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阿長的形象 （一）
阿長是魯迅童年生活中一個頗有影響的人物，曾幾次被魯迅寫入作品中。
在這些作品中，作者不但對她作了較為全面的介紹，而且通過幾件互不關聯的事情描繪了她的性格。
在《狗·貓·鼠》里已先寫了她踏死“我”心愛的隱鼠。
到《阿長與〈山海經〉》，又采用先抑后揚的手法來寫她。
開頭寫她“喜歡切切察察”，低聲絮說什么時“還豎起第二個手指，在空中上下搖動，或者點著對手或自己的鼻尖”。
對“我”管得很嚴，拔一株草都說是頑皮，動不動就要告訴家長。
夏天睡覺又在床上寫“大”字，擠得“我”沒有翻身的余地。
這些真切生動的細節描寫，都帶著明顯的貶義。
接著寫她元旦清早給“我”的磨難。
這些“古怪的儀式”雖然是出于善良的動機，但因“煩瑣之至”“非常麻煩”，使“我”至今還記得很清楚。
再來，寫她講“長毛”的故事，更進一層地寫她缺點。
當“我”以為她長得很丑，倘若“長毛”來，一定最安全了，她卻反駁道：
“那里的話？!”她嚴肅地說。
“我們就沒有用么？我們也要被擄去。
城外有兵來攻的時候，長毛就叫我們脫下褲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墻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來；再要放，就炸了!”
這些話表現了十足的愚昧和阿Q精神。
“不料她還有這樣偉大的神力。”雖然是寫“我”童年的感想，但更是尖銳的諷刺和批判。
到這里，作者才掉轉筆鋒寫買《山海經》──也就是這篇散文要著重寫的一件事。
“我”念念不忘，渴望得到繪圖的《山海經》。
可是，誰都“不肯真實地回答我”。
只有阿長，雖然她根本不知道《山海經》是什么，“我”原也認為對她說也無益，所以向來沒有同她說過。
但她卻自己主動來問，并且在她告假回來時，一見面就高興地說：“哥兒，有畫兒的‘三哼經’，我給你買來了!”這件事，充分表現了她對孩子的心思觀察得多么細致，對孩子的愿望是那么體貼，為了滿足孩子的正當愿望又是那樣認真、鄭重其事。
以至“我”驚喜、激動得“似乎遇著了一個霹靂，全體都震悚起來”。
于是，“我”對她有了新的看法：“別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卻能夠做成功。
她確有偉大的神力。
謀害隱鼠的怨恨，從此完全消滅了。”透過天真的兒童心理，對她身上美好的質素的贊揚是何等熱烈和真摯!作為一個連真正的姓名都很少有人知道的下層勞動者，她善良、真誠、熱愛和關心孩子。
她思想、性格上有很多消極、落后的東西，是封建思想毒害的結果，與其說是她的過錯，不如說是她的不幸。
前面所說的作者的諷刺和批判，既是對她身上的消極、落后的東西，也是對著造成這些消極、落后東西的統治思想和社會制度。
《阿長與〈山海經〉》等文這樣寫阿長，使我想起中國史傳文學中“不虛美”“不隱惡”的主張。
我認為，這既是一種尊重事實、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也是與現實主義精神相通的。
《朝花夕拾》不是史傳文學，但作為寫真人實事的散文，這樣來寫人物，無疑是應該肯定的。
而且，對于文學創作中，描寫較為復雜的性格，避免將人物簡單化、絕對化，也是有益的經驗。
（節選自潘旭瀾《〈朝花夕拾〉的藝術》，《紀念魯迅誕生一百周年論文集》，復旦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
（二）
在這篇回憶散文里，魯迅以飽含深情的筆觸集中記敘長媽媽給他留下的兒時印象，把長媽媽這個人物寫得栩栩如生。
這一點，有目共睹，誰都承認。
但是，作為回憶性的藝術形象，長媽媽并不是典型化的產物。
魯迅寫她，既沒有采用“雜取種種人，合成一個”的方法，也沒有專用自己的保姆做“模特兒”，去塑造一個勞動婦女的典型。
阿長是生活中真實的阿長，所寫全部事實，都是“從記憶中抄出來的”；盡管“與實際內容或有些不同”（《朝花夕拾·小引》），但絕無虛構。
無論稱呼的來歷、切切察察的毛病和“不見得很好”的睡相，還是“煩瑣之至”的各種規矩和講“長毛”，以至購買《山海經》，都是魯迅曾經親見親聞親歷過的，現在一一寫來，具有十分親切自然的情致。
人們通過這種情致所得到的藝術感受，是充滿幽默的純真美，和《一件小事》所顯示的那種肅穆、嚴峻而深沉的格調迥然不同。
這是因為，在魯迅心目中，人力車夫的那一件小事是和國家大事聯系在一起，使他增加勇氣和希望，而阿長的這些瑣事則和“人氣”相連，給他精神上以鼓勵和安慰。
同“名人名教授”相比，阿長固然是可尊敬的好人，但就國家民族的前途來說，魯迅并不把希望寄托在阿長似的人物身上。
