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孟子，胸懷浩然正氣
在講過《論語》以后，又引起大家研究《孟子》的興趣，希望再講《孟子》。
其實，講到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學，我是很膚淺的，過去所講的《論語》，也只是為了時代的需要，東拉西扯地講了一大堆廢話，想不到大家還很愛好，這真是出乎意料之外。
新舊文化交流互變的沖擊時代，只好采取配合時代趨勢的方法來研究。
我也只是提出個人的看法，貢獻大家作參考。
至于怎樣去深入，自古以來，關于《孟子》的著述非常多，還是需要大家自己努力去探討、去尋求。
提到《孟子》這部書，也是非常有趣的。
當我還在童蒙的時代，等于現在小學三四年級的時期，就開始接受家庭和老師的督促，要讀《孟子》了。
那時候讀書，還要背誦得來，老師每天教一節，明天就要站在老師的前面一字一句地朗朗背誦上口，要背得很清楚很熟悉，不能有錯，錯了要受罰，甚至用戒方打手心。
當時并不注意內容的講解，只要認得字，讀得來，背得清楚。
這一節背好了，老師再教第二節。
在這部書里，記述了東周以來兩百多年的政治、社會、軍事、經濟、教育等等變亂的前因后果，同時也包涵了對于歷史人文、文化哲學的指示——如何是應該？如何是不應該？怎樣才是正確的善惡？怎樣才是正確的是非？
但《春秋》這部書并不是非戰論，它特別強調中國文化的戰爭哲學是為正義而戰，所謂“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仇。”例如在春秋二百多年之間，大小戰爭不計其數，只有兩次是為復國復仇的戰爭，那是無可厚非，不能說是不對的。
我們的答案可以肯定地說：不是的。
他對那些只圖個人進身之階的作法，和博取本身功名富貴的辦法，完全懂得。
他之所以不肯那樣作，實在是“非不能也，是不為也。”而且可以加重語氣地說：是不屑于那樣作。
為什么呢？因為他是抱著古圣先賢的淑世之道，尤其拳拳服膺孔子的仁道主義，完全從濟世救人的宗旨出發。
他希望在那個只講霸術、爭權奪利的時代中，找出一個真肯實行王道仁政，以濟世為目的的領導人物，促使他齊家、治國而平天下。
所以他針對梁惠王的問題，當頭一棒，便先提出政治哲學上義利之辨的中心思想。
他也明知道梁惠王不一定能接受，但是他還是存著梁惠王也許能接受的希望。
此所謂“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是乃圣人之用心也。
再說，無論是謀國謀身，“仁義之道”的確是真正大利。
只是人們都只貪圖眼前的急功近利，而不顧及長遠的巨利。
所以都變成心知其為然，而行有所不能也，如此而已。
其次要研究的是，根據司馬遷的《史記》等史料的記載，當時孟子是先到齊國而后才到魏（梁）國的。
《孟子》這部書，不問它是孟子自己寫的，還是他門下弟子們記錄了他的話而編成的，為什么發生在后的事情，卻偏放在最前面呢？因為孟子的思想學說中，義利之辨是最重要的要點之一。
孟子與梁惠王各言其利，在梁惠王的一面來說，根據前面所說的魏國的歷史背景，所處的地理形勢，西有強秦，東有剛打敗了他的齊國，南有強大的楚國，北接的韓、趙，雖然同是自晉分出，獨立的同源邦國，但亦各有懷抱。
在客觀形勢中，又恰逢弱肉強食的時代，他自然希望自己的邦國強大起來，甚至于最好成就霸業。
假使你我是當時的梁惠王，大概也同樣會有這種想法。
所以他一見到孟子時，不談仁義，開口就問：“亦將有以利吾國乎？”這句話，又怎能指責他是錯的？這實在是人情之常。”
這也是我們讀書要注意的地方。
讀任何書，先要絕對的客觀，然后再設身處地地，作主觀的研究分析。
