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1.石達開遠征的石達開遠征經過
“縱觀翼王遠征之后，歷時七載（由七年至同治二年翼王就義為止，其余各部活動，直至同治十年未算），所過地域共十五省（蘇，皖，贛，浙，閩，桂，湘，粵，黔，滇，鄂，川，西康，陜，甘），行程約五萬余里（翼王本軍約二萬里，石鎮吉，賴裕新，曾廣依，李福猷等部共約三萬五千里，余部活動，及分化各部之回師未算），實為世界歷史上有數之長征。人類有此奇異偉大的活動，誠值得詳細記錄者。” ——簡又文（臺灣）
太平天國天京事變結束后，石達開奉詔回天京，被軍民尊為“義王”，合朝同舉“提理政務”，但天王見石達開深得人心，心生疑忌，對石達開百般牽制，甚至意圖加害。為了避免再次爆發內訌，石達開不得已于1857年5月避禍離京，前往安慶。
1857年9月，天王迫于形勢的惡化遣使請石達開回京，石達開上奏天王，表示無意回京，但會調陳玉成、李秀成、韋俊等將領回援，并以“通軍主將”身份繼續為天國作戰。此后，石達開前往江西救援被困的臨江、吉安，擁戴他的安徽太平軍將領大都留守安徽。因沒有水師，無法渡過贛江，救援行動失敗，石達開又于次年進軍浙江，并聯合國宗楊輔清進軍福建，欲開辟浙閩根據地，與天京根據地連成一體。
浙江是江浙皖清軍的主要餉源，為阻止石達開攻浙，清廷急調各路兵馬增援，最終不得不命丁憂在籍的曾國藩重任湘軍統帥，領兵入浙。太平軍在浙江取得許多勝利，但江西建昌、撫州失守后，入浙部隊失去了后方，協同作戰的楊輔清又在被天王封為“木天義”后從福建撤軍，為免四面受敵，石達開決定放棄攻浙，撤往福建，后又轉戰到江西。石達開建立浙閩根據地的努力雖因內外矛盾以失敗告終，卻牽制了大量清軍，為太平軍取得浦口大捷、二破江北大營、三河大捷等勝利創造了有利條件。
是冬，石達開經與部將會商，決定進攻湖南，取上游之勢，再下趨湖北，配合安徽太平軍作戰，并伺機分兵入川。1859年春，石達開自江西起兵入湘，發動 “寶慶會戰”。彼時湘軍正計劃分兵三路進攻安慶，聞石達開長驅直入湖南腹地，軍心全線動搖，只得將因勢利導，全力援湘。面對湘軍的重兵馳援，石達開孤軍作戰，未能攻克寶慶，被迫退入廣西休整。
1861年9月，石達開自桂南北上，于1862年初經湖北入川，自此，為北渡長江，奪取成都，建立四川根據地，石達開轉戰川黔滇三省，先后四進四川，終于1863年4月兵不血刃渡過金沙江，突破長江防線。5月，太平軍到達大渡河，對岸尚無清軍，石達開下令多備船筏，次日渡河，但當晚天降大雨，河水暴漲，無法行船。三日后，清軍陸續趕到布防，太平軍為大渡河百年不遇的提前漲水所阻，多次搶渡不成，糧草用盡，陷入絕境。為求建立“生擒石達開”的奇功，四川總督駱秉章遣使勸降，石達開決心舍命以全三軍，經雙方談判，由太平軍自行遣散四千人，這些人大多得以逃生。剩余兩千人保留武器，隨石達開進入清營，石達開被押往成都后，清軍背信棄義，兩千將士全部戰死。
1863年6月27日，石達開在成都公堂受審，慷慨陳詞，令主審官崇實理屈詞窮，無言以對，而后從容就義，臨刑之際，神色怡然，身受凌遲酷刑，至死默然無聲，觀者無不動容，嘆為“奇男子”。
2.石達開遠征的對石達開遠征評價
1987年四川涪陵太平天國學術研討會紀要 摘編 由重慶市太平天國史研究會、重慶師范學院太平天國史研究室、涪陵市建設委員會、涪陵市園林管理所聯合召開的“紀念石達開進軍涪州125周年學術討論會”于1987年6月11日至15日在四川省涪陵市軍分招待所舉行。
