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音,女,(1918~2001)原名林含英,原籍臺灣省苗栗縣,林海音于1918年3月18日生于日本大阪,不久即返臺,當時臺灣已被日本帝國主義侵占,其父林煥文不甘在日寇鐵蹄下生活,舉家遷居北京,小英子即在北京長大。
曾先后就讀于北京城南廠甸小學、北京新聞專科學校,畢業后任《世界日報》記者。
不久與報社同事夏承楹結婚。
1948年8月同丈夫帶著三個孩子回到故鄉臺灣,任《國語日報》編輯。
1953主編《聯合報》副刊,開始文藝創作,并兼任《文星》雜志編輯和世界新聞學校教員,1967年創辦《純文學雜志》,以后又經營純文學出版社。
林海音的創作是豐厚的。
迄今為止,已出版十八本書。
散文集《窗》(與何凡合作)、《兩地》、《做客美國》、《蕓窗夜讀》、《剪影話文壇》《一家之主》、《家住書坊邊》,散文小說合集《冬青樹》,短篇小說集《燭心》、《婚姻的故事》、《城南舊事》、《綠藻與咸蛋》;長篇小說《春風》、《曉云》、《孟珠的旅程》,廣播劇集《薇薇的周記》、《林海音自選集》、《林海音童話集》,編選《中國近代作家與作品》,此外,還有許多文學評論、散文等,散見于臺灣報刊。
創作風格
二
林海音從寫散文開始她的創作生涯。
她的散文充滿鄉戀、哲理、親情,浸潤著 人們的心。
那北京風貌、臺灣民情、異國景物,以及天倫之樂、同鄉之親、師生之 誼,讀書心得,偶聞雜感,都令人興起縷縷情思。
而最令人感動的是:大多文字都
流露出作者對祖國母親的摯愛,對第二故鄉北京的懷念。
“我漫寫北平,是為了我 多么想念她,寫一寫我對那地方的情感,情感發泄在格子上,苦思的心情就會好些。” (《陳谷子·爛芝麻》)她把滿腔思戀,傾訴于對昔日親朋好友的懷念中,表現在 北京特有的名勝古跡、風土人情、市場變化的描繪上。
至于北京的四季美景,在作 者筆下,展現的是一幅幅彩色鮮明的圖畫:明媚的春,歡樂的夏,紅葉滿山的秋,鵝毛大雪的冬。
“那古城曾傾瀉我所有的感情,春來秋去,我是多么熟悉那里的季 節啊!”“然而這一切,在這里何處去尋呢?像今夜細雨滴答,更增我苦戀北平!” (《苦念北平》)。
作者的綿綿情思,真是“訴不盡,理還亂”!此外對天安門、 故宮、景山公園、文津街、虎坊橋、天橋、地壇等地的深情描繪,都灑下了作者相 思的淚。
因為“那里我住得太久了,像樹生根一樣。”人同樹,沒有根是無法生存 的。
這也是她雖然長住臺灣,但她這個人,她的作品卻“有濃厚的北平味兒,”“甚至比北平人還北平”的原因。
她自然也愛她的故鄉臺灣。
那里到處可見的相思樹、香花,臺北的溫泉,獅子
山的美景,媽祖生日的熱烈氣氛,高山族少女的戀愛生活……都再現在她的篇章中, 傾注著她的溫情。
而對故鄉的英雄,則更是無限崇敬,如《霧社英魂祭》,洋洋數 千言,從霧社山民的祖先寫到今日霧社的莊嚴美麗,從山民的自由幸福生活寫到日 寇入侵后的悲慘命運,又從山民的奮起反抗寫到殖民地者的殘酷鎮壓,更從英雄的 頑強戰斗寫到烈士精神的永垂不朽。
跨越了那么漫長的歲月,描寫了那樣壯闊的畫 面,全文感情深沉而主題深刻,筆勢縱橫而線索明晰,處處圍繞著烈士精神與山河 同在這個凝聚點取材,將敘述、描寫。
議論、抒情熔于一爐,從而使這篇祭文成為 一首緬懷英烈的頌歌。
林海音的另一些散文,則注重哲理的探求。
如因“窗”的特殊作用而判“窗是
有情的”(《窗》),而“門”則是“無情的東西”(《門》);作者通過對“門” 的有關成語的種種解釋,闡述自己獨到的見解,寫得別具一格。
更指出狗仗人勢的 可憎(《狗》),至于錢,也不是萬能的東西,因為它買不到青春、生命的真理 (《錢》)。
只有春,才是充滿希望的,“兒童,春天,希望,才是一個完整的人 生”(《春》)。
這些內涵豐富、哲理深刻的散文,是林海音對人生深入觀察的結 晶。
林海音敘寫夫妻情、母子愛、師生誼之類的散文,充滿一種真摯。
親切的情趣
美。
如妻子為盡婦責,好心地把丈夫書桌上亂物整理好,反而引起丈夫的怪脾氣,
妻子據理力爭,丈夫只好認輸:“算你贏,還不行嗎?”結尾多么風趣而親呢!
