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1. 簡要分析：宋詞能夠繁榮的原因有哪些
宋詞繁榮之原因簡要概括為外部內部兩大方面，如下：一、國家統一、經濟之發展是宋詞繁榮的社會原因，即外部原因。
北宋王朝結束了五代十國分裂的形勢，由于全國統一，社會生產力得到了恢復和發展。當時農業、手工業的發展，特別是礦業、造船業、紡織業、煮鹽業以及采茶、釀酒業的日益興盛，又促使商業經濟愈趨繁榮，雕板和活字印刷術的使用，對文化傳播更是起著直接的影響。
宋初頒布了標準的度量衡器，改革了幣制，整頓了稅制，還改進了以首都汴京為中心的水陸交通網，使之成為“八方爭湊，萬國咸通”（《東京夢華錄》）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宋王朝為了鞏固封建統治，還提倡綱常名教、等級名分，命竇儀裁定《三禮圖》，和峴訂正“雅樂”，企圖禮樂維持帝王尊嚴。
同時還企圖利用娛樂來消弭反抗，對于流行民間的“俗樂”亦在留意搜求，并不予以排斥。當時民間娛樂，可稱是多種多樣，勾欄瓦肆，演出多種技藝；茶坊酒樓，競唱各種新聲。
汴京本是五代時的舊都，曲子詞在五代時就已流行，如花間派詞人和凝就被人稱為“曲子相公”。宋初，這種新起的曲子詞在民間，在文人學士手中蔓延起來。
宋初在削平各割據小國后，獲得了大批技藝高超的樂工歌妓，“四方執藝之精者皆在籍中”（《文獻通考· 樂考》）。他們集中到京師，呈獻來自各地民間的精湛技藝，并與汴京的藝人交往切磋，這對各種樂曲的創作、提高和傳播起著很大的作用。
新創作的樂曲和原有的舊曲又都需要新詞，除了民間無名氏的制作外，還有文人參加這一工作。《避暑錄話》就記載了柳永“善為歌辭，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為辭，始行于世，于是聲傳一時。”
宋詞就在這種特定的社會條件下不斷發展著。 北宋交替，靖康之恥一直銘刻在漢民族的心中，渴望恢復成為人們的主旋律。
但以高宗趙構和秦檜為首的投降派，偏安一隅。因而文人們紛紛慷慨悲壯一發于詞。
宋金對峙漸趨穩定，大宋尚有半壁河山，江南一帶沃土千里，物產豐富，水陸交通發達，臨安成為著名都市，經濟亦發展起來，出現了回光返照的局面，文人雅士、達官貴人都沉醉于升平之中，“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題臨安邸》）。宋初的以詞來“娛賓遣興”在此時又得以發展。
二、市民階層的興起，影響到社會的審美心理之變化，人們把興趣由欣賞詩文而轉到欣賞宋詞中來亦是宋詞繁榮的內部原因，分為三個小的方面：1、從宋人的特殊心態看宋詞之繁榮 詞在晚唐五代就成為歌舞宴前“助嬌嬈之態”、“娛賓遣興”的玩樂手段。花間詞人的詞無不縷金錯采、描紅吐翠。
在人們的心目中“詞為艷科”，妖艷甚至被認為是詞之為詞的本性所在，“不著些艷語，又不似詞家體例”（沈義父《樂府指迷》）。因此“詩莊詞媚”成為當時人們的普遍的思維定式。
這種思維定式也影響著宋代詞壇。 既視詞為“小道”，又如此喜歡寫它，似乎矛盾，其實這是宋人特殊心態的反映。
宋代是個封建倫理空前強化的時代，也是一個君臣逸樂、享受成風的時代。作為統治階級，他們必須忠君愛國，克盡職守，必須維系倫理綱常，一副正人君子臉孔，而作為統治階級中的成員，荒淫享樂又是其本能欲望。
他們一面要做一個道貌岸然的君子，一面又要沉湎聲色。要維系這種心理平衡，唯一的辦法是叫人格分裂，造成陰與陽兩個自我，帶來正統與邪艷兩種創作。
