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寂寞沙洲冷
詞:陳信榮曲:周傳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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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你走后心憔悴
白色油桐風中紛飛
落花似人有情這個季節
河畔的風放肆拼命地吹
不斷撥弄離人的眼淚
那樣濃烈的愛再也無法給
傷感一夜一夜
當記憶的線纏繞過往支離破碎
是慌亂占據了心扉
有花兒伴著蝴碟
孤燕可以雙飛
夜深人靜獨徘徊
當幸福戀人寄來紅色分享喜悅
閉上雙眼難過頭也不敢回
仍然撿盡寒枝不肯安歇微帶著后悔
寂寞沙洲我該思念誰
卜算子 黃州定惠院寓居作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
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
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
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這方面成功的例子不少,最有名的是一張《淡淡幽情》的專輯,其中收錄了李煜的《相見歡》(無言獨上戲樓),蘇軾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范仲淹的《蘇幕遮》(碧云天,黃葉地),秦少游的《桃園憶故人》(玉樓深鎖多情種),聶勝瓊的《鷓鴣天》(玉慘花愁出鳳城),李煜的《烏夜啼》(林花謝了春紅)和《虞美人》,歐陽修的《玉樓春》(別后不知君遠近),朱淑真的《生查子》(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這個瓊瑤也用過,用在她為《煙鎖重樓》還是《新月格格》所寫的插曲《鴛鴦錦》里,柳詠的《雨霖鈴》,辛棄疾的《丑奴兒》(少年不識愁滋味),李之儀的《卜算子》(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等,有臺灣名聲卓著的曲作家古月、劉家昌、翁清溪、陳楊等譜曲,曲與詞可謂珠聯璧合,相得益彰,是這張專輯成為現代音樂史上足以傳頌的極品,《音像世界雜志》曾將該片評為“十張最適合在夜晚用心聆聽的專輯”。
這張專輯里最有名的兩首,一個是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一個就是后來王菲翻唱的《但愿人長久》,那倒是對這首古典佳作現代版詮釋了。
這首詞其實在大陸也有多個譜曲版本,映象最深的是在83、84年播出的電視連續劇《武松》中,張都監家的丫鬟,后來為武松跳樓的那個,就曾彈唱了這一曲。
但這些多屬于聲樂作品的范疇,與流行隔著一段距離。
但從另一個角度上,說明了經典詩詞與音樂的融合性。
我們再來換一個角度,流行歌曲多表現一種通俗文化,而古典詩詞的介入,恰好將其雅的一面也推到了眾人面前,也正說明了,藝術其實并無雅與俗不可逾越之鴻溝,關鍵在于融合的手段了。
2、蘇軾
中國的唐詩宋詞歷來為人們所稱道,詞文化成為中國傳統文學寶庫中一道獨特的風景。
要是探討詞文學的代表人物,不能不談到蘇軾。
蘇軾改變了當時寫詞的風格,就和同一時代的王安石變法一樣,對當時和后世以巨大的影響。
蘇軾的詞題材廣泛,記游、懷古、贈答、送別、說理無不入詞,對嚴格的音律束縛也有所突破,促進了詞的發展。
名作有《念奴嬌》、《水調歌頭》等,開豪放詞派的先河,與辛棄疾并稱“蘇辛”。
3、婉約與豪放——宋詞中的兩種主要藝術風格
明張綖:“少游多婉約,子瞻多豪放,當以婉約為主。”清王士禎加以補充道:“仆謂婉約以易安為宗,豪放惟幼安稱首”。
(見《花草蒙拾》)這些從宏觀角度概括宋詞中兩種主要藝術風格,而以秦觀、李清照和蘇軾、辛棄疾分別為其代表作者。
這幾乎已成為宋詞研究中的通論。
婉約派是我國詞壇上歷史最久、數量最多、影響最大的一派。
其代表人物有:秦觀、李清照等。
豪放派與婉約派相比,從內容到形式、題材到風格都大不同,它突破了詞為“艷科”的藩籬,為詞壇開辟了一個嶄新天地。
其代表人物為蘇軾、辛棄疾等.
