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宋代文學家、書畫家。
字子瞻,一字和仲,號東坡居士。
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
出身于寒門地主家庭。
幼年承受家教,深受其父蘇洵的熏陶,母程氏也曾"親授以書"。
既長,"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蘇轍《東坡先生墓志銘》)。
生平與思想 嘉□元年(1056),蘇軾首次出川赴京應舉,次年與弟轍中同榜進士,深受主考歐陽修賞識。
后因奔母喪回蜀,嘉□四年始沿長江、經江陵再度赴京。
嘉□六年應中制科入第三等,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
這期間蘇軾針對財乏、兵弱、官冗等政治弊端,寫了大量策論,要求改革。
蘇軾鳳翔任滿,其父蘇洵于汴京病故,他扶喪歸里。
熙寧二年(1069)初還朝任職。
其時神宗用王安石變法,蘇軾的改革思想與王安石的變法主張有許多不同。
如王安石主張"大明法度",多方理財,并迅速向全國推行新法。
蘇軾則強調擇吏任人,而反對"以立法更制為事"(《策略》第三);主張"節用以廉取",而不贊同"廣求利之門"(《策別》十八);他還提出"欲速則不達","輕發則多敗",在興革步驟上力主穩健,因此,他連續上書反對變法。
由于意見未被采納,請求外調,自熙寧四年至元豐初期他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
在這期間,他曾經懲辦悍吏,滅蝗救災,抗洪保堤,對邑政進行了某些改革,收到了"因法便民"之效。
蘇軾不滿意變法,尤其當看到新法推行中的流弊時,"不敢默視",時時"緣詩人之義,托事以諷"(《東坡先生墓志銘》)。
王安石罷相后,何正臣、舒□、李定等新進官僚卻從蘇軾詩文中深文周納,羅織罪狀,彈劾蘇軾"指斥乘輿"、"包藏禍心",因于元豐二年(1079)把他從湖州逮捕,投入監獄,勘問他誹謗朝廷的罪行,這就釀成北宋有名的文字獄"烏臺詩案"。
經過幾個月的折磨,蘇軾僥幸被釋,謫貶黃州。
在元豐時期的貶斥生活中,他雖被迫表示要閉門思過,但并未緘口擱筆,他仍然關心現實,同情人民,寫了不少有價值的作品。
元豐七年,蘇軾改貶汝州,離黃州北上時,路經金陵,曾拜會退休宰相王安石。
兩人政治見解雖有分歧,但還保持了私交,共游蔣山,互相唱和。
元豐八年神宗病死,哲宗年幼,高太后臨朝,次年改元元□,起用舊黨司馬光執政,蘇軾被調回京都任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知制誥等職。
他不同意司馬光"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校量利害,參用所長"。
在罷廢免役法問題上與舊黨發生分歧。
蘇軾認為差役免役"二害輕重,蓋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樂"(《辯試館職策問札子》),這又引起了舊派疑忌,元□四年,出知杭州。
六年召回,賈易等人尋隙誣告,蘇軾"七上封章乞除一郡"(《乞外補□避賈易札子》),先后被派知潁州、揚州、定州。
蘇軾在杭州,曾減賦賑荒,掘湖修堤;在定州,曾整飭軍紀,加強邊備。
在元□保守氣氛充滿朝廷的時代,他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不斷進行某些興革。
紹圣元年哲宗親政,新黨得勢,貶斥元□舊臣,蘇軾又成為這些新貴打擊的對象,被一貶再貶,由英州(今廣東英德)、惠州,一直遠放到儋州(今海南儋縣)。
盡管當時"飲食不具,藥石無有",條件極為艱苦,蘇軾卻能"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
并對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流露了深厚的同情。