因此他們要說理論道時就找來傳統的言情抒志的詩，要渲泄自己的不可抑制的情與欲時，就找來不避浮艷的“詩余”，這種雙層人格，這種特殊的心態，就是宋人既鄙棄艷詞又不遺余力制作艷詞的原因。也正因為統治階級大力制作與提倡，也刺激了詞的發展，帶來了詞的繁榮。
它終于沒因為觀念上的鄙棄而終了它的生命，反而顯出勃勃生機。2、宋詞之繁榮，是文學內部規律所致。
正如詩進入盛唐時期，其體式雖經晚唐五代，但仍剛具備，正是文人施展創造性的有利時機。“他們不能訴之于古文的情緒，他們不能拋卻了的幽懷愁緒，他們的不欲流露而又壓抑不住的戀感情絲，總之，即他們的一切心情，凡不能寫在詩古文辭之上者無不一泄之于詞”3、宋詞的始終沒有成為正統雅文學，也是它長足發展的一個原因。
在我國文學史上，統治階級對唐以前的幾種文學以儒家思想為依據作了封建正統的解釋：起于民間的《詩經》被冠以“成人倫、美教化”的“先王之教”；屈原的楚辭被樹為“溫柔敦厚”、“怨而不怒”的典范，漢大賦的“諷一勸百”被認為大有利于世；唐代文文，是“貫道之器也”。至此“詩言志”、“文以貫道”的儒家正統文學的道統形成，詩文也取得了正統地位。
而宋詞雖經過文人染指，也雖經過東坡的提高品位的努力，但它一直未成為正統（雖然也不全是宋元明清的俗文學），是“小道”、“詩余”、詩文成為正統，“言志”、“貫道”的要求范圍著它，使它走向狹窄，使它日趨老化、保守，宋詞的非正統化從反面刺激了它在民間的泛濫，刺激了它的發展。它可以寫進各種各樣的題材，表達各種各樣的感情，“言志”“貫道”的老態龍鐘的詩文反而在它面前顯得步履蹣跚了。
這從宋詞發。
2. 宋詞繁榮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詞源于民間，始于唐，興于五代，盛于兩宋。
在宋代，隨著城市的發展和市民階層的興起，物質生活的豐富，人們對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強烈。其時，不但宮廷內設有教場，在許多城市也都有歌樓伎館，甚至有些官僚豪紳家里也有歌伎舞女，這種社會風尚為宋詞的普遍發展提供了條件。
宋詞數量巨大，近人唐圭章編的《全宋詞》，含著名詞人1330多家、作品19900多首。在宋詞的發展繁榮過程中，整個社會的導向作用同樣十分明顯。
如果說唐代的詩人在某種程度上還只是供皇室及其統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詞人已由被別人欣賞而一躍登上了政治舞臺，并成為宋代政治舞臺上的主角。宋代皇帝個個愛詞，宋代大臣則個個是詞人。
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等都是當時的著名詞人。在封建社會中從不出頭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為一代詞宗，名垂千古。
在當時的科舉考試中，流傳著這樣的諺語：“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見詞人蘇軾被崇拜的程度。
正是全社會的認同和推崇，宋詞才得以佳篇疊出，影響久遠。原因如下：1， 兩宋城市手工業、商業經濟的繁榮，是宋詞興盛的物質基礎.2，市民階層的擴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豐富的文化娛樂生活.3，兩宋社會矛盾尖銳，文學家用詞更能表達自己的思想情感4，在宋代文官地位與待遇明顯高于武官。
宋詞的繁榮與宋代特殊的時代背景和詞的文體特點有密切的關系。詞產生于民間，本身就帶有濃厚的娛樂色彩。
