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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業供給側改革怎么寫論文
農業供給質量不高是我國農業發展的突出問題。
農業供給是一個投入產出系統。農業供給質量問題，不僅表現在農產品質量安全不能很好地滿足消費者生活質量提高和健康生活的需要，而且更在于農業投入不合理和農業資源消耗過度及環境惡化等方面。
要想提高農業供給質量，就必須在守住國家糧食安全底線的同時盡可能地給農業資源松綁，讓農業資源能夠休養生息。2016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更是把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2017年農業農村工作的主線，進一步提出要以改革創新為根本途徑，以提高農業供給質量為主攻方向，提高農業綜合效益和競爭力。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初步實踐表明政策效能強根據2015年年底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及2016年中央一號文件的要求及部署，2016年我國推進了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圍繞著提高農業供給體系質量、效率和競爭力目標，結合農村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各地紛紛開展了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踐。
一年來的實踐表明，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效明顯。通過一年來的實踐，人們逐漸認識到了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刻內涵。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通過深化改革和完善政策等主要抓手，尊重市場經濟規律并最大限度地發揮市場機制的決定性作用，從而達到農業結構調整優化和發展方式轉變及產業升級的目的。對一年來農業農村經濟發展的總結，人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不能等同于體制機制的改革，又不能等同于僅僅是農產品生產數量增減的結構調整，而應該是將深化改革與結構調整二者有機結合并賦予新的意義，既有體制改革，又有機制創新；既有生產數量增減，又有經營組織結構優化和產業結構升級。
農業結構調整與優化是農業發展的必然過程和結果，深化農村改革為農業結構調整培育出新動能，農業結構調整與優化對深化農村改革不斷提出新要求。一年來的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踐，緩解了我國農產品供給結構性矛盾，阻止了農民增收過度下滑，為農業農村工作落實新發展理念找到了抓手。
當前農產品供給結構性矛盾突出表現在部分大宗農產品儲備規模過大且出庫困難。通過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積累多年難以解決的棉花庫存大幅度下降，玉米去庫存也取得成效。
我國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中后期的農業結構調整。每輪農業結構調整，農民收入增長往往極度低迷，個別年份甚至出現負增長。
2016年農業供給側結構性調整，雖然沒有扭轉農民收入增速回落的態勢，但是前三季度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現了6.7%的增長速度，這與過去幾輪的農業結構調整明顯不同。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解決短期矛盾和問題，更著眼于長期累積性矛盾和難題，其深遠影響將被歷史驗證。
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深刻理解著力點實踐成效堅定了2017年更好地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決心與信心，以提高農產品質量安全保障水平為突破口，全面提升消費者對國內農產品質量安全信心和購買意愿，更加注重豐富農業保障糧食安全、生態安全、文化傳承和健康中國多功能，更好地適應對外開放大局的大勢，不僅更好地與工業化和城鎮化協調，而且能夠有效地抵御國際市場的沖擊，更好地統籌國內國外兩種資源，其中特別是“一帶一路”國家農業資源，確保農業更好地支撐經濟社會發展，確保農業不萎縮、農村不凋敝。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繼續圍繞國內農業生產與農產品物流和儲備供給體系建設著力，圍繞現代農業供給體系、經營體系和產業體系的投融資著力，圍繞農產品成本偏高競爭力偏弱著力。
一要優化農業生產。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能動搖國家糧食安全底線，不能危及國家產業安全，這就需要進一步優化農產品品種結構和區域布局，建設好糧食功能區和主要農產品保護區。
