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文/祝曉風
“我的一生中，投注精力最多的就是教書。
從1945年，我一直未曾間斷地教了六十年書。
這六十年，真的和人家比起來，我等于多教了一倍，人家教一個學校，我教三個學校，在北京是三個中學，在臺灣是三個大學。”
記者（以下以■代表）：今年10月5日，您在國家圖書館又為普通讀者做了一次講演。
您從70年代末回國，就開始在內地各著名大學、還有其他一些單位講課或講演。
1987年，您應北京五個文化團體的邀請，在國家教委禮堂講了一共十次的“唐宋詞系列講座”，曾轟動一時。
您那種講詞的方法和風格，令聽者耳目一新。
在您的生活中，是不是講課、教學花去了您最多的時間？
葉嘉瑩（以下以□代表）：我的一生中，在教書，研究，還有詩詞創作這三者之中，是教書花去了我最多的時間。
我常常說自己天生是教書的。
我大學畢業以后，就先后在北京的幾所中學教過書，佑貞女中，志成女中，還有華光女中，我都教過。
從那時到如今，快六十年了。
這些年，我在北京，還常常有我當年教過的學生來看我，她們現在也都有七十多歲了。
■：50年代在臺灣，您好像也是從中學開始教書的。
但在臺灣的教學活動，當時也是在一種特殊的歷史環境中進行的。
現在內地學術界對這些還不是十分熟悉。
□：我是1948年3月結婚，11月就因丈夫趙東蓀工作調動，隨他去了臺灣。
1949年12月，我先生就因為“匪諜”的嫌疑被抓。
第二年的6月，我在彰化女中也被抓。
我因為帶著吃奶的孩子，而且從未參加過任何政治活動，所以不久被放了出來，但卻成了一個無家無業、無處可歸的人。
直到暑假快開學的時候，我的一個堂兄，他本來在臺南一個私立女中教書，后來他找到一個公立中學，待遇更好一點，就辭去了原來教的學校，他問我要不要去那所私立女中，我說好，就帶著女兒去臺南這個私立女中教書了。
那時只求有一個謀生的地方就是了。
那會兒不要說書柜書架，什么呀，我連個書桌也沒有。
不過，我對于古典文學那是真的有感情，也真的有興趣。
不管那個私立女中的學生程度有多么低，我要講的時候，一定要把古典詩詞的好處講出來，至于他們懂不懂是另外一回事。
我覺得這不是我對得起對不起學生的事，而是對得起對不起杜甫、辛棄疾的事情。
所以那時我生活雖然很艱苦，我還是盡我的力量教書。
■：后來，您到臺灣大學教書，好像也是與輔仁的師友有關系？
□：四年以后，我先生被放出來，證明我們沒有“匪諜”嫌疑。
這時，因為一個機會，我和我先生都到了臺北二女中教書。
到臺北之后，就見到原來在北京時我的一些老師、同學。
你不是在北京到過我們家，見過我家外院的一排南房嗎？當年，有一位許世瑛先生，他是許壽裳先生的兒子。
許世瑛的第一個夫人郭立誠是郭琴石的女兒，郭琴石先生是我父親和我伯父的老師，許世瑛剛結婚的時候，沒有地方住，就住在我們家的外院，那時我還在念中學，所以當時與這位許先生并沒有來往。
后來我在輔仁念書，他也在輔仁教書，教男生班，沒有教過我，但是很熟知我家情況。
這次在臺北遇見他時，他就在臺灣大學教書。
——在許世瑛之前，盛成先生也在我們家住過。
他是上個世紀初最早留學法國的，是著名的語言學家、教育家、翻譯家，1971年我到歐洲旅行，在法國還遇見了盛老先生。
他晚年定居北京，我也去看過他。
老先生已于前幾年走了。
■：——我覺得這些事情，其實都有一種學術史的意義。
□：還有一位是教我大一國文的戴君仁先生，號靜山。
現在，在我個人的網站上，還有我大一的國文作業，上面還有戴先生的批語。
他們兩位見到我，知道了我被關的不幸遭遇。
當時臺灣“光復”不久，他們兩位老師說，臺灣大學需要國語講得比較標準的老師來教國文。
于是，我兼職教臺大一個班的大一國文。
我兼了半年，他們就把我改成專任了，教兩個班。
兩年后，許世瑛先生到淡江大學做了中文系系主任，他說你要到淡江來教書。
