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1. 人民大學張鳴事件背后體現出的是什么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張鳴日前在博客上寫下一篇憤恨中飽含悲情的文章，直陳自己與該院院長李景治結下的“恩怨”，讓中國教育界再起波瀾。
按張鳴的話說，事情遠非那么簡單，其背后是高校管理體制中的“學術行政化”已到猖獗的地步。而一場有關“學術行政化”和“學校衙門化”的大討論也旋即展開。
兩個男人的戰爭 《21世紀經濟報道》的報道說，“千士諾諾，不如一士諤諤”，張鳴3月12日在自己的博客上寫下一篇憤恨中飽含悲情的文章——《也許，我將被迫離開人民大學》，直陳自己與該院院長李景治結下的“梁子”。稱自己“搗蛋者”的形象不但被領導認定，而且隨時有可能被“趕出人大”。
張鳴進一步認為，事情遠非那么簡單，其背后是高校管理體制中的“學術行政化”已到猖獗的地步。像張鳴這樣直接點名質疑高校管理體制的，本不屬孤例。
然而，四天后，戲劇化的一幕悄然上演——張鳴的系主任一職在“意料中地”被罷免。事件繼續升級，張鳴博客上的文章以每日一至兩篇的速度更新著，李景治則以“致全院師生公開信”的形式連續四天在該院主頁頭條以示反駁。
不是私人恩怨來源： 張鳴究竟是如何與李景治院長結下“梁子”的？這個中滋味或許只有兩人知道。但有一點是明確的，雙方都堅持“這不是私人恩怨”。
張鳴坦承，自己與李景治意見不合由來已久，但分歧只是局限在對學科發展方向的判斷上。 人大原中共黨史系的政治學教研室和當代中國政治教研室的部分教師和學生2001年被整合到了國際關系學院，張鳴也由黨史系轉到了國際關系學院。
張鳴認為這是導致紛爭的重要根源。因為在同期其他院校的本輪專業調整中，政治學都與行政學一起納入了公共管理范疇，唯獨人大是個例外。
“我認為國際關系學院對政治學重視不夠，教師的缺員不補，211和985工程基本沒有政治學的事，對政治學的學術會議不支持等等，這些事情涉及到人民大學政治學科的發展甚至生死存亡的問題。”在博客中，張鳴不遺余力表達對于政治學在國際關系學科框架中被冷落的擔心。
如果說對于學科發展的分歧還停留在“學校內部事務”的層面，張鳴在2006年學院職稱評定會議上高調地為蕭延中老師打抱不平，則使得“梁子”不得不上升到公共性層面。 李景治說，會上張鳴還沒有等院長傳達完職稱評定精神，就第一個跳出來，拍著桌子打斷院長的談話，沖著所有的評委大聲吼道：“你們不給蕭延中評教授，是天理難容！” 而張鳴則認為在當時的情景下，自己根本不可能如此霸道，但確實為蕭老師據理力爭了，“發言感動了很多人”。
但他認定問題的重點不是公然挑戰院長“權威”，而是其行為破壞了院長們對于那次職稱評定所設計的“既定的程序”。 接著發生的一件事，則讓張鳴徹底成為國際關系學院的“異端分子”：他公開在媒體上證實國際關系學院克扣學生論文答辯費——李景治的說法是遲發。
李景治對此事評價說：“任何單位都有程度不同的問題，但是把單位內部的問題拿到媒體上大肆炒作，張鳴教授在國內開了個先例。” 不過，回溯與李景治“結怨”的歷史，張鳴覺得“學術行政化”是這些問題背后的根源——院長的權力無從制約，院內拉幫結派，說到底受害的是學界整體的學術熱情和創造性。
引發大討論來源： 《也許，我將被迫離開人民大學》博文出來短短幾個小時，張鳴便體會到了借用電子技術工具“一吐為快”的成就感——十天來，評論近四千篇，閱讀逾十萬次。公眾爭議的焦點是，張鳴對李景治的幾個事件的具體指控，本質上涉及的是高校管理體制的問題。
戲劇性的事情發生在3月16日，張鳴政治學系系主任的頭銜，被張所一直質疑的“院長辦公會”所撤消，而此時張在任上僅是第二屆第二年，去年剛剛被選舉上。 當張的前途和命運被輿論所“偏愛”之時，從3月16日起，李景治以“國際關系學院院長”身份署名，連續四天發表四篇“致國際關系學院全體師生的公開信”。
他不再“避重就輕”，正面回答了“國際關系學院是怎么評定職稱的”，最后奉勸“講話要有根據，做事要講原則，待人要與人為善”。 盡管李景治一再強調，國際關系學院的職稱評定工作是根據學校的規定，實行“按學科設崗，按崗位評聘”的原則，在公平、公正、公開的環境下開展的。
但是究竟學院內是否有“學術行政化”傾向，院長辦公會、學術委員會、院務擴大會以及全院全體會議的召開條件和事權范圍等一系列問題的回答依然差強人意。 而新的爭議是，為什么院長將院主頁作為自己的陣地，是不是也是因為院長的特權？高校行政化難治的痼疾？這一切的背后，是有關中國高校教育體制的爭論。
有人說，張鳴的板子“打偏了”，因為“最根本的是制度問題，讓個人去承擔有失公允”。 一位深諳高校人事管理之道的教授如此評價張鳴所抨擊的“學術行政化”傾向，“院長多為學校組織部門產生，更多體現學校領導意志；系主任由院長辦公室產生，更多體現院領導的意志，這是高校人事任免的潛規則”。
院長辦公室由院長、副院長和書記、副書記組成，負責對與學院發展相關重大適宜的決策。相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