譬如對于梁惠王一見到孟子，就問孟子對于魏國有什么有利的貢獻，經過前面一番較為客觀的分析，就不會主觀地認為他完全不對了。
可惜以前大多數的讀書人，多半不作這樣絕對客觀的分析，乃至于把自己一生都在誤解仁義中埋沒了。
孟子答復梁惠王說，你梁惠王何必談利呢？你只要行仁義就好了。
這是中國文化千古以來，尤其是儒家思想中，義利之辨的最大關鍵。
而在后世的讀書人，大多看到利字，就望望然聯想到“對我生財”的錢財之利這一方面去了；站在國家的立場來說，也很可能誤認為只是經濟財政之利。
至于義，則多半認為和現實相對的教條。
因此便把仁義之“利”錯解了，而且把仁義的道理，也變成狹義的仁義觀念了。
如此一來，立身處世之間，要如何去利就義，就實在很難辦了。
舉一個實例來說，我們假使在路上看到一些錢，這是利，我要不要把這些錢拾起來呢？這就發生了義利之辨的問題了。
以我們傳統文化來說，這些錢原非我之所有，如果拾起來據為己有，就是不義之財，是違背了義的道德，是不應該的。
在利的一方面看，自己的私心里認為，路上的這些錢，乃是無主之財，我不拾起來，他人也會拾去，據為己有，也沒有多大關系。
但是到底該不該拾為己有？儒家對這種問題，在個人人格的養成上就非常重視了，由此便形成了中國特有的、非常嚴謹的個人的道德觀念。
但是，由于這種義利之辨的觀念根深蒂固，后世讀《孟子》的人，大致統統用這個觀念來讀《孟子》，解釋《孟子》，于是就發生了兩種錯誤。
第一是誤解了梁惠王問話中的利，只是狹義的利益。
第二是只從古代精簡的文字上解釋，而誤解了孟子的答話，以為他只講仁義而不講利益，把“利”與“義”絕對地對立起來了。
其實并不如此，依照原文用現代江浙一帶的方言來讀，就可從語氣中了解到他的涵義，知道孟子并不是不講利，而是告訴梁惠王，縱使富國強兵，還都是小利而已；如從仁義著手去做，才是根本上的大吉大利。
了解了孟子這句話的真正涵義所在，于是我們就可認識孟子，并不是那么迂腐的了。
他并沒有否定利的價值。
他只是擴大了利的內涵，擴大了利的效用。
如果孟子完全否定利的觀念的存在，那么問題就非常嚴重了。
試看幾千年來中國文化的整個體系，甚至古今中外的整個文化體系，沒有不講利的。
人類文化思想包涵了政治、經濟、軍事、教育，乃至于人生的藝術、生活……等等，沒有一樣不求有利的。
如不求有利，又何必去學？做學問也是為了求利，讀書認字，不外是為了獲得生活上的方便或是自求適意。
即使出家學道，為了成仙成佛，也還是在求利。
小孩學講話，以方便表達自己的意見，當然也是一種求利。
仁義也是利，道德也是利，這些是廣義的，長遠的利，是大利。
不是狹義的金錢財富的利，也不只是權利的利。
再從我們中國文化中，大家公推為五經之首的《易經》中去看。
《易經》八八六十四卦中的卦交詞，以及上下系傳等，談“利”的地方有一百八十四處；而說“不利”的，則有二十八處。
但不管利與不利，都不外以“利”為中心在討論。
《易經》思想最主要的中心作用，便是“利用安身”四個字。
所以《易經》也是講利，而且告訴我們趨吉避兇，也就是如何求得有利于我。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道德因果律，也是告訴人們以積善的因，可以得到余慶的果。
相反地，積不善因，便得余殃之果。
所以，積善是“利用安身”最有利的行為。
如果探討孔孟思想的文化源頭，絕對離不開《易經》。
所以說假如孟子完全否定了“利”的價值，那么《易經》等等我國的所有傳統文化，也被孟子否定了。
但事實上并非如此。
由此，我們研究孟子，首先就要對義利之辨的“利”字，具有正確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