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歸。
建中靖國元年(1101)七月死于常州。
蘇軾在儒學體系的基礎上濡染佛老,他把儒、佛、老三家哲學結合起來,各家思想對他幾乎都有吸引力。
他早年就"奮厲有當世志"(《東坡先生墓志銘》),很向往"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策別》第八)的盛世,具有儒家輔君治國、經世濟民的政治理想。
他有志改革北宋的萎靡的積習,要求朝廷"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他主張"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后理足而無憾",濟時治國,"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墨妙亭記》)。
他對待人生又有超曠達觀的襟懷,認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王君寶繪堂記》)。
能夠超然"游于物之外",自可"無所往而不樂"(《超然臺記》)。
佛老思想一方面幫助他觀察問題比較通達,在一種超然物外的曠達態度背后,仍然堅持著對人生、對美好事物的追求;另一方面,齊生死、等是非的虛無主義又有嚴重的逃避現實的消極作用。
這種人生思想和生活態度,在他的創作中都有明顯的反映。
蘇軾在政治道路上是坎坷的。
由于他主張改革但不贊成王安石變法,因而既與變法派發生矛盾,又同維持現狀的保守派有所□牾。
再加上蘇軾為人表里澄澈,講究風節操守,不愿"視時上下,而變其學"(《送杭州進士詩序》),這就使他既不見容于元豐,又不得志于元□,更受摧折于紹圣,一生遭受很大的政治磨難,仕途曲折,歷盡升沉。
然而這正好有利于他加深閱歷,擴大視野,使他在文學上獲得很大的成功。
文學成就 蘇軾對文藝創作,傾注了畢生精力。
他重視文學的社會功能,主張"務令文字華實相副,期于適用"(《與元老侄孫》),反對"貴華而賤實",強調作者要有充實的生活感受,以期"充滿勃郁而現于外"(《南行前集敘》)。
他認為為文應"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文理自然,姿態橫生"(《答謝民師書》)。
不能"屈折拳曲,以合規繩"(《送水丘秀才序》),更不應"使人同己"(《答張文潛書》)。
要敢于革新獨創,"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書吳道子畫后》)。
蘇軾重視文藝創作技巧的探討,他用"求物之妙如系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進一步"了然于口與手"來解釋"辭達"(《答謝民師書》),已經觸及了文藝創作的特殊規律。
蘇軾的創作實踐體現了他的文藝觀。
他是有多方面創作才能的大家,在詩、詞、散文等方面取得了獨到的成就。
詩 蘇軾今存詩2700多首,題材廣泛,內容豐富多采。
同情人民、關心生產是蘇詩的一個突出內容。
蘇軾在早年即感受到社會上的貧富懸殊,苦樂不均,發出過"但恐城市歡,不知田野愴"(《許州西湖》)的感慨。
后來輾轉播遷,目睹人民困苦,寫了不少"悲歌為黎元"的詩篇。
如在鳳翔時寫的《和子由聞子瞻將如終南太平宮溪堂讀書》,描寫朝廷攤派苛重徭役,給百姓造成的負擔。
通判杭州時的《除夜直都廳囚系皆滿,日暮不得返舍》,對百姓為糊口奔走販鹽而身陷囹圄,表示深切的同情。
在黃州寫的《五禽言》、《魚蠻子》,借渡河農夫和漁民的一家,控訴了地租剝削的殘酷性。
這些詩篇都寫得情真言摯、樸實無華,有的還以具體描述,留下了人民悲慘遭遇的真切剪影。
蘇軾的政治諷刺詩,如《李氏園》、《荔枝嘆》,都能通過具體事件的描繪,揭露封建統治者為滿足個人貪欲享受而不顧百姓死活的罪行。
有些政治諷刺詩,其真城同情人民的思想同不滿新法的情緒錯綜交織,如《吳中田婦嘆》、《山村五絕》等;其中雖然難免有夸大新法缺點之處,但更多地方則針砭了新法的流弊。
