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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特色：
1、作品層次：
《苦惱》的層次非常清楚，寫了姚納四次向他人傾訴，四次碰壁，最后只好走進馬棚，對馬訴說。
契訶夫每寫完一次姚納的碰壁，接著便寫他的苦惱，而每次碰壁后，他的苦惱就隨之加深，在第二次碰壁后，加了一段抒情，在第四次碰壁后，寫了姚納想象中的第五次努力——向女性傾訴，整個故事看似平鋪直敘，其實匠心獨運。
姚納遇到的四類人及對他們的稱呼是軍人（老爺）、三位年輕人（老爺）、仆人（老哥）、年輕車夫（老弟），這四類人的先后順序不是隨意安排的，而是按照地位從高到低的順序，姚納在最后一次碰壁后，他在想象中向“娘兒們”傾訴，從排列順序看，排在牲口（小馬）的前面，可見當時俄羅斯婦女地位的低下。
奇怪的是：當姚納向軍人和三位尋歡作樂的年輕人傾訴時，這兩類人雖不耐煩，卻還敷衍一句:“他是害什么病死的？”“大家都要死的”，而當他去向仆人和年輕車夫訴說時，前者讓他走開，后者一言不發倒頭便睡。
如果說，被姚納稱之為老爺的軍人和三位年輕人，決不會花時間去聽一個窮車夫的訴苦，這里存在社會地位的隔膜；而當姚納去向和他同階層的仆人和年輕車夫訴說時，他們竟連敷衍的話也懶得說，這的確發人深省。
2、語言風格
小說只有短短的4000多字，但是卻內容豐富，這與作者精煉、簡約的語言風格是分不開的。
首先作者用詞簡單、精確、凝練，在環境描寫與人物描寫等方面選用的詞語樸實無華、又簡潔精煉、寓意卻又十分豐富；
其次作者在選用句子方面，尤其是對話方面，短句多、不完全句多，句子結構簡單、短小精悍，顯示出了語言簡潔的特點，再次作者在描寫時還運用了一些修辭格，收到了簡單、精煉、形象、生動的修辭效果。
另外《苦惱》中還大量運用了省略號，這些省略號的運用也使語言含蓄、凝練，產生空靈之美。
契訶夫與其他一些俄國作家不同，他筆下的人物對話極其精煉，毫無冗長和羅嗦之感。
人物對話不僅符合特定環境下和場合里人物的性格邏輯，而且能恰當地映射出人物此時此景的內心活動。
三個青年的對話顯示出他們尋歡作樂、玩世不恭的性格，姚納挨了他們一巴掌還說：“嘻嘻！……好有興致的幾位老爺……”內心正轉著這樣的念頭：他們有興趣和他打著玩，大概也有興趣聽他談談兒子。
同時，姚納的對話也反映了他老實巴交、逆來順受的性格和急于傾訴內心愁苦的心情。
這對刻畫馬車夫的性格特征和深層心理狀態起了很大作用。
3、描寫手法
契科夫在《苦惱》中也采用了現實主義客觀描寫手法，他強調作者在創作中的客觀態度，但絲毫不反對作品應有的傾向性，這種傾向性，不是廉價的說教，不是硬塞給讀者，而是把鮮明的傾向絲毫不露行跡地融入對現實生活的客觀描述中，他認為傾向性是作者主觀思想在作品中的自然而然的流露，這種流露越隱蔽越好。
全文通篇沒有作者主觀的說教，但讀者卻從作者抑郁的描述中，看到人間的冷酷和世態炎涼。
這正是契科夫“態度越是客觀，所產生的印象就越有力”的現實主義的成功體現。
在這篇小說中作者對于冷如冰霜的社會的揭露，真實入木三分，令人叫絕。
《苦惱》它強烈刺激著讀者的不是別的，乃是驚人的真實及由此因此的深深思考。
擴展資料：
《苦惱》創作背景：
19世紀80年代，俄國正處于沙皇統治下的黑暗時期。
70年代興起的民粹派“到民間去”的運動，由于無視資本主義發展的事實，得不到農民的支持而最終失敗了。
進入80年代后，他們轉而采取暗殺手段來推翻專制制度。
雖然他們成功地刺殺了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但亞歷山大三世即位后，便開始了更加殘酷的血腥鎮壓，革命者成批地被絞死和流放，知識分子中出現了普遍的絕望情緒，喪失了以往的那種革命信念和斗爭精神。
窒息的政治空氣也使許多人變得麻木、冷漠，充滿了庸俗的市儈習氣。
契訶夫的青少年時代是在貧困中度過的，因此他對下層人民生活的苦難和不幸深有體會。
19世紀80年代初他開始了創作生涯，到寫作《苦惱》時，社會責任感已經日益增強，民族傾向也更加鮮明。
19世紀沙皇俄國統治下的俄國社會，沙皇的專制統治使得當時社會中的人等級制度分明，人與人之間關系麻木冷漠。
處在上層社會的人積累了大量的物質財富，而處在下層的如馬車夫姚納·波塔波夫則生活困苦，掙扎在生存的邊緣，貧富差距十分明顯。
參考資料來源：百度百科-苦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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