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童話中,漁夫的形象無處不在,從他對美人魚動心,到毅然決然放棄靈魂,選擇和美人魚在一起,至死追求所夢寐以求的愛情的過程中,對漁夫所代表的人物形象,有了一個明確的認識。
他代表的是一群有天賦、有才能,個性坦然、抱負與眾不同,選揮追求夢想的人,骨子里有一種傲岸,不屑于流于社會洪流的庸俗,盡管不見容于世人,為世俗所接受和了解。
卻決不會犧牲自己的個性去歸順社會的要求,對自己堅信的事物更有一種異乎尋恃的執著和楔而不舍的精神。
他們就是王爾德所推崇的唯美主義者的化身。
從青年時代起,王爾德就將自己視為美的傳教土,以傳播“為藝術而藝術”的福音為己任,認為藝術自身就是目的,藝術絕對不關心現實。
他把美作為頂禮膜拜的最高神祗,熱情地贊揚:“美是天才的一種形式,實際上還高于天才,因為美不需要解釋。
美屬于世界上偉大的現象,美有它神圣的統治權。”而藝術就是以最理想的形式表現無理的美。
他極力宣揚藝術的非功利性.聲稱:“唯一美的事物是跟我們無關的事物。”沒有“靈魂”束縛的美人魚,如同沒有世俗牽絆的唯美主義思想,是“美人魚”本身的美麗打動著“漁夫”即唯美主義者,她是人們遵從人的自然本性所選擇的,不需要承擔任何社會責任,人的本性所感受的美麗才是真正的藝術,而不是為了服務于社會各方面而不得不烙印上的道德美印記的藝術。
在漁夫日復一日地聽美得動人心魂的美人魚動聽地歌唱,從而義無反顧地愛上她,決定為了她放棄自己的靈魂和站在一起時,他求助四方,分別找到了神父、商人和女巫。
當漁夫找到神父時,他說道“神父啊,我愛上一個人魚了,我的靈魂在阻攔我,不讓我隨心所欲。
請告訴我,要怎樣才能夠送走我的靈魂,因為我實在用不著它。
我的靈魂對我有什么價值呢?我不能夠看見它。
我不可以觸模它。
我又不認識它。”而后來,漁夫又來到市場,對商人說要賣掉自己的靈魂,可是商人們開始嘲笑他,他們說:“人的靈魂對我們又有什么用呢?它連半個破銀幣也不值。
把你的身體賣給我們當奴隸吧,我們會為你穿上藍紫色的衣服,在你的手指上戴一個戒指,讓你去給偉大的女王當小丑。
但是不要再說什么靈魂了,因為它對我們無用,而且對我們的工作也毫無價值。”
神父和商人一前一后出場,迥然不同的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給文章本身呈現了強烈的戲劇性和沖突感,而神父和商人的形象分別代表了維多利亞時代宗教道德的偽善與頑固和市儈哲學的難利是圖的銅臭氣息。
兩個南轅北轍的態度出人意料地組成了整個資本主義時代的社會主流,體現了中產階級精神核心的兩個側面。
代表著當時社會主流意識體系的中產階級看不慣唯美主義狂徒放縱地生活方式及著華不切實際的貴族化傾向,借助自己的宣傳力量對之加以丑化、嘲笑,譏諷唯美主義者為“美的狂徒”、并且向“以‘美的狂徒’著稱的人擲去強烈的輕蔑”。
在《漁夫和他的靈魂》這篇童話中,王爾德刻意塑造了神父和商人這兩個社會中無處不在的社會形象,以此形象化地描述出中產階級所具有的虛偽的宗教道德說教和惟利是圖的市儈哲學這兩個側面。
反映當時為社會意識主流對整個唯美主義學派所采取的敵視和輕蔑態度,表達了王爾德對社會的失望與無可奈伺及對自己價值追求的執著。
在童話中神父和商人共同擔當起主流意識代言人的角色,那么女巫所代表的又是什么社會角色呢?漁夫找到女巫,對她說要送走自己的靈魂時,女巫的臉色變得蒼白,并發起抖來,還把她的臉蘸在藍色的斗篷里。