婉約派
中國宋詞流派。
明確提出詞分婉約、豪放者,一般認為是明人張詅。
婉約,即婉轉含蓄。
詞本為合樂而歌,娛賓遣興,內容不外離愁別緒,閨情綺怨。
五代即已形成以《花間集》和李煜詞為代表的香軟詞風。
北宋詞家承其余緒,晏殊、歐陽修、柳永、秦觀、周邦彥、李清照等,雖在內容上有所開拓,運筆更精妙,并各具風韻,自成一家,但仍未脫離宛轉柔美之風。
故明人以婉約派來概括這一類型的詞風。
其特點主要是內容側重兒女風情,結構深細縝密,音律婉轉和諧,語言圓潤清麗,有一種柔婉之美。
但內容比較狹窄,人們形成了以婉約為正的觀念。
婉約詞風長期支配詞壇,直到南宋,姜夔、吳文英、張炎等大批詞家,皆受影響。
宋詞中的“豪放派”與“婉約派”
詞興起于晚唐,發展于五代(907—960,繁榮于北宋(960—1127),派生于南宋(1127—1279)。
這樣分期當然是極為簡略粗疏的,只是為了便于說明問題,不能不在歷史的大墻上暫時插幾個鉤子,以便掛上一些史實,看清它的上下左右的關系,免得抽象設想,不易捉摸,甚至弄得時代錯誤,史實乖舛。
從詞的興起到北宋末年,大約在二個世紀之中,詞作為一種民間愛好,文人競寫的文學作品,已經達到它的黃金時代。
也可以說,全部詞中較好的那一半,產生在這一時期。
以后,即在南宋時期,盡管派別滋生,作者增加,但就總的質量而論,已不如南宋以前的作品。
那些作品及其作者,都是沿著自晚唐以來的一個傳統而寫作的。
這個傳統簡單明了,即是后世所謂的“小調”。
小調是民間里巷所唱的歌曲:其內容也頗為單純,大都以有關男女相愛或詠贊當地風景習俗為主題。
這本來是《三百篇》以來幾千年的老傳統、舊題材,而“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漢魏樂府,則表現得更為突出。
宋詞與樂府的關系是非常密切的,宋人的詞集有時就稱為“樂府”,如《東山寓聲樂府》、《東坡樂府》、《松隱樂府》、《誠齋樂府》等。
晏幾道自稱其詞集為《補亡》,他自己解釋道:“《補亡》一卷,補“樂府”之亡也。”意思是說,他的詞正是宋代的“樂府”。
但是從五代到北宋這一詞的黃金時代中,雖然名家輩出,作品如云蒸霞蔚,卻從來沒有人把他們分派別,定名號,貼簽條。
五代的作品,至少來自四個不同的區域:西蜀、荊楚、南唐、敦煌,但后來,也許為了討論方便,提出了“花間派”這個名稱,即用西蜀趙崇祚編的《花間集》的名稱來定派別,這當然是不正確的,因為此集所選的溫庭筠與韋莊的作品就大不相同,他們二人中的任何一人與波斯血統的李珣的一些作品又很不相同。
但在北宋文人看來,《花間集》是當時這一文學新體裁的總集與范本,是填詞家的標準與正宗。
一般稱贊某人的詞不離“花間”,為“本色”詞,這是很高的評價①。
陳振孫稱贊晏幾道的詞“在諸名勝中,獨可追逼《花間》。
高處或過之”。
由此可見,南宋的鑒賞家、收藏家或目錄學家以《花間》一集為詞的正宗,詞家以能上逮“花間”為正則。
“花間”作風成為衡量北宋詞人作品的尺度,凡不及“花間”者殆不免“自鄶以下”之譏。
事實上如何呢?我們看北宋幾個大家,如歐陽修、范仲淹、晏氏父子、張先、賀鑄、秦觀、趙令畤、周邦彥其詞作莫不如此。
柳永和他們稍稍不同,但他所不同者無非是寫他個人羈旅離恨之感,而其所感者仍不脫閨友情婦。
對于這些作品,當時北宋南宋的詞論家或批評家,誰也沒有為它們分派別,只是尋章摘句,說說個人對某詞某聯的愛好欣賞而已。
北宋大詞人的作風大都相象,這不稀奇,因為他們都是從《花間》一脈相承傳下來的。