《今天是星期天》中的丈夫,為了讓忙了一星期的妻子休息,不讓她進廚房,他帶
領孩子們做飯炒菜,把他對妻子的體貼,以及他不會做家務事而鬧出的各種笑話,
渲染得滿紙生輝。
作者還常選用一些生活細節來突出這種情趣,如“丑小鴨”們
“偵察出父母因熬夜寫作而偷吃東西”的物證后,四張小臉沖著“我”要求“賠”
的笑劇(《鴨的喜劇》);為幫助學生默默改錯誤,以不損傷學生的自尊心,她又
采用先叫學生一個一個走到操場,讓偷球者自己去還球,小偷不敢還;后又用學生
和老師一個一個走出教室又一個一個走進來,小偷在人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把球放
回原處,雖然老師明知是誰,也不點破,這一組細節描寫,顯得新穎別致,更體現
老師一片愛心和巧妙的工作方法。
……這樣描寫,妙趣橫生,充滿詩情畫意,折射
出作者熱愛生活的底蘊。
優美的散文,常常是精巧構思的結果,林海音散文構思的特點,是形散神不散。
為使散文神凝,她很注意“文眼”的安設,卻又不露痕跡。
如《貝多芬的力》,作
者既寫貝多芬父親的酗酒和母親的早喪,又寫他負擔全家生活和培育兩個弟弟的艱
難,也寫他失戀的痛苦,耳聾的打擊,以及他立了遺囑又奇跡般地活了二十五年,
直到完成《第九交響樂》才在貧病中逝世。
全文緊緊圍繞著這位杰出人物對事業的
執著追求,把許多有關的片斷匯集于“力”這個焦點上,從而使這篇散文凝煉、濃
烈,并以它思想的光輝而使讀者受到啟迪。
《辛酸餐館淚》。
《日落百老匯》、
《詩的婚禮,詩的歲月》也體觀這種構思的特點。
有些篇章,用對比突出主題,如
《五十兩黃金·一塊抹布》、《二弦》。
但她大多散文,都以清新的文字和素淡的
筆調,將一個短小的故事、一件普通的事物,舒徐自如地寫出來,讓讀者得到豐富
的感受。
林海音小說則為我們展開更為廣闊的生活畫面,并以反映我國特殊歷史時代的
真實面貌而得到人們的贊揚。
林海音特別關心中國婦女的生活和命運。
她大部分小說,不管是以北京為背景
還是以臺灣為背景,處于中心位置的,始終是婦女問題。
她的許多反映舊中國婦女
命運的作品,既是探討中國婦女問題的記錄,也是寄托鄉愁的一種表現形式。
如自
傳體小說《婚姻的故事》描述婆母、姨娘、“我”和妯娌、友人的不同婚姻,“給
我無限回憶”。
深深的鄉愁也表現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如《城南舊事》就是通過
宋媽、蘭姨娘、秀貞和爸媽等人物命運的描寫,表現作者對北京的思念之情。
描寫大陸來臺婦女和臺灣婦女的生活際遇,是她探索中國婦女問題的繼續。
她
們不是忙于事業而失去家庭的溫暖(《春風》),就是為養家活口淪為受人凌辱的
戲子(《風雪夜歸人》);不是為掙錢送妹妹讀書而只好賣唱(《孟珠的旅程》),
就是在失學失業的痛苦、寂寥中被變態的戀情吞噬(《曉云》)。
而秀惠的自殺身
亡,又從另一側面反映了臺灣下層婦女的悲慘命運(《玫瑰》)……總之,林海音
筆下的婦女,不論貧富貴賤,年齡大小,文化高低,籍貫出身,“都是一群被虐待
者”。
她重現了二十年代舊中國婦女和五六十年代臺灣婦女的苦難生活,也寫了她
們的反抗,如歌女玫瑰以跳樓自殺來抗議養母和社會對她的坑害。
但大多數婦女的
“控訴和抗議是溫和與微弱的”(葉石濤語),林海音為被侮辱被損害者鳴不平,
