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1.對李鴻章的認識和評價400字
正面評價
李鴻章正面的，他盡力維護中國的利益，洋務圖強，然而無法改變中國落后的現實。對于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他曾據理力爭，然而無奈國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他與曾國藩等人主導洋務運動是其進步的表現。他也有外交上維護中國的事跡，如在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后獨自前往談判，最終不割地而平息事件；在甲午戰爭處于不利情況時曾主動用最小代價來達成和解等，都是他衛國有利的一面。
負面評價
負面評價主要來自于他曾作出的錯誤決策，后人也多對此詬病。如過于避戰和重視海防而愿意犧牲整個新疆放棄疆防；1885年在完勝日本的情況下簽訂的《中日天津會議專條》，給予了日本可以派兵進入朝鮮的權利；與日本的中日甲午戰爭中的指揮失誤導致軍艦在威海衛被全殲；中法戰爭勝利后反而簽訂了不平等條約等。雖然這些不利條約和做法受制于各種客觀條件，但他依然要為這些事件的誤國行為承擔很重的責任。另外在早期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時，他殺人過多。這也牽涉到湘軍和淮軍的整體評價。洋務運動和他的一系列措施并沒有改變中國繼續淪落，也讓他的功勞并不顯著。
2.李鴻章的簡短評價
李鴻章一生共簽下30多個條約，大多為不平等條約。
近來隨著越來越多的史料出現，對這位清末重臣也逐漸評價多元化。 他與曾國藩等人主導洋務運動是其進步的表現。
他也有外交上維護中國的事跡，如在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后獨自前往談判，最終以義和團叛亂挾持清廷為外交借口，不割地而平息事件。 英國及美國對李鴻章最為著名的評價：不僅是中國在當代所孕育的最偉大的人物，而且綜合各方面的才能來說，他是全世界在上一世紀中最為獨特的人物。
以文人來說，他是卓越的；以軍人來說，他在重要的戰役中為國家做出了有價值的服務；以從政三十年的政治家來說，他為這個地球上最古老的人口最繁盛的國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認的優良設施；以一個外交家來說，他的成就使其成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日本人對李鴻章的評價是：知西來大勢，識外國文明，想效法自強，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清史稿·李鴻章傳》評價說：“中興名臣，與兵事相終始，其勛業往往為武功所掩。鴻章既平大難，獨主國事數十年，內政外交，常以一身當其沖，國家倚為重輕，名滿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
生平以天下為己任，忍辱負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氣自喜，好以利祿驅眾，志節之士多不樂為用，緩急莫恃，卒致敗誤。疑謗之起，抑豈無因哉？” 梁啟超《李鴻章傳》對其評價是：“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
“吾欲以兩言論之，曰：不學無術、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勞苦、不畏謗言，是其所長也。” 孫中山上書李鴻章時，這樣說李鴻章：“我中堂佐治以來，無利不興，無弊不革，艱難險阻，尤所不辭。
如籌海軍、鐵路之難，尚毅然而成立，況于農桑之大政，為民生命脈之所關，且無行之難，又有行之人，豈尚有不為者乎？” 近代史學家唐德剛（安徽合肥人，李鴻章同鄉）認為其“內悅昏君，外御列強”，是自有近代外交以來，中國出了“兩個半”外交家的其中一個，（另外**是一個，顧維鈞是半個。） 李鴻章對自己作出以下的總結：“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涂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
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間凈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
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
3.李鴻章的簡短評價
李鴻章一生共簽下30多個條約，大多為不平等條約。近來隨著越來越多的史料出現，對這位清末重臣也逐漸評價多元化。
