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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將《唐·吉訶德》介紹到中國來的是周氏兄弟，即魯迅和周作人。
他們于20世紀初在日本接觸到了這部作品。
周作人在一本叫做《歐洲文學史》（1918）的教材里幾乎一步走完3個世紀的解讀，說塞萬提斯“以此書為刺，揭示人以舊思想之難行于新時代也，惟其成果之大，乃出意外，凡一時之諷刺，至今或失色澤，而人生永久之問題，并寄于此，故其書亦永久如新，不以時地變其價值。
書中所記，以平庸實在之背景，演勇壯虛幻之行事。
不啻示空想與實際生活之抵觸，亦即人間向上精進之心，與現實俗世之沖突也。
唐吉訶德后時而失敗，其行事可笑。
然古之英雄，現時而失敗者，其精神固皆唐吉訶德也，此可深長思者也”。
堂吉訶德爵士荒誕不經的行為在西方人眼中看起來是不合邏輯無法理喻的，但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我們卻有另一種描述，叫做“明知不可為而為之者“。
無論是什么樣的理想和信仰，它的偉大或許不在于它多么合乎邏輯，而是有人為了捍衛它付出了我們為之輕天下的身命，人身如電光速逝，信心卻可如日月長明。
富貴難移，如文信公然，賤價市信，如郭沫若輩。
今昔兩異 人心不古，殊可一嘆
《唐·吉訶德》乍看似乎荒誕不經，實則隱含作者對西班牙現實深刻的理解。
作者采用諷刺夸張的藝術手法，把現實與幻想結合起來，表達他對時代的見解。
現實主義的描寫在《唐·吉訶德》中占主導地位，在環境描寫方面，與舊騎士小說的裝飾性風景描寫截然不同，作者以史詩般的宏偉規模，以農村為主要舞臺，出場以平民為主，人數近700多人，在這廣闊的社會背景中，繪出一幅幅各具特色又互相聯系的社會畫面。
作者塑造人物的方法也是虛實結合的，否定中有歌頌，荒誕中有寓意，具有強烈的藝術性。
《唐·吉訶德》之所以成為世界之最，是因為它提出了一個人生中永遠解決不了的難題：理想和現實之間的矛盾。
原因有二：第一，人類從精神層面上總有一對矛盾：理想和現實。
這是第一位的。
《唐·吉訶德》利用文學形式將這對矛盾揭示得深刻而生動，可說淋漓盡致，使得每代人都感受到果真如此，予以認同。
第二，塞萬提斯早在17世紀就寫出了《唐·吉訶德》，可說他是現代小說第一人，正因為他是第一人，所以他的《唐·吉訶德》對西班牙文學、歐洲文學，乃至整個世界文學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
所以，這樣的作品，不僅當時會被譯成多種文字。
而《唐·吉訶德》正是這樣一部作品。
塞萬提斯寫《唐·吉訶德》時，為的是反對胡編亂造、情節離奇的騎士小說及其在人們中造成的惡劣影響。
塞萬提斯在《唐·吉訶德》中一方面針砭時弊，揭露批判社會的丑惡現象，一方面贊揚除暴安良、懲惡揚善、扶貧濟弱等優良品德，歌頌了黃金世紀式的社會理想目標。
所有這些，都是人類共同的感情，它可以穿越時空，對每個時代，每個民族，都具有現實感。
相隔四個世紀之后，仍感動著每一個讀者。
因而，這部作品被世界54個國家和地區的一百名作家推選為最優秀的經典文學名著第一名也就不足為奇了。
作為一部典型的殖民主義文本，《堂吉訶德》產生在西班牙的“黃金時代”盛極轉衰之際，小說主人公游俠的基本目標則是在海外建立殖民統治。
堂吉訶德首次出游失敗后，就是用這種神話誘使窮鄉僻壤的農人參與作者一手導演的殖民冒險的：“堂吉訶德說得天花亂墜，又是勸誘，又是許愿，這可憐的老鄉就決心跟他出門，做他的侍從。
堂吉訶德還對他這么說：他盡管放心，跟自己出門，因為可能來個意外奇遇，一眨眼征服了個把海島，就讓他做島上的總督。
對歷史的重新書寫，使《堂吉河德》充滿了濃厚的殖民語境。
在小說中，我們發現美洲或印度的鏡像幾乎無處不在。
主仆二人在游俠過程中，不時巧遇夫婦或父女到美洲去赴任，多次聽說國人在西洋發了大財。
這些描寫，表現了塞萬提斯作為當時最大殖民帝國公民的一種占有欲望。
他們無視自己手中的黃金、白銀是瘋狂掠奪和血腥殺戮的結果，認為殖民地的財富理所當然地屬于帝國資產；而西班牙人，則有權心安理得、隨心所欲地支配和使用它們。
其次，從藝術角度講，塞萬提斯通過《唐·吉訶德》的創作奠定了世界現代小說的基礎，就是說，現代小說的一些寫作手法，如真實與想象、嚴肅與幽默、準確與夸張、故事中套故事，甚至作者走進小說對小說指指點點，在《唐·吉訶德》中都出現了。
