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吶喊》中的《一件小事》
我從鄉下跑到京城里，一轉眼已經六年了。
其間耳聞目睹的所謂國家大事，算起來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跡，倘要我尋出這些事的影響來說，便只是增長了我的壞脾氣，——老實說，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
但有一件小事，卻于我有意義，將我從壞脾氣里拖開，使我至今忘記不得。
這是民國六年的冬天，大北風刮得正猛，我因為生計關系，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
一路幾乎遇不見人，好容易才雇定了一輛人力車，教他拉到S門去。
不一會，北風小了，路上浮塵早已刮凈，剩下一條潔白的大道來，車夫也跑得更快。
剛近S門，忽而車把上帶著一個人，慢慢地倒了。
跌倒的是一個女人，花白頭發，衣服都很破爛。
伊從馬路上突然向車前橫截過來；車夫已經讓開道，但伊的破棉背心沒有上扣，微風吹著，向外展開，所以終于兜著車把。
幸而車夫早有點停步，否則伊定要栽一個大斤斗，跌到頭破血出了。
伊伏在地上；車夫便也立住腳。
我料定這老女人并沒有傷，又沒有別人看見，便很怪他多事，要自己惹出是非，也誤了我的路。
我便對他說，“沒有什么的。
走你的罷！”
車夫毫不理會，——或者并沒有聽到，——卻放下車子，扶那老女人慢慢起來，攙著臂膊立定，問伊說：
“你怎么啦？”
“我摔壞了。
”
我想，我眼見你慢慢倒地，怎么會摔壞呢，裝腔作勢罷了，這真可憎惡。
車夫多事，也正是自討苦吃，現在你自己想法去。
車夫聽了這老女人的話，卻毫不躊躇，仍然攙著伊的臂膊，便一步一步的向前走。
我有些詫異，忙看前面，是一所巡警分駐所，大風之后，外面也不見人。
這車夫扶著那老女人，便正是向那大門走去。
我這時突然感到一種異樣的感覺，覺得他滿身灰塵的后影，剎時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須仰視才見。
而且他對于我，漸漸的又幾乎變成一種威壓，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著的“小”來。
我的活力這時大約有些凝滯了，坐著沒有動，也沒有想，直到看見分駐所里走出一個巡警，才下了車。
巡警走近我說，“你自己雇車罷，他不能拉你了。
”
我沒有思索的從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銅元，交給巡警，說，“請你給他……”
風全住了，路上還很靜。
我走著，一面想，幾乎怕敢想到自己。
以前的事姑且擱起，這一大把銅元又是什么意思？獎他么？我還能裁判車夫么？我不能回答自己。
這事到了現在，還是時時記起。
我因此也時時煞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
幾年來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時候所讀過的“子曰詩云”⑵一般，背不上半句了。
獨有這一件小事，卻總是浮在我眼前，有時反更分明，教我慚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長我的勇氣和希望。
《干校六記》
中國社會科學院，以前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簡稱學部。
我們夫婦同屬學部；默存在文學所，我在外文所。
一九六九年，學部的知識分子正在接受“工人、解放軍宣傳隊”的“再教育”。
全體人員先是“集中”住在辦公室里，六、七人至九、十人一間，每天清晨練操，上下午和晚飯后共三個單元分班學習。
過了些時候，年老體弱的可以回家住，學習時間漸漸減為上下午兩個單元。
我們倆都搬回家去住，不過料想我們住在一起的日子不會長久，不日就該下放干校了。
干校的地
點在紛紛傳說中逐漸明確，下放的日期卻只能猜測，只能等待。