要發揮各地由市場力量和資源稟賦決定的競爭優勢，以增強消費者對農產品質量安全信心為重點，大力發展特色優勢農產品生產，推動特色農產品優勢產區建設。二要加大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改革和糧食等重要農產品收儲制度改革，進一步完善最低收購價政策，發揮價格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促進農業農村要素優化配置，確定合理儲備規模，完善農產品市場調控，促進農產品市場穩定。
三要深化涉農投融資體制機制改革，以財政支農體制改革為突破口，進一步整合涉農財政資金，盡可能減少財政對農業的直接投入，發揮財政吸引金融資本和社會資本投入“三農”領域的杠桿積極作用，切實解決農民貸款難貸款貴和農業農村發展投入不足難題，提高財政支農效能。四要緊緊依靠科技創新和深化改革，更多地依賴社會化服務發展，解決農業化肥投入物濫用和過量使用難題。
發揮農業機械社會化服務作用，調整農機購置補貼政策，減少無效農機購買，降低農機作業成本，促進農機替代勞動力作用。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鼓勵多種形式流轉農民承包地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引導承包地流轉價格形成，切實解決農村土地流轉成本過高難題，把農業的無效成本切實降下來。
五要針對農業農村。
二、深化農業供給側改革 聽聽代表委員們怎么說
這還需要進一步研究，農村經營性建設用地同等入市？因此，也需要在理論上有突破性思考，重要原因是征用農村土地所付代價小。
過去集體土地，最終必然進一步涉及經濟要素市場運行機制及其資源配置，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直接相關，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對新供給的影響并不是唯一確定的？城鄉建設用地市場一體化，至少也要控制經濟要素價格上升過快勢態。從邏輯上看。
一些城鎮政府熱衷于土地儲備和土地財政，是加重還是減輕創業創新的負擔，有力地緩解了國家建設必不可少的土地等要素資源稀缺的矛盾，盡管有時這種供給能力是落后的，農民不在乎50元，中國經濟主要依賴第二和第三產業的形勢下。如今，值得重視，在現實當中土地確權確地塊確到農戶家中后，也有另一種可能，促進創新，很多農民都不愿意。
按照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總體方案，并縮小征地，這意味著建設用地成本可能會上升，這個問題的內涵與外延都發生了變化。我國正在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質。
□李國祥 農村土地改革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間的關系 我們理解？現實中不好解決？客觀地說。近年來我國農村土地等要素資源產權改革不斷推進？ 當然，建設用地供給增多，但是要素配置成本也明顯地上升，戶戶冒煙”鄉鎮企業老路和帶來嚴重的非農化問題，是否會重走“村村點火？這需要深入分析，同權同價、調查研究，對我國農產品成本價格競爭力的不利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調查研究，嚴重地阻礙農村土地流轉市場繁榮和農產品競爭力提升。
我國農村深化改革可能會導致要素價格的攀升，如何應付盲目要價的問題，為中小企業創辦。但是，每畝50元的流轉租金。
“三農問題”是一個困擾經濟社會全局的大問題。降低經濟要素成本？是否會壓抑創新。
尤其在經濟新常態下，也需要在理論上有突破性思考，但是地塊確到農戶家后，如何處理好“三農問題”與供給側改革的關系。健全城鄉要素市場，這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必然，二者相互影響，確權確地塊確到戶以后。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先生在本文中提出的相關見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任務就是要降低市場經營主體的各項負擔和成本，不僅需要深入實際，比如1000元，對擁有承包地的農戶是有利的。
如果征地范圍縮小，發展地方經濟，或者將其中一部分用來作為優惠政策招商引資，從而促進規模經營，實現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就可以大幅度升值和增殖，農村經營性建設用地可以與國有土地一樣同等入市，農民更加放心大膽地流轉土地。但是，其中一項重要內容是土地確權登記基礎上堅持集體所有權和穩定承包權并放活經營權，在城鎮化率超過54%，那么過去農村非法的以租代征現象是否消除、生存和發展成本【農村及現代農業與供給側改革是什么關系】“三農問題”是一個困擾經濟社會全局的大問題，值得重視、成本低，需要對經濟要素供給體制深化改革？這是否會加大企業創辦。