他與曾國藩等人主導洋務運動是其進步的表現。他也有外交上維護中國的事跡，如在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后獨自前往談判，最終以義和團叛亂挾持清廷為外交借口，不割地而平息事件。
英國及美國對李鴻章最為著名的評價：不僅是中國在當代所孕育的最偉大的人物，而且綜合各方面的才能來說，他是全世界在上一世紀中最為獨特的人物。以文人來說，他是卓越的；以軍人來說，他在重要的戰役中為國家做出了有價值的服務；以從政三十年的政治家來說，他為這個地球上最古老的人口最繁盛的國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認的優良設施；以一個外交家來說，他的成就使其成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日本人對李鴻章的評價是：知西來大勢，識外國文明，想效法自強，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清史稿·李鴻章傳》評價說：“中興名臣，與兵事相終始，其勛業往往為武功所掩。鴻章既平大難，獨主國事數十年，內政外交，常以一身當其沖，國家倚為重輕，名滿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為己任，忍辱負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氣自喜，好以利祿驅眾，志節之士多不樂為用，緩急莫恃，卒致敗誤。疑謗之起，抑豈無因哉？”
梁啟超《李鴻章傳》對其評價是：“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吾欲以兩言論之，曰：不學無術、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勞苦、不畏謗言，是其所長也。”
孫中山上書李鴻章時，這樣說李鴻章：“我中堂佐治以來，無利不興，無弊不革，艱難險阻，尤所不辭。如籌海軍、鐵路之難，尚毅然而成立，況于農桑之大政，為民生命脈之所關，且無行之難，又有行之人，豈尚有不為者乎？”
近代史學家唐德剛（安徽合肥人，李鴻章同鄉）認為其“內悅昏君，外御列強”，是自有近代外交以來，中國出了“兩個半”外交家的其中一個，（另外**是一個，顧維鈞是半個。）
李鴻章對自己作出以下的總結：“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涂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間凈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
4.對李鴻章的看法
說起晚清權臣李鴻章，人們總是會想到“賣國賊”、“千古罪人”這樣的評價。
但是，當我們平心靜氣、理性來思考李鴻章所處時代大廈將傾的尷尬境地的時候，我們發現，李鴻章無法也不能承擔晚清對外交往失敗的悲劇后果。 理想與現實的兩難 中西沖突，是兩個獨立發展的文明體系的沖突。
這樣的沖突既是局勢上的沖突，也是士大夫內在觀念的沖突。因此，晚清外交的兩難本質上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困境。
把李鴻章放到中西對比的世界環境中去評價，有助于深刻理解李鴻章和晚清的命運。處在中國傳統外交體制解體的歷史悲劇中，李鴻章是晚清中國官僚集團中較為清醒和理性地對待“千古變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力圖建立中國對外關系的新的明確的原則和適應性的方式，但他的思想充滿著矛盾：他認識到時代變局需要中國變革，而又無法從體制上乃至文化上采取根本的變革；他實現了從崇拜皇權到推崇國權的政治價值觀的轉變，證明他本質上仍是一位現實主義的外交家，但他在外交操作上的現實主義與晚清外交面臨的兩難：既要維護帝國的傳統外交體制？？天朝禮治體系或朝貢體系的傳統理想，又要適應完全對立的現代民族國家的國際關系體系的現實，便構成了難以調和的矛盾。
兩難之下，對李鴻章對外交涉的評價，必須對他的鮮明的時代意識予以充足的關注。客觀的說，在晚清權臣中，李鴻章是最具洞察力的。
李鴻章對時局有明確的看法，并為此提出著名的“千古變局”的命題。在1865年、1872年和1874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若干奏折中，多次強調，中外之局勢是“實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深切認識到中國必須開放，與西方競爭。