他們的作品相互之間可以“亂楮葉”(楮chǔ,語出《韓非子·喻老》篇,比喻模仿逼真),又可以和《花間》的作品亂楮葉,甚至可以和南唐的作品亂楮葉,因為南唐作家所處的生活環境、文化水平、情調趣味基本上和北宋作家相似,而所詠的題材又大致相類,封建文人的感情又相差不遠,其表現方式也自不免相同,明顯的例子是馮延巳《陽春集》中的十四首《鵲踏枝》(即《蝶戀花》),其中有回首②見于歐陽修《六一詞》,改名《蝶戀花》③如除去這四首,則馮作只有十首了。
又如用《六一詞》為核對的底本,則問題更多,集中“舊刻”《蝶巒花》二十二首,今汲古閣本只剩十七首。
毛晉在《蝶戀花》調名下注云:
舊刻二十二首。
考“遙夜亭皋閑信步”是李中主作,“六曲闌干偎碧樹”,又“簾幕風輕雙語燕”俱見《珠玉詞》。
“獨倚危樓風細細”,又“簾下清歌簾外晏”俱見《樂章集》。
今俱刪去。
這里毛晉指名刪去的五首,尚有兩首未點名。
另外,毛晉明知一詞見于兩本,但似乎不敢斷定是誰作,他就錄存原詞,同時注明亦見他人集子中。
這種情形有四首:“庭院深深幾許;一首,毛氏注云:“一見《陽春錄》。
易安李氏稱是《六一詞》。”說明他之所以認為這是歐陽修的作品,也有根據。
梨葉初紅蟬韻歇”一首,題下注云:“一刻同叔(晏殊),一刻子瞻(蘇軾)。”“誰道閑情拋棄久”一首,注云:“亦載《陽春錄》。”“幾日行云何處去”一首,題下注云:“亦載《陽春錄》。”
其他北宋人詞同一首見于兩三人的集子中者,還有許多,這里不必詳記。
我舉這些例子,并不是要考證這些詞的作者,以便研究某人的作品價值。
而是為了說明一個歷史現象:自唐五代到北宋,詞的風格很相象,各人的作品相象到可以互“亂楮葉”,一個人的詞掉在別人的集子里,簡直不能分辨出來,所以也無法為他們分派別。
實際上北宋人自己從來沒有意識到他的作品是屬于哪一派,如果有人把他們分成派別,貼上簽條,他們肯定會不高興的。
籠統說來,北宋各家,凡是填得好詞的都源于“花間”。
你說他們全部是“花間派”,倒沒有什么不可,但也不必多此一舉,因為這是當時知識分子人人皆知,視為當然之事,你要特別指出北宋某人作品近于“花間”,倒象說海水是咸的一樣。
所以我們如果說,五代北宋沒有詞派,比硬指當時某人屬于某派,更符合歷史事實。
于是有人提出不同意見了。
他們說:“明明北宋有“豪放派”、“婉約派”,蘇東坡不是“豪放派”嗎?幾乎每一本文學史、詞論,不都是這樣說的嗎?問題的要點是:他們這樣說,有何根據?回答應該是他們的作品。
那末,第一個問題是,東坡有哪些“豪放”詞?于是翻開每一本文學史或詞論,照例舉出了“大江東去”、“老夫聊發少年狂”、“明月幾時有”等幾首,這些詞怎么能稱為“豪放”?“豪放”作品的例子,在東坡以前有李白,在東坡以后有辛棄疾。
把這兩個詩人的作品來比較東坡這幾首經常為人引證的作品,便可看出東坡的這幾首作品只能說是曠達,連慷慨都談不到,何況“豪放”。
“豪放”之說不知起于何時。
陳登不理許汜,許汜說他“湖海之士,‘豪氣’未除。”顯然說陳登傲慢,并非褒詞。
“放”字則似乎起于魏晉間“放浪形骸之外”一語,結合“豪”與“放”為一詞而成為豪放,大概起于唐朝,《唐書》稱李邕為“豪放不能治細行”則是指其品行。
陸游為別人說東坡詞“不能歌”辨護:“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聲律耳。”也是說東坡為人性格“豪放”,不是說他的詞屬于豪放一派。
因為北宋的詞人根本沒有形成什么派,也沒有區別他們的作品為“婉約”、“豪放”兩派。