宋代由于實行重文輕武的政策，文官享受的待遇非常優厚。宋太祖在“杯酒釋兵權”時，就公開鼓勵大臣們“多買歌兒舞女”。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整個社會形成了競相追求享樂的風氣。又由于宋代（特別是北宋）社會相對安定，政局相對穩定。
詞這種帶著濃厚的娛樂色彩，幾乎沒有傳統的政治、道德負荷的文學形式，在宋代終于找到了最為適宜的生長環境，所以便以異乎尋常的速度發展起來了。
3. 宋詞興盛的表現和原因
宋詞的昌盛氣象 詞體的發展大致經歷了這樣一個歷史過程：起源于隋唐之際，發展于晚唐五代，昌盛于兩宋，衰微于元明，中興于清代。
唐五代是宋詞的準備時期，元明是宋詞鼎盛之后的衰微時期，固然不能與宋詞比盛；即使是清詞號稱“中興”，畢竟是鼎“盛”之后的復“興”，已落于第二位，難以與宋詞之“盛”并駕齊驅。宋詞的鼎盛表現于下面幾個方面： 一、創作成果繁榮豐碩 首先表現在作家作品數量空前。
宋詞作家與作品的數量是非常大的，據唐圭璋先生編纂的《全宋詞》與孔凡禮先生輯補的《全宋詞補輯》來統計，現存宋代有姓氏可考的詞人共1493人，詞作共21055首，其中有1569首為姓氏失傳的無名氏之作。這個數字既反映了宋詞創作所取得的豐碩成果，也是宋詞繁榮的一個重要標志。
從數量而言，宋詞與清詞相比，不可言多；但是與唐五代詞相比卻大顯盛況。據新編《全唐五代詞》統計，《正編》共收有姓氏可考的詞人83家，性質確定的詞作有1962首（不計《副編》所收作者60余人、性質不定的作品863首）。
可見，宋代詞人詞作的數量巳在唐五代詞創作的基礎上翻了十倍有余，顯示出宋詞創作的空前盛況。 其次表現在宋代詞人別集也大量涌現。
別集也就是作家的個人專集，它既是檢驗一個作家創作成就大小的標志，也是衡量一種文體繁榮與否的指標。唐五代有別集傳世的僅有馮延巳的《陽春集》、李璟和李煜父子的《南唐二主詞》（合集），其它見諸記錄而失傳的詞集也不過是溫庭筠的《金荃集》等數種。
而宋人有詞集傳世的多達313人，其中只有52家詞別集原本已佚而為近人輯佚而成，其他數百人的詞別集大多代有刻本，廣為流傳，如柳永的《樂章集》、蘇軾的《東坡樂府》、秦觀的《淮海詞》、周邦彥的《清真集》、辛棄疾的《稼軒詞》、姜夔的《白石首人歌曲》等，即是宋代著名詞人別集的代表作。這數百家詞人別集的產生與流傳，乃是宋詞創作豐碩成果的集中體現和主要標志。
二、作家隊伍的整齊壯大 名家輩出，群星燦爛，這是宋詞繁榮昌盛的又一個重要標志。據統計，宋代有影響的大詞人大致在300家左右，其中堪稱“大家”和“名家”的詞人排名前30位的是：辛棄疾、蘇軾、周邦彥、姜夔、秦觀、柳永、歐陽修、吳文英、李清照、晏幾道、賀鑄、張炎、陸游、黃庭堅、張先、王沂孫、周密、史達祖、晏殊、劉克莊、張孝祥、高觀國、朱敦儒、蔣捷、晁補之、劉過、張元干、五安石、陳與義、葉夢得。
這批詞人分布于北宋、南北宋之交、南宋各個歷史時期，無論是從其創作性、表現力來看，還是從其作品的藝術性來看，都堪稱是達到巔峰狀態的詞人隊伍，代表了宋詞的最高成就。此外，在宋代詞人的創作中，還包括著一代代、一群群、一個個的中小詞人和業余作者，舉凡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樂工歌妓、販夫走卒、方外僧道、釣叟蓮娃等等，他們雖出自不同階層，卻都有多多少少的詞作產生和流傳 就個體詞人的作品數量來看，宋代詞人的創作成果也顯現出空前繁盛的景象。