到會的有來自北京，陜西，江蘇，安徽，廣東，廣西，四川，貴州八個省市的太平天國史專家及當地的史學工作者共60余人。對石達開的評價問題對石達開的評價，比較一致的看法是：石達開在太平天圖前期建立了不朽的功勛，是一位農民起義的杰出領袖，太平天圖第一流的軍事家與政治家。
他在后期的作為雖有缺點與失誤，仍不失為一位能夠推動歷史前進，對后世起激勵作用的值得紀念的英雄人物。廣西社科聯梁寧副主席指出：石達開的離京遠征是避免再度內訌，是解決農民起義內部矛盾的一個創舉，不是分裂，不是背叛，而是為了在統一的旗積下開辟第二戰場。
這是做了前人從未做過的事情，有功無過。過去對石達開的指責，頗受李秀成自述的影響，而這份自述有很多地方是不真實的。
他又指出，石達開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并不限于生前，而是及于后世。不僅辛亥革命時期許多革命志士受到石達開的鼓舞而投身革命，就連我們黨老一輩革命家中也有不少人----如**總司令----就是因為受到石達開的影響而毅然參加革命的。
只有這樣比較全面地看問題，才能正確地評價古人。寶雞師范學院姜秉正院長在發言提綱中指出，石達開在天京內訌的一切行動，包括興師靖難，不是加劇內訌，而是制止內江的惡性發展。
他離京遠征，不是進行分裂，而是與天京本部勢成犄角，配合作戰。他舍命全軍，不是變節投降，而是舍已救人，客觀上也有好的效果，至少有四千部下得以存活，散流民間。
因此，就石邊開后期所作作為的社會效果而言，是可以肯定的。石達開進軍四川戰略的問題比較一致的看法是：石達開始終以推翻滿請，光復祖國為目標。
他進軍四川，企圖取得成都為根據地只是一個階段性的目標。而進軍涪州，則是為進取成都服務的，是一個更為短暫的階段性目標。
他入川以后的戰略是運動戰，在進取成都以前無建立根據地的打算。他與清軍在四川境內的戰斗始終是搶渡與反搶渡的斗爭。
因此，在發現清軍封鎖長江，即使占領涪州也難以渡江之時，就立刻引軍西去，另覓渡江之地，他從涪州城下退兵不是戰敗，而是戰略轉移。天降大雨與敵人頑抗，不是他退兵的主要原因。
石達開入川后放棄宗教迷信的問題重慶市太平天國史研究會史式會長在論文中指出；以發布為標志，石達開在入川以后放棄了太平軍傳統的對上帝教天父天兄的迷信，只以民族大義號召人民反清。從此，他們的正式文告中再也沒有出現天父天兄的字樣。
當天京的洪秀全大搞宗教腐化，信天不信人， “滿口天話”之時，四川的太平軍能夠毅然拋棄宗教迷信，在民族主義的旗幟下團結廣大人民進行斗爭，這一措施是明智的與進步的。這就是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在太平天園諸領袖中特別推崇石達開的主要原因。
與會同志大都贊同這一論點，并且作了不少補充。紀念太平軍進軍四川125周年學術討論會紀要 摘編 由重慶市太平天國史研究會，重慶師范學院太平天國史研究會，涪陵市建委，南京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重慶市博物館，西南師范大學歷史系，重慶教育學院歷史系，重慶市歷史學會聯合召開的“紀念太平軍進軍四川125周年學術討論會”于1987年11月11日至15日在重慶市沙坪壩重慶師范學院舉行。
到會的有來自北京，上海，天津，山西，吉林，陜西，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廣東，廣西，四川，貴州，云南等十六個省市自治區的高等學校，科研單位，文博單位，新聞出版單位的太平天國史專家學者與日本朋友菊池秀明等共60余人。關于對石達開遠征軍的再認識有些同志認為：石達開遠征軍是一個群體，人數最多的時候超過20萬人，不能單純地看作石達開個人意志的產物。