卻找不到出路。
這又一次證明,婦女問題,歸根到底是一個社會問題。
除了描寫婦女的生活和命運外,林海音的小說,還反映大陸赴臺人員的寂寞、
對大陸親人的思念(《晚晴》)和謀生的艱難(《蟹殼黃》),以及臺灣城市貧民
不幸的命運(《鳥仔卦》),臺灣菜農的困苦生活和望子成龍的心愿(《要喝水嗎?》)。
而《蘿卜干的滋味》、《爸爸不在家》等短篇小說,則是兒童生活的寫實。
林海音還寫了不少童話,由純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兩本《林海音童話集》,一本
為故事篇,有《請到我的家鄉來》、《遲到》、《三盞燈》、《哈哈哈)、《爸爸
的花椒糖》、《金橋》、《駱駝隊來了》、《察家老屋》、《童年樂事》;另一本
為動物篇,內有《我們都長大了》、《小快樂回家》、《六趾兒》、《井底蛙》、
《不怕冷的鳥——企鵝》。
不管是故事箱或動物篇,都充滿兒童情趣。
作者將淺顯
的哲理、深刻的主題用小讀者樂于接受的形式來表現,都使小讀者愛不釋手,百讀
不厭,是寓教于樂的精品。
文學作品,總是通過塑造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來反映生活的。
“如
果被描寫的人物,在某個時期來說,是最具體的個人,那就是典型。”(屠格涅夫
語)林海音致力于寫人,寫人的命運,靈魂,性格,井通過“最具體的個人”的復
雜性格,折射出社會的風貌,勾勒出整個時代的面影,這是她作品深受讀者歡迎的
主要原因。
林海音寫了許多婚姻故事,卻沒有一個是雷同的,就是因為不管是哪一
代的婚姻,哪一個具體人,都有時代的特點,環境的印記,人物自己的個性。
反映
清末民初女性悲劇的《燭》中的大婦,明明反對丈夫娶妾,表面上卻要贊同;心里
對秋姑娘恨得要死,外表上卻又顯得雍容大度。
她的獨特性格和復雜感情明顯地帶
有時代的標記,環境的烙印,因為中國社會長期受著封建主義的統治,“男尊女卑”、
“三從四德”等封建宗法思想像枷鎖一樣禁錮著婦女的思想和言行。
在男子為中心
的宗法社會里,男人娶妾,是天經地義的事,而大婦的美德,是對丈夫的順從,對
小妾的忍讓和寬容。
但被棄的痛苦,對愛情的強烈追求,又使她不甘于默默忍受這
難堪的境遇。
于是她采取“裝病”這個反抗形式,以懲罰丈夫的變心和小妾的得寵。
而這種反抗絲毫無損于丈夫和小妾的恩愛纏綿,自己倒由假癱變成真癱。
她渴望丈
夫的愛,而得到的只是他假意的關懷。
無疑地,她是封建禮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受
害者。
《晚情》中的姚亞德,是大陸去臺人員,在孤獨無聊中打發難熬的歲月,日
夜思念留在大陸的妻子兒女,托人打聽,才知妻子已經病逝,女兒又很難來臺,他
只得把滿腔深情,移于被海員丈夫拋棄的臺灣婦女。
姚亞德的鄉戀和思親,以及在
寂寞中重建家庭的愿望,是由于國未統一,家難團聚這一具體社會環境造成的。
作
者通過“這一個”姚亞德的境遇,反映了大陸去臺人員的“一般”心愿。
《玫瑰》
中的秀蕙,原是個品學兼優的中學生,愛唱歌,愛生活,可是她卻是一個命運掌握
在別人手里的養女。
由于作者把她放在笑貧不笑娼、觀光事業畸形發展的當代臺灣
這個社會環境中來刻劃,詳盡地寫了她的掙扎和奮斗,卻仍然逃脫不了當歌女任人
