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 【梁】劉勰 《文心雕龍·序志》:“ 魏 ( 魏文帝 曹丕 )典密而不周, 陳 ( 陳思王 曹植 )書辯而無當, 應 ( 應瑒 )論華而疏略, 陸 ( 陸機 )賦巧而碎亂。”
巧而碎亂:陸機的《文賦》巧妙但顯得碎亂。
碎亂(碎亂):瑣碎雜亂。
陸機文賦
陸機在文學史上是駢文的創始者,當然,他的論文也只能重在修辭技巧方面,這即是他《文賦自序》中所說的“夫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
因此,我們也就不必對他有什么過高的要求。
杜甫《醉歌行》云:“陸機二十作《文賦》”,可見《文賦》還是他早年之作,也就不能不受一定的限制。
劉勰《文心雕龍•總術》篇說:“昔陸氏《文賦》,號為曲盡,然泛論纖悉而實體未該”;又《序志》篇說:“《文賦》巧而碎亂。”這批評也相當正確。
不過由于為賦體所限,當然不能像散文這般具有條貫。
這也是沒法避免的事。
至于鍾嶸《詩品序》稱“陸機《文賦》通而無貶”,那更不是《文賦》的缺點,因為《文賦》主旨本不重在品評。
大抵陸機所得,也只在作文之利害所由,所以說“普辭條與文律,良余膺之所服”。
重在辭條文律,于是即選辭、謀篇、剪裁諸法也成為討論的材料,這就不免陷于“泛論纖悉”之病。
事實上,他對于行文甘苦,卻是深有體會的。
他認為重質而輕辭,則雖應而不和;重辭而遺情,則雖和而不悲;任情而無檢,則雖悲而不雅;約情而止禮,則既雅而不艷。
要因宜適變,恰到好處,確是很困難的。
于是他提出了文學上的幾項問題。
第一項是天才的問題。
這里所謂天才,是包括學力說的。
他說: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
同橐之罔窮,與天地乎并育。
雖紛藹于此世,嗟不盈于予掬。
患挈瓶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
故堪踔于短垣,放庸音以足曲。
這是說自己才力短弱不能采擷詞華,只能發為庸音,也就說明了才與學是很重要的一項。
第二項是情感的問題。
這里所謂情感,又是包括景物講的。
他說: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于勁秋,喜柔條于芳春。
心懔懔以懷霜,志眇眇而臨云。
……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
一方面說明情由景生,一方面再說明所生之情表現提煉的人生,這樣才能寫成好文,所以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把景物局限于四時萬物,那么這情感也只是士大夫階級的情感而已。
第三項是想象的問題,他在這方面描寫得很精彩。
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游萬仞。
其致也,情瞳朧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傾群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
于是沈辭怫悅,若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云之峻。
收百世之闕文,采千載之遺韻;謝朝華于已披,啟夕秀于未振;觀古今于須臾,撫四海于一瞬。
說得上天下地,往古來今,都在想象力所能及的范圍之內。
要“籠天地于形內”,要“挫萬物于筆端”,才見得想象力的豐富瑰偉。
第四項是感興的問題。
不論何種藝術,待到它組成作品的時候,總不能越過感興一個階段;文學作品尤其是這樣。
這也是陸機獨到的見解,說得也很精彩。
他說: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
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齒;紛威蕤以及Ш,唯毫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
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智,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攬營魂以探賾,頓精爽于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
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
這是說感興方濃,不能遏止其發露,感興不來,也不能勉強去醞釀。
當它來的時候,醞釀成熟,故能提起銳筆,一呵而就,所以“或率意而寡尤”。
當它不來或已去的時候,即使欲勉強作文,而時機未熟,也不免徒勞無功,所以“或竭情而多悔”。
想象和感興這兩點,是《文賦》中比較突出的部分,他《自序》所謂“每自屬文,尤見其情”者,可能也重在這兩方面。
此外,他在文學批評史上提供的問題,就是:(一)文體的辨析,(二)駢偶的主張,(三)音律的問題。
總之,也都是屬于修辭技巧方面的。
《文賦》論文體比《典論•論文》又詳細一些。
他說: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凄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
對文體的分析逐漸精密,也就影響到總集的編纂。
稍后如摯虞之《文章流別集》,李充的《翰林論》,都可說是從文體區分的基礎上才能完成的。
不過摯虞所編,重在類聚區分,所以所論的只及到文體;李充所編,重在菁華,所以所論的又及到對于作家或作品的品評。
文學批評和總集的關系,本來是相當緊密的,所以這也是文學批評初起時應有的現象。
陸機以駢文著稱,所以論文也偏主妍麗。
上文所舉的“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謝榛《四溟詩話》就稱“綺靡重六朝之弊,瀏亮非兩漢之體”,不贊成他的說法;不知陸機所論本是重在新體,當然不必泥于古說。
《文賦》中再說:“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這種主張,就開后來“元嘉文學”的風氣。
他再講到音律的重要。
他說:“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他已經注意到同聲相應異音相從的問題了。
不過因為當時對于文字聲韻的辨析不精,所以還不可能制定人為的音律;但是他說“或寄辭于瘁音,徒靡言(一作‘言徒靡’)而弗華”,他確實已經注意到調勻音節的重要性了。
這種主張,又開了后來“永明文學”的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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