有必要從天京軍民對石達開共上“義王”尊號，大量太平軍將士從各個地方陸續投奔石達開，追隨他“近征”和“遠征”這些事實上來考慮問題。石達開遠征軍會不會是“群眾選擇領袖”的產物，會不會是太平軍將士“民主意識”的產物？值得探討。
關于對石達開的評價問題寶雞師范學院姜秉正院長認為：評價古人，應該從他行為的社會效果立論。例如石達開的興師靖難，是制止了內訌的延長；他的出走，既逼洪秀全雪去安福二王王號而穩定了政局，又避免了再度內訌而保存了革命力量；他的舍命全軍，確已全活了4000人，這些行為的效果都是好的。
比較一致的意見是：石達開在太平天國前期功勛卓著；在太平天國后期孤軍奮斗，最后雖然失敗，仍然起了牽制清軍，配合長江下游的太平軍作戰的作用。他自己的奮斗精神也很能激勵后人。
因此，他在后期的功績也不能否定。需要繼續發掘史料，對他當時所處的環境，條件，與他個人的思想，性格加以認真的探討，才能作出公允的評價，絕不能以今人的標準去茍求古人。
不少同志認為，對古人的評價還不能一蓋棺就定論，還應該探討他身后所產生的影響。例如石達開在遠征西南各地所留下的火種，對辛亥。
3.石達開遠征是否拉攏過陳玉成和李秀成
石達開剛離開天京時陳玉成李秀成的確聽從他的指揮，不過那是自愿的，也是得到洪秀全本人認可的，石達開只是在洪秀全的默許下繼續行使自己“通軍主將”的職權，談不上拉攏。
以下摘自《石達開遠征始末》/f?kz=83488160
前章曾提到的咸豐七年九月德興阿奏附片可以證明，一直以來人們對石達開入浙行動的兩種指責都是不合事實的。奏片中說：
“又抄得石逆由安慶寄與洪逆偽章一紙，內有令賊黨李壽成（即李秀成）會合張洛行領數十萬賊分擾下游，又調賊黨陳玉成、洪仁常、洪春元、韋志俊、楊來清等各率賊數萬及五六千不等概回金陵，并欲赴援江西，竄擾浙江等語……洪逆偽批，亦似外示羈縻內懷猜忌。”
這一奏片系來自清廷檔案，不可能是偽造。奏片在咸豐七年九月就已送到北京，石達開卻在半年之后才向浙江進軍，而當時清廷上下猜測石達開的進軍方向有皖，鄂，贛，閩，粵五種，浙江卻在意料之外，德興阿若非真正見到石達開的本章，他不會、沒有必要、也不敢信口開河地在六百里加急中捏造石達開欲“竄擾浙江”的“偽章”和“洪逆偽批”，且奏片中提到的李秀成會合張洛行開赴長江下游后來也成為事實。這一奏片說明，石達開在離京數月之后對自己的行動仍向天京報告，洪秀全也仍有批復；石達開仍能以“通軍主將”名義指揮各地將領，包括未隨他遠征的部份將領，他的東進浙江并非臨時起義的“盲目流竄”，或者不顧大局的“分裂主義”，而是一個早有預謀，曾經報經洪秀全本人批準的內外線協同共解天京之圍的方案：在內線，由西線太平軍主要將領直接應援天京；在外線，由石達開和楊輔清相互呼應，進軍浙閩，減輕天京壓力，打亂清廷部署，為天京城下的解圍戰創造戰機。
針對這一奏片，近來有學者揚言，片中所提援應天京的將領都未隨石達開遠征，因此只是石達開明知這些將領拒絕“分裂”而故作姿態，故意把他們的行動說成是出于自己的命令，送一個“順水人情”而已。
竊以為這種推斷完全不合情理----須知，德興阿截獲的不是布告，日記，也不是信函，而是石達開上給洪秀全的奏章。石達開上這份奏章的時間正在洪秀全贈其“義王”金牌前后，作為當時太平天國毫無疑問的第二號人物上給第一號人物的直奏，旁人是無權也沒有機會看到的。如果石達開是故作姿態，也只能是作給洪秀全一人看的。以洪秀全的心機之深和對石達開的疑忌之甚，難道會被這種伎倆蒙騙？以石達開對洪秀全的了解，難道會對其有如此低估？這種“故作姿態”除了憑添洪秀全的反感，進一步惡化君臣關系之外，對石達開還有任何益處可言嗎？