蹂躪的命運,才十七歲就自殺身亡。
作者在描寫人物活動的典型環境的同時,逐步
展示了秀蕙(即后來被歌廳老板改名為玫瑰的少女)純潔、上進、倔強而富有反抗
精神的性格特征,使讀者通過秀蕙這一人物形象,加深了對促成她悲劇命運的社會
環境的認識。
林海音還常常運用我國傳統的“白描”手法,通過人物的語言行動來刻劃人物
性格,塑造人物形象。
短篇小說《初戀》,就是通過女主人公的語言行動,表現她
善良的本性、高尚的情操。
她早年喪母,為了照顧年老的父親和年少的妹妹,錯過
豆蔻年華。
于是父親特意從大學帶回一個助教來家過暑假,希望他成為自己的大女
婿。
她也對這位儀表堂堂的青年一見鐘情。
可是他愛的不是她而是小妹。
作者用一
組細節描寫,凸出她怎樣由幸福的天堂跌入痛苦的深淵:他約她出來談話,她激動
得“心都要跳出來了”,但完全意外的結局使她支持不住自己,只好“將肩頭靠在
大樹上”卻仍然答應他的要求,勸父親允許他向小妹求婚,她認為她的退讓給心愛
的人帶來幸福,自己雖痛苦,卻值得,這是一個多么美麗、純潔的靈魂!林海音的
成名作《城南舊事》中幾個人物性格的刻劃,如宋媽、小英子、父親等也是通過他
們的語言行動來表現的。
特別是瘋女秀貞對戀人的癡情和對女兒的慈愛,全是通過
她時而癡呆時而清醒的語言行動來突出的。
長篇小說《曉云》女主人性格的刻劃,
也是通過她的語言行動來表現的。
在臺灣,一般女孩子,千方百計想找個留洋的丈
夫,以便跟著喝洋水。
而曉云卻不理睬已經留洋而且品貌才學兼優的俞文淵的苦苦
追求,這就說明她不是一個崇洋媚外者,但她明知梁思敏是個有婦之夫,卻不能克
制自己的感情,以致造成懷了孕而不能結婚的悲劇。
之所以如此,既有社會原因,
也有家庭因素。
生活在那個不重視傳統道德的社會里,自幼又那么尷尬地度過少年
時期,這就造成了她敏感、內向、孤僻、郁悶的性格,這就難怪她與躊躇滿志喜好
高談闊論的俞文淵談不到一塊,而愛深受婚姻不幸,卻同樣敏感、內向、郁悶的梁
思敏。
作者通過她的語言行動,敘寫了她種種掙扎,袒露了她的欲罷不能,才使讀
者感到她并非輕浮少女。
是臺灣社會另一類不幸少女的典型。
林海音常常運用對比手法來塑造人物,以顯示人物自身的獨特性。
同是通過母
愛表現女主人公的性格特征,《我們的爸》以母親的離婚再嫁來表現她的明智、堅
強和對子女的愛心,《母親的秘密》卻以拒絕愛情、犧牲自己的幸福來突出母親溫
柔內向的性格和對兒女的慈愛。
這種題材類似寫法卻不同的隔篇對比,人物形象各
具異彩。
至于同一篇或同一部作品中運用對比刻劃形象,更是具體突出。
《風雪夜
歸人》對女主人公李明芳當演員前后的境遇、思想性格則以縱線表達方式加以對比,
使讀者能觸摸到人物思想感情的脈絡,看出其前后的變化及形成這種變化的原因,
突出李明芳學生時代天真純樸的性格和對明星的盲目崇拜,以及來臺灣后為生活所
迫不得不當明星的苦惱和傷感:面對劇場老板和達官貴人的侮辱,她反抗、躲避,
失業的丈夫卻不理解,反映她生活的貧苦和社會的黑暗。
林海音中長篇小說中的對
比手法,運用得更加圓熟,既有情節線索之間,人物與人物之間的全面對比,也有
人物之間某個特征的局部對比。
如長篇小說《春風》,就有兩條情節線索,一條圍
繞靜文的性格命運,一條圍繞著秀云的性格命運,這兩條線索自始至終都在強烈的
對比中開掘著。
靜文家境貧寒,秀云則富有;靜文用半工半讀完成自己的學業,秀