我不好意思拒絕，因為他是我的老師。
我就開始在淡江教詩選、詞選、曲選、杜甫詩。
所以，我所謂兼任，其實比臺大專任的課還多。
又過了兩年，輔仁大學復校了，中文系第一任系主任就是戴君仁。
他說，輔仁是你的母校，你怎么不來教？所以，輔仁的詩選、詞選、曲選，也都歸了我去教了。
三個大學，說是兩個兼任，其實都是專任的工作量。
后來，淡江又有夜間部，也要我教。
現在臺灣有個作家陳映真，寫小說的，就是當年淡江大學夜間部聽我課的學生。
其他像白先勇、吳宏一、陳若曦、林玫儀等，也都是這一時期聽過我課的學生。
我現在都難以想像當時怎么會教了那么多的課。
許世瑛先生那時還擔任臺灣教育廣播電臺的大學國文的課。
他本來就是深度近視，后來越來越嚴重，就讓我替他教，所以我又教了大學國文的廣播的課程。
幾年之后，成立教育電視臺，又把我拉去講《古詩十九首》。
從1945年，我一直未曾間斷地教了六十年書。
這六十年，真的和人家比起來，我等于多教了一倍，人家教一個學校，我教三個學校，在北京是三個中學，在臺灣是三個大學，后來在加拿大，雖然沒有長時間的兼課，但是我就開始經常回國，又在國內教課。
每年3月下旬UBC（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放假，我就回國講課，有的時候是利用休假一年的時間回國講課。
所以，我的一生中，投注精力最多的就是教書。
“我的一生都不是我的選擇。
我去加拿大不是我的選擇，我去臺灣也不是我的選擇，誰讓我結了婚呢？我結婚的先生也不是我的選擇。”
■：后來您到北美，好像也是因為教書的緣故。
1966年，您到北美，是否可以看做一生中一個重大的轉折？當時是怎樣一種機緣，直接就到哈佛去教書了？我覺得這次轉折，不僅對您本人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而且，對于20世紀的中國古典詩詞研究和中西文化交往甚至也有著某種特殊的意味。
□：不錯，這里的確有一段因緣。
當時內地是不跟資本主義國家來往的，而那時資本主義國家研究漢學的人，主要都是學古典的，對中國的現當代文學不是很看重，以為中國的文化就是古典，所以研究漢學的大多是學古典的。
他們當時不能到內地，就只能到臺灣來。
跑到臺灣，就不得了，三個大學，都是我在講，詩、詞、曲，杜甫詩蘇辛詞，還有大學的廣播國文，電視的古詩，都是我在教嘛。
他們就跑來聽我的課。
那時臺大與美國的密歇根大學有一個交換計劃，密歇根大學就提出要把我“交換”去，錢思亮校長就同意了，我也答應了。
錢校長要我補習補習英文，我就真的補習啊，學了差不多半年多。
當時凡是要交換到美國去的人，都有一個interveiw，就是面試嘛。
當時美國在臺灣有個“在華協會”，協會的主任是臺大歷史系的教授，叫劉崇钅宏，面試由他安排。
去美國的人很多，都在那天用英語面談。
給我面談的，是哈佛大學遠東系的海陶瑋教授Hightower（James *wer）。
海陶瑋是研究中國古詩的，他問了我很多這方面的問題，這些我很熟悉，當然不成問題。
下午，劉先生叫他的秘書給我打電話，說劉先生約你晚上和海教授一起吃晚飯。
晚飯時，海教授就和我談了更多關于中國舊詩的問題。
晚飯后，劉先生叫了一輛計程車送海教授和我，那時海陶瑋全家都在臺灣。
在車上，海教授就問我，將來你愿不愿意到哈佛大學來？我想哈佛大學這么有名，有機會我當然愿意去了。
我回家了，但是海教授卻沒有回家，他叫計程車又開回劉崇钅宏那里，他說哈佛要請葉嘉瑩。
劉先生就叫秘書通知我這件事，并且說，如果我愿意去哈佛，就去跟錢校長說一聲，叫另外一個人去密歇根。
第二天我去找了錢校長。
當時在臺灣，中文系也是有很多人愿意出國的。
但是錢校長很生氣，他說，你怎么這樣？我從去年就告訴你，我們交換的是你，現在都快要走了，你要改變，可是我不能跟密歇根失信。
