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備回東京這天傍晚,我抱著小旅行箱直接趕到爵士酒吧.還沒有開始營業,杰把我讓到里邊,拿出啤酒。
“今晚坐汽車回去。”
杰一邊給用來做炸馬鈴薯片的馬鈴薯削皮,一邊連連點頭。
“你這一走,還真夠寂寞的。
猴子的搭擋也散伙了。”杰指著柜臺上掛的版畫說道。
“鼠也肯定覺得孤單的。”
“呃。”
“東京有意思?”
“哪兒都一個德性。”
“怕也是。
東京奧林匹克以來,我還一步都沒離開過這座城市呢。”
“喜歡這城市?”
“你也說了,哪兒都一個德性。
“嗯。”
“不過過幾年想同一次中國,還一次都沒回過……每次去港口看見船只我就這樣想。”
“我叔叔是在中國死的。”
“噢……很多人都死了。”
杰招待了我幾瓶啤酒,還把剛炸好的馬鈴薯片裝進塑料袋叫我帶著。
“謝謝。”
“不用謝,一點心意……說起來,一轉眼都長大了。
剛見到你時,還是個高中生哩。”
我笑著點頭,道聲再見。
“多保重!”杰說。
咖啡館8月26日這天的日歷紙下面,寫有這樣一句格言:
“慷慨付出的,便是經常得到的。”
我買了張夜行汽車的票,坐在候車室凳子上,專心望著街上的燈火。
隨著夜遲更深,燈火漸次稀落,最后只剩下路燈和霓虹燈。
汽笛挾帶著習習的海風由遠而近。
汽車門口,兩個乘務員站在兩邊檢查車票和座號。
我遞出車票,他說道:“21號中國。”
“中國?”
“是的。
21號c席,C是第一個字母。
A是美國,B是巴西,C是中國,D是丹麥。
聽錯了可不好辦。”
說著,用手指了一下正在確認座位表的同伴。
我點頭上車,坐在21號C席上,開始吃還熱乎乎的炸馬鈴薯片。
一切都將一去杳然,任何人都無法將其捕獲。
我們便是這樣活著。
我的故事到這里結束了。
自然有段尾聲。
我長到29歲,鼠30歲。
都已是不大不小的年紀。
爵士酒吧在公路擴建時改造了一番,成了面目一新的漂亮酒吧。
但杰仍一如往日,每天削滿一桶桶馬鈴薯;常客們一邊嘟嘟囔囔地說還是從前好,一邊不停地喝啤酒。
我結了婚,在東京過活。
每當有薩姆.佩金帕的電影上映,我和妻子便到電影院去,回來路上在日比谷公園喝兩瓶啤酒,給鴿子撒些爆玉米花。
薩姆.佩金帕的影片中,我中意的是《加爾西亞之首》,妻子則說《護航隊》最好:佩金帕以外的影片,我喜歡《灰與寶石》,她欣賞《修女約安娜》.生活時間一長,連趣味恐怕都將變得相似。
如果有人問:幸福嗎?我只能回答:或許。
因為所謂理想到頭來就是這么回事。
鼠仍在繼續寫他的小說。
每年圣誕節都寄來幾份復印本。
去年寫的是精神病院食堂里的一個廚師,前年以《卡拉馬佐夫兄弟》為基礎寫了滑稽樂隊的故事。
他的小說始終沒有性場面,出場人物沒有一個死去。
其原稿紙的第一頁上經常寫著:
“生日快樂并圣誕幸福”因為我的生日是12月24日。
那位左手只有4個手指的女孩,我再也未曾見過。
冬天我回來時,她已辭去唱片店的工作,宿舍也退了,在人的洪流與時間的長河中消失得無影無蹤。
等到夏天回去,我便經常走那條同她一起走過的路,坐在倉庫石階上一個人眼望大海。
想哭的時候卻偏偏出不來眼淚,每每如此。
《加利福尼亞少女》那張唱片,依然呆在我唱片架的盡頭。
每當夏日來臨我都抽出傾聽幾次。
而后一面想加利福尼亞一面喝啤酒。
唱片架旁邊是一張桌子,上方懸掛著干得如木乃伊的草塊——從牛胃里取出的草。
死去的法文專業女孩的照片,在搬家中丟失了。
比齊.鮑易茲時隔好久后推出了新唱片。
假如出色的少女全都是
加利福尼亞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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