云則依靠父親的供養順利讀完大學。
靜文畢業后即投入工作,并用自己的工資建立
家庭,供應丈夫曹宇平讀書,秀云畢業后卻隨夫馮啟光出國,不是為深造或工作,
而是作“隨件”;靜文成為模范校長而受到人們的尊敬,秀云則被稱為模范妻子而
被丈夫寵愛;靜文有強烈的事業心而希望夫妻“雙軌并進”,結果反使自己的丈夫
成為別人的丈夫,夫妻關系名存實亡,秀云則把自己溶于丈夫的事業,而使家庭生
活美滿。
這是兩條情節線索的對比,也是靜文與秀云兩個人物間的全面對比。
至于
人物之間的某些特征的局部對比,更是俯拾皆是。
如靜文的嚴肅、認真、勤奮和秀
云的活潑、隨和、懶散;靜文的堅強、進取和曹宇平的懦弱和安于現狀;靜文的開
朗、積極和立美的憂郁消沉。
即使是肖像描寫,也常常用對比來突出人物各自不同
的外貌特征,如靜文的小巧清瘦,秀云的高大漂亮,立美(曹宇平的同居夫人)的
嬌弱柔美等。
通過靜文與不同人物的不同側面的對比,她的立體形象就活現在讀者
面前,而且血肉豐滿,令人難忘。
進行深入的心理分析和靈魂探索,運用多種心理描寫來刻畫人物性格,也是林
海音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種藝術手法。
林海音的許多小說,常常通過“想”、“回憶”、
意識流動來敘述故事,表現人物的命運與性格。
如《燭芯》,作者以過去和現在交
錯出現的手法,敘述女主人公元芳的大半生生涯,從抗戰前在故鄉天津的生活,一
直寫到現在臺灣的新家,其時空跳躍之大,意識流動之活躍,在她的短篇小說里首
屈一指。
元芳由丈夫俊杰的小別想起二十五年前她與前夫志雄的大別,想起她怎樣
為了志雄而遭受日本人的拳打腳踢,造成小產,住院也沒保住孩子的嚴重后果,而
志雄卻在四川另娶了一位抗戰夫人;想起來臺后他們夫妻三人尷尬而痛苦的生活,
以及她和志雄離婚,和俊杰的再婚……通過元芳的意識流動,以及她的沉思與回憶,
將大陸的生活與現在的生活連貫起來,并用臺風之夜搖曳不定的燭光點綴場面的交
換一一展現,顯得真切、細膩、深情。
在某些篇章里,作者則不采用內心獨白或全面解剖心理的方法,而是用暗示,
把動作、語言、心理活動三者熔成一片,因為想和做、言和行總是密切相關的。
如
作者早期小說《遲開的杜鵑》中的亞芳,四十多歲還未婚,當表妹為她介紹男友而
請她吃飯時,她這頓飯吃得“不知肉味”,表妹問她為何吃得那樣少?作者緊接著
寫道:
亞芳用手按住心口,眉頭一皺:“這兩天胃不舒服。”其實她的胃何嘗不舒服,
倒是心不舒服了,“她恨不得立即回到宿舍,躺在冰冷的單人床上痛哭一場”;因
為眼前這男子,正是她少女時代在大陸拒絕過多次的人啊!這里,表面看來,是神
情動作語言的精工細刻,實際上卻是逼真細膩的心理描寫。
通過這些描寫,讀者不
正可以看出她對當年在祖國北方讀書和工作生活的留戀,對來臺后飄泊凄苦的無奈,
以及此刻急于找個歸宿的心態。
有時,每個動作都是說話,每句話都是動作,每句話,每個動作又都是心理活
動的印證。
如孟珠與許午田相愛后的每一舉動、每一段對話,每一縷思念,都暗示
兩人心理的進展(《孟珠的旅程》)。
甚至在沒有語言,而且動作很少的場合,心
緒的波動也引起讀者的強烈共鳴:
他握住我的手,望著我的臉,在默默中,你知道其中的情意
有多少?
——《愛情象把扇子》
還有什么描寫,能如此傳神地突出一對戀人定情時甜蜜的心境?