這才有了后來洋務運動的興起。 李鴻章的變局觀如實地反映了當時的時代特征，沒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就提不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的命題，也就不會有對時局的冷靜思考。
塞防與海防之爭：李鴻章的現代海權意識 1875年，清廷內部出現塞防和海防之爭。當時清廷面臨著雙重危機：西部新疆幾乎完全喪失，東面日本正凱覦臺灣。
實際上這還牽涉到兩個問題，一是財政預算，二是國防思想的現代化。前一個問題又和左文襄（左宗棠）與李中堂（李鴻章）的個人權力有關。
在愛國情操之外，兩人多少都有些本位主義，左宗棠督師西北，而新疆是西北要塞，力爭收復新疆自然是“份內”之事。而當時國家財政不可能同時打贏兩場戰爭。
左宗棠后來出師新疆相當一部分還是靠自籌資金。不過，左宗棠比李鴻章的理論似乎更有煽動性，他主張塞防和海防并重。
能否可行姑且不論，僅從政治斗爭上，他就比主張海防建設的李鴻章高出一籌。以恭親王奕 為主的朝廷中和了二者的爭論，李鴻章被委任為北洋大臣。
而北洋水師和南洋水師的建設，是中國國防現代化的開始：一方面改變了傳統上注重內陸防御的戰略，另一方面，現代化海軍的建設，成為推動中國現代化（洋務運動）的重要契機，這一點，又是塞防論所不能達到的。另外，李鴻章認為日本是當時中國最大的敵人，這一點對當今的中國人仍然具有警醒的價值。
當然，如果把政策的重點完全放在海防上，也不一定能夠戰勝日本。畢竟，經過明治維新而走上現代國家之路的日本，無論在體制上、經濟上、戰略上，還是軍備上，都已經甩開清朝甚遠。
面對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機，清王朝首要和緊迫的任務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國家安全防御體系。在經歷了幾次大規模的對外戰爭之后，究竟哪一方是國防戰略的重點，戰略重心應設立在什么位置？這個問題引起了清王朝眾多政治家的廣泛爭論。
這次爭論的結果初步改變了中國已經延續千年的國防戰略格局，對中國近代國防的重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這次國防大討論為轉機，近代中國的國防開始實現了戰略性的轉移？？海防成為國防重心。
這就是海防和塞防之爭的歷史價值。 左宗棠和李鴻章的觀點在當時具體的個案上發生了爭論，但并不能就此認為二人完全在長期的國防上持相反觀點。
作為洋務派的重要人物，左、李二人在軍隊現代化上的觀點是一樣的。左宗棠大力創設和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證明了他的海防意識。
而李鴻章也不是只搞海軍。 出訪歐美：鮮明的現代意識 《馬關條約》簽訂后，李鴻章為千夫所指，失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等職務。
1896年2月，為祝賀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同時也為“聯俄制日”，李鴻章作為欽差頭等全權大臣出訪俄國。不久他便前往歐美做了一次環球訪問。
《中俄密約》的簽字，使李鴻章相信“二十年無事，總可得也”，但實際卻開啟了列強爭相打開中國的大門。不過，對于這趟經歷，他得出的根本結論是：“至于根本計，尤在于變法自強。”
1896年6月他到達柏林。為討教強國之策，李鴻章專門趕到漢堡附近拜訪已經下臺的俾斯麥。
對于“東方的俾斯麥”的來訪，俾斯麥提供了建立強國的要訣：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顯然，這符合李鴻章的改革取向。
但是，這并非是中國自強的根本之計。 1896年8月28日李鴻章抵達紐約。
正在海濱度假的美國總統克利夫蘭特地趕來會見李鴻章。紐約港到處掛起了大清帝國的龍旗，可謂禮炮轟鳴，萬人空巷，受到了“史無前例的禮遇”（《紐約時報》）。
李鴻章在。
5.對李鴻章的評價（簡短） 100~200字 我們九號就考試拉
作為淮軍創始人和統帥、洋務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之一、晚清重臣。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視其為“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李鴻章從鎮壓太平天國開始發跡，洋務運動的主要倡導者，為中國的工業發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客觀上也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作為晚清重臣簽訂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出賣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所以說弱國無外交。在慈禧領導下的清帝國是怎樣的一副爛攤子，當時李鴻章集要職于一身，面對列強的要挾，也絕非以前所說的那樣，處處以“賣國求榮”。