當然,蘇東坡有些長調,比起早期的歐、張、二晏來,題材的選擇和表達的方式都有點不同,但這只能說蘇東坡這位多產的詩人,除了寫三百多首和“花間”詞人同樣的作品外,又寫了少許和別的詞人不同的作品。
我們可以說,在北宋詞的寶庫中,蘇東坡貢獻了一些與眾不同的作品。
他的功績是對詞有所增加,而不是改變什么詞壇風氣。
除了增加一些不同內容的詞以外,蘇東坡并沒有象胡寅說的“一洗綺羅香澤之態”,這完全是信口開河。
《東坡樂府》三百四十多首詞中,專寫女性美的(即所謂“綺羅香澤”)不下五十多首,而集中最多的是送別朋友,應酬官場的近百首小令,幾乎每一首都要稱贊歌女舞伎(“佳人”),因為當時宴會照例有歌舞侑酒,有時出來歌舞的是主人的家伎(如《紅樓夢》中唱戲的十二個女孩子)。
所以在東坡全部詞作中,不洗“綺羅香澤”之詞超過一半以上,其他詠物(尤其是詠花)也有三十多首,腦中如無對“佳人”的形象思維是寫不出來的。
甚至連讀書作畫,也少不得要有“紅袖添香”,說蘇東坡這樣一個風流才子,竟能在詞中“一洗綺羅香澤之態”,將誰欺,欺天乎?
再以東坡畢生遭遇而論,他被環境所造成的性格才情,也只能是曠達而不是豪放。
東坡對于他所際遇的經驗,可以使他悲憤,使他哀怨,使他曠達,使他慷慨,獨不能使他“豪放”。
說東坡《念奴嬌》“大江東去”這類吊古詞是“豪放”詞,是根本錯誤的。
東坡曾在被拘留中把陶淵明詩全部和作,又親手寫了陶的詩文全集。
陶詩本身爐火純青,讀陶而至于和陶,豈能不受其影響?能下這樣功夫的人,早已收斂了“豪放”之氣。
如果一個人的詩詞中有豪放之氣,他必有生活經驗中可以驕傲的得意之筆,才發為豪放之氣④,李白是一個豪放詩人,但他流夜郎回來以后,恐怕寫不出“豪放”詩來了,何況東坡的遭遇比李白要壞得多!
至于“婉約”一語則最早見于《國語·吳語》:“故婉約其詞,以從逸王之志。”意謂卑順其辭。
古代女子以卑順為德,故借為女子教育之一種方式。
《玉臺新詠》序說:“閱詩敦禮,豈東鄰之自媒;婉約風流,異西施之被教。”《花間集》卷七孫光憲《浣溪沙》:“半踏長裙宛約行,晚簾疏處見分明,此時堪恨昧平生。”又卷九毛熙震《浣溪沙》“佯不覷人空婉約,笑和嬌語太猖狂。
忍教牽恨暗形相。”同上《臨江仙》:“纖腰婉約步金蓮。”
從上面所舉例子,可以看出這個詞在不同時代有不同含義,但近人用為與“豪放”對立的狀詞,似乎專指所謂“綺羅香譯”、旖旎風光的含蓄的有節制的表情。
一旦被用在與“豪放”詞對比的地位,婉約詞就被視作保守的、不進步的、墨守成規的。
有時甚至于說婉約詞專寫男歡女愛,離愁別恨的荒淫生活,甚至于說他們的思想是空虛的,蒼白的等等。
很顯然,這種機械的劃分法并不符合北宋詞壇的實際,很難自圓其說。
因此,有時也不能嚴格遵守這兩派的門戶界限,也不免有豪放派向婉約派乞靈的時候。
例如說:
蘇軾寫傳統的愛情題材,也以婉約見長。
但婉約派詞人(按蘇軾時尚無此名號)大抵著力于抒情的真摯和細膩,他的詞在真摯和細膩之中格外顯得凝重和淳厚,如《蝶戀花》:“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綠水人家繞。
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
墻里秋?墻外道。
墻外行人,墻里佳人笑。
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卻被無情惱⑤。
(見文研所編《中國文學史》第二冊594—595頁)