部分關懷生產的詩歌,如《次韻章傳道喜雨》、《答呂梁仲屯田》、《石炭》、《秧馬歌》、《游博羅香積寺》等,寫滅蝗救災、抗洪保堤、開發煤礦、創造工具、利用水力,對前人很少涉及的社會題材,多所開發,取材廣泛,命意新穎。
蘇軾的寫景詩和理趣詩,藝術價值最高,最為膾炙人口。
蘇軾一生足跡所至,飽覽奇景偉觀,創作了大量寫景詩。
嘉□中由三峽出川時,作有《江上看山》、《巫山》、《入峽》等詩,描寫蜀中的奇絕風光,可說是青年詩人的才華初露。
蘇軾兩度任職杭州,"天教看盡浙西山"(《與毛令方尉游西菩寺》),寫下了《游金山寺》、《望海樓晚景》、《望湖樓醉書》、《飲湖上初晴后雨》等詩,使長江夜色、江南晴雨、西湖勝景,在蘇詩中留下了動人的形象。
他在密州、彭城、膠東所寫的《登常山絕頂廣麗亭》、《百步洪》、《登州海市》詩則逼真地描繪了江北的地方風物和名勝。
蘇軾晚年遠放惠州、儋州,更以濃厚的興致,再現了嶺外風光。
蘇軾不但善于觀察和捕捉各地景物的不同特點,而且以欣喜愛悅的感情描繪了農村環境的清新樸厚。
如《新城道中》、《白塔鋪歇馬》、《被酒獨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覺四黎之舍》等詩,都寫得生機盎然,洋溢著濃郁的生活氣息。
蘇軾在嶺南所寫的農村景物詩,如《白鶴峰新居欲成夜過西鄰翟秀才》、《和陶歸園田居》、《和陶赴假江陵夜行》等,更體現出作者同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融洽的關系。
蘇軾善于從日常生活和普通自然小景中悟出新意妙理,發人所未發,寫成引人深思的理趣詩。
如《題西林壁》、《琴詩》、《泗州僧伽塔》等篇,或表明超脫事物才能看清事物的全貌,或暗喻滿意的成果有賴于主客觀的統一,或指明大自然的變化并非由于神靈的主宰。
這類詩都即景寄意,因物寓理,意在言外,余味不盡,在唐詩中比較少見,可以說是蘇軾的獨創。
蘇軾性格開朗,他描摹大自然的筆墨,常常滿涵著爽朗樂觀的情趣,體現出不畏逆境,傲視磨難的精神。
如《東坡》、《慈湖夾阻風》,暗示人們不要貪戀捷徑坦途,人生難免碰上□巖逆風。
《行瓊儋間肩輿坐睡,夢中得句》、《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詩,融情入景,借景寫情,顯現作者履險如夷、破憂為喜的開闊襟懷,表明詩人在逆境中依然對生活充滿樂觀和自信。
此外,蘇軾對繪畫書法均有很高的造詣,寫過不少品詩、題畫、鑒賞書法的詩歌,如《讀孟郊詩》、《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石蒼舒醉墨堂》等,這類詩歌品題了別人作品的成就和特色,寄寓了自己的審美情趣和藝術見解,在蘇詩中也是頗有特色的。
蘇詩奔放靈動,逸態橫生,才思四溢,觸處生春,藝術上堪稱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
蘇軾體察敏銳,詩筆爽利,無論描寫風光、物態和人情,都可做到"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甌北詩話》)。
如《泛潁》寫臨流照影,波閃影動,情態活現;《韓□馬十四匹》寫畫中群馬,各具神態,巧奪畫工;寫春夏景物:"春江水暖鴨先知"(《惠崇春江晚景》),"橫道清泉知我渴"(《自興國往筠宿石田驛南二十五里野人舍》),寫物傳神,頗饒情韻。
蘇詩想象豐富,奇趣橫生,比喻新穎貼切,引人入勝,如《郭祥正家醉畫竹石》:"空腸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借助想象把創作沖動形象化;《登州海市》:"東方云海空復空,群仙出沒空明中",面對碧海想象到群仙的出沒,都是馳騁幻想的名篇。
