲的歌詞。
《墨子·公孟》說：“頌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意謂《詩》三百余篇，均可誦詠、用樂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記·孔子世家》又說：“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這些說法雖或尚可探究，但《詩經》在古代與音樂和舞蹈關系密切，是無疑的。《詩經》不僅是最早的詩歌總集，而且也是一部反映當時社會的百科全書。
是我國“現實主義”詩歌傳統的源頭及代表作。 《詩經》“六義” 《詩經》“六義”指的是 風、雅、頌、這三個說的是內容，賦、比、興，，這三個說的是手法，這就是》“六義”。
《風》、《雅》、《頌》三部分的劃分，是依據音樂的不同。《風》包括15部分，大部分是黃河流域的民間樂歌，稱作“十五國風”共160篇。
《雅》分為《小雅》（31篇）和《大雅》（74篇）是宮廷樂歌，共105篇。 《頌》包括《周頌》（31篇）《魯頌》（4篇）和《商頌》（5篇）是宗廟用于祭祀的樂歌和舞歌，共40篇。
“風”的意義就是聲調。它是相對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統治地區——而言的。
它是帶有地方色彩的音樂古人所謂《秦風》、《魏風》、《鄭風》，就如現在我們說陜西調、山西調、河南調。 國風·周南 國風·召南 國風·邶風 國風·鄘風 國風·衛風 國風·王風 國風·鄭風 國風·魏風 國風·唐風 國風·齊風 國風·秦風 國風·陳風 國風·檜風 國風·曹風 國風·豳風 “雅”是“王畿”之樂，這個地區周人稱之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
雅又有“正”的意思，當時把王畿之樂看作是正聲——典范的音樂。周代人把正聲叫做雅樂，猶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帶有一種尊崇的意味。
朱熹《詩集傳》曰：「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有正變之別。
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朝會之樂，受厘陳戒之辭也。
辭氣不同，音節亦異。
」故而大小雅之異乃在於其內容。 “頌”是專門用于宗廟祭祀的音樂。
《毛詩序》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這是頌的含義和用途。
王國維說：“頌之聲較風、雅為緩。”（《說周頌》）這是其音樂的特點。
“賦”按朱熹《詩集傳》中的說法，“賦者，敷也，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說，賦是直接鋪陳敘述。
是最基本的表現手法。 如“死生契闊，與子成說。
執子之手，與子攜老”，即是直接表達自己的感情。 “比”，用朱熹的解釋，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
《詩經》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變化。如《氓》用桑樹從繁茂到凋落的變化來比喻愛情的盛衰；《鶴鳴》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來比喻治國要用賢人；《碩人》連續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膚，“瓠犀”喻美人之齒，等等，都是《詩經》中用“比”的佳例。
“賦”和“比”都是一切詩歌中最基本的表現手法，而“興”則是《詩經》乃至中國詩歌中比較獨特的手法。“興”字的本義是“起”，因此又多稱為“起興”。
《詩經》中的“興”，用朱熹的解釋，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為所詠之內容作鋪墊。它往往用于一首詩或一章詩的開頭。
有時一句詩中的句子看似比似興時，可用是否用于句首或段首來判斷是否是興。例衛風·氓中“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就是興。
.大約最原始的“興”，只是一種發端，同下文并無意義上的關系，表現出思緒無端地飄移聯想。就像秦風的《晨風》，開頭“鴥彼晨風，郁彼北林”，與下文“未見君子，憂心欽欽”云云，很難發現彼此間的意義聯系。
雖然就這實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時代懸隔才不可理解，但這種情況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現代的歌謠中，仍可看到這樣的“興”。
進一步，“興”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較有實在意義的用法。但正因為“興”原本是思緒無端地飄移和聯想而產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較實在的意義，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虛靈微妙的。