于是我就告訴海教授，說我不能去哈佛。
當時海教授正在研究陶淵明，正在寫一本書，所以急著讓我去，可以和他討論嘛。
海陶瑋說，密歇根不是9月才開學嘛，臺大6月就放假了，你就先到哈佛去兩個月。
1966年的那兩個月，我就在哈佛跟海教授一同研究陶淵明。
本來，海陶瑋是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會講漢語，可是我們在一起做研究，他不講漢語，而是要我講英語。
這樣倒使我的英語有了提高。
9月到密歇根，一年后期滿，臺灣派另外一個人來，我沒有延期，按海陶瑋教授所說，又回到哈佛。
這次就不僅是研究，而且還講課。
■：十多年前，天津人民出版社的謝景林先生寫過一篇關于您的長篇報告文學《明月東天》，說到1968年您“準備再度飛往哈佛之際，卻遭到意外的打擊，因種種陰難未能成行”，您本人在一些敘述中，對這一節好像也講得比較含糊。
我倒是記得以前您曾對我講過，當時是因為一些偶然的事情，沒有直接去成哈佛。
□：第二年，哈佛是給了我聘書，我就到美國在臺灣的領事館辦簽證。
我本來第一次出國有簽證，而且是多次出入的簽證，所以如果我一個人去美國，是不需要再簽證的。
可是這次我要接我父親，要給他辦簽證。
可是簽證官說，你們全家都走，那就是移民了。
我不能給你用這個訪問的簽證了。
——他說著，就把我的簽證取銷了，我父親的簽證根本就不給。
我就把情況告訴了哈佛大學，哈佛就建議我申請一本新護照，先去加拿大，到了加拿大，再到美國就很容易了。
——所以，前些時候在香港，有人說我很會選擇，選擇了溫哥華這么一個好地方居。
——我說，我的一生都不是我的選擇。
我去加拿大不是我的選擇，我去臺灣也不是我的選擇，誰讓我結了婚呢？我結婚的先生也不是我的選擇，因為我先生的姐姐是我的老師，是我的老師選擇了我——所以我這一生都是被動的，沒有主動的選擇，把我扔在哪兒，我就自生自滅去成長。
當時人們對美國比較熟悉，我是連溫哥華都沒聽說過，不知道Vancouver怎么拼。
反正從臺灣出來，到加拿大最近的城市就是溫哥華。
到溫哥華第二天，我就拿著美國的聘書，到美國領事館去辦簽證，但沒有成功。
我回去就給海教授打電話，說我到了溫哥華，還是過不來啊。
海陶瑋他是一心想把我留在北美，好跟他合作。
于是他就打了個電話給UBC亞洲系的系主任，叫普立本（Pulleyblank），說有某某人，你們學校有沒有機會。
普立本教授一聽非常高興，因為那一年，大學的亞洲系開始有了研究所，招研究生。
而當時有兩個學生，是美國加州大學的，都是研究古典詩歌的，是為了逃避越戰的兵役跑到溫哥華來的。
普立本說，我們正找不到教這兩個學生的導師呢，這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嘛！就這樣，我就留下來了。
“中國古典詩歌可以喚起人們一種善于感發的富于聯想的活潑開放的更富于高瞻遠矚之精神的不死的心靈。”
■：上世紀70年代，您出版了《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您以前曾提到這與您幼年即曾接觸王國維的作品有很大關系，除此之外，還有什么直接的原因呢？是不是也和去哈佛有關系，因為這本書是在哈佛完成的。
□：1968年，當我要返回臺灣時，海教授要我擬寫一篇研究計劃，為的是第二年暑期可以借此再申請重回哈佛來做研究。
當時匆促間想不起什么適當的題目，于是多年前對靜安先生治學途徑的轉變，及其自沉而死的兩點困惑，就重新涌現腦中，再加上我以前曾寫過一些評說靜安先生的詞和詞話的文字，因此遂擬定了一篇有關靜安先生的研究計劃。
不過，當時我所完成的卻實在只有原來計劃中的前兩部分，而對于第三部分則80年代后期我曾寫過一篇《論王國維詞——從我對王氏境界說的一點新理解談王詞之評賞》。
