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亡意大利
高爾基和家人住在意大利的索蘭托，他在整理他的長篇小說《克里姆·薩姆金的一生》，撰寫文章和回憶錄，與外界保持廣泛的通信關系，身邊朋友和客人不斷。
他已年近花甲，似乎應當決定自己晚年的去留問題，可是當他聽到列寧的遺孀克魯普斯卡婭開列了一個書單，要把所有圖書館里的《圣經》、《可蘭經》、但丁和叔本華的著作下架的消息之后，決定宣布放棄他的蘇聯國籍，甚至為此寫了一份聲明。
他為此受到來自兩個陣營的強烈批評。
莫斯科的革命詩人馬雅可夫斯基公開說他是一具僵尸，在文學上已成廢物；流亡巴黎的舊俄人士則強烈譴責他跟蘇聯革命的關系，把他那篇關于列寧的隨筆視為俄羅斯文學史上的奇恥大辱。
高爾基《論俄羅斯農民》一書出版后，既引來克里姆林宮的憤怒，也遭到一家流亡報紙的譴責，說他誹謗俄國農民。
另一家報紙則刊登蘇維埃政府一項決定：如果高爾基進入蘇聯邊境將會被逮捕，迫使高爾基馬上聲明自己忠誠于蘇俄，他唯一不能同意的就是他們對知識分子的迫害。
這一期間，莫斯科的秘密警察總部文件柜多了一份題為“高爾基在國外”的文章，無人署名，也沒有日期，可能是秘密警察派在外國的某個間諜撰寫的一份匯總材料，以備發表用。
新聞界對高爾基的各種報導，都在秘密警察總部有細致分析，國外流亡報紙都被打印出來，各種文字都被譯出。
高爾基的大量信件，特別是他人寫給高爾基的信，都被秘密警察總部收集。
高爾基1924年3月3日致葉卡特琳娜· 彼什科娃信中有這樣一段話：“我想，現在已經到時候了，不要再談論什么我是受某個人影響這種話。
大家應當知道，我55歲，我自己有非常豐富的經驗……如果我那么容易受影響，那么我很久以前就應當服從伏拉基米爾·伊利奇，他在影響別人方面無人能及，那么今天我就應當燈紅酒綠，有芭蕾舞女演員們簇擁，坐著最豪華轎車滿城兜風……”這封信寫于列寧死后六周。
秘密警察感興趣的是高爾基的著作和觀點，以及他對蘇俄政權的敵人所持的態度。
他的秘密檔案成為一項巨大工程，耗費大批特工的勞動。
他的信件上有許多批注，如“送第七部”、“送阿格拉諾夫”、“存檔”、“對照原文查過”，等等。
秘密檔案中有高爾基1927年9月8日寫給身在蘇聯的年輕作家朋友維·伊凡諾夫的一封信，此信從未披露過，可以看出當時他的觀點：“我天生就不能理解那種把群眾、把一個民族或是一個階級理想化的做法。
我是一個很差勁的馬克思主義者，我不喜歡把人生的責任由個人轉移到群眾、集體、某個黨或某個集團。
而且，我知道，一粒胡椒子比一把罌粟種更有生命。
我相信，如果我倒過來看問題，那就虛偽可笑了”、“當我想象俄國、中國、印度和所有其他鄉村地區那一片無知而又混亂的大漠，看到這大漠前面那位極為渺小、非常瘋狂的俄國革命者——盡管他發現了阿基米德的杠桿——便喚起我對這位俄國革命者命運的某種焦慮……”
從高爾基這些觀點可以看出，他是懷疑、批評俄國革命的，為此他曾不得不流亡，但當他后來回到蘇聯之后，完全變成另外一個人了。
他為什么要回國？關于這個問題，秘密檔案沒有交待，也未見到關于高爾基的研究對此做出解釋。
利誘與監視
1928年，高爾基回到闊別近七年的俄國，但他只是要在蘇聯度夏，每年秋天還回索蘭托。
斯大林親自在莫斯科為他找了一幢房子，離克里姆林宮很近，是一位百萬富翁的豪宅，這里很快成為蘇聯領袖和藝術家、作家們聚會的地方。
他還分到兩座大別墅，有警衛保護，一座在克里米亞，一座在莫斯科近郊。
至于這背后的事情，可以通過秘密檔案來看。
第二個階段收集的檔案從1926到1928年，此時列寧已死，斯大林執政，捷爾任斯基也死去，繼任者是雅果達，一個極端陰險的克格勃頭子，他手下的秘密警察，不僅遍及蘇聯，而且遍布海外。
現在他們不僅繼續收集高爾基的材料，并且開始操縱他，秘密監視他的活動。
秘密檔案顯示，克格勃對高爾基的控制，主要通過他的秘書克魯奇科夫。
此人從1918年開始為高爾基工作，聰明能干，成為高爾基工作和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人物，逐漸控制了他的社交、文學和出版方面的聯系，處處代表高爾基。