比如在唐·吉訶德身上，愚蠢和聰明博學，荒唐和正真善良，無能和勇敢頑強就這樣矛盾地融合在一起．這是一個可笑但并不可惡，甚至是相當可愛的幻想家．桑丘，這位侍從的性格特點與他主人之間，既有相同方面的陪襯烘托，也有相反方面的襯托對比，而且又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相比之下，如果唐·吉訶德是幻想型，那么這位侍從則屬于現實型.他無論干什么，都不會忘記自己的現實利益，即使冒傻氣時也不例外。
他更不是一味的傻乎乎，在“總督”任上的那一番審案，也頗有那么一點智慧的閃光，如果說：唐·吉訶德是一位聰明的傻瓜，那么桑丘則應該是傻瓜中的聰明人。
除了這個兩個個性突出，對比鮮明的主人公外，書中還塑造了700個不同的職業、不同的性格的人物形象，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反映時代、反映現實，它所帶來的意義，也許對于整天充斥著音樂影像電子多媒體合成的各種多維刺激的現代人感受不深，但是在當時，人們的唯一娛樂方式就是挑燈讀書，因而能早在17世紀——文學剛剛啟蒙復興的時代，塞萬提斯就寫出了《唐·吉訶德》，它給予近現代小說的發展就是深刻的、革命性的影響。
所以說他是現代小說第一人，正因為他是第一人，他的《唐·吉訶德》對西班牙文學、歐洲文學，乃至整個世界文學的影響也是不可估量的。
在創作方法上，塞萬提斯善于運用典型化的語言、行動刻畫主角的性格，反復運用夸張的手法強調人物的個性，大膽地把一些對立的藝術表現形式交替使用，既有發人深思的悲劇因素，也有滑稽夸張的喜劇成分。
盡管小說的結構不夠嚴密，有些細節前后矛盾，但不論在反映現實的深度和廣度上，還是塑造人物的典型性上，都比歐洲在此以前的小說前進了一大步，標志著歐洲長篇小說創作跨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讀者都知道自己正在閱讀的是一部小說，塞萬提斯當然也意識到他在寫作的正是堂吉訶德的故事。
但是他佯稱堂吉河德在期待著一部關于他經歷的書。
更耐人尋味的場景在小說第二部中出現的對小說第一部的批評與討論。
第二部第三章中堂吉訶德、桑丘與朗、·卡拉斯科三人的對話可能是世界文學中最非同尋常的對話；人物在談論創造出他們來的作品現在正在他們生活的世界中十分暢銷。
堂吉訶德設想的美好未來，現在已經成為現實；他是白紙黑字的書中的英雄。
參孫講述讀者們的不同反應：有人喜歡君堂吉訶德大戰巨人，有人說最偉大的是堂吉訶德放走了苦役犯；但是很多人不喜歡堂吉訶德總是挨打；大家都富歡桑丘的語言幽默風趣，但是覺得他想當總督的理想太不切實際……人物甚至還繼續討論了作者是否會寫《堂吉訶德》第二部的問題，但是我們其實正在閱讀的就是《堂吉訶德》的第二部。
在小說第二部中，堂吉訶德與桑丘似乎沒有意識到他們只是存在于一本小說之中，而要作為“真實”的人與“書本中的堂吉訶德和桑丘”展開比較。
但結果同樣是兩難的：如果“偽書中的堂吉河德與桑丘”被證實為虛構的，那塞萬提斯的《堂吉詞德》第一部也不過如此，何談“真實”，塞萬提斯的解除這種尷尬的方法是，權且把《堂吉河德》第一部中出現的堂吉訶德與桑丘的經歷，當作是與“真實”的堂吉訶德與桑丘的經歷的一種偶然的一致來加以處理。
這樣，既維護了堂吉河德與桑丘的存在真實性，也指明了“偽書”的虛假。
在《堂吉訶德》中，可以明顯地發現新舊文本間重構和被解構的過程，并形成了互相參照、相互解釋和顯義的表現效果，真正實現了其因戲擬而產生的文本性目的。
在《堂吉訶德》小說的敘述中，采用了多種聲音表述，在文本的語言風格上，具有復雜且奇異的特征，主要體現在：1．因為個人的經歷復雜多變，情感豐富多彩，會使語言和聲音，語調和語氣的表達多種多祥。
2.在過去的流浪漢小說、騎士小說、悲劇、史詩等各種文本里，突出的是戲擬。
在戲擬中采用了單調的、崇高的聲調，同時應用了較多的言外之意和弦外之音。
《堂吉訶德》為了準確地反應作者的真實意圖，而將社會上不同的聲音組織起來，通過作品來體現，其表現方式有：混合語言，引用由他人的語言和主人公的語言，插入其他體裁內容。
同時，桑丘語言和堂吉訶德語言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桑丘的語言風櫻幽默、充滿狡黠和機智，常常會不自覺地引用一大串民間的歇后語和諺語，更加反襯出騎士話語的荒誕不經。
而堂吉訶德在滑醒的時刻，卻往往有著精辟的見解和獨到的思考，并在不經意間向讀者傳達出一種昂揚向上的情感信息。
當然，小說中的視角變化和轉換，也體現出了多種語言及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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