難道石達開能預料到這份奏章將被清軍截獲，保存于故宮檔案，流傳到后世而成為給他“定案”的旁證材料？或者他僅僅為了這種“可能性”而故意把自己的軍事計劃泄露給敵人？---- 何況德興阿的奏片并非截獲于送往天京的途中，而是洪秀全作出批復后送往石達開軍中的路上！更何況，洪秀全正愁捉不到把柄打擊石達開在軍民中的崇高聲望，如果石達開竟敢公然欺君，把各位將領們的自覺行動說成出于自己的命令，只要洪秀全將此奏傳示各將，石達開豈非弄巧成拙，自絕于諸將，把自己弄得灰頭土臉，聲名狼藉？石達開會愚蠢到去編造一個如此容易被戳穿的授人以柄的謊言嗎？這種詮釋史料的手法給人以“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之感，實在令人遺憾。
4.石達開為什么離開天京
我們要評價石達開遠征一事的是非，不能紙上談兵，必須分析當時的具體情況，兩害則取其輕，兩利則取其重。如果當時還有更好的道路可走，遠征就是錯誤的，如果當時的確沒有更好的道路可走，遠征就是正確的。擺在石達開面前的只有五條道路，此外就再沒什么第六條道路。這五條道路是：一，委曲求全，二，束手待斃，三，叛變投敵，四，取而代之，五，率軍遠征。 廣西首義六王，西南兩王死于進軍途中，東北兩王死于內訌，還活著的只有洪秀全與石達開兩人。在洪秀全心目中，有資格和有條件和他爭奪寶座的，就只有年青有為的石達開，石達開文武全才，得到全體軍民的擁護。這樣的人不除，他怎能安枕？不管石達開如何努力委曲求全，都無法消除洪秀全等猜忌。石達開態度強硬，固然會引起猜忌，石達開處處忍讓，也同樣會引起猜忌，洪秀全會認為這是偽裝，這是斗爭策略。總而言之只要石達開活著，猜忌就無法消除，要想消除猜忌，石達開只好自殺。 束手待斃之說，絕非危言聳聽。洪秀全在全體軍民都同情石達開的巨大壓力之下，鑄“義王”金牌送給石達開，請他回京，那只是一種姿態，是想撈回一點政治資本的策略，騙不了人。石達開不走，一定被殺無疑。我們全都承認，石達開是被逼走的。所謂“逼”也者，非死即走耳！否則又何能稱之為“逼”？愚忠而死，于國何補？于民何益？我們既然不提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道德，就沒有理由茍責不死而走的石達開。石達開并非怕死的人，他最后“臨刑之際，神色怡然”就能充分說明問題。但是為了保存革命力量，我們就不應該勸他束手待斃。 退一步說，即使委屈真的可以求全，也要看是否真的對大局有利洪秀全自入天京，迷戀帝王生活，只圖保住京城，更無遠略。石達開則主張爭取上游，取得全面勝利。如果只保京城，就會陷于被動，最后必然失敗。這一估計是不錯的。 取而代之和叛變投敵，是石達開寧死也不肯為的，道路一共只有五條，排除了以上的四條，就只剩下率軍遠征的一條路。比較而言，上策是沒有的，遠征是中策，其他四條路只是下策或者無策。設身處地地想一想，我們就沒有充足的理由可以反對石達開走遠征的道路。 石達開離京出征，除了擺脫洪仁發，洪仁達的牽制之外，必然還有一個想法，就是打算“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可以按照自己的戰略思想指揮作戰。所以在洪秀全公開謝罪之后，他仍然不肯回京。盡管如此，他們之間在形式上還是維持君臣關系，遇事還是相互商量，并沒有出現人們想象中雙方已經決裂那么嚴重的情況。石達開的出征，事前雖未得到洪秀全等準許，事后卻得到追認。石達開在安慶仍然能夠行使全軍統帥的職權，洪秀全仍然承認他是通軍主將。洪秀全因為天京軍情緊急，對石達開“百計迎回”。石達開雖然不肯回京，但卻提出了一個為雙方都能接受的兼顧上下游的進軍辦法，就是德興阿奏片中所透露的這個軍事計劃。