未知克魯奇科夫與雅果達相識之前是否與克格勃有聯系，但他在1937年被視為人民敵人和反革命陰謀集團而隨雅果達一起被逮捕后， 在獄中承認，雅果達經常來找他，他也去秘密警察總部找雅果達；他 還承認，他找雅果達商談去意大利看望高爾基；1932年，雅果達給他四千元，為身在國外的高爾基買轎車；1933年，高爾基沒有足夠錢買下索蘭托的別墅，雅果達給克魯奇科夫兩千元去支付，他拿了這筆錢，沒有簽寫收據。
由此可見，高爾基僑居意大利時就受到蘇聯秘密警察的資助。
高爾基當然知道這筆款子，這種事很自然地使他與克格勃頭子雅果達相識。
秘書招認，不僅涉及高爾基，而且高家其他成員也受到資助：他好幾次從雅果達那里拿現金給M·巴德勃格（高爾基最后一位妻子， 同時又是H·G·威爾斯的情婦）；1936年雅果達交給他和高爾基的兒媳彼什科娃400英鎊，也是給巴德勃格的；最后一次是在1936年9月 （即高爾基去世后），彼什科娃告訴他，她從雅果達的私人秘書那里收到一大筆錢，她迷惑不解地說：“他們為什么要把這么多錢硬塞給我呢？”
這位秘書的口供中，提到與高爾基有特殊密切關系的兩個女人。
一位就是瑪麗婭·巴德勃格，一個迷人而且大膽的女人，有好幾個有名的情人，有人認為她是雙重特務，既為英國服務，也為蘇聯工作。
這種說法沒有證據。
高爾基秘書的調查案卷中有一個八人名單，她的名字被列入“參與反蘇右派分子組織”，只有她既未逮捕也未被處 決。
1938年雅果達及其他人受審時，她已經遠在倫敦，蘇聯秘密警察鞭長莫及。
另一位女人是納狄婭·彼什科娃，高爾基的兒媳，長得很 美，羅曼·羅蘭說她“年輕，非常美麗，單純而且快活”，雅果達試圖通過她，更深地打入高爾基家庭內部。
斯大林的寵臣
高爾基于1933年回蘇聯定居后，便受到秘密警察的警察來訪和包圍。
甚至他的日常用品，都與斯大林和**委員一樣，要由秘密警察部門負責。
慶祝高爾基創作四十年鬧得很紅火。
斯大林下令以高爾基名字命名城市、研究所、街道等等。
有人戰戰兢兢對斯大林說，莫斯科藝術劇院是契訶夫創辦的。
斯大林回答：“沒有關系。
高爾基是個沒有用處的人，我們必須把他拴在黨的身上。”高爾基接受了這些禮物，他也不必害怕別人的批評，政府不許人們批評他。
在斯大林的主持下，文學界開始崇拜高爾基。
1932年10月26日，在莫斯科高爾基家有一次著名聚會，冠蓋云集，有克里姆林宮的首腦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卡岡諾維奇等，他們談笑風生，觥籌交錯；還有五十余位作家，如阿赫瑪托娃、曼德爾斯塔姆、帕斯捷爾納克、普拉托諾夫、布爾加科夫、巴貝爾等，舉止卻相當恭謹自制。
忽然，作家馬利什金來到斯大林面前和他碰杯，詩人盧果夫斯科依大聲喊道：“讓我們大家都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干杯！”此時，坐在斯大林對面的小說家尼基夫洛夫，猛地站起來說：“我聽厭了這種話！我們已經為斯大林的健康干了114萬7千次了。
他大概已經厭煩這套了……”頓時冷場。
斯大林伸出手，握著這位小說家的指尖說：“謝謝你，尼基夫洛夫，謝謝你。
我確實厭煩 這套。”幾年后，那天晚上參加聚會者中，每四位就有一位被投入監獄，許多人被槍決。
被槍決者中也包括那位小說家尼基夫洛夫。
后來，高爾基的秘書在獄中交待，雅果達在幕后積極操縱文學界活動和作家協會主席人選，1934年作家代表大會即將召開之際，他要高爾基寫信給斯大林，推薦阿維爾巴科作主席。
有人說高爾基反對暴力，說他會反對1937年的“大清洗”，因此斯大林才把他除掉。
現在看來，這種說法純屬編造。
阿維爾巴科在獄中受審時證實，高爾基對秘密警察的工作給以極高評價。
高爾基對1932年8月7日通過的法律毫無抗議，這項法律規定，12歲的兒童也可以像成人一樣判罪，包括死刑。
他對著名作家科里烏耶夫和曼德爾斯塔姆的被捕漠不關心。
1929年，他參觀索洛維基，贊揚蘇聯這個第一座集中營。
在集體化時期，高爾基向當局提供一個駭人聽聞的口號：“敵人不投降，就讓他滅亡”（1930年11月15日真理報）。
同時，當局策劃公開審判“工業集團”，包括那些革命前的老一代工程技術人員，高爾基如此寫道：“讀到關于那些惡棍的報告，我怒火填膺。”1931年3月，他同意孟什維克人士受審，其中包括他以前的一些朋友，他稱他們是罪犯和破壞者，還說他們還有人漏網，應當繼續搜捕。