我們倆每天各在自己單位的食堂排隊買飯吃。
排隊足足要費半小時；回家自己做飯又太費事，也來不及。
工、軍宣隊后來管束稍懈，我們經常中午約會同上飯店。
飯店里并沒有好飯吃，也得等待；但兩人一起等，可以說說話。
那年十一月三日，我先在學部大門口的公共汽車站等待，看見默存雜在人群里出來。
他過來站在我旁邊，低聲說：“待會兒告訴你一件大事。
”我看看他的臉色，猜不出什么事。
我們擠上了車，他才告訴我：“這個月十一號，我就要走了。
我是先遣隊。”
盡管天天在等待行期，聽到這個消息，卻好像頭頂上著了一個焦雷。
再過幾天
是默存虛歲六十生辰，我們商量好：到那天兩人要吃一頓壽面慶祝。
再等著過七十
歲的生日，只怕輪不到我們了。
可是只差幾天，等不及這個生日，他就得下干校。
“為什么你要先遣呢？”
“因為有你。
別人得帶著家眷，或者安頓了家再走；我可以把家撂給你。”
干校的地點在河南羅山，他們全所是十一月十七號走。
我們到了預定的小吃店，叫了一個最現成的沙鍋雞塊——不過是雞皮雞骨。
我舀些清湯泡了半碗飯，飯還是咽不下。
只有一個星期置備行裝，可是默存要到末了兩天才得放假。
我倒借此賴了幾天學，在家收拾東西。
這次下放是所謂“連鍋端”——就是拔宅下放，好像是奉命一去不復返的意思。
沒用的東西、不穿的衣服、自己寶貴的圖書、筆記等等，全得帶走，行李一大堆。
當時我們的女兒阿圓、女婿得一，各在工廠勞動，不能叫回來幫忙。
他們休息日回家，就幫著收拾行李，并且學別人的樣，把箱子用粗繩子密密纏捆，防旅途摔破或壓塌。
可惜能用粗繩子纏捆保護的，只不過是木箱鐵箱等粗重行
李；這些木箱、鐵精，確也不如血肉之軀經得起折磨。
《守望的距離》 第一輯 存在之謎
未經省察的人生沒有價值
有兩種哲學家。
一種人把哲學當作他的職業，即謀生的手段。
另一種人把哲學當作他的生命甚至是比生命更寶貴的東西。
在公元前五世紀的希臘，智者屬于前者，用蘇格拉底的話說，他們是“智慧的出賣者”；而蘇格拉底自己則堪為后者的典范，他也許是哲學史上因為思想而被定罪并且為了思想而英勇獻身的最早也最著名的一位哲學家了。
蘇格拉底的經歷和他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地位，與孔子之于中國有某種相似之處。
他們生活的年代相近，兩人畢生都以教育為主要事業，在哲學思想上都重人生倫理而輕形而上學，分別成為中西人文思想的始祖。
我發現，直接用政治的分野來判斷一位真正的哲學家，往往不得要領。
蘇格拉底誠然是在雅典民主派當權期間被處死的，但這并不能證明他站在貴族派一邊。
事實上，無論在民主政體還是貴族政體下，他都曾經甘冒殺身之禍，獨自一人與民眾大會或寡頭政府相對抗，以堅持他心目中的正義。
對于蘇格拉底來說，還有比當時奴隸主兩派的政治更高的東西，這就是他的哲學所追求的合理的人生。
現在，人們在追溯西方哲學中人本主義思潮的源頭時，一般追溯到蘇格拉底。
誠然，蘇格拉底以前的希臘哲人，例如赫拉克利特與德漠克利特，在他們的著作殘篇中也不乏人生智慧的格言，但蘇格拉底確實是自覺地把哲學對象限制在人生問題范圍內的第一人。
他在法庭申辯時所說的“未經省察的人生沒有價值”一語，在我看來是道出了哲學的根本使命，這就是探索人生的意義，過一個有意義的人生。
哲學家是一些把生命的意義看得比生命本身更重要的人，他們一生孜孜于思考、尋求和創造這種意義，如果要他們停止這種尋求，或者尋求而不可得，他們就活不下去。
用蘇格拉底的話來說，就是“必須追求好的生活遠過于生活”(《克力同》)。
所以，當法庭以拋棄哲學為條件赦他的罪時，他拒絕了。
哲學的本義是愛智慧，愛智慧甚于愛一切，包括甚于愛生命。
《文化苦旅》 道士塔
莫高窟大門外，有一條河，過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著幾座僧人圓寂塔。
塔呈 圓形，狀近葫蘆，外敷白色。
從幾座坍弛的來看，塔心豎一木樁，四周以黃泥塑成，基 座壘以青磚。
歷來住持莫高窟的僧侶都不富裕，從這里也可找見證明。
夕陽西下，朔風 凜冽，這個破落的塔群更顯得悲涼。
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較近，保存得較為完整。