三
五六十年代,是林海音創作的豐收期,到六十年代中期,林海音已成為海內外
讀者敬仰的著名作家了。
正是這個時期,西方現代派文學風靡臺灣文壇,當臺灣現
代派某些作家向西方膜拜,宣稱只要“橫的移植”,不要“縱的繼承”的時候,林
海音卻堅定走自己的民族化的道路,實在難能可貴。
魯迅先生說:“我主張雜入靜物,風景,各地方風俗,街頭風景……現在的文
學也一樣,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為世界的,即為別國所注意。”林海音的散文、
小說正是借助于有地方特色的風俗、人情世態,地方風景的精心描繪,從而加深了
作品的民族化特色,增添了藝術魅力,而為世界矚目。
如八大處的雄偉,白云觀的
熱鬧,護國寺的廟會,香山的紅葉,臥佛寺一丈多長的臥佛等等,寫的是北京的景,
抒發的是熱愛祖國的民族情(《騎小驢兒上西山》);至于對北京中秋節晚上家家
拜月和分吃團圓月餅的禮俗(《婚姻的故事》),臺灣媽祖生日的熱烈慶賀、端午
節劃龍舟的盛況,高山族的戀愛生活(《臺灣民俗雜輯》)等描寫,也鮮活地表現
出中華民族特有的生活畫圖和情趣。
林海音不僅刻意描繪出動人的風景風俗畫,還常常把時代的光彩注入民情民俗
中,呈現出這些地方特定的歷史年代的真實面貌。
如《城南舊事》中群眾觀看革命
學生和盜賊“出紅差”場面的描寫,既突出北伐失敗后反動派對革命青年的殘酷鎮
壓,也顯現了社會的混亂。
《殉》把“仍然留在時代那一邊沒有跳過來”的婦女所
遭遇的包辦婚姻和“沖喜”舊俗,寫得凄凄慘慘;至于臺灣三世、四世同堂的“養
女世家,以及養女被侮辱、被摧殘的悲苦命運(《玫瑰》),又從另一角度揭露了
臺灣畸形發展的觀光事業的真相。
林海音小說中所寫的每一件事,每一情節甚至細
節,都是富有地方特色的,但又無不打上民族的、時代的和社會的印記。
在民族化的典型環境中,活躍著民族化的典型人物,這在林海音小說中是相當
突出的。
如《城南舊事》中的宋媽和秀貞,《婚姻的故事》中的婆婆和姨娘,《殉》
中的朱淑蕓,《金鯉魚和百裥裙》中的大太太和金鯉魚,《燭》中的大婦和小妾,
《晚晴》中的姚亞德等等。
至于對中國文學民族傳統手法的繼承和發展,幾見于每
篇作品。
她的成名作《城南舊事》,就繼承了中國小說結構上的“有頭有尾,疏密
相間,似斷實連”的優秀傳統,并運用我國讀者喜聞樂見的白描手法,通過人物自
己的語言行動來塑造人物形象,反映深刻的主題。
林海音的小說創作,雖然注意保持民族特色,但對于西方現代文學的某些技巧,
也剔其雜質,取其精華。
如短篇小說《燭芯》、長篇小說《曉云》等,就具有意識
流小說的某些特點,但又不完全是意識流的作品。
它們是在現實主義的基礎上,吸
取了現代派某些表現手法創造出來的杰作。
林海音注意把傳統的敘述描寫和意識流
寫法融為一體,構成既有民族特色,又有西方現代派色彩的風格,從而使作品的主
題更鮮明,人物形象更立體化,這正是林海音創作中精益求精的結果。
林海音創作的個人風格,也是在其民族化的基礎上形成的,那就是:樸素、自
然、淡雅。
一說起樸素、自然、淡雅,人們常常只想到作品的語言文字,其實,它主要表
現于內容的實質,如作品題材、結構、情節的選擇,人物形象的塑造,情感真摯自
然篤誠,當然也包括語言文字。
林海音筆下沒有驚天動地的故事,沒有刀光劍影的
斗爭,她寫的都是身邊事、兒女情、母子愛、師生誼。
這些,都是平淡無奇的,她
卻能對這些平淡的日常生活作出不平淡的處理,寓深意于質樸之中。
宋代詩人梅堯
臣說:“作詩無古今,欲造平淡難”,散文、小說創作何嘗不是如此。
《思冰令人
