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中國通史 中華民族擁有五千年延綿不絕的歷史傳承，強大的凝聚力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是中華民族歷劫不衰，必將復興的堅實基礎，并造就了每一個中國人的精神氣質和生命底蘊。
歷史蘊含著一個民族世代的興衰更替，以及透過事件表象所飽藏著的成敗之道與內在規律，以歷史作為審視現實的一個視角，從歷史中汲取智慧營養，是每一個中國人所必須正視的課題，學習歷史具有極高的現實意義。
浩如煙海的歷史典籍，記述了五千年的烽煙迭變，從史家巨制《史記》、《資治通鑒》、《二十四史》到汗牛充棟的各類野史、筆記、演義，中國人對自己民族歷史的重視與珍愛，使之無愧于“歷史的民族”的美譽。
然正宗史著舊式的觀念、晦澀的文字以及浩繁的卷帙，對現代讀者來說無疑是一道與歷史隔絕的鴻溝。
為此，20世紀初，隨著對19世紀苦難的痛定思痛、對舊史學的反省以及新世紀初新史學的落地而生，新式中國通史應運而生。
所謂“新式中國通史”，從史書編纂體裁上是相對傳統的舊史學而言的。
新式《中國通史》問世之前，司馬遷的紀傳志表體通史、司馬光的編年體通史堪為古代兩大通史經典。
至于各種《通鑒紀事本末》、《通鑒綱目》、《綱鑒易知錄》之類的匯輯，皆可作為適應不同需要的通史典籍。
而“新式中國通史”突破了古典模式，以“章節體”編纂為代表體裁。
從史書編纂取材記敘內容上而言，傳統通史性史書大多以記敘帝王政治史為主，而“新式中國通史”敘述內容的重點已由王朝轉向國家，由傳統“貴族精英”轉向社會民眾，由政治、制度擴展至文化、經濟、社會、宗教、美術，大都不再以“褒貶人物、臚列事狀為貴”。
章節體裁的逐級分編、分章、分節列題形式，有利于敘述內容自由剪裁、有機編織的靈活優勢，較之傳統分卷更容易表述作者的意向和內容敘述的內在邏輯聯系。
早在1900年，章太炎撰寫《中國通史略例》時，已經就新編中國通史的宗旨、體例乃至具體篇目發表了相當系統的看法。
章太炎認為修撰中國通史的宗旨，一是為了“知古今進化之軌”，一是為了“振勵士氣”。
其所擬議的體例，實際是試圖綜匯中國原有各種史書體例之長，推陳而出新。
文內云：“不必以褒貶人物、臚敘事狀為貴，所重專在典志，則心理、社會、宗教諸學，一切可以熔鑄入之。
典志有新理新說，自與《通考》《會要》等書，徒為八面鏈策論者異趣，亦不至如鄭漁仲《通志》蹈專己武斷之弊。
然所貴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發明社會政治進化衰微之原理為主，則于典志見之。
一方以鼓舞民氣，啟導方來為主，則亦必于紀傳見之。
四千年中帝王數百，師相數千，即取其彰彰在入耳目者，已不可更仆數。
通史自有體裁，豈容為人人開明履歷，故于君相文儒之屬，悉為作表．其紀傳則但取利害關系有影響于今日社會者，為撰數篇。
猶有歷代社會各項要件，苦難貫串，則取械仲紀事本末例為之作紀．全書擬為百卷，志居其半，志(表)紀傳亦居其半，蓋欲分析事類，各詳原理，則不能僅分時代．函胡綜敘，而志為必要矣；欲開浚民智，激揚士氣。
則亦不能如漁仲之略于事狀，而紀傳亦為必要矣。”1901年9月，梁啟超在《清議報》上發表《中國史敘論》，從世界史學變革的大背景上展開論題，文首指出，新舊史學特質上的差別，主要是；“前者史家不過記載事實，近世史家必說明其事實之關系，與其原因結果。
前者史家不過記述人間一二有權力者興亡隆替之事，雖名為史實，不過一人一家之譜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體之經歷，及其相互之關系。”〔1〕可見《中國史敘論》無疑屬新編中國通史第一篇帶綱領性的宣言書。
梁啟超于1918年致陳叔通書中透露了他規制的《中國通史》體例有載記、年表、志略、列傳四類。
1920年完成春秋、戰國的《載記》、《年表》各二篇，語盲文學和三代宗教禮學《志》各一篇．1922年在南開講演時還說“蓄志此業，逾二十年”(《中國歷史研究法》)。
只可惜章太炎、梁啟超當時皆身系政治，心多旁騖，忙于社會活動，終究未能親自擔綱來實現編著《中國通史》的宏愿。