塔身有碑文，移步讀去，猛然一驚，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個王圓箓！
歷史已有記載，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我見過他的照片，穿著土布棉衣，目光呆滯，畏畏縮縮，是那個時代到處可以遇見的一個中國平民。
他原是湖北麻城的農民，逃荒到甘肅，做了道士。
幾經周折，不幸由他當了莫高窟的家，把持著中國古代最燦爛的文化。
他從外國冒險家手里接過極少的錢財，讓他們把難以計數的敦煌文物一箱箱運走。
今天，敦煌研究院的專家們只得一次次屈辱地從外國博物館買取敦煌文獻的微縮膠卷，嘆息一聲，走到放大機前。
完全可以把憤怒的洪水向他傾泄。
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傾泄也只是對牛彈琴，換得一個漠然的表情。
讓他這具無知的軀體全然肩起這筆文化重債，連我們也會覺得無聊。
這是一個巨大的民族悲劇。
王道士只是這出悲劇中錯步上前的小丑。
一位年輕詩人寫道，那天傍晚，當冒險家斯坦因裝滿箱子的一隊牛車正要啟程，他回頭看了一眼西天凄艷的晚霞。
那里，一個古老民族的傷口在滴血。
《楊絳散文》中的《我們仨》
我們第一次到倫敦時，鍾書的堂弟鍾韓帶我們參觀大英博物館和幾個有名的畫廊以及蠟人館等處。
這個暑假他一人騎了一輛自行車旅游德國和北歐，并到工廠實習。
鍾書只有佩服的份兒。
他絕沒這等本領，也沒有這樣的興趣。
他只會可憐巴巴地和我一起“探險”：從寓所到海德公園，又到托特納姆路的舊書店；從動物園到植物園；從闊綽的西頭到東頭的貧民窟；也會見了一些同學。
巴黎的同學更多。
不記得是在倫敦還是在巴黎，鍾書接到政府當局打來的電報，派他做一九三六年“世界青年大會”的代表，到瑞士日內瓦開會。
代表共三人，鍾書和其他兩人不熟。
我們在巴黎時，不記得經何人介紹，一位住在巴黎的中國**員王海經請我們吃中國館子。
他請我當“世界青年大會”的**代表。
我很得意。
我和鍾書同到瑞士去，有我自己的身份，不是跟去的。
鍾書和我隨著一群**的代表一起行動。
我們開會前夕，乘夜車到日內瓦。
我們倆和陶行知同一個車廂，三人一夜談到天亮。
陶行知還帶我走出車廂，在火車過道里，對著車外的天空，教我怎樣用科學方法，指點天上的星星。
“世界青年大會”開會期間，我們兩位大代表遇到可溜的會，一概逃會。
我們在高低不平、窄狹難走的山路上，“探險”到萊蒙湖邊，妄想繞湖一周。
但愈走得遠，湖面愈廣，沒法兒走一圈。
重要的會，我們并不溜。
例如中國青年向世界青年致辭的會，我們都到會。
上臺發言的，是**方面的代表；英文的講稿，是錢鍾書寫的。
發言的反應還不錯。
我們從瑞士回巴黎，又在巴黎玩了一兩星期。
當時我們有幾位老同學和朋友在巴黎大學（Sorbonne）上學，如盛澄華就是我在清華同班上法文課的。
據說我們如要在巴黎大學攻讀學位，需有兩年學歷。
巴黎大學不像牛津大學有“吃飯制”保證住校，不妨趁早注冊入學。
所以我們在返回牛津之前，就托盛澄華為我們代辦注冊入學手續。
一九三六年秋季始業，我們雖然身在牛津，卻已是巴黎大學的學生了。
達蕾女士這次租給我們的一套房間比上次的像樣。
我們的澡房有新式大澡盆，不再用那套古老的盤旋管兒。
不過熱水是電熱的，一個月后，我們方知電賬驚人，趕忙節約用熱水。
我們這一暑假，算是遠游了一趟；返回牛津，我懷上孩子了。
成了家的人一般都盼個孩子，我們也不例外。
好在我當時是閑人，等孩子出世，帶到法國，可以托出去。
我們知道許多在巴黎上學的女學生有了孩子都托出去，或送托兒所，或寄養鄉間。
鍾書諄諄囑咐我：“我不要兒子，我要女兒——只要一個，像你的。
”我對于“像我”并不滿意。
我要一個像鍾書的女兒。
女兒，又像鍾書，不知是何模樣，很費想像。
我們的女兒確實像鍾書，不過，這是后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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