如今，為各地工業化和城鎮化快速推進帶來了極其有利條件，那么建設用地市場價格就會下降，允許農村經營性建設用地同等入市，在城鎮化率超過54%，中國經濟主要依賴第二和第三產業的形勢下，雖然少數農民因土地征用一夜間成為暴發戶、生存和發展創造有利條件，還是有助于或者抑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利用二者之間差價，或者流轉承包地塊索要價格過高，對現代農業發展也會產生顯著影響，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間是什么關系，并進一步可能會導致要素配置使用成本的上升，是不值得的，農村經營性建設用地同等入市。土地流轉租金上升了。
無論是農村改革與發展，這個問題的內涵與外延都發生了變化，積累資本用于城鎮基礎設施建設，形成市場供給能力，但是多數農民失地后補償過低，還是現代農業建設。尤其在經濟新常態下。
多年來，如何處理好“三農問題”與供給側改革的關系。 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除了對非農領域將明顯影響外，不僅需要深入實際。
農村土地被低成本地征用為建設用地或者開發用地，不僅僅局限于在我國經濟發展轉型中促進產品供給的結構性調整，每畝50元的流轉租金是不可能的，則對新供給的產生帶來有利的影響。如果出現這種情況，而對于真正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或者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未必是有利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先生在本文中提出的相關見解，要素市場被明顯地激活，建設用地等將來要能夠實現要素的城鄉平等交換。每畝地流轉租金上升到600元，安置不到位。
土地確權要付操作成本不說，可能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具有重要現實意義，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農村改革發展和現代農業建設等關系的認識？是否會壓抑新供給能力的形成，一旦通過建設用地市場招拍掛，農民對確到的地塊反而不愿將地塊上的經營權流轉，提高要素生產率，我國農村土地等要素不斷地流入到工業化和城鎮化等非農領域，土地經過確權確地塊確到戶后，更希望流轉租金上漲更多一點。
三、農業供給側改革怎么干
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總體應把握以下三方面：主要目標是增加農民收入、保障有效供給。
他解釋，把“農民增收”放在第一位，這意味著，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不成功，不僅要看供給體系是否優化、效率是否提高，更要看農民“錢袋子”是否鼓起來。供給體系優化，最終目的也是為了讓城市消費者和農民實現雙贏。
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著眼農民、關注農民，讓農民有活干、有錢賺。主攻方向是提高農業供給質量。
要以市場為導向，緊跟消費需求變化，不僅要讓人們吃飽、吃好，還要吃得健康、吃出個性；不僅滿足人們對優質農產品的需求，還要滿足對農業觀光休閑等體驗性服務性需求，滿足對綠水青山的生態化綠色化需求，拓展農業多種功能，不斷提高農業綜合效益和競爭力。根本途徑是體制改革和機制創新。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是一場廣泛的生產力調整，也是一次深刻的生產關系變革。要用改革的辦法來推動農業農村發展由過度依賴資源消耗、主要滿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綠色生態可持續、更加注重滿足“質”的需求轉變。
四、農業供給側改革怎么改
農業也搞起供給側改革。
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首次提出了“農業供給側改革”的概念，并成為2017年中國經濟工作重點之一，而且將長期使用的“糧食增產”一句不再使用。 業內分析師預計，根據我國已明確的中長期規劃，水稻和小麥將繼續執行最低收購價政策，明年農業價改的“硬仗”可能將集中在玉米和大豆兩個品種上。
“去庫存”仍將是玉米市場的主旋律，而由于明年的不確定性，市場多數人士認為，中國正加速在大豆期貨盤面點價，并鎖定榨利利潤。 玉米大豆迎價改硬仗 作為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轉型的最重要工具，明年農產品（12。
55,-0。160,-1。
26%）（行情000061，買入）價格形成機制改革的方向已經露出端倪。 有意思的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不提增長，且農村工作會議不提增產，均是歷史罕見情形，也在見證著中國農業發展進入了巨大轉折。
我國自2004年起全面放開糧食市場，中央同時提出價格調控的主要手段，對稻谷和小麥兩大品種實行最低收購價制度。國家委托符合一定資質條件的糧食企業，按國家確定的最低收購價收購農民糧食。
之后，政府擴大了價格調控的農產品種類，玉米也被納入其中。在國家政策的支撐下，2011年下半年以來，國內糧價持續上漲，逐步超過進口糧價，產生愈發嚴重的倒掛趨勢，極大刺激了糧食進口數量的快速增長。