晚清學制改革，各類學堂，學校風起云涌，課程革新的需要，推動了以教科書形式出現的中國通史編著步入高潮．1896年、1898年李端棻、康有為先后向清政府呈《請推廣學校折》、《請開學校折》。
作為“晚清新政”的組成部分，清政府先后有壬寅學堂章程(1902年)、癸卯學堂章程(1904年)之頒．1905年上諭更明令廢止科舉，各類新學堂遂迅速興起，數量呈直線上升之勢．在清廷頒布的《癸卯學堂章程》(陽歷為1904年1月)中即規定小學歷史課程的目標是“俾知中國文化所由來，及本朝列圣德政，以養國民忠愛之本源，尤當先講鄉土歷史，采本境內鄉賢名宦、流寓名人之事跡……以動其希賢慕善之心”;中學的目標是“注意在發明實事之關系，辯文化之由來，使得省悟強弱興亡之故，以振國民之志氣”。
〔2〕歷史課程既為所頒新學制必開的課程，因此編寫中國通史教材成了當時急不可待的教學必需。
柳詒徵增輯的《歷代史略》就曾因此被清政府列為暫定中學教科書。
雖然整個20世紀，各種中國通史編著本，其中絕大多數或起于教學需要，或被各級學校采用為教科書，但是，20初以來問世的中國新式“歷史教科書”與新式“中國通史 ”不能等同視之。
否則，20世紀中國出版的所有初中、高中、大學的歷史教材都可稱為“中國通史”，這顯然難以成立。
以一般認識而論，可說前者不能充當后者，而后者可以充當前者。
正因如此，鮮有嚴謹的學者將夏曾佑的《中國歷史》三冊（即《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1904～1906），呂瑞廷的《新體中國歷史》（1907），章嵚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三冊（1908），潘武的《歷史教科書》（1913），鐘敏龍的《新制本國史教本》三冊（1914），傅運森的《歷史教科書》（1923），顧頡剛、王鐘麟的《本國史》（1923），王鐘麟的《新時代本國史教科書》二冊（1927），周予同的《開明國史教本》（1931）等名家名教材當作“中國通史”論著視之。
〔3〕而呂思勉的《白話本國史》四冊（1923年初版），王桐齡的《中國史》三編和第四編上冊，鄧之誠的《中華二千年史》等等中國通史著作，大多作教材或講義之用。
〔4〕20世紀初～30年代初冠名為“中國通史”的通史論著以黃現璠、劉鏞合著的《中國通史綱要》上、中、下冊（1934年7月完成）、繆鳳林的《中國通史綱要》三冊（1935年8月完成）〔5〕為序。
被日本學術界譽為“中國通史權威”鄧之誠曾為黃現璠、劉鏞合著《中國通史綱要》上冊作序，言：“近代恒重視歷史一科，重其能隨時代思想以前進也……。
蓋史學之專研，已成為一世之風尚矣。
獨惜中國通史之編纂，尚未為學者所注意，坊間所見之本，非稗販東西洋陳籍，以其見解為見解，即徒事零星掇拾，詳則嫌于支蔓，略則嫌于掛漏，求其詳略得宜，去取適當，足以發揚中國文化，供一世參考，及自修者，殆無有也……世固尊重中國史學，而為史學見端之通史，及獨付闕如，非可惜之甚者耶？黃君現璠劉君鏞專意讀史，以其專研之暇，共成中國通史綱要三冊。
雖僅備綱領，而首尾貫串可觀，遍及各個時代之制度沿革社會進化，而因果關系一目了然，取材皆注其出處，使讀者可以由是而知中國史之梗概，更可由是而加詳加博，可謂繁簡相馭，條理分明者矣。
予喜其有益于教課者之參考，及自修者之探導，故樂為之序，倘因是書行世，而發見通史之需要，尤為切至……”。
〔6〕可見鄧之誠當時并未將問世的中學、高中教科書視為：《中國通史》著作。
這從黃現璠于1933年7月所撰《最近三十年中等學校中國歷史教科書之調查及批評》一文對中國歷史教科書問世以來中學常用的51本歷史教科書直言不諱地點評中同樣可見一斑。
文中說道“我國之有歷史教科書，自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創辦中學始。
自此至今（即1933年——筆者按），約三十年。
在此三十年過程中，中國學術思想，一以歐風美雨之侵入；一以國體政權之改變，多所興革，花樣翻新；歷史教科書，當亦混入旋渦，時常改遍。
