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黑白之道——談藝錄之五
圍棋是一種游戲。
這是一種關于生存競爭的游戲。
大凡人類把現實中的各種爭斗游戲化，便有了種種體育競技。
而當以游戲為游心之事，為精神之快樂，它便成了藝術。
黑白子，縱橫十幾道格子，先人們在這里演繹了無數的廝殺、爭斗、悲歡離合。
同時它也有著玄妙的意境，包含著宇宙之象、人生之道。
圍奩象天，方局法地，一陰一陽之謂道，圍棋，成了中國文化的象征，猶如氣功，猶如陰陽八卦。
圍棋不知起源于何時？“堯造圍棋，以教子丹朱”，這當然是附會。
中國人往往喜歡把一些物品的發明權交到某位圣賢手上，這就像一位窮小子，攀上了富親家，從此有了顯赫的身份。
但圍棋產生于原始時代，卻又是大為可能的。
當原始時代的先人們，在地上畫三、五道方格，擺上幾顆石子，或幾根長短不一的樹枝，作圈地、攻殺的游戲，也許，這便是古老之“弈”的雛形。
圍棋本為玩物，后來卻被賦予了許多別的意義。
中國的儒士們，一方面慷慨激昂、壯心不已，一付天將降大任于斯人的樣子；另一方面，又不失人好玩的天性，但玩物往往容易喪志，咋辦？最好的辦法便是將這種“玩物”納入到正統的規范、體系中，賦予它一種正面的意義，以玩得心安理得、名正言順，不亦樂乎？不亦君子乎？
對圍棋實施“招安”戰略的始作俑者，便是東漢的大名人班固。
這之前，圍棋的地位一直不高。
盡管孔夫子《論語》中就有教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載。
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這僅僅是說，如果無所事事，還不如下棋。
亞圣孟子則把“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列為世俗五不孝之一，似乎圍棋的盛行，已沖擊到當時社會的倫理秩序。
西漢時，圍棋被當作“失禮迷風”、“簡慢、相輕”之物。
圍棋所具有的平等、競爭意識與儒家仁、禮之道相沖突，決定了圍棋的被貶抑。
而班固，卻大大突出了圍棋的正面意義：“局必方正，象地則也。
道必正直，神明德也。
棋有白黑，陰陽分也。
駢羅列布，效天文也。
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
成敗臧否，為仁由己，危之正也”。
文以載道，棋亦載道，本為“技藝”的圍棋，擁有了“道”的身份，也就獲得了意義，有了存在的依據。
不過，圍棋史上也一直不乏反對派。
三國時吳地棋風盛行，人們“多不務經術，好玩博弈，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乃至吳太子孫和要命群臣作《博弈論》，據說共獲六篇，惟韋曜之作獨占鰲頭。
韋大人也確實了得，引經據典，苦口婆心，循循善誘，義正辭嚴，拳拳之心天人可鑒。
可惜韋大人的努力，終無濟于事。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
到魏晉南北朝時，竟迎來了中國圍棋的第一個黃金時代。
魏晉時，圍棋觀念的一大變化，就是確立了圍棋作為“戲”的獨立存在的價值，并把它納入到“藝”的范疇。
這之前，無論贊成還是反對，都不脫功利之心。
韋曜說圍棋“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征選者不由其道。
……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班固則強調圍棋“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這兩種觀點，看起來針鋒相對，實際上出發點或曰看問題的角度并無分別。
魏晉士人則反其道而行之，“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他們把足以引起人的精神愉悅的活動都稱為“戲”，并確立了“戲”的價值。
嵇康有詩曰：“琴棋自樂，遠游可珍。
含道獨往，棄智遺身。
寂乎無累，何求與人？長寄靈岳，怡智養神。”寄情于詩酒琴棋山水，成了他們釋放自我的一種方式。
與此同時，圍棋也正式成為一種“藝”，并有了完善的品第制度。
詩有《詩品》，畫有《畫品》，書有《書品》，棋則有《棋品》。
沈約《棋品序》稱圍棋“體希微之趣，含奇正之情；靜則合道，動必合變。
若夫入神造極之靈，經武緯文之德，故可與和樂等妙，上藝齊工。”
在中國古代，“藝”有“技藝”與“道藝”之分。
“道藝”指儒家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甚至就指六經，擁有顯赫的身份。