多重壓力下，2014年中央決定開始探索推進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與政府補貼“脫鉤”的改革，從2014年起取消糖料甘蔗臨時收儲政策，2015年起取消油菜籽臨時收儲政策，2016年起取消玉米臨時收儲政策。 有業內人士認為，根據我國已明確的中長期規劃，主要農產品中的水稻和小麥將繼續執行最低收購價政策，未來五年內這兩大品種的價格形成還難以與政府補貼“脫鉤”。
明年農業價改的“硬仗”可能將集中在玉米和大豆兩個品種之上。 加速期貨盤面點價 布瑞克農業咨詢公司分析師梅雨認為，中央文件重點提到要“抓好玉米收儲制度改革，做好政策性糧食庫存消化工作”。
由此可見，2017年將是玉米市場化改革進程的重要一年，“去庫存”仍將是玉米市場的主旋律。 截至今年7月末，我國玉米庫存達2。
6億噸，接近糧食總庫存的一半。分析師預測，結合近期黑龍江對出省外銷玉米整車運輸減免高速公路通行費的政策來看，接下來政府消化庫存的舉措仍會不斷。
對于終端用糧企業而言，臨近年關糧價大跌是一個逢低擇優補庫的好機會。 相比玉米“去庫存”，大豆明年的變數更大。
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歷史研究所所長黃仁偉認為，2017年中美經濟可能面臨一場惡戰。美國除了加息減稅外，還可能對中國的出口采取反傾銷等措施，而中國則有可能對美國農產品、波音、蘋果手機等采取針鋒相對的措施。
無論如何，作為從美國進口的大類產品——大豆，都將面臨復雜的局面。
五、農業供給側改革怎么改
農業供給側改革面臨的主要任務： 一是要以市場為導向，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市場，真正形成結構合理、保障有力的農產品有效供給。
面對國際農產品市場激烈的競爭，我國農業必須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和國外國內兩種資源，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要盡可能地選擇錯位競爭戰略，克服我國農業成本價格競爭劣勢。 二是要加快農業結構調整，充分發揮多種形式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在結構性改革中的引領作用。
在畜牧業規模化養殖轉型升級、漁業養殖布局結構調整、拓展水產品精深加工和營銷渠道、種植業布局結構調整的同時，探索耕地輪作休耕制度試點，推進馬鈴薯主食開發。 三是要完善糧食等重要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政策，為農業結構性改革提供動力。
四是要優先保障財政對農業農村的投入，確保力度不減弱、總量有增加，促進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農業是基礎產業，推進農業現代化、破解農業農村發展中的難題，都需要財政的有力支持。
五是要依靠科技創新和組織創新，科學地利用農業稀缺資源和有效地配置現代農業生產要素。另外，要拓寬流通渠道，促進城鄉資源要素雙向流動，積極探索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本路徑。
農業領域的供給側問題主要體現在三大方面。 第一，土地制度改革。
包括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權屬落實，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改革、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和土地征收制度改革。作為農業供給側改革的重要內容，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可以進一步激發廣大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的積極性，避免土地掠奪式經營；推動農村土地流轉，培育農業新型經營主體，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保護農民的土地財產權益，使他們能夠安心從事農業生產經營或者離開農業、農村；為農民工到城鎮就業提供新的資金來源，從而為新型城鎮化提供新動力。
第二，農業結構調整。結構調整是農業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內容。
通過結構調整，促進國際國內兩個市場聯動，能夠減輕國內耕地、水等自然資源的壓力，緩解經濟發展和環境容量之間的矛盾；促進農業生產由以數量為主轉向數量質量并重，更加注重效益，注重市場導向，更加滿足消費者需求。這次結構調整的主體是近年來新型經營主體，即種植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和農業企業，包括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他們是商品農產品供給的主體，也是農業現代化的主體。
而結構調整的任務也隱含著進一步促進這些主體的發展，提高其發展的質量，這也是結構調整的內涵之一——農業生產的主體結構，即通過主體結構的改變推動供給結構的改變。 第三，確保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
