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名人：郭沫若郭安娜的婚事
一個偉大的人物在他的一生中，不僅事業上會有曲折的經歷，在個人生活上往往也會經歷一些曲折。
革命的科學家、文學家、思想家、政治家和著名的社會活動家郭沫若同志的婚姻問題就是如此。
郭沫若出身于四川樂山一個封建家庭。
他和元配夫人張瓊華（一作群華），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辦婚姻，這使青年郭沫若極為痛苦，因而他就離家出走。
待他再度回鄉已是年將半百的中年人。
張瓊華是封建禮教的犧牲品，她無異守活寡，十分令人同情。
但郭沫若完全出于對封建制度的反抗，因而也得到人們的理解。
據說他1939年第一次日到家中謁見老父，跪在老父前乞恕未能盡孝之罪，老父指著張瓊華對郭沫若說；“你應向她一跪，30年來她一直代你這個不孝兒子侍奉我們兩老。”于是郭沫若對瓊華夫人長揖到地。
不久郭父病逝，郭沫若攜于立群和他們的長子、也即郭的五子漢英奔喪。
張瓊華把自己的臥室，也即早先的洞房讓給他和于立群睡，自己卻到后面一間，孤衾獨宿……
郭沫若流亡日本時和安娜（即佐藤富子）自由戀愛而結合。
他倆之間不僅有十分真摯的愛情，還有長期患難與共的經歷，我們可以從郭沫若早年留下的作品中讀到熱情頌揚安娜堅貞純潔種種美德的詩急稱安娜為“我的瑪麗亞”！也可讀到在艱難困苦、顛沛流離中安娜夫人怎樣無保留地支持他的動人記錄。
特別是安娜不顧家庭反對，甚至不惜與自己的家庭斷絕關系，毅然決然地與郭沫若結婚，后來又克勤克儉、全心全意支持郭沫若從事文藝活動、參加革命和埋頭學術研究，尤引起人們對他的崇敬。
郭沫若參加北伐，其后又參加南昌起義，當他發表了震動世界的討蔣檄文《請看今日之**》后，遭到蔣的通緝，在亡命日本前夕，他得了一場重病，靠了安娜夫人悉心看護，才得以從死亡線上掙扎出來。
出院之日，他寫了《歸來》一詩，詩中說：“我的生命是她救起了的”，“這是我的妻”，“你是我永遠的惟一愛人！”
七·七事變起，郭沫若毀家紓難，再度投筆從戎，他“別婦拋雛”從日本口到祖國。
這一昂揚的愛國主義精神是甚為可貴的。
抗戰爆發后，中日兩國成為敵國，郭沫若被迫與安娜訣別，不久與于立群同居。
新中國成立后，安娜攜子女全部回到中國定居。
此后，未見郭沫若有一詩一文對這位曾經山盟海誓、甘苦與共的恩愛妻子有所記述和表示。
有人說是郭沫若把安娜忘了，這是不是事實呢？就筆者所知，他對安娜夫人并沒有忘情。
當郭沫若下決心別婦拋雛毅然歸國時，雖然事先也曾與安娜商量，并得到安娜的同意和支持，但臨行沒有告訴安娜，為的是怕親眼見愛妻悲泣，而移其初志。
因此當7月27日黎明前四時，郭沫若輕聲起床，掃視全室一遍，四子一女，都在酣睡中，安娜被驚醒，還不知有極為巨大的打擊立刻要臨到她的頭上。
她扭開電燈，靠在床頭上低頭看書，郭沫若走近她身邊，輕輕地吻了她一下，熱淚立即涌泉般淌到詩人的面頰上，幸未為安娜察覺。
斯時“殘月在天，零露在田”，他悄然離家。
歸國后他曾多次同友人談起，也不止一次寫在他的文章里。
特別是歸國四個月后，他接到日本友人一封信，信中提到他潛離日本后，日本憲兵就把安娜和長子和夫拘捕起來達月余，毒刑拷打，以至不能行路。
同時四個幼小子女在鄉，也常遭到無賴的襲擊。
得此信后他的心猶如刀割油煎，曾寫一首七律抒發了那時的心情。
之后，兩國的交戰使他們長期處于隔絕狀態。
應該說，在后來的那些年月中，于立群終日操持家務，對郭沫若和子女的關懷也確無微不至。
但有一次，約在1943年間，她突然“怠工”，一個人躺在藤椅上看小說。
原來是郭沫若的寫字臺上多了一張安娜的照片。
郭沫若苦笑說：“這是上午理書，從箱底我到的。”沒想到，竟惹起一場風波，他無可奈何地把照片又放入箱底。
抗日戰爭勝利后，郭沫若繼續投入火熱的反獨裁爭民主反內戰的斗爭。
1946年5月，郭沫若從重慶到了上海，1947年11月又從上海到了香港。
《洪波曲》在港報逐日發表，引來了帶了長子和夫和女兒淑子從日本經臺灣前來尋夫的安娜。
后來，夏衍和馮乃超商議，由馮乃超出面我安娜夫人懇談，說明郭沫若是一個在政治上學術上很有影響的人物，希望安娜夫人妥善處理。
同時馮乃超代表組織向安娜保證，今后她和子女的生活由組織安排。
當時東北已解放，由大連軍管會撥了一所小型別墅給安娜和子女居住。
1948年11月，郭沫若由香港進入解放區到了北京，于立群是后一步離港的。
在那段時間里，住在大連的安娜夫人曾到北京與郭沫若見面，女兒淑子也伴同父親住了幾天。
但當于立群到了北京后，情況就完全改變了。
**同志耐心做于立群的工作。
可是，作為郭沫若的最親密的戰友的周公，也只能到此為止。
從此郭沫若雖然不能到大連去看望安娜，但是這并未從此阻斷他們的聯系。
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他們的通信是由一位可靠的同志中轉的。
1977年，即郭沫若謝世前一年，安娜寫信給他，說兩人都已屆耄耋之年，希望無論如何見一次面。
經過安排，兩位在年輕時曾如此熾烈地熱戀過，而后又長期分隔的老人見面了。
幸有這一次見面，否則他將抱恨終生，安娜自然更加要稀噓嘆息，難以自己了。
安娜夫人這些年來在中國，除住大連外，有時也住上海，因兩地都有她的子女，她除了原先熟識的成仿吾等郭老的知友外，平時極少與他人來往，也不參加社會活動。
1983年她首次被推選為全國政協委員。
政協開會期間，正值她九旬壽誕，統戰部和全國政協曾為她祝壽。
但她仍然謝絕任何記者的訪問。
安娜每年多半要到日本探親一次，不過每次日日本總只在短短幾天，她向親人表示，他畢竟已是風燭殘年，萬一在日本病了怎么辦？她表示要死在中國，埋骨在中國，因為，她說；“我是中國人！”
有人說：如果于立群夫人也能如許廣平那樣處理因不幸的歷史而造成的家庭問題，那么，郭沫著后半生一定要心情舒暢得多，不至于因日益增長的內疚沉重地壓住自己的心頭；而兩位夫人的生活也必定會更為愉快一些，此話很有些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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