唐五代第一個大力作詞的詞人溫庭筠現存詞作僅有69首（一作70首），唐五代詞人現存作品數量名列前茅的也不過如此：馮延巳112首，孫光憲84首，顧敻55首，韋莊、李珣54首。而在宋代詞人中，存詞數理在100首以上的就有51人之多，其中宋代著名詞人的作品數量大多數在數百首以上，如辛棄疾629首、蘇軾362首、劉辰翁354首、吳文英341首、張炎302首、賀鑄283首、劉克莊269首、晏幾道260首、柳永213首、朱敦儒246首、歐陽修242首、張孝祥224首、黃庭堅192首、周邦彥186首、張元干185首、張先165首、陸游145首、晏殊140首等；在宋代杰出詞人中，只有少數詞人數量不到百首，如秦觀90首、李精照52首、姜夔87首等。
作品數量的大幅度增長，反映出宋代詞人創作熱情的高漲和創作能力的加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宋代還涌現出了象柳永、晏幾道、秦觀、賀鑄、周邦彥、辛棄疾、姜夔、吳文英這樣的一大批傾力于詞的創作的專業化的優秀詞人，這是宋詞走向繁榮的又一個標志。
三、宋代詞的昌盛氣象還體現為詞體詞調的成熟完備 一代文學、一種文體的繁榮與否，也與文學形式規則的是否成熟完備密切相關。如果一種文學的形體特征還沒有定型與成熟，似乎很難期望這種文學形式的創作能取得怎樣輝煌的成就。
詞是一種新型的音樂文學形式，經過唐五代民間詞的創作和文人詞的發展，詞的音韻格律等形體規范已基本形成，詞以長短句為主體的形體特征及其由音樂所**的以娛樂抒情見長的文學特性也逐步顯露出來。正因為如此，從晚唐到五代，詞體文學才漸漸引起文人們的興趣與愛好，詞的創作才慢慢走上發展興盛的道路。
但是在整個唐五代時期，詞體的發展畢竟十分有限，再加上唐詩光芒的閃爍與掩映，詞體文學的發展也就受到了較大的限制與影響。隋唐音樂文化在融和南北、中外音樂文化的基礎上達到了空前繁榮的境界，燕樂曲調大量創制并廣為流行，但是詞的創作實踐卻為滯后，實際被用作填詞歌唱的燕樂曲調并不太多。
據《花間集》、《尊前集》、《陽春集》、《南唐二主詞》和敦煌曲子詞的作品實例來統計，唐五代詞所用。
4. 宋詞興盛的原因
宋詞的昌盛氣象 詞體的發展大致經歷了這樣一個歷史過程：起源于隋唐之際，發展于晚唐五代，昌盛于兩宋，衰微于元明，中興于清代。
唐五代是宋詞的準備時期，元明是宋詞鼎盛之后的衰微時期，固然不能與宋詞比盛；即使是清詞號稱“中興”，畢竟是鼎“盛”之后的復“興”，已落于第二位，難以與宋詞之“盛”并駕齊驅。宋詞繁榮之【【原因】】 一、國家之統一，經濟之發展是宋詞繁榮的社會原因，即外部原因。
北宋王朝結束了五代十國分裂的形勢，由于全國統一，社會生產力得到了恢復和發展。當時農業、手工業的發展，特別是礦業、造船業、紡織業、煮鹽業以及采茶、釀酒業的日益興盛，又促使商業經濟愈趨繁榮，雕板和活字印刷術的使用，對文化傳播更是起著直接的影響。
宋初頒布了標準的度量衡器，改革了幣制，整頓了稅制，還改進了以首都汴京為中心的水陸交通網，使之成為“八方爭湊，萬國咸通”（《東京夢華錄》）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宋王朝為了鞏固封建統治，還提倡綱常名教、等級名分，命竇儀裁定《三禮圖》，和峴訂正“雅樂”，企圖禮樂維持帝王尊嚴。
同時還企圖利用娛樂來消弭反抗，對于流行民間的“俗樂”亦在留意搜求，并不予以排斥。當時民間娛樂，可稱是多種多樣，勾欄瓦肆，演出多種技藝；茶坊酒樓，競唱各種新聲。
汴京本是五代時的舊都，曲子詞在五代時就已流行，如花間派詞人和凝就被人稱為“曲子相公”。宋初，這種新起的曲子詞在民間，在文人學士手中蔓延起來。
宋初在削平各割據小國后，獲得了大批技藝高超的樂工歌妓，“四方執藝之精者皆在籍中”（《文獻通考· 樂考》）。他們集中到京師，呈獻來自各地民間的精湛技藝，并與汴京的藝人交往切磋，這對各種樂曲的創作、提高和傳播起著很大的作用。