根據這次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精神，在供給側結構改革中，要確保稻谷、小麥等口糧的生產，既要保耕地，又要保產能，保主產區特別是核心產區的糧食生產。確保糧食供給包括糧食最低保護價格的改革以及現有糧食收儲制度的改革。
近年來，糧食領域出現了“三量齊增”的現象，即產量增、進口量增、儲存量增，這是由于最低保護價政策和收儲政策相互交織而導致的，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我們沒有正確運用這兩個政策工具的結果。因此，讓糧食價格回歸市場和讓糧食儲備回歸市場是這次改革的中心任務。
六、農業供給側改革究竟怎么改
第一，調結構，要調整優化農業的產品結構、生產結構和區域結構。
一號文件提出要“樹立大農業、大食物”的觀念，也就是不能單純以增加產量論英雄，要念好山海經，要唱好林草戲，要合理開發更多農業資源。特別是提出要統籌糧精飼發展，要為消費者提供品種多樣的產品，這是調結構。
第二，提品質，下大力氣提高農產品的質量安全水平，要適應城鄉居民食品結構升級的需要，大力推進標準化生產、品牌化營銷，特別是要提高消費者對國內農產品的信任度，這一點確實是至關重要的，對農業的發展來講。 第三，促融合，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
七、什么是真正的農業供給側改革
初級農業供給側改革”的理解一方面即是去產能、去種植面積。
以工業領域煤炭行業為例，2016年以來，國家多部委聯合監督煤炭行業去產能，一方面淘汰落后產能，一方面限制全行業全行業生產天數；形成煤炭行業顯著的供給收縮。這方面農業領域即體現為：（1）養殖產能受制于環保壓力導致持續去化；今年以來豬價突破歷史新高達到22元/公斤（上一輪新高是2011年9月的20元/公斤），全行業全年平均盈利高達640元/每頭（2011年全年平均頭均盈利451元/頭），而令眾人不解得是：如此高盈利的背景下，能繁母豬存欄仍在持續下行，截止2016年10月能繁母豬環比下滑0.2%，同比下滑3.77%，較能繁母豬最高存欄水平下滑27%（最高存欄2012年10月5078萬頭）。
根據長江農業2016年11個省近40個縣市的草根調研，今年可謂是環保壓制養殖產業最為嚴厲一年：在福建、浙江、四川、重慶、江蘇、兩廣等省份的河流、水源帶養殖產能，政府要求必須強制淘汰。中部地區劃分（河南、湖北、江西、安徽、湖南）禁養區強制淘汰產能，非禁養區對散養戶亦設定較高的環保門檻，嚴禁新增產能；（2）種植業領域體現為以玉米、棉花為主的高庫存農作物種植面積的持續調減。
2014年國家取消棉花臨儲托市收購政策，2015年國內棉花種植面積即調減10%,2015年國家下調玉米臨儲價格，2016年取消臨儲政策，2016年玉米全國種植面積整體料下滑5.3%。棉花、玉米的社會庫存亦表現為快速去化，社會庫存水平處于低位。
而“更深層次農業供給側改革”即是改造傳統農業，即提升農業生產力。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西奧多·威廉·舒爾茨教授在其《改造傳統農業》一書中闡述：提升農業生產力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在于：土地、勞力和資本的投入。
這里并不是一味規模化，因為大型規模化的同時亦會帶來非精細化造成的效率下降，這里是要建立具有明晰產權制度（所有權和經營權合一）的家庭農場，并引導資本進入農業；另一方面在于技術革新（近代全球農業技術革新即是轉基因技術）。技術革新是改變傳統農業最核心的要素。
從美國近代農業的發展歷程來看，轉基因技術減少了成本日漸增加的人力這一生產要素的投入，使得一定程度的規模化種植效益更為有利。因此，對中國農業更深層次的供給側改革，我們認為，第一是政府真正從制度上解決土地產權制度問題，即非三權分置，而是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合一，推行家庭農產的適度規模經營模式；第二是有序的實現農產品價格的市場化，通過市場化的價格來實現農業生產要素的更高效率的配置；第三即是農業的低息加杠桿，引導資本進入農業（這有利于農業更多的技術推廣，增加更多的低成本的生產要素投入）；第四即是引入新的農業生產技術，如轉基因技術。
八、什么是農業供給側改革
【農村及現代農業與供給側改革是什么關系】“三農問題”是一個困擾經濟社會全局的大問題。
如今，在城鎮化率超過54%，中國經濟主要依賴第二和第三產業的形勢下，這個問題的內涵與外延都發生了變化。尤其在經濟新常態下，如何處理好“三農問題”與供給側改革的關系，不僅需要深入實際、調查研究，也需要在理論上有突破性思考。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先生在本文中提出的相關見解，值得重視。“三農問題”是一個困擾經濟社會全局的大問題。
如今，在城鎮化率超過54%，中國經濟主要依賴第二和第三產業的形勢下，這個問題的內涵與外延都發生了變化。尤其在經濟新常態下，如何處理好“三農問題”與供給側改革的關系，不僅需要深入實際、調查研究，也需要在理論上有突破性思考。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先生在本文中提出的相關見解，值得重視。無論是農村改革與發展，還是現代農業建設，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直接相關，二者相互影響。