即在赴援江西，鞏固上游根據地之后，再進軍浙江，以進取浙江腹地的行動配合天京解圍之戰。這樣，洪秀全雖然心懷猜忌，卻勉強同意。可以說，在進軍浙江之前，石達開的軍事行動已經得到洪秀全的批準（包括事先同意和事后追認），至少在形式上是合法的。 參考資料：史式《石達開遠征是非得失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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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天京事變后,翼王石達開率數十萬精兵出走,為什么要遠征福建
其實這不難理解：江西方面，湘軍主力重兵集結，蕭啟江，張運蘭，王開化，劉長佑諸軍嚴陣以待，其時湘軍主帥復出，又于不久前剛剛攻陷了太平軍在江西的大本營，士氣高漲，正準備入浙追擊太平軍，若此時太平軍折返江西，湘軍便可以逸待勞，正中下懷；反觀太平軍，入浙作戰三四個月，部隊已經有些疲憊，被迫放棄大好局面和已經建立起來的新根據地，對士氣的打擊更加不可低估，在這種情形下與敵人正面決戰乃是下策，在浙江所向披靡的石鎮吉一度企圖獨立向江西發展，結果剛到江西新城就被湘軍所敗，不得已又折回福建就是很好的證明。
敵我狀況的對比應是石達開選擇福建為進軍方向的主要原因，而此外石達開這一決定還有可能受了兩個次要因素影響：一是江西建昌，寧都地區正在流行嚴重的瘟疫，二是楊輔清正由福建撤入江西，石達開不欲與之正面相遇，免得造成不必要的摩擦。
6.石達開的步下為什么離他而去
也不是完全都離開了，最后身邊不是還有一萬來人嗎，當然和鼎盛時沒法比。
我覺得原因是，最早石達開帶走主力部隊，好像說有20萬人，那是因為大家都覺得石達開冤枉全家被殺，而且石達開沒有公開反對洪秀全，只是遠征而已，所以大家都憋著氣。再加上石達開軍事才能好，經常打勝仗，士氣高，是太平天國的頂梁柱。
后來石達開越打離天京越遠，兵力有一定損失，而且洪秀全多次召他回來，他不聽指揮，大義名分已去。二是他不注重建立根據地，經常分兵、遠征，實力受損也造成了分散，再加上洪秀全的召喚，后來部隊就越來越少了。
7.石達開為什么要出走
（一）究竟是“遠征”還是“出走” 對于石達開率領大軍離開天京一事，在太平天國文書中稱為“遠征”，但是近年來諸家著作中則多稱為“出走”。
用詞的差別絕非小事，因為詞義有褒貶之分。通過用詞可以看出作者對于某一歷史事件的態度和看法。
“遠征”是正大光明的事，應是褒義，“出走”則是悄悄做事，不敢公開，即或不算貶義，至少不算褒義。“遠征”的用法，古已有之，不必解釋。
“出走”一詞，《辭海》不收，顯然是近代才產生的新詞。《現代漢語辭典》解釋說，“出走，被環境逼迫不聲張地離開家庭或當地。”
而石達開率軍離開天京，事實上不是不聲張地“出走”，而是大張旗鼓的“遠征”。據清朝地方官府的探報說，石達開是由天京南門出城的，出城后還在城南雨花臺“講道三天”，然后經過安徽銅陵，大舉渡江，進入安慶。
沿途張貼布告，把自己的行動遍告全國軍民，這絕不是“不聲張”，而是大事聲張，試問怎能叫做“出走”？石達開這一行動究竟應該稱為“出走”還是稱為“遠征”，我們且看看太平天國方面對此是怎么說的？ 自從石達開遠征之后，直到天京陷落之時，太平天國官方對于此事一直稱為翼王遠征。例如《李秀成自述》中說，“翼王回京，合朝同舉翼王提理政務，眾人歡悅，主有不樂之心，專用安福兩王。
押制翼王，是以翼王與安福爾王結怨，被忌押制出京，今而遠征未肯回者，因此之由也。”
