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說：“文學的自覺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它貫穿于整個魏晉南北朝，是經過大約三百年才實現的。”袁行霈指出，所謂文學的自覺有三個標志：第一，文學從廣義的學術中分化出來，成為獨立的一個門類。
第二，對文學的各種體裁有了比較細致的區分，更重要的是對各種體裁的體制和風格特點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
第三，對文學的審美特性有了自覺的追求。
漢代的帝國制度的分崩，瓦解使得傳統的制度，歸則思維模式都要發生相應的變化，從大一統的治國模式變成分割混亂的新局面，文藝界的思想也從獨尊儒術變成百家爭鳴，盡管沒有戰國時代那么輝煌，但北地的質樸剛健，南方文學的綺迷清新都在這一時期有所體現。
從政治的角度看，門閥制度使得大批懷有胸襟抱負的寒門學子通過詩歌來抒發自身的不行，或心有寄托。
這一時期的代表是古詩十九首。
從人物的自身來說，這一時期的任務由于歷史的重大變故，文人自身命運的無從主宰，往往以曠達放誕的態度來蔑視舊有模式，比較有名的竹林七賢。
詩歌繼承了詩經的傳統。
眾所周知，詩經是由民間創作的，而魏晉南北朝的樂府詩更是在形式內容題材創作技巧方面進行了革新，使得那時的“民間文學”成為我國文學史的一朵奇葩，相對比較民間文學，文人創作受縛于統治階級的操縱，作品的優秀往往是曇花一現，然而這一時期的文學屬于醞釀或革新期，很多文學都出自落拓士人庶民，但對后世的影響較深，如志怪志人小說，樂府詩歌，賦體散文都對后世的小說詩歌散文的發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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