她喃喃地說,“那可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竟是什么讓女巫如此懼怕呢,對于人沒有靈魂連女巫都感到是件可怕的事。
雖然她和神父一樣對靈魂有不同的看法。
但卻在送走靈魂這件事上達成了“共識”。
不希望這件事發生,不希望見到一個送走靈魂的漁夫。
由此得出,女巫是一個具有異教崇拜傾向的形象,她和漁夫所代表的唯美主義者一樣同被社會所遺棄。
二者同是社會主流意識浪潮的反抗者,在人類社會中都屬于一個特殊的群體,但這個群體中的人不以基督教清教徒的善惡標準來簡單界定社會,卻有她自己的信仰和價值標準,雖不同于神父所代表的宗教清教徒,但無可否認,她認同擁有信仰的重要性。
女巫雖然是人類社會中的離經叛道者,但也從屬于人類社會,地認為送走靈魂“是一樁可怕的事情”,是社會規范所不容的。
對于靈魂的價值方面她是持積極肯定態度的,在要不要送走靈魂這件事上,她的態度與社會其他群體的態度是一致的。
“靈魂”所代表的是人所處的社會加諸于人身的社會性,這也是唯美主義者一直選擇逃避的。
當然在不同人群的限中,他們所認同的“靈魂”的社會性是千差萬別的,如神父選擇了上帝及與之相匹配的道德,商人選擇的是金錢哲學的實惠,而女巫選擇的是她身心追隨的異教崇拜。
然而有一點是相通的,即“靈魂”所具有的社會性。
相比之下,人的“身體”是與生懼來的,從自然中進化而來,對藝術的認識是一種自然的本性使然。
當“靈魂”再次成功的與“漁夫”合二為一之后,他誘導純真的。
漁夫”去墮落,去走進骯臟的社會生活中去。
他們走過珠寶商街的時候,靈魂便讓漁夫拿起那個銀杯藏起來;看見一個小孩,靈魂就讓他打那個小孩;一個商人出于好心留宿并招待了他們,在半夜十分,靈魂卻讓他殺死商人并拿走他的金子。
王爾德花去大量篇幅描寫了靈魂的罪惡,作為對前文美好事物的對照,揭示了他對社會的與不理解,另一面是當唯美主義遭遇到生活后對墮落腐朽社會的無奈與唾棄。
這篇童話的雙重構架蘊含了豐富的內涵。
以格林童話為代表的傳統童話,其結局通常都是快樂的、圓滿、和諧的,是皆大歡喜的。
故事的主人是窮困潦倒的男孩或女孩,只要他或她是聰明的或善良的,最終必定成為王子或公主,并且“有情人終成眷屬”。
最后“從此過上了幸福的生活”;如果故事沒有設定主人公是“善”的這個前提,只要他是勇敢的,甚至可以說,只要他是故事的主人公,他便會勇敢,不管中間的過程是如何地艱辛,他最終會在魔法的幫助下,要么擺脫惡毒巫婆的控制,要么克服重重困難,最終獲得勝利與成功。
相比之下,王爾德的奇想童話《漁夫和他的靈魂》卻打破了傳統童話刻扳模式的快樂結局,運用“奇想”這一文學形式,故事的最終以男女主人公的“死亡”而收場,給讀者留下了一個真意式結局。
通過這些非幸福快樂的結局,王爾德為童話故事創造了另一種想象,在讀者的幻想中開創了另一個視界,它更具體地反映出了許多的社會現象和人類特質,喚起了讀者們的另一種不同的想象力與創造力。
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王爾德的不同之處,這也是王爾德對傳統童話模式提出的一種挑戰和顛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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