他在一封信里稱贊：“斯大林干得多漂亮呵！”
1934年12月，列寧格勒黨委第一書記基洛夫被刺，給斯大林展開大清洗一個借口，許多人未經調查或審判就以間諜罪名立即槍決。
高爾基1935年1月2日在《真理報》發表一篇文章為斯大林吶喊助威： “必須無情地、毫無憐憫地消滅敵人，不要理睬那些職業的人道主義者們的喘息和呻吟。”
難堪的晚年
1934年5月，高爾基的兒子馬克西姆神秘死亡，是對高爾基晚年的沉重打擊。
隨后，高爾基的家庭醫生維諾格拉多夫死于秘密警察之手，對馬克西姆的死因調查中斷。
克里姆林宮醫療局長柯多洛夫斯基在調查中也死去，死因不明。
生命最后兩年，高爾基完全成為政府的馴服工具，他不倦地頌揚斯大林，可是后者對他已毫不在意。
他建議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惡魔》，《真理報》立刻發表一個御用文人的文章批判他犯了“自由主義”。
甚至，高爾基看不到報紙，克格勃有幾次還專門為他印了一份報紙，高爾基紀念館就保存著這樣一份報紙。
高爾基想去意大利旅游，但得不到批準。
他被鎖入囚籠。
表面上他的名聲僅次于斯大林。
作家什喀帕在回憶中，談到高爾基絕望地喃喃自語：“我實在太疲倦了。
好像他們把我圈在籬笆里，我走不出去。
我落在陷阱里。
進退不得！我不習慣這種生活……”
高爾基在克里米亞的別墅度過最后一個春天。
法國作家安德列· 馬爾羅去那里訪問他。
在蘇聯秘密警察總部保存的巴貝爾審訊檔案證辭中，提供了此次會見的細節。
馬爾羅問高爾基，蘇聯文學現在是否正處于衰落階段，高爾基的回答是肯定的；那時《真理報》正在批判什柯洛夫斯基等人的文學形式理論，以及蕭斯塔科維奇的音樂，高爾基非常關心，他不同意那些批評；他心情抑郁而孤獨，多次說有人不許他回莫斯科，去從事他熱愛的工作。
雅果達和克魯奇科夫安排一些行跡可疑的女人和高爾基一起徹夜縱酒狂歡，直到高爾基昏昏睡去。
克魯奇科夫控制了高爾基的日常生活，那些來訪者都得經他挑選，使高爾基只能見到雅果達秘密警察圈子里的人物和一些文化騙子。
這位無產階級“文學之父”之死，官方的解釋是一樁罪惡的謀殺，是托洛茨基右派集團龐大陰謀的一部分，由布哈林、里科夫、雅果達以及托洛茨基等人直接操縱，陰謀在于推翻斯大林政權。
連他的死也被斯大林用來大做文章。
高爾基死后，他的房子被徹底搜查，而且不只一次。
他的秘書克魯奇科夫被捕時，秘密警察甚至把土豆一個個切開，尋找他們需要的材料。
高爾基的可悲命運，耐人深思。
他順從于斯大林政權，享受最高的名譽和地位，卻付出一個知識分子最高的代價——人格的喪失和良知的扭曲。
他參與殘酷，宣揚虐殺，既是虐政的受害者，也成為虐政的工具
一八六八年俄歷三月十六日，阿列克賽·馬克西莫維奇·彼什科夫（即馬克西姆·高爾基），生于下諾夫哥羅德。
高爾基五歲時，做木匠的父親去世，于是他寄居開設染坊的外祖父家。
幼年的高爾基常常陷入日漸衰微的家庭小私有者們兇狠的爭吵斗毆中。
后來，破了產的外祖父把老房子賣掉，在卡那特街另買了一所房子。
“這是一條沒有鋪裝、長滿了草，然而卻很清潔而且安靜的街，它穿過兩排色彩斑斕的小屋，一直通到田野。
新房子比從前那所漂亮、可愛；正面涂著令人感覺溫暖恬靜的深紅的顏色；三個天藍色的窗扉和一扇帶柵欄的頂樓白葉窗鮮亮得耀眼；靠左邊的屋頂遮掩著榆樹和菩提樹的美麗的濃蔭。”———《童年》
在高爾基的童年，曾是織花邊女工的外祖母是他“最親近的人”。
不知有多少個夜晚，在這所老木屋里，外祖母常常坐在炕爐沿上，望著被小洋燈的亮光照耀著的小外孫，滔滔不絕地講述著勇士伊凡和悲哀的強盜母親等許多童話。
外祖母的疼愛和那些如現實生活一般不幸又閃爍著善良和理想光芒的童話，使過早就飽嘗底層生活艱辛的高爾基獲得了“堅強的力量以應付困苦的生活”。
同時，這些童話正如高爾基后來回憶的，“我的頭腦里充滿了外祖母的童話，就像蜂房里充滿甜蜜一樣”。
正是這些記憶給了作家以最初的豐贍的滋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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