■：有研究者認為，您對王國維的研究，不但使您在學術研究上有了一個重大轉折，而且從那時起，您開始從學術角度，以一種更開闊的理論眼光來反思中國的傳統詞學及文學理論。
□：我自己常說我好為人師，喜歡教書，其實我更喜歡學習，對于新東西，我不知道的，我很愿意學習。
所以在密歇根，我就旁聽英文詩歌課，后來到溫哥華，就旁聽西方文學理論。
旁聽之后，知道有某種理論，我再找來這位學者本人的著作來讀，反正我查生字也查慣了，接著查就是了。
我不但讀，而且是有興趣地讀，因為我覺得，在讀這些西方的文學理論的時候，常常能夠解決我原來在研究中國詩學、詞學的時候沒有辦法說明和解決的很多問題。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解說南唐中主《攤破浣溪沙》詞，說“菡萏香消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一句，“大有眾芳蕪穢，美人遲暮之感”，那么王國維憑什么這樣說？這樣說是不是可以的？《人間詞話》中，王國維又用三句詞來比喻“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但是他卻又說：“此等語非大詞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釋諸詞，恐晏歐諸公所不許也。
”這又是怎么回事？所謂作者未必有此意，而讀者卻可有此想。
那么，讀者對作品有沒有“想”的權力？讀者的闡釋的邊界又在哪里？這些，在中國傳統理論中都沒有答案。
中國傳統的文學批評一向是只言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所以用中國傳統的詞學，是無法從理論上說明這些問題的。
■：在談到《現代觀》的主旨時，您曾說該文“就是想從一個較廣也較新的角度，把中國傳統的詞學與西方近代的文論略加比照，希望能藉此為中國的詞學與王國維的詞論，在以歷史為背景的世界文化的大坐標中，為之找到一個適當而正確的位置”。
□：我以為，真正的精神和文化方面的價值，并不是由眼前現實物欲的得失所能加以衡量的。
近世紀來西方資本主義過分重視物質的結果，也已經引起了西方人的憂慮。
1987年美國芝加哥大學的一位名叫布魯姆（Allen Bloom）的教授，曾出版了一冊轟動一時的著作，題目是《美國心靈的封閉》（The Closing of the Amarican Mind）。
作者在書中曾提出他的看法，以為美國今日的青年學生在學識和思想方面已陷入了一種極為貧乏的境地，而其結果則是對一切事情都缺乏高瞻遠矚的眼光和見解。
這對于一個國家而言實在是一種極可危慮的現象。
至于說到學習中國古典詩歌的用處，我個人以為也就正在其可以喚起人們一種善于感發的富于聯想的活潑開放的更富于高瞻遠矚之精神的不死的心靈。
關于這種功能，西方的接受美學也曾經有所論及。
按照西方接受美學中作者與讀者之關系來看，則作者的功能乃在于賦予作品之文本以一種足資讀者去發掘的潛能，而讀者的功能則正在使這種潛能得到發揮的實踐。
而且讀者在發掘文本中之潛能時，還可以帶有一種“背離原意的創造性”，所以讀者的閱讀，其實也就是一個再創造的過程。
而這種過程往往也就正是讀者自身的一個演變和改造的過程。
而如果把中國古典詩歌放在世界文學的大背景中來看，我們就會發現中國古典詩歌的特色實在是以這種興發感動之作用為其特質的，所以《論語》說“詩可以興”，這正是中國詩歌的一種寶貴的傳統。
“我開蒙讀的書就是《論語》，《論語》對于我做人的思考影響巨大。”
“我相信，宇宙間確有一種屬靈的東西，我不但相信，而且感覺得到，也體會得到。”
■：您近些年花了很大力氣教兒童學習中國古詩詞，幾年前還在天津出版過一本有聲讀物《與古詩交朋友》，您做這些工作，主要是精神寄托，還是認為這項工作有實際的效用？