所以說風雨飄搖的大清國，需要這樣的一位“裱糊匠”。
6.請各位發表一下對李鴻章的看法和評價
細數李鴻章的一生，他生逢大清國最黑暗、最動蕩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場”無不是在國家存亡危急之時，大清國要他承擔的無不是“人情所最難堪”之事。因此，國人在對他咒罵痛斥之時，確實“不可不深自反也”，確實不可“放棄國民之責任”。什么黑鍋總是讓他背，就算說他賣國，也是光緒、慈禧他們逼他去賣的！如果朝廷的軍費都到位，如果皇帝確實落實海防，那時日本鬼子會攻的進來嗎？他們敢侵犯臺灣嗎？而后面簽約都是別人逼他去的，清朝政府那么多文武大臣，哪位有能力去簽？《馬關條約》只是讓他成了朝廷的替罪羊。換一句話說，如果清王朝統治者不同意割讓臺灣，李鴻章簽不簽約有用嗎？看來看去，我感覺李鴻章真的很冤。
看看美國人對李鴻章的評價是：“以文人來說，他是卓越的；以軍人來說，他在重要的戰役中為國家作了有價值的貢獻；以從政來說，他為這個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國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認的優良設施；以一個外交家來說，他的成就使他成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梁啟超對李鴻章的評價是：“吾敬李鴻章之材，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這還算中肯。李鴻章對中國的發展應該是功大于過的。至少李鴻章在中國經濟的現代化和外交的現代化上還是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偉大貢獻。
在經濟現代化方面，李鴻章倡導洋務運動，創辦江南制造局、天津機器局、北洋艦隊、輪船招商局、電報局、開平礦務局、派遣中國第一批學生留美等等。這些實業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洋務運動也是另一種形式的改革開放。
在外交現代化方面，可以說，中國的現代化外交就是從李鴻章開始，歷史上的中國外交都是進貢關系，真正與世界列國平等外交應該是從李鴻章開始，李鴻章應該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外交的先行者。他出使日本（雖然簽了馬關條約），晚年有周游列國，與各國政要交往，各國對李鴻章的評價都相當高。據說當時外國對大清的外交只認“李鴻章”三個字呢！
“天下惟庸人無咎可譽”這句話說得好，出錯的人往往都是多作事兒的人，而不作事兒是不會犯錯誤的。“故譽滿天下，未必不為鄉愿；謗滿天下，未必不為偉人。”歷史與真實的差距確實很大，其實多做實事的人未必能流芳萬世。
看完《臺灣一八九五》，心情真是激情澎湃，這部電視劇在我眼里就像是給李鴻章做了平反一樣，李鴻章并不算是真的賣國賊，而是中國近代的一位很值得敬佩的偉人呀！世人對李鴻章的看法應該要有所改變了。
7.對李鴻章的評價
關于李鴻章的評價，古今中外有很大不同。
贊之者，如梁啟超稱之為“數千年中國歷史上一人物”、“十九世紀世界歷史上一人物”；美國人認為：“以軍人來說，他在重要的戰役中為國家作了有價值的貢獻；以從政來說，他為中國人提供了公認的優良設施”。貶之者，則多以“賣國賊”三字以蔽之。
那么，這種種評價是否就能準確地概括李鴻章的全人呢？以往由于史料的限制，對準確評價李鴻章帶來了難度。新編《李鴻章全集》，披露了大量新史料，為正確評價李鴻章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新的依據。
“使當日盡用其謀，知成效必不止此；設晚節無以自現，則士論又當何如？”這是近代著名思想家、也是曾經當過李鴻章僚屬的嚴復在李氏去世時作的挽聯。從那時起到現在，李鴻章死了已經整整一百年，但對他的評價仍然是毀譽不一，蓋棺尚未論定。
“權傾一時，謗滿天下” 作為晚清一代重臣和權臣，李鴻章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歷史舞臺上，一直處于古今中外、朝野滿漢各種矛盾的漩渦中心，作為實力最強的洋務派淮系集團的首領、清政府重要的決策者和執行者之一，為了因應不可抗拒的時代變局，他在中國早期的洋務——近代化活動中，所做的事情最多，因而引起的爭議和非議也最大。有人用八個字很形象地概括他：“權傾一時，謗滿天下。”
真正使李鴻章聲名掃地的是甲午戰敗，當時彈章盈廷，國人一片唾罵。于是，就有號稱曾國藩四大弟子之一的桐城派名士吳汝綸挺身而出，為李鴻章辯誣止謗。