“技藝”則是各類“術”、“技”，如醫、卜、算、書畫、博弈等，執此業者則為“技藝之徒”。
韋曜說圍棋“考之于道藝，則非孫氏之門也”，沈約則說它“可與和樂等妙，上藝齊工”，上藝者，道藝也。
沈約不僅肯定了圍棋是“藝”，同時還強調此“藝”非彼“藝”，用心可謂良苦。
到唐代，琴、棋、書、畫并稱，棋正式成為“四藝”之一。
中國圍棋大致包含“技”、“戲”、“藝”、“道”四個方面。
“技”即“技藝”“戲”即“游戲”，“藝”即“藝術”，“道”即棋道，人生、宇宙之道。
中國從唐代開始出現職業或半職業的棋手，他們或做宮廷棋待詔，或依托于達官，或在茶樓酒肆陪人下棋、賭彩為生。
但奇怪的是，當某種“藝術”一旦成為職業，操此職業者成為“技藝之徒”，地位便急劇下降。
棋史上曾有一傳說，南宋棋待詔沈之才一日在宮中與人對弈，宋高宗觀棋。
見沈之棋有危急，諭曰：“切需仔細”。
之才對曰：“念茲在茲”。
上怒：“技藝之徒，乃敢對朕引經耶？”命內侍省打竹篦逐出。
棋待詔乃國手，實際上卻不過是充當帝王享樂的工具。
“技藝之徒”，竟敢引經據典，那就叫不識天高地厚了。
“技”與“道”，往往成了區分棋品、人品高下的分水嶺。
正因為如此，當人們想要拔高棋手的品位時，往往便要淡化他們作為棋手職業的一面，而將他們雅化、名士化。
瞿世壽《〈不古編〉序》稱國手吳瑞徵“視其所操之技，則弈也；察其所藏之蘊，非弈也。”而明末國手過百齡，“以相國之招而不去，以金吾之禍而不避，至知國家之傾覆而急歸，為公卿門下客者，垂四十年，而未嘗有干請。
若百齡者，僅謂之弈人乎哉？”（《過百齡傳》）“比德”者尊，“執技”者下，典型地體現了中國文化的重道輕技傳統。
與此同時，文人們以棋為一種愛好，就像他們好在絹、紙上隨意揮灑、筆走龍蛇一樣，便成了一種雅尚，一種賞心樂事。
棋有文人棋和棋士棋，畫有文人畫與畫師畫，兩者在品位上竟也分出了高下。
只是書、畫孰好孰壞，由文人說了算。
棋枰對弈，卻是立馬就要分出高下來的。
文人往往技不如人，索性看淡勝負，以“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善弈不如善觀”相標榜。
錢謙益稱“余不能棋而好觀棋，又好觀國手之棋。”觀棋而“語”、為人作序的同時，又作了許多觀棋詩。
張潮作《棋論》，謂翰墨棋酒，乃人生必需，“春雨宜讀書，夏雨宜弈棋，秋雨宜檢藏，冬雨宜飲酒。
……春聽鳥聲，夏聽蟬聲，秋聽蟲聲，冬聽雪聲。
白晝聽棋聲，月下聽簫聲，山中聽松聲，水際聽唉乃聲，方不虛此生耳。”圍棋藝術化，人生審美化，正是中國圍棋也是中國文化的動人之處。
想想，當“秋氣晴美，天光照席，水波不興”之時，扁舟一葉，棋枰一局，“江山之勝盡入局中”，該是一種多么令人神往之妙境。
游戲之事，或被當做飯碗，或被當做一種精神的藝術，小小黑白子，也就具有了別樣的意義。
而無論棋士還是文人，他們都愿意把圍棋風雅化、玄妙化，以顯示自己所執之“技”或所好之“藝”的不同凡響之處。
中國思想文化的源頭是《易經》，中國經籍中最玄妙的也是《易經》。
于是，將“弈”與“易”并舉，甚至強調“弈”本身就是“易”，便成為一種時尚。
《兼山堂弈譜·序》稱“弈之為言，易也，小數之乎哉。
弈者變易也，自一變以至千萬變，有其不變，以通于無所不變。”《弈理指歸》稱棋乃“按五行而布局，循八卦以分門”。
汪縉《弈喻》以棋為“易”、為“天技”。
如此種種，幾乎成了論棋者不變的“定式”。
不過，當中國圍棋被日益藝術化、玄妙化，日益成為一種“雅玩”時，它作為競技的一面又被大大弱化了。
競技得以真正實現的前提是人的自由與平等，中國封建等級專制社會，恰恰缺乏平等競爭的機制。
中國古代圍棋基本上是一種“玩物”，處在自生自滅狀態，從未建立過完備的競賽體制。
而在文化觀念上，中國文化重“和”忌“爭”，作為爭勝之道的圍棋，或被當做“害、詐、爭、偽”之物被貶抑，或被納入到“仁”、“禮”、“和”的軌道中。
“彼簡易而得之，寬裕而陳之，安徐而應之，舒緩而勝之”（《弈棋序》），被認為是棋的取勝之道的最高境界。
即便要贏，最好“贏止半子”，贏多者，嗜殺者也，非君子也（《弈喻》）。
而事實上，中國古棋大多嗜殺，棋盤上硝煙彌漫，紙上談兵時又如此的溫文爾雅，理論與實踐的脫節，成了中國古代圍棋的一種有趣現象。
中國圍棋，在清中葉以范西屏、施定庵“雙子星座”的出現為標志，達到頂峰，此后，則開始江河日下。
這固然是隨著國運衰棋運亦衰，另一方面，也有文化土壤、圍棋觀念上的原因。
二十世紀，在中國文化轉型的大背景下，中國圍棋也開始了它的蛻變。
二
當圍棋在他的故鄉日趨沒落時，與中國一衣帶水的一個島國，吸收了中國圍棋后，又將它發揚光大。
于是，古老的圍棋，擁有了第二故鄉，重新煥發出生命之光。
（本文為何云波選編《天圓地方——圍棋文化散文選》序，人民文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