□：我這個人不需要借假任何外物來寄托我的精神。
我做這些工作，還是覺得中國古典詩詞的內在精神和興發感動的生命，不應該中斷，在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越來越不受重視的今天，通過認真地學習古典詩詞，可以讓傳統獲得一種新的生命力。
我之喜愛和研讀古典詩詞，本不出于追求學問知識的用心，而是出于古典詩詞中所蘊含的一種感發生命對我的感動和召喚。
在這一份感發生命中，曾經蓄積了古代偉大之詩人的所有心靈、智慧、品格、襟抱和修養。
所以中國傳統一直有“詩教”之說。
其實我一生經過了很多苦難和不幸，但是在外人看來，卻一直保持著樂觀、平靜的態度，與我熱愛古典詩詞的確有很大關系。
現在有一些青年人竟因為被一時短淺的功利和物欲所蒙蔽，而不再能認識詩歌對人的心靈和品質的提升的功用，這自然是一件極可遺憾的事情。
如何將這遺憾的事加以彌補，這原是我這些年來的一大愿望，也是我這些年之所以不斷回來教書，而且在講授詩詞時特別重視詩歌中感發之作用的一個主要的原因。
雖然我也自知學識能力都有所不足，恐終不免有勞而少功之誚，只不過是情之所在，不克自已而已。
我女兒說，唐詩宋詞是我媽媽最愛的，她一生都在與詩詞戀愛，而戀愛的人總是年輕的。
我一生經過幾次大的打擊，在那樣一種生活中，我曾最常記起來的，就是靜安先生用東坡韻詠楊花的《水龍吟》詞的頭兩句：“開時不與人看，如何一霎蒙蒙墜。
”我以為自己便也正如同靜安先生所詠的楊花一樣，根本不曾開過，便已經零落凋殘了。
不過我的性格中卻另外也有著極為堅韌的一面，我可以用意志承受許多苦難而不肯倒下去，更不愿在不幸中接受別人的憐憫和同情。
因此多年來我未曾向任何人透露過我不幸的遭遇，而外表上也一定要保持住我一貫的和愉平靜的表現。
■：這與您信仰宗教是不是有關系？許多人雖然知道您在中國古典詩詞研究方面及中國傳統文化研究方面的成就，但大多數人并不知道您在上個世紀50年代信仰了基督教。
作為一位成長于中華傳統文化、并且對中華傳統文化有著最深刻體認的中國人，作為一位真正的文化意義上的中國人，您為什么會有這種選擇？當時是怎樣的一種情況？
□：我接觸宗教很晚，我們家也都不信教，而且也從不和信教的人來往。
上大學以后，顧隨老師講課，經常引用禪宗語錄，使我對佛教開始有了一些興趣，后來就自己找來《傳燈錄》看。
1946年初，我在報上看到消息，說某教堂有個春節布道會，我就跟一個親戚去聽。
記得那個教士姓畢，是個女的。
我當時聽了畢教士的所講，覺得有道理，心里也有些感動，但當時并未接受洗禮。
我正式接受洗禮是在臺南，1957年春天，我和我先生一起接受了洗禮。
不久小女兒言慧出生，周歲時自然也接受了洗禮。
我也曾做過“主日學”的教師，教最小一班的孩子，講《圣經》的故事，也在姊妹會講過。
但是我女兒小慧總說我是不虔誠的基督徒。
其實，我開蒙讀的書就是《論語》，《論語》對于我做人的思考影響巨大。
當時聽到“朝聞道，夕死可矣”，被深深地吸引，心中有一種很強烈的沖動。
道是一個什么樣的東西啊，怎么有那么重要，以至于寧可死去。
總之我相信，宇宙間確有一種屬靈的東西，我不但相信，而且感覺得到，也體會得到。
我這個人天生注重精神、感情，不注重物質、身體，也許這是個缺點。
但我生性如此，也只好把缺憾還諸天地了。
顧羨季先生曾說：“一個人要以無生之覺悟為有生之事業，以悲觀之心情過樂觀之生活。
”一個人只有在看透了小我的狹隘與無常以后，才真正會把自己投向更廣大更高遠的一種人生境界。
詩歌的研讀，對于我，并不是追求的目標，而是支持我走過憂患的一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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