他在給友人潘黎閣的信里說：“自倭事起至今，傅相為中國士大夫所唾罵，此由政府揚其焰，而后進之士聞聲和之。弟以傅相經營遠略三十年，前十年事俱在奏稿；中十年則奏稿尚或假手幕僚；至總署信函，則全系親筆。
后十年則機要事件，皆在電報，亦不肯請人代辦，必出親裁。現擬將此三書輯錄成冊，則歷年支持危局、力求富強之苦心，俱在簡冊，亦止謗之一道也。”
這就是傳世的刻印本《李文忠公全集》的由來。吳汝綸編這部《全集》的目的十分明確，就是要把李鴻章在當政期間所做的業績展示給世人，為此他把幕府歷年保存下來的文稿逐一考訂，分為詳、簡兩套本子。
但一來李氏后人拿出的經費有限，二來有些文稿在當時出版還有禁忌，三是吳本人因病早逝，所以后來由他的侄女婿廉泉完成編印出版的這部全集只是簡本，盡管字數已經不算少，但它只占詳本的三分之一強。另有近三分之二的文稿未刊，詳本解放后幾經輾轉，得到已故顧廷龍先生悉心收集保護，到八十年代中期前，一直塵封在上海圖書館的書庫里。
“只見李做事，不見其為人” 這樣一來，勢必會給李鴻章的研究和評價帶來很大的片面性。因為任何科學全面的歷史評判，首要前提就是充分占有史料。
一百年來，已經出版的四十多部有關李鴻章的專著和一千四百多篇論文，所依據的主要史料就是這部《李文忠公全集》以及于式枚編印的《李文忠公尺牘》和其它一些已刊的李鴻章文稿，總字數在七百萬字左右。而研究成果數量竟如此之多，表明了史學界對這樣一個近代歷史關鍵人物的高度關注；但史料的不足又使得研究結論不能盡如人意。
例如，著名史學家蔣廷黻先生說過一句名言：“一看李之全集，只見李做事，不見其為人。”其實這只能說他較準確地解讀了吳編《全集》的原意，而不能說準確評判了李鴻章。
既見李做事，又見李做人 新編《李鴻章全集》是由顧廷龍、戴逸兩位先生擔任主編，由安徽教育出版社獨家出資，組織全國三十多位學者于1992年開始啟動編纂的。編委會首先從上海圖書館接收了吳汝綸當年所編詳本共約1900萬字的底稿、以及該館館藏的李鴻章其他函稿；接著又收錄了各地陸續發現的散稿，和已經公開出版的李鴻章文稿約300萬字。
在這些稿件中，數量最大的是奏稿。甲午以后，李鴻章到北京入閣辦事，或是因為無錢，或是因為當京官體制上有規定，或更可能因為避嫌，沒有再請幕僚，所以光緒二十一年到二十五年的奏稿沒有底本。
到了光緒二十六年他出任兩廣總督，又有六冊《督粵奏稿》，此外還有上圖長樂路書庫的兩大冊奏稿散頁。這些奏稿，雖然都經過吳汝綸的圈閱，留下編選的痕跡，但有不少部分只有月份而無準確的日期。
另外還有一個意外的收獲：就是發現了一套較完整的李鴻章任直隸總督期間的題本，即直隸總督督署，按照吏戶禮兵刑工六科，由縣、州、府層層上報的例行公文，在封套上蓋上直隸總督的官印，以李鴻章的名義上奏。雖然嚴格說并不能算李鴻章本人的文字，但它對研究直隸當時的吏治和省情，頗有價值。
由于李鴻章從事的活動幾乎涵蓋了近代軍事、政治、經濟、外交、思想文化各個領域，這批數量浩繁的新史料的即將問世，對于近代史研究的突破性進展，乃至對李鴻章個人的評價，都有著不可低估的作用。如從奏稿來看：吳汝綸刻本選取的折和片，多是按事抽樣，互不連貫。
新編全集通過和軍錄副檔的對勘，一是校準了日期，二是軍機處在收到奏折后，照錄下朝廷所附在后面的諭旨，反映了最高當局對李鴻章呈報各事的處理意見，這在底本里是沒有的；三是另外還有2300多件折片也是稿本里所沒有的。從這些資料中，我們可以清。
8.談談你對李鴻章的看法
理想與現實的兩難
中西沖突，是兩個獨立發展的文明體系的沖突。這樣的沖突既是局勢上的沖突，也是士大夫內在觀念的沖突。因此，晚清外交的兩難本質上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困境。把李鴻章放到中西對比的世界環境中去評價，有助于深刻理解李鴻章和晚清的命運。處在中國傳統外交體制解體的歷史悲劇中，李鴻章是晚清中國官僚集團中較為清醒和理性地對待“千古變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力圖建立中國對外關系的新的明確的原則和適應性的方式，但他的思想充滿著矛盾：他認識到時代變局需要中國變革，而又無法從體制上乃至文化上采取根本的變革；他實現了從崇拜皇權到推崇國權的政治價值觀的轉變，證明他本質上仍是一位現實主義的外交家，但他在外交操作上的現實主義與晚清外交面臨的兩難：既要維護帝國的傳統外交體制？？天朝禮治體系或朝貢體系的傳統理想，又要適應完全對立的現代民族國家的國際關系體系的現實，便構成了難以調和的矛盾。
兩難之下，對李鴻章對外交涉的評價，必須對他的鮮明的時代意識予以充足的關注。客觀的說，在晚清權臣中，李鴻章是最具洞察力的。李鴻章對時局有明確的看法，并為此提出著名的“千古變局”的命題。在1865年、1872年和1874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若干奏折中，多次強調，中外之局勢是“實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深切認識到中國必須開放，與西方競爭。這才有了后來洋務運動的興起。