如《關雎》開頭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原是詩人借眼前景物以興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關雎和鳴，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間的和諧恩愛，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確定。又如《桃夭》一詩，開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寫出了春天桃花開放時的美麗氛圍，可以說是寫實之筆，但也可以理解為對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說這是在烘托結婚時的熱烈氣氛。
由于“興”是這樣一種微妙的、可以自由運用的手法，后代喜歡詩歌的含蓄委婉韻致的詩人，對此也就特別有興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陳出新，不一而足，構成中國古典詩。
4. 唐詩、宋詞、元曲是怎樣起源的
胡亂寫幾句，基本按記憶，如有錯誤，概不負責。
古詩，簡單可以分兩類，一類稱古風，一類稱近體詩，也就是所謂的格律詩。所謂古風，是針對近體詩而言的。詩歌起源很古老，其實不管是詩還是詞或是曲，都和音樂有直接聯系，單說文字，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最早的詩歌總集是《詩經》，詩經都是可以配樂唱的，所以《尚書》說“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意思是，把心里所想，寫出來，給他譜上曲子，然后歌唱。（注意：是先有文字，然后譜曲，先后順序一定記住，很重要的一點。）這類的演唱，后人稱為“雅樂”，當時所有的詩都是可以唱的，所以到現在還是詩歌并稱。可惜經過先秦兩漢，五胡亂華，就完全失傳了。這個簡略說說就得，本和題目無關的，不過是個追蹤溯源。
漢武帝時期，開始置樂府，于是，把能入樂而歌的，稱為歌，把不能歌的，叫做詩，于是，“詩”，成了個沒音樂的單身漢。詩和歌的分手，從這里代開始。（派系爭論略）順便說句，到了漢哀帝，樂府罷黜，估計是這位同學，因失聰而惱怒吧。后人把這時期寫的東西，籠統稱“漢魏樂府”。而這“樂府”，其配樂方式，也是先文字，后譜曲，其演唱方式，稱為“清樂”，和《詩經》的“雅樂”，大不相同。
南北朝時期，南朝浙江人沈約、周顒、謝脁等發現了漢語四聲，就是“平上去入”四聲。沈約因此撰寫了《四聲譜》，并創了“四聲八病”之說，這個就是聲律說的起源。不過這個學說在當時，并不是都知道，包括從小就受高等教育的帝王。比如那個喜歡當和尚的梁武帝蕭衍，就不懂四聲是什么，哦，估計問他佛經，他該知道，呵呵。有次他問周舍（周顒之子）“你們寫東西講究個四聲，到底是什么？”小周拍了個馬屁說：就是“天子圣哲”。這四字，剛好是平上去入四聲，但老蕭光想去同泰寺當和尚了，問了也懶得知道。
上面說了半天四聲八病，這些就是唐朝近體詩的源頭。從南朝開始，聲律說蜂起，到了初唐，在杜審言、沈佺期、宋之問等人的不斷完善下，一種講究平仄、對仗的新詩體，正式出現，后人稱為近體詩，或稱格律詩。其把平上去入四聲，分為兩類，平聲為平音，其他三聲叫仄音，其基本規律是“一句之內，平仄相間；兩句之中，平仄相對；兩聯之間，平仄相沾。”并對拗句、孤平、拗救、對仗等，做了細致的規定。為了區分近體詩之前那些不怎么講究格律的詩歌，于是，把那些統一稱為古風。后來朝廷把五言排律的格律詩，納入了科舉之中，稱“試帖詩”，可想，因為功名，近體詩肯定大行其道了。（當然唐詩興起也不全是功名的原因，這里隨便調侃句。）順便說句，杜審言也許未必大家都知道，他孫子，大家肯定熟悉，就是大名鼎鼎的杜甫老先生。杜甫教育他兒子的詩說“詩是吾家事”，這個是大實話，并不是他吹牛的。因為近體詩，就是他爺爺折騰出來的。
唐詩，也是先有文字，后有音樂的，這個也是詩歌一個特色，或說是國產韻文的特點。既然有國產，肯定有“舶來品”，這個“船上來”的玩意，就是大家熟悉的宋詞，不過這個船，是沙漠之舟---駱駝，哦，也不知道“詞”當時是不是騎駱駝來中原的，下面扯下宋詞。
話說從南北朝末年，一些由琵琶為主要樂器的西域樂隊，從印度、中亞細亞、等地經新疆、河西走廊，開始象中原“流竄”，經過和中原音樂少量的融合，在隋唐時期，在中原定居下來。這群樂隊，是先有了樂譜，但只有音樂太單調，于是根據音樂的高低旋律，演唱的，給這些音樂配上些文字，這樣就顯得的豐富多了。這群人，為了發展，經常出入各大宴會，于是，大家把這中新興的音樂，稱為“燕樂”，燕，是通假字，通“宴”，說白了就是宴會上的音樂。
因為這個新興的東西，先有了音樂，后有了文字，所以叫做“填詞”或“依聲填詞”。填詞，其實是根據旋律高低來湊字，而不是根據什么平仄來寫。為了配合旋律，據說在隋朝就已經出現了長短不齊的文字了。后來文人逐漸介入到這個新音樂中，晚唐的溫庭筠、韋莊在早期最出名的詞家。經過溫、韋，到南唐二主、馮延巳、宋朝晏殊、歐陽修等，逐漸文雅。其中柳永，是一個致力于長調的詞人，西夏使者說“凡有井臺處，皆歌柳永詞”。但因為他的詞很多比較俗，所以不被晏殊欣賞，由此也可知道到了晏、柳的年代，詞已經基本被完全雅化了。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