什么叫凝重,什么是淳厚,編者增字解經,卻全不說何為凝重,何為淳厚,編者對于詞中“天涯何處無芳草”這一主要的句子,全沒搞懂,只好拉清初的王士禎來解圍。
但王也幫不了多少忙(因為他也不懂)只好顧左右而言他道:“只怕象柳永這樣善做情詩的人也未必能超過這一句。”而遠遠躲開“天涯何處無芳草”這一關鍵性的主句。
這個例子很有意思,只要一說到蘇軾,“豪放”論者就把所有的他認為可以證明蘇軾是豪放派的全副儀仗全搬了出來,仿佛聲勢浩大,威儀堂堂。
其實是極少的人在導演,讓蘇軾這個無兵將軍唱獨角戲,連跑龍套的也沒有。
碰著“紅白喜事”(例如所謂“愛情題材”,又不得不向討厭的婉約派小伙計通融了。
當然,我們說北宋沒有豪放派,并不是說北宋就一定沒有豪放詞,少數格調比較昂揚,氣魄比較恢宏的作品是有的,比如范仲淹的《蘇幕遮》、《漁家傲》和蘇東坡的“大江東去”。
即使如此,我們也不能僅僅根據這幾首詞,就承認他們是一個“豪放派”。
又如有人說,蘇軾詞的用語“形成一種清新樸素、流利暢達的詩歌語言”,于是下結論道:“所有這些,都表現了豪放詞派的特點。”我看不出這兩句話的邏輯關系。
這里我覺得有必要提到柳永,他在北宋詞壇上是一個很重要的作家,他和“花間”傳統的關系,既有繼承,也有發展,如果我們說,蘇軾擴大了“詞”的題材范圍,增加了前人只用以寫詩的文人情感,那是對的,但這也不是說他借此就可以成立一個“豪放派”或“反對派”或“曠達派”。
他的作品中增加了些以詩為詞的創作,并沒有減少他本來繼承“花間”的傳統作品,只能說他擴大了詞的題材與可能的新的寫法。
但這種新的寫法,柳永早就這樣做了。
柳永是專寫男女情愛、綺羅香澤、錦心繡口、紅情綠意的作家,所以他也沒有脫離花間傳統。
但他在繼承這個傳統的同時,更使用歌女舞伎們所用的語言、詞匯。
他的作品“向下看”,用她們的語言工具來寫她們的思想內容,這是蘇軾所做不到的。
因為他所周旋、應對的是文人學士。
文人們求雅正。
因此,他雖然也象柳永一樣擴大了的詞匯寫詞,但他是“向上看”而不是向下看,不是學市井的俗語以寫詞。
所以從中國到西夏,凡飲井水處就會唱柳永詞,柳永在語言運用方面走的是群眾路線。
蘇軾正是受了柳永的啟發,才在題材方面添入一些文人的感慨、牢騷和互相嘲笑以及詠物等前人少用或不用的題材⑥。
因此他的作品給人以題材豐富的印象。
柳永寫他自己感慨的作品,如著名《八聲甘州》、《雨霖鈴》,也達到了新的境界。
但因為他有新的境界。
但因為他有時寫妓女的生活,為宋代的道學先生所不喜,所以談“豪放”詞者專指蘇軾而不及柳永。
以上所談,只限于北宋。
北宋大家如歐陽修、二晏等都以“花間”為正宗,已如上述,所以大家指北宋時期的詞家為“婉約”派。
文風和時代的生活情況有關。
趙宋政府建國以后,為了加強中央集權,要求開國的功臣及時退休,作為一種交換的條件,政府鼓勵他們為子孫買良田、美宅,養歌僮舞女以自娛,免得生事⑦。
因此文人家中蓄養歌兒舞女是比較普遍的現象,北宋文人為了歌女演唱而寫作,當然只能沿著《花間集》的傳統。
晏幾道在他的《小山詞》跋文中說:
始時沈十二廉叔。
陳十君寵,家有蓮、鴻、蘋、云,品清謳娛客。
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諸兒。
吾三人持酒聽之,為一笑樂。
這說明了晏幾道的詞是在什么情況下寫出來的。
這種情況,證以《石守信傳》中所述情形,可知這不是個別情況,在這種“歌舞升平”的氣氛之下,他們征歌選舞,是受政府鼓勵的一種上流社會普遍的風氣。