《洪仁矸自述》中說，“翼王見大局如此不滿意，乃決意離京遠征，一去不回，彼在四川作戰，得獲勝利，亦占得數地，卒之，他被四川總督駱秉章所部擒獲。”洪秀全自己在詔書中從未正面提起石達開遠征一事，這是他有難言之隱，有意回避。
但是，在官方每年頒布的歷書中都列有石達開的銜名，以及朝天朝主圖仍有石達開的座次看來，洪秀全仍然承認石達開的地位與職務，這就是說，石達開的一切行動，太平天國中央政府是認帳的，至少是默認的。既然如此，石達開先后轉戰九省，長驅萬里，這不是遠征又是什么？如果認為石達開是“不聲張地”“出走”，那么，按照太平天國的說法，就是“三更”，就是“反草變妖”。
應該“過云中雪”，斬首不留的。盡管洪秀全當時無力出師討飯，至少可以加以貶斥，可以口誅筆伐，但是一向堅持“只有臣錯無君錯”的專制帝王洪秀全，卻不敢有一言指斥石達開。
既然石達開的對立面洪秀全本人都不說石達開是“三更”，我們又有什么利誘一定要說石達開是“不聲張地”“出走”呢？筆者認為，為了符合歷史事實，不應稱“出走”，應該稱為“遠征”。 （二）石達開的遠征并非意氣用事 不少同志在評論石達開遠征一事的時候，都是采取“各打四十大板”的辦法，認為洪秀全的錯誤是“用親不用賢”，石達開的錯誤是“意氣用事”。
也就是說，造成這一悲劇，雙方都有責任。 石達開的遠征果然是“意氣用事”么？筆者對此有不同的看法。
在天京內訌的整個過程中，石達開的態度與行動都是無可非議的。內訌爆發之前，他毫不知情。
內訌爆發之后，他奮不顧身地趕到天京制止屠殺。由于洪，韋不許他進行干預，并要對他下手，他才決心逃出天京，然后組織力量回來制止屠殺。
興師靖難治時，他雖然為了顧全大局，只要求韋昌輝之頭，不要求洪秀全之頭，但是他所施的壓力是直接加到洪秀全頭上的。布列治門《太平天國東北兩王內訌紀實》一文中說：“石達開急行集合忠實的部隊，及既得有足用及可靠的兵力，即上奏天王，要求韋昌輝之頭。
同時致以恫嚇，謂如不得氣頭，即班師回京攻滅天京。”這樣的恐嚇，完全是正義的，無可非議。
因為當時天京的大屠殺再不停止，太平天國就會立即覆滅，不會再拖八個年頭。天京城外的敵人看到城里的火光，見到成千上萬的尸體由觀音門漂流出江，無不興高采烈，隨時準備進城辦理接收。
石達開的義師回到天京，才打破了敵人的好夢。我們絕不能忘記這一不容懷疑的歷史事實，即石達開以他果斷的正義行動，從覆亡的邊緣挽救了太平天國。
如果不是石達開大興問罪之師，洪秀全是不肯殺韋昌輝的。麥高文在《太平天國東王北王內訌詳細記》一文中說，石達開起兵之后“即要求殺北王韋昌輝及其黨羽。
最初，其要求未蒙答應（就是說洪秀全不肯），韋昌輝猶欲負隅頑抗。
但未幾，洪秀全見全體軍心皆歸附翼王，不得不屈從其主張。”天京內訌的陣線分明，洪韋是一黨，洪秀全利用韋昌輝為工具，襲殺楊秀清，屠殺所謂“楊黨”。
石達開正是為了顧全大局，挽救革命事業，才不顧個人安危跑回來制止屠殺的。如果他只身回京可以解決問題，那又何必興師動眾，他第一次回京正是這樣打算的。
可惜空口說話，不起作用，他只好逃出天京去組織力量。這一來，得罪了洪，韋。
他本人雖然脫險，結果全家被殺。如果他意氣用事，那么在率領靖難大軍進入天京時，就會大殺洪韋黨羽以泄私憤。
當時，他完全有力量殺洪而代之。可是大敵當前，怎能自相殘殺！在韋已伏誅，大軍進入天京之后，他力爭和洪秀全取得諒解，穩定大局，醫治大屠殺所造成的嚴重創傷。
這真是先國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可以說是先國家之急而忘私仇。石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