因此，魯迅寫阿長，不僅局限在幼兒保姆這個范圍內表現她的性格美，而且把這種性格美同愚昧落后相摻雜，沙里淘金似的讓她閃爍出性格美的光輝。
這固然同所回憶的生活真實有關，但也恰恰證明魯迅并不是把阿長當作理想的人物來歌頌的。
魯迅雖然沒有把阿長當作寄托著希望的理想人物，但并不因此對她失去敬重和懷念，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從她身上看到了人類那種難能可貴的純樸和真率。
就拿阿長那“大”字形的睡相來說吧，雖然使幼年魯迅吃了苦頭，母親也曾含蓄地暗示她能夠改變，表現了有所不滿，但是，字里行間流露出來的，卻是對阿長“適性任情”的肯定。
退一步說，就算和“切切察察”一樣，這也是一種缺點吧，然而，在魯迅筆下，阿長的缺點也是令人喜愛的，因為她不“嗦做作”，“對就對，錯就錯，不說一句分辯話”。
誠然，阿長是愚昧無知的，她所懂得的那許多規矩，大都是可笑的，尤其關于“長毛”的講述，更令人捧腹，魯迅也確實給予了含笑的批評。
但難道僅僅是為了批評，或者為了揭露封建統治者對勞動人民的毒害嗎？問題并不如此簡單。
我們通過“元旦辟頭的磨難”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道“恭喜”、吃福橘的麻煩儀式中，阿長寄托了多么真誠的善良愿望啊!她希望自己和孩子“一年到頭，順順流流”。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福橘并不是她自己吃，而是由她“塞在我的嘴里”，說明這儀式是為了孩子，表現了她對孩子的一片祝福之心!其他如“死”要說“老”，不進死人房和產房，不鉆曬褲子的竹竿底下等等，事情本身固然是可笑的，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阿長教給這些“道理”的用心，和現在的阿姨教孩子們講衛生、不橫過馬路并無差異，都是為孩子著想。
阿長教各種規矩和講“長毛”如果不是出于這種善良的用心，她以后也就不會有為魯迅買《山海經》的舉動。
從這些地方可以看出，魯迅不僅嚴格地按照生活本來的面貌如實地記敘長媽媽，而且在記敘中始終著意表現她身上最本質的東西，即“名人名教授”所缺少的“人氣”。
正是由于有這種“人氣”做內核，她的切切察察、“大”字形睡相、麻煩的規矩和講“長毛”所表現的愚妄，并不令人生厭，反而能夠同買《山海經》的舉動和諧一致，形成統一的風貌，使我們從她的愚魯中看到真率，從粗獷里看到細心，而這種真率和細心所體現的實質，是對孩子的關心和愛護。
事過三十多年之后，魯迅懷著深情回憶起來，仍然被這種關心和愛護所激動，寫來情真而意切。
毫無疑問，買《山海經》一事，是使魯迅最為感動、永志不忘的。
因此，關于這件事的敘說也最為激動人心，成為全文的中心。
首先，從自己渴慕《山海經》寫起，用自己那種“太過于念念不忘”的心情來襯托出阿長的關心。
她主動詢問《山海經》是怎么一回事，而“我”則認為她“并非學者，說了也無益”，只淡淡地作了回答，但她卻默默地記在心里，認真地當一件事去辦。
這充分說明阿長的關心是出于真情實意，并非為了討好主子，也不是做給別人看的。
其次，她果真辦成了，而且是不聲不響地辦成功的。
當讀者讀到她“穿著新的藍布衫回來了，一見面，就將一包書遞給我，高興地說道：‘哥兒，有畫兒的“三哼經”，我給你買來了！’”的時候，怎能抑制住心頭的激動？在這里，作者爐火純青的白描手法確實取得了驚人的藝術效果。
再次，魯迅又用極其凝練的文字表達了自己當時的心情：用“似乎遇著了一個霹靂，全體都震悚起來”，寫出被感動之強烈；用“趕緊去接過來，打開紙包，是四本小小的書，略略一翻，人面的獸，九頭的蛇……果然都在內”，表達出無限歡悅之情。
為了突現這種感激與歡悅，還用“謀害隱鼠的怨恨，從此完全消滅了”做陪襯，使莊重的感情仍然帶著詼諧的色彩，以便在風格上和前面的記敘保持一致。
最后，寫出這部“最初得到，最為心愛的寶書”給自己留下的印象和影響，把對長媽媽的感激之情引向深化，變成永久的懷念。
文章正是在這種永恒的感激和懷念的基礎上，以飽蘸濃情的筆墨，為長媽媽的在天之靈祝福!這個深情祝福的結尾，具有強大的感染力量，同時，也發人深思。
它凝聚著魯迅對長媽媽的全部情思，寄托著魯迅對善良人的衷心祝愿；從“不愿意想到目前”而回憶過去的創作初衷來看，這種情思和祝愿愈強烈、真誠，就愈能反襯出對“目前”的否定和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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