再看看李清照《永遇樂》詞中回憶北宋盛時開封的文化生活的情形,就會更加清楚。
但自靖康之變以后,北宋亡國、人民大量逃難到江南,流離顛沛之苦,妻離子散之慘,國土淪亡之痛,引起了大多數知識分子的悲慘感慨,怎么還有心思“品清謳娛客”?在這種局面之下寫出來的作品,當然是慷慨激昂、義憤填膺的,所以南宋詞人中多有所謂“豪放派”是理所當然的。
其實“豪放”二字用在這里也不合適,應該說“憤怒派”、“激勵派”、“忠義派”才對。
“豪放”二字多少還有點揮灑自如、滿不在乎、豁達大度的含義。
所以豪放、婉約這些名目,在當時并無人用,只有后世好弄筆頭或好貼簽條的論客,才愛用以導演古人,聽我調度。
而且當時詞的作風內容,主要也當然是受政局變化而引起的。
在兵荒馬亂之中寫燈紅酒綠的旖旎風光固然不相稱,即使在危局略定的情況下忘乎所以地作樂尋歡,情調也不相稱。
文人作品主要受時代的變動而轉變。
并不是某人天生“婉約”或從小“豪放”,我們看向子諲的《酒邊詞》,是一個最恰當的例子,向子諲前半生生活在燈紅酒綠的開封。
他的詞稱為《江北舊詞》,是道地的“婉約”派。
靖康之難(1126)汴京淪陷,他逃難到杭州,這以后的作品稱為《江南新詞》,變成了道地的“豪放”派⑧。
李清照的境遇也差不多,不過她后期的作品不是“豪放”而是悲苦,這也是理所當然的。
如果向子諲、李清照的后期作品還是歡天喜地,那倒是全無心肝了。
至于從敵人占領之下帶兵打游擊來歸附南宋的辛棄疾,其作品當然只有我們現在見到的慷慨激昂的作品。
蘇軾如果活到南宋,他的作品也許比我們現在所見的更為“豪放”。
而像周邦彥那樣被貼上“婉約派”、“格律派”簽條的作家,如果也能活到南宋,我想,他也不會以“婉約”或“格律”派終其身的,
現在我錄下兩個著名詞人的作品,先不要問是誰寫的。
但憑它本身的內容請讀者判斷哪一首是什么派或什么人寫的。
一、金陵懷古《西河》
佳麗地,南朝盛事誰記?山圍故國繞清江,髻鬟對起。
怒濤寂寞打孤城,風檣遙度天際。
斷崖樹,猶倒倚。
莫愁艇子曾系。
空余舊跡郁蒼蒼,霧沉半壘。
夜深月過女墻來,賞心東望淮水。
酒旗戲鼓甚處市?想依稀、王謝鄰里。
燕子不知何世,向尋常、巷陌人家,相對如說興亡,斜陽里。
二、意難忘
花擁鴛房,記駝肩髻小,約鬢眉長。
輕身翻燕舞,低語囀鶯簧。
相見處,便難忘。
肯親度瑤觴。
向夜來歌翻郢曲,帶換韓香。
別來音信難將。
似云收楚峽,雨散巫陽。
相逢情有在,不語意難量。
些個事,斷人腸。
怎禁得凄惶。
待與伊移根換葉,試又何妨?
當你讀后,對它的內容,它的作者,以及它屬于什么“派”,會提出什么高見呢?
①關于“花間詞”,可參閱本刊1982年10、11期拙作《花間詞簡論》。
②即“誰道閑情拋棄久”,“幾日行云何處去?”“庭院深深幾許”,“六曲闌干偎碧樹”四首。
③據四印齋本《陽春集》其底本為明汲古閣藏宋嘉佑戊成(1058)陳世修序本。
④陳登“豪氣未除”,因他討呂布有功,加伏波將軍,故瞧不起許汜。
⑤關于這首詞的解釋,可參看《文學遺產》1983年第二期拙文。
⑥詠物是古已有之的一種文學游戲,《荀子》的賦篇就是這一類,唐張鷲的《游仙窟》就有許多用語雙關的“詠物”詞。
⑦見《宋史·石守信傳》趙匡胤對大臣的勸告。
⑧當然“豪放”派這名稱也不合適,為說明問題,姑用此名。
參看劉揚忠《論酒邊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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