茲將其改編經過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帝王政治敘述時期，自光緒二十八年至民國二年（1902～1913年）；第二社會文化敘述時期，自民國三年至十六年（1914～1927年）；第三新史學時期，自民國十七年至現在。”帝王政治敘述時期“經時十二年，出版教科書約十三部，在此十三部著作中，一言以蔽之，‘帝王政治’而已。
蓋前三部記載，全為帝王家譜，后十部雖稍改進，然大部分材料，仍偏重政治，謂之為‘帝王政治敘述時期’，誰曰不宜。
本期教科書，除呂瑞廷《新體中國歷史》，夏曾佑《中國歷史》，章嵚《中國歷史教科書》外，皆無足觀。
且最錯誤者，是采用日人著述為藍本，改作教科書，或直接用之為教科書。
蓋本國歷史，原有其特別的目的和效用，教科書正為實現此目的工具。
外人著述，無論如何，必不能準此目的。”〔7〕黃現璠于文中對呂、夏、章三氏所撰歷史教科書的推薦，主要是以體裁、內容編輯新穎為其評判標準的，而他對“采用日人著述為藍本，改作教科書，或直接用之為教科書”的現象甚感不滿，主要是針對柳詒徵、吳葆誠等人借胎日人之作出世的教科學以及直接將日本富山房編纂的《中國歷史問答》翻譯后當作輔助教材而言的。
例如，1902年9月，柳詒徵出版的《歷代史略》六卷，即是他在南京江楚編譯局擔任分纂之職時以日本近代東洋史泰斗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卷四至宋代止）為基然后再增輯元、明兩卷匯編而成的。
次年，柳氏在南京思益小學堂講授中國歷史，用的課本即為《歷代史略》。
黃現璠于文中明確地指出了當時中國名賢異口同聲推崇的日本東洋史家桑原騭藏所著《東洋史要》四卷的不足之處，同時向史學界發出了振聾發聵之聲：（《東洋史要》）“上古史，尚插以神話；文化材料，多付闕如；且重要史事，亦多遺漏，實非完善之作。
不過在當時教科書中，稱為善本，名賢同聲推重，幾至人手一簡，可知國人歷史知識，在日人之下，由來已久。
嗚呼！亡國非一道，救國亦多端，吾國史學家，其知猛醒焉末？”文中還說“民國十年瑞典人Andeson在河南澠池縣仰韶村發現新石器文化，然當時教科書亦未采用。
至民國十七年，即本期教科書，始多記載地下發現之石器，開前此未有之記錄。
再自國民政府成立，以黨治國，歷史記載多含黨義，故本期所謂新史學，實以‘石器’、‘黨義’而得名，并非如魯濱遜之所謂新史學也。
不過本期作者，注意地下遺物，可謂走入研究史學之新途經矣。”〔8〕由此又反映出黃現璠新史學觀念與眾不同之一貌。
20世紀西風東漸掀起的拍岸新潮，沖擊出了新式中國通史編纂成果的層出不窮，從中反映出的新史學多采多姿的風云際會，猶如百年中國社會變遷、觀念更新的一面鏡子，映照出各個時期史學家對時代問題的應對和感悟。
眾多史學名家以講授和編著中國通史為要務，由此贏得學術聲譽的史學家不乏其數，代表者有李泰棻、呂思勉、王桐齡、鄧之誠、黃現璠、繆鳳林、章嵚、錢穆、范文瀾等等。
尤以黃現璠所撰“中國通史”成果最為突出，理由在于：他一生編著過不同形式和內容的三部“通史”，一為《中國通史綱要》；二為《壯族通史》；三為《中國生活學——古代食衣住行研究》（原名《我國人民起居衣食生活之演變》，副題《中國衣食住通史》）初稿三卷。
身處改革開放已經經過20多年后的21世紀，我們不能談到“中國通史”時仍然僅僅以“漢族通史”全盤代替“中國通史”，各少數民族通史同樣應該而且必然是“中國通史”的組成部分。
否則，中華民族通史無從談起。
2000年7月23日在北京舉辦的為期5天的國際人類學與民族學聯合會中期會議上，來自46個國家的360多位人類學家、民族學家在此間呼吁，世界各個民族應不分人口多少、社會發展程度高低而一律平等，這是各民族和睦相處、共同發展的基礎。
顯而易見世界各個民族應一律平等已經成為世界的呼聲和世界人民的心愿，遺憾的是中國一些學者凡論述“中國通史”時長期對少數民族通史只字不提，視若無睹，以致所論難免有失公允之嫌。
本詞條沒有對含有“黨義”或“風派史學”或“影射史學”者所著通史進行介紹。
同時，于此僅對一些個人編著的《中國通史》闡述一己之見，至于一些人主編的“中國通史”巨著，不在此詞條所介之列。
參考資料：http://**view/*
轉載請注明出處華閱文章網 » 《中國通史》講的什么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