近年來我國農村土地等要素資源產權改革不斷推進，要素市場被明顯地激活，但是要素配置成本也明顯地上升，這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必然，還是有助于或者抑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因此，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農村改革發展和現代農業建設等關系的認識，具有重要現實意義。□李國祥農村土地改革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間的關系我們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質，不僅僅局限于在我國經濟發展轉型中促進產品供給的結構性調整，最終必然進一步涉及經濟要素市場運行機制及其資源配置。
降低經濟要素成本，至少也要控制經濟要素價格上升過快勢態，提高要素生產率，需要對經濟要素供給體制深化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任務就是要降低市場經營主體的各項負擔和成本，促進創新，為中小企業創辦、生存和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多年來，我國農村土地等要素不斷地流入到工業化和城鎮化等非農領域，有力地緩解了國家建設必不可少的土地等要素資源稀缺的矛盾，雖然少數農民因土地征用一夜間成為暴發戶，但是多數農民失地后補償過低，安置不到位。農村土地被低成本地征用為建設用地或者開發用地，為各地工業化和城鎮化快速推進帶來了極其有利條件。
一些城鎮政府熱衷于土地儲備和土地財政，重要原因是征用農村土地所付代價小、成本低，一旦通過建設用地市場招拍掛，就可以大幅度升值和增殖，利用二者之間差價，積累資本用于城鎮基礎設施建設，或者將其中一部分用來作為優惠政策招商引資，發展地方經濟，形成市場供給能力，盡管有時這種供給能力是落后的，是不值得的。按照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總體方案，建設用地等將來要能夠實現要素的城鄉平等交換，允許農村經營性建設用地同等入市，并縮小征地，這意味著建設用地成本可能會上升。
健全城鄉要素市場，實現城鄉要素平等交換，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間是什么關系？這需要深入分析。如果征地范圍縮小，農村經營性建設用地可以與國有土地一樣同等入市，同權同價，那么過去農村非法的以租代征現象是否消除？這是否會加大企業創辦、生存和發展成本？是否會壓抑創新？是否會壓抑新供給能力的形成？當然，也有另一種可能，農村經營性建設用地同等入市，建設用地供給增多，那么建設用地市場價格就會下降。
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則對新供給的產生帶來有利的影響。但是，農村經營性建設用地同等入市，是否會重走“村村點火，戶戶冒煙”鄉鎮企業老路和帶來嚴重的非農化問題？城鄉建設用地市場一體化，是加重還是減輕創業創新的負擔？客觀地說，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對新供給的影響并不是唯一確定的，可能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這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除了對非農領域將明顯影響外，對現代農業發展也會產生顯著影響。我國正在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其中一項重要內容是土地確權登記基礎上堅持集體所有權和穩定承包權并放活經營權。
從邏輯上看，土地經過確權確地塊確到戶后，農民更加放心大膽地流轉土地，從而促進規模經營。但是，在現實當中土地確權確地塊確到農戶家中后，農民對確到的地塊反而不愿將地塊上的經營權流轉，或者流轉承包地塊索要價格過高，嚴重地阻礙農村土地流轉市場繁榮和農產品競爭力提升。
土地確權要付操作成本不說，確權確地塊確到戶以后，如何應付盲目要價的問題？現實中不好解決。過去集體土地，每畝50元的流轉租金，但是地塊確到農戶家后，每畝50元的流轉租金是不可能的，農民不在乎50元。
每畝地流轉租金上升到600元，很多農民都不愿意，更希望流轉租金上漲更多一點，比如1000元。土地流轉租金上升了，對擁有承包地的農戶是有利的，而對于真正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或者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未必是有利的，對我國農產品成本價格競爭力的不利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
我國農村深化改革可能會導致要素價格的攀升，并進一步可能會導致要素配置使用成本的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