老》寫的是作者在臺灣旱冰場觀看白雪冰團表演時的所想所盼,卻落筆于“我們是
從有冰雪的地方來,仍當回到有冰雪的地方去。”這篇文章是那樣質樸、單純,內
涵豐富、厚實!小說《城南舊事》,寫的不過是宋媽、小偷、瘋女秀貞,蘭姨娘、
父親等人的生活命運。
人是最平凡的人;事,是最平凡的事,都是人們司空見慣的。
林海音卻能“在別人司空見慣的東西上發現出美來”(《羅丹藝術論》)。
因此,
她透過來媽喪失一雙兒女卻仍然善待東家孩子,看到她金子般的心;透過瘋女的表
面看到她本質上的可愛可親可憐;透過小偷的“可恨”,看到他的無奈和可敬,因
為太窮,他得讓母親吃飽和讓弟弟讀書;透過蘭姨娘的現在看到她苦難的童年;也
透過父親接濟革命青年和導致父親身亡的事實,看到父親的所愛所憎。
作者正是從
這些人們司空見慣的人和事中,發掘出人性的美和人情的美。
但是,這么美的人,
這樣令人難忘的事,這樣令人懷念的地方,都離“我”而去了,作者對祖國故土的
思念之情,也就躍然紙上。
作品的深刻主題正是通過這些平凡的題材表現出來的,
而且正以它的豐富內蘊,它的含蓄,它的深邃而撥動讀者的心弦。
大陸去臺人員思
念鄉土親人,更是極普通極常見的事,《晚晴》通過一個老人寂寞思親和他的朋友
——也是老人因有家不能歸而“投環”自殺的描寫,把盼望祖國統一的灼熱主題,
深埋在思親的質樸文字底下,從而引起讀者無盡的遐想和強烈的共鳴。
這種樸素、淡雅、自然的風格,表現在人物塑造上,更為突出。
她筆下的人物,
不是淡色素描,就是工筆細雕,她從不用濃墨重彩把人物嵌進油畫里。
林海音的小說,其情節結構,也有一種“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質樸美。
就像生活中原有的樣子,作者不過把生活中的活人真事搬上紙面而已。
這種“看似
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的結構藝術,當然是作家深思熟慮、精巧構思的結
果。
生活是豐富多采的,她的作品在結構上也力求變化多端,給人種種新意。
有的
以書信體結構情節,突出人物的心靈美,如《蘿卜干的滋味》;有的用講故事的方
法構小說,如《婚姻的故事》,作者把幾代人的不幸婚姻,講得詳略得當,寫得真
切感人;有的以曲折迂回的方式表現主人公命運的多變,如《燭芯》;有的開門見
山直敘赴宴的感受,如《春酒》;有的順寫(《繼母心》);有的倒敘(《初戀》、
《蘭色的畫象》);有的倒述、插述并用(《某些心情》);有的采用幾個人物分
別立傳的結構方式(《我們的爸》);有的直敘到底(《一件旗袍》、《臺北行》、
《陽光》);有的簡潔明朗,像速寫,如短篇小說《再嫁》、《冬青樹》;有的鋪
陳委婉,如長篇小說《曉云》)。
即使都是長篇小說,也因不同題材而采用不同的
結構方法,如《城南舊事》通過五個系列故事表現一個主題:故上之戀,別離之憾。
《春風》則通過兩個朋友的不同命運為主次線索的結構方法,表現由大陸去臺灣的
知識分子事業與愛情之間的矛盾。
《孟珠的旅程》則采用一種更接近于散文的寫法,
因而顯得更為自然、質樸,并帶有一種女作家所特有的溫柔細膩的筆觸,將歌女的
悲歡,姐妹之情,男女之戀,都在舒徐動人的敘寫中得到最完美的藝術體現,讀來
令人思緒萬千,感慨不已。
林海音作品的質樸自然,還表現在她深摯感情的自然流露。
她不像一些作者忸
怩作態故作多情,而是把自己火熱的心、全部的情熔于作品,把自己的愛與恨傾注
在人物的際遇中。
這種感情首先表現在她對祖國的深情眷戀上?/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