新創作的樂曲和原有的舊曲又都需要新詞，除了民間無名氏的制作外，還有文人參加這一工作。《避暑錄話》就記載了柳永“善為歌辭，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為辭，始行于世，于是聲傳一時。”
宋詞就在這種特定的社會條件下不斷發展著。北宋交替，靖康之恥一直銘刻在漢民族的心中，渴望恢復成為人們的主旋律。
但以高宗趙構和秦檜為首的投降派，偏安一隅。因而文人們紛紛慷慨悲壯一發于詞。
宋金對峙漸趨穩定，大宋尚有半壁河山，江南一帶沃土千里，物產豐富，水陸交通發達，臨安成為著名都市，經濟亦發展起來，出現了回光返照的局面，文人雅士、達官貴人都沉醉于升平之中，“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題臨安邸》）。宋初的以詞來“娛賓遣興”在此時又得以發展。
此外，市民階層的興起，影響到社會的審美心理之變化。人們把興趣由欣賞詩文而轉到這個俗文學中來。
柳永就是把詞引向市民中去的杰出作家。因此，市民階層之出現，亦是宋詞繁榮的原因之一。
1、從宋人的特殊心態看宋詞之繁榮 詞在晚唐五代就成為歌舞宴前“助嬌嬈之態”、“娛賓遣興”的玩樂手段。花間詞人的詞無不縷金錯采、描紅吐翠。
在人們的心目中“詞為艷科”，妖艷甚至被認為是詞之為詞的本性所在，“不著些艷語，又不似詞家體例”（沈義父《樂府指迷》）。因此“詩莊詞媚”成為當時人們的普遍的思維定式。
這種思維定式也影響著宋代詞壇。宋統治者為了整肅綱常，大興倫理，“務本向道”（《能改漫錄》），因此，他們“不喜鄭聲 ”（《宋史· 樂志》），把詞視為玩物小道，“側艷小技”，排擠在正統文學的殿堂之外。
但奇怪的是，他們在觀念上極端鄙棄，在創作上卻不遺余力。宋太宗本人不僅愛聽，而且還自制“新聲”。
諷刺柳永“彩線慵拈伴伊坐”的晏殊有《珠玉詞》一百三十六首，其中不乏“一曲細絲清脆，倚朱唇，斟綠酒，掩紅巾”（《鳳御杯》）、“慢引蕭娘舞袖回”（《采桑子》）的淺斟低唱。力倡“究古明道”的歐陽文忠公，存詞二百四十一首，更有“走來窗下笑相扶……笑問雙鴛鴦字怎生書”（《南歌子》）的纏綿小詞。
此外如范仲淹、寇準、王安石等都能寫詞。總之上自宮庭、閥閱、顯宦，下至名士、學者、市儈、歌妓、武夫、走卒以及隱逸方外之人，都能制作幾首歌詞。
《宣和遺事》中有一段有趣的記載： 宣和間，上元張燈，許士女縱觀，各賜酒一杯。一女子竊所飲金 杯，衛士見之，押至御前。
女誦《鷓鴣天》詞：“月滿蓬壺燦爛燈， 與郎攜手至端門，貪看鶴陣笙歌舉，不覺鴛鴦失卻群。天漸曉，感皇 恩，傳宣賜酒飲杯巡。
歸家恐被翁姑責，竊取金杯作照憑。”徽宗大 喜，以金杯賜之，衛士送歸。
這一段軼聞，說明詞在當時是何等的普及。盡管觀念上把它視為“小道”、“艷科”、“詩余”，但人們又是那么喜愛它。
“他們在閑居時唱著，在登臨山水時吟著，他們在絮語密話時微謳著，在偎香倚玉時細誦著，他們在歡宴迎賓時歌著，在臨歧告別時也唱著。他們可以用詞來發‘思古之幽情’，他們可以用詞來抒寫難于在別的文體中寫出的戀情，他們可以用詞來慶壽迎賓，他們可以用詞來自娛娛人”（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
甚至更令人奇怪者：分明是在奉命和敵人畫分地界的時侯，而念念不忘的是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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