李鴻章的變局觀如實地反映了當時的時代特征，沒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就提不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的命題，也就不會有對時局的冷靜思考。
塞防與海防之爭：李鴻章的現代海權意識
1875年，清廷內部出現塞防和海防之爭。當時清廷面臨著雙重危機：西部新疆幾乎完全喪失，東面日本正凱覦臺灣。實際上這還牽涉到兩個問題，一是財政預算，二是國防思想的現代化。前一個問題又和左文襄（左宗棠）與李中堂（李鴻章）的個人權力有關。在愛國情操之外，兩人多少都有些本位主義，左宗棠督師西北，而新疆是西北要塞，力爭收復新疆自然是“份內”之事。而當時國家財政不可能同時打贏兩場戰爭。左宗棠后來出師新疆相當一部分還是靠自籌資金。不過，左宗棠比李鴻章的理論似乎更有煽動性，他主張塞防和海防并重。能否可行姑且不論，僅從政治斗爭上，他就比主張海防建設的李鴻章高出一籌。以恭親王奕 為主的朝廷中和了二者的爭論，李鴻章被委任為北洋大臣。而北洋水師和南洋水師的建設，是中國國防現代化的開始：一方面改變了傳統上注重內陸防御的戰略，另一方面，現代化海軍的建設，成為推動中國現代化（洋務運動）的重要契機，這一點，又是塞防論所不能達到的。另外，李鴻章認為日本是當時中國最大的敵人，這一點對當今的中國人仍然具有警醒的價值。當然，如果把政策的重點完全放在海防上，也不一定能夠戰勝日本。畢竟，經過明治維新而走上現代國家之路的日本，無論在體制上、經濟上、戰略上，還是軍備上，都已經甩開清朝甚遠。
面對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機，清王朝首要和緊迫的任務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國家安全防御體系。在經歷了幾次大規模的對外戰爭之后，究竟哪一方是國防戰略的重點，戰略重心應設立在什么位置？這個問題引起了清王朝眾多政治家的廣泛爭論。這次爭論的結果初步改變了中國已經延續千年的國防戰略格局，對中國近代國防的重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這次國防大討論為轉機，近代中國的國防開始實現了戰略性的轉移？？海防成為國防重心。這就是海防和塞防之爭的歷史價值。
左宗棠和李鴻章的觀點在當時具體的個案上發生了爭論，但并不能就此認為二人完全在長期的國防上持相反觀點。作為洋務派的重要人物，左、李二人在軍隊現代化上的觀點是一樣的。左宗棠大力創設和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證明了他的海防意識。而李鴻章也不是只搞海軍。
出訪歐美：鮮明的現代意識
《馬關條約》簽訂后，李鴻章為千夫所指，失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等職務。1896年2月，為祝賀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同時也為“聯俄制日”，李鴻章作為欽差頭等全權大臣出訪俄國。不久他便前往歐美做了一次環球訪問。《中俄密約》的簽字，使李鴻章相信“二十年無事，總可得也”，但實際卻開啟了列強爭相打開中國的大門。不過，對于這趟經歷，他得出的根本結論是：“至于根本計，尤在于變法自強。”
1896年6月他到達柏林。為討教強國之策，李鴻章專門趕到漢堡附近拜訪已經下臺的俾斯麥。對于“東方的俾斯麥”的來訪，俾斯麥提供了建立強國的要訣：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顯然，這符合李鴻章的改革取向。但是，這并非是中國自強的根本之計。
9.歷史結合你所學知識談談你對李鴻章的認識
李鴻章的主要歷史事跡：鎮壓太平天國起義；創辦洋務，開展洋務運動；簽訂《馬關條約》等不平等條約。
認識：李鴻章作為封建統治集團的一員，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是為維護清朝統治。但是他作為統治階級的一員，能夠看到西方國家先進的軍事技術和練兵方法，并認真學習研究還是很有發展眼光的。他創辦江南制造總局、上海織布局、上海輪船招商局等一批近代工業企業，籌建北洋海軍，客觀上對西方國家的侵略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推動了中國近代化的進程。
簽訂《馬關條約》時，也敢于同日本據理力爭的，但最終還是背負了一個千古罵名。
我們評價歷史人物要一分為二，客觀公正的進行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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