蘇軾善于以新穎的比喻刻畫事物,如以"西子"比西湖,以"紫金蛇"比閃電,以"赴壑蛇"比年光易盡,以"飛鴻踏雪泥"比人的行蹤無定,以"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弦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等一系列形象比徐州百步洪的急湍,都是有名的例子。
蘇詩有時直抒胸臆,議論英發。
如《王維吳道子畫》、《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戲子由》、《軾在潁州與趙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揚州》等詩,或論畫,或議政,或寫懷,文思如潮翻泉涌,極富氣勢,蘇詩的議論化,固然有助于抒寫的自由和格調的流暢。
但議論化對詩的形象性和韻律美則不無影響。
又由于應酬賡和,某些和韻詩近于文字游戲;矜才炫學,某些作品有用典過多或粗率冗長之弊,這些都影響了他的創作成就。
蘇軾對古近各體均能駕馭自如,但更長于古體和七言。
他的七古"波瀾浩大,變化不測"(《詩人玉屑》卷十七引《呂氏童蒙訓》),最能體現奔放的才情,如《送李公恕赴闕》、《法惠寺橫翠閣》、《送沈逵赴廣南》、《雪浪石》等,都妙筆馳騁,奇氣橫溢。
五古如《寒食雨》、《高郵陳直躬處士畫雁》等,則寫得樸厚無華,詞清味腴,以自然入妙見勝。
蘇軾的七律也很出色,如《和子由澠池懷舊》、《初到黃州》、《汲江煎茶》等,都是氣韻天成的佳篇。
其格調流麗圓轉,略與白居易、劉禹錫詩風相近 ,而更為奇警。
蘇軾對五言近體用力較少,五律五絕不多,而七絕則寫得精美明快,有不少傳誦頗廣的名篇。
詞 在北宋詞壇上,蘇軾突破詞必香軟的樊籬,創作了一批風貌一新的詞章,為詞體的長足發展開拓了道路。
從今存三百四、五十首東坡詞來看,蘇軾對詞體的革新是多方面的。
2于謙,明代杭州人。
一首千古傳頌的《石灰吟》真誠地表達了他高潔的志向:
千錘萬擊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
粉身碎骨全不顧,要留清白在人間。
于謙一生,可謂歷經千錘萬擊,烈火焚燒的磨難。
先是參加科舉考試時,以狀元的文才被降到三甲第九十二名,幾乎名落孫山。
無它,就因為他不肯對主考官溜須拍馬招致妨恨而已。
等到當上官,又因為敢于為民請命,嚴懲作奸犯科權貴,而受到排擠打擊。
人家當官前呼后擁,盡顯官威;于謙當官便服一套 瘦一匹。
同僚并不以其為謙虛清廉,卻說他壞了官場規榘,而且是“居心叵測” 仕途還能得意?
公元1449年,蒙古侵略軍席卷南下,明英宗偏聽全無軍事常識的太監指劃,結果土木堡一戰,明朝五十萬大軍全軍覆沒,明英宗做了階下囚。
消息傳到京城,有人主張南逃,有人主張投降。
危急關頭,于謙挺身而出,痛斥種種逃跑主義投降主義,調集各路兵馬保衛京城。
敵方以明英宗為人質,要明朝朝廷投降,否則就殺掉英宗。
有人又主張獻城投降以保英宗之命。
于謙卻義正詞嚴地質問:到底國家 民族重要,還是英宗的個人生命重要?堅決拒絕敵軍最后通牒。
于謙帶領22萬大軍,堅守京城,一次又一次打退敵人的進攻。
侵略者見死傷慘重撈不到半點油水,又顧慮中原畢竟國大力大,正所謂爛船尚有三斤釘,一個不小心被于謙反攻過來恐怕后果堪虞。
就賣個順水人情,在退軍之時將明英宗送回明朝廷。
明英宗回朝登位不思于謙抗敵之功,卻恨于謙不聽蒙古兵之勸,幾乎命喪刀下,就找個借口把于謙下獄,隨即斬首,一泄私憤。
一直到明英宗死后,明獻宗登位,才為了平息民憤收買人心,下令為于謙落實政策,平反昭雪。
生衰死榮,令人握。
怪不得民諺說:忠忠直直,終須乞食,奸奸狡狡,朝煎晚炒。
這當然只是氣話。
做人不計較個人得失,甚至舍身取義而不悔,這才是大丈夫所為。
這就是文天祥說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青照汗青。
于謙死得冤,但他的死重于泰山。
作為后人,當然不能因為做忠臣死得冤,而氣憤或喪氣去做奸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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