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我在此謹談談我對教師職業及相關一些問題的粗淺認識。
不當之處，敬請指教。
巧的是我出身于教師世家，小時候的夢想也曾是當一個讓人稱道的好教師，但因為我考大學的那幾年教師職業恰好不被推崇，我忍痛未報考師范類大學；到我大學畢業的時候，我又有一個留校當教師的機遇，但我就讀的那個大學有一個讓我當時很不愿接受的規矩：必須先當一年軍事管理干部，然后才能回教研室做教師。
我非常不理解并請有意留我任職的教研室領導向系領導請求為我破例，但終于未獲準許，我也就憤而離校了。
自此我就與教師這個職業徹底絕緣了。
當然，也許將來我從現在的工作崗位上退休以后，可能會有機會爭取到一個做校外輔導員的機會，補此舊夢作為安慰。
要說對教師職業的認識，我不得不從唐代大散文家韓愈的《師說》談起。
他認為“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這種三分法概念數千年來深得人心，但歷史走到了今天卻似乎又有了很大的不足，因為它僅僅談及了作為教師的三項具體工作任務，遺漏了很多其它問題，比如“怎樣才能成為一個合格的教師？”
在啟功先生接受北京師范大學委托為該校擬寫校訓之時，他非常精到地回答了這個問題，答案即是八個大字的北師大著名校訓：“學為人師，行為世范。”如套用韓愈的語式，可概括為“富學、范行”兩句。
可以看到，韓愈的三句話，側重于教師的三大具體的工作任務，即：傳道、授業、解惑。
而啟功先生的兩句話側重為師的標準。
我個人認為，這兩句話的重要性當在韓愈的三句話之上。
但問題在于啟功先生的標準主要講的是作為教師的外在標準，而對作為教師的內在品德卻沒有提及，大概老先生認為：既然投身教師這個燃燒自己照亮別人的職業，其為師之品德是不須多言的了，所以老人家無庸置疑地大膽舍棄了。
只是現實世界卻殘酷地證明：老先生片面了。
何來此言呢？
我在檢察機關從事刑事檢察工作，因工作習慣比較關心全國各地發生的各類刑事案件。
在各類刑事案件中，讓我最感到痛心甚至感到恐懼的莫過于教師對于學生的犯罪了。
這些我們最信任最尊崇的人怎么了？結論是：師德匱乏，并逐步發展到惡性膨脹。
于是我們自然而然地想到應該在富學、范行前面再增加一句：修德。
可以肯定地說，絕大多數教師的師德是非常高的，但正因為個別教師的喪德惡行太過令人恐懼才反面印證了教師“修德”的重要性。
我們還有必要繼續進行推進式思考。
以上所述，無論是修德、富學、范行，還是傳道、授業、解惑，都是把社會作為一個主體，片面地對教師職業者定要求派任務。
但據我所知，作為一種社會分工、作為一個職業，教師的肩上承擔著我們太高的期望和太重的責任，以至于有許多教師在重負之下被壓垮了，比較引人注目的表現有改行和沉淪兩種，其實還有一種不那么引人注目的表現，那便是勉為其難地支撐直至實在撐不下去造成人格、經濟、家庭乃至方方面面都徹底破產，甚至被社會遺棄。
與那些因沉淪犯罪而罪有應得的個別人相比，這些因無力支撐而瀕臨消耗殆盡的大多數實在是令人深深地同情和痛惜，也讓我們不得不再進一步地深思：怎么了？怎么辦？
可能不得不回到國家與社會對教師這個職業群體的責任上來。
因為我們片面強調對教師提要求、壓擔子，但我們不知不覺中忘記了社會對教師所應該承擔的責任。
重視教育和尊重教師因為這些年來的不懈努力已經成為了社會的共識，并且已經形成了一句非常凝煉的口號：“尊師重教”。
但是我感到我們的認識水平和我們的政策導向離實際效果仍有很大的距離，常常讓人覺得這句口號是非常地空洞和飄忽：第一，我們可以發現“尊師”與“重教”在邏輯順序上排錯了，應當把“重教”排在“尊師”之前，即并非因為要“尊師”才“重教”，而是因為要“重教”才“尊師”。
第二，在“重教尊師”的口號和政策導向之下還缺少一個有效的中介使教育真正得到重視、教師真正得到尊重，正是因為這個中介的缺乏，使“重教尊師”的政策不得落到實處、不能取得實效。
這個中介應該是什么呢？套用一個經濟運行的術語，我認為應該是：投入！所以我認為有必要在“重教、尊師”后面再增加一個能夠避免使“重教尊師”的好政策流于空洞的新概念、新詞匯：投入！
至此，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的語詞系統：
（一）：重教、尊師、投入；――對社會的要求；
（二）：修德、富學、范行；――對教師的要求；
（三）：傳道、授業、解惑。
――對任務的要求。
前列第（一）項重在強調社會對于教育事業特別是對于教師的責任；第（二）項重在強調教師對于完善和提高自身素質的責任；如果有了這兩方面的基礎，則第（三）項中，對教師職業任務的要求將是很容易完成的。
以上是我對優化師生關系、提高教師素質和辦好教育事業三方面事情的一點個人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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