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伊凡謝爾蓋耶維奇屠格涅夫 (1818～1883)，俄國現實主義小說家、詩人和劇作家。
俄國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作家、詩人和劇作家。
1818年11月 9日生于奧廖爾省一貴族家庭。
自幼目睹母親專橫任性，虐待農奴，開始對農奴制產生厭惡，后來他立下“漢尼拔誓言”，表示決不同農奴制妥協。
1833年進莫斯科大學語文系，一年后轉入彼得堡大學哲學系語文專業，1837年畢業。
1838至1841年在柏林大學修習哲學、歷史和希臘、拉丁文。
在這期間同巴枯寧和尼·斯坦凱維奇接近。
回國后在內務部供職兩年。
1842年底認識別林斯基，不久又同別林斯基周圍的作家們交往，在西歐派思想指導下開展文學活動。
他與別林斯基結成至交，受后者熏陶，加強了反農奴制和反斯拉夫主義的志向，促進了現實主義文學觀的形成。
1847年初出國旅行，同在薩爾斯堡養病的別林斯基一起度夏，《獵人筆記》中的幾篇特寫，就是在別林斯基的直接影響下寫成。
1848年2月他奔赴巴黎,以同情的態度觀察工人起義。
1850年回國。
沙皇政府早已被他從1847年以來在《現代人》雜志上陸續刊出的《獵人筆記》的反農奴制傾向所觸怒，1852年借口他違反禁令發表悼念果戈理的文字，把他拘留一個月，并遣回原籍，迫使他在警察監視下，在自己的莊園斯帕斯克村居住了一年半。
但他在彼得堡的拘留所里又寫了揭露農奴制的中篇小說《木木》，其中殘暴的女地主形象就是以他自己母親為原型的。
屠格涅夫從1847年起為《現代人》雜志撰稿，到1860年止共合作了13年，而1850至1856年之間是他同《現代人》聯系最密切的時期。
此后，在農奴制改革前夕，他漸漸同《現代人》中革命民主主義者車爾尼雪夫斯基等人發生分歧。
他出于自由主義和人道主義觀點反對農奴制，并同情人民的苦難,但卻擁護自上而下的改革,而不贊成革命。
農奴制改革年代在他思想和創作的發展中幾乎是分水嶺，正是這時他同《現代人》公開決裂。
1862年底，身在國外的屠格涅夫被指控同逃亡倫敦的巴枯寧等人有牽連（所謂“32人案件”），沙皇政府召他回國受審，他借故拖延了一年多。
這期間，他上書亞歷山大二世表示忠誠，還捐獻兩枚金幣以慰勞鎮壓波蘭起義的受傷兵士，為此受到革命陣營的猛烈抨擊。
從1863年起，屠格涅夫同波里娜·維亞爾多一家一起住在巴登—巴登。
維亞爾多是法國著名歌唱家，1843年隨意大利歌劇團到彼得堡演出，開始同屠格涅夫認識，以后成為終生密友。
他多次出國和僑居國外都同她有關，她給他的創作也留下深刻的痕跡。
1871年普法戰爭后，他同維亞爾多一家遷居巴黎，直到逝世。
在這里，他同法國名作家福樓拜、埃·龔古爾、左拉、都德以及莫泊桑親密交往，同時通過自己的翻譯和介紹，促進了俄國文學在歐美的廣泛傳播。
他經常回國作短期逗留。
最后也是最久的一次是1880至1881年。
1882年初患脊椎癌，次年9月3日病逝于巴黎。
遵照他的遺囑，遺體運回祖國，安葬在彼得堡沃爾科夫公墓。
屠格涅夫早在大學時代就以浪漫主義詩歌開始其創作生涯（詩劇《斯杰諾》，1834）。
1843年發表的敘事詩《巴拉莎》表現出現實主義傾向，為別林斯基所贊許。
第一部散文作品是1844年發表的中篇小說《安德烈·柯洛索夫》。
此后的敘事詩《地主》（1846）和中篇小說《彼土什科夫》(1848)，則使人明顯地感覺到自然派和果戈理的影響。
特寫集《獵人筆記》(1847～1852)標志著他完成向現實主義的轉變。
《獵人筆記》是屠格涅夫的成名之作，其主題是農奴制下農民同地主的關系。
作者在詩意盎然的俄羅斯大自然景色的背景上，以深厚的人道主義，表現俄國農民的民族特征、他們的精神品質和才華（《霍爾和卡里內奇》、《歌手》、《白凈草原》等），描寫他們在農奴制下貧困無權、備受侮辱和壓榨的境況（《事務所》、《莓泉》、《活尸首》），揭露地主的假仁慈和兇殘本性（《總管》、《兩地主》）。
列寧在揭露一個自由主義貴族的“人道”時曾引用過《總管》中地主賓諾奇金的形象。
加里寧認為，屠格涅夫在本書里“把農奴表現為象所有的人一樣配享人權的人”。
謝德林說，這本書“……對于那些以人民及其困苦為對象的整個文學來說是開風氣之先”。
屠格涅夫原來還想寫一篇農民反抗地主、強迫他吃下八普特黑土的特寫《食地獸》，但考慮到審查條件，沒有實現。
這部特寫集的特色是如實地樸素地描寫農村生活，在平淡的日常現象中揭示詩意的方面，以濃郁的抒情筆調感染讀者。
在創作《獵人筆記》的同時，屠格涅夫還寫了一些劇本，其中有反映貴族生活和風習的《缺錢》(1846)和《貴族長的早餐》（1849上演,1856發表）,描寫“小人物”的《單身漢》(1849)、《食客》（1857）以及關于兩種心理典型之間的沖突的《物從細處斷》（1848）。
而在最著名的劇本《村居一月》(1855)中則開始表現平民知識分子和貴族沖突的主題。
把握時代的脈搏,敏銳地發現新的重大社會現象,是屠格涅夫的主要特點。
他的創作的極盛期是50至60年代初，這正是俄國解放運動從貴族時期過渡到平民知識分子時期的轉折點，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貴族知識分子和平民知識分子的生活和命運上。
50年代初他寫的一些中篇小說，如《多余人日記》(1850)和《雅科夫·帕辛科夫》(1855)，曾勾勒過“多余的人”的形象，1856年發表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羅亭》更為這類“多余的人”塑造了著名的典型。
《羅亭》的故事發生在40年代初，當時貴族知識分子在社會思想發展上還起著進步作用。
羅亭是一個小貴族，他善于思索，滿懷理想，能以激情洋溢的語言，在人們心中喚起對自由的追求和實現崇高思想的愿望（在此書的1860年新版中，作者還讓他戰死在1848年巴黎的革命街壘上）。
但他意志薄弱，空想多于生活知識,缺乏實踐能力。
在他和娜塔莎的戀愛中,暴露出他是個語言的巨人,行動的矮子。
他仆仆風塵,雖然對別人起了啟蒙作用，自己卻一事無成。
中篇小說《浮士德》(1856)，特別是《阿霞》(1858)，也通過悲劇**情故事描寫了同類的典型。
第二部長篇小說《貴族之家》(1859)的男主人公拉夫列茨基也屬于“多余的人”的形象。
作為40年代初貴族中的優秀分子，他尋求克服言行脫節和脫離人民等缺點的新的生活道路，卻缺乏必要的力量和毅力，無法避免貴族階級必然沒落的歷史命運，而這些是通過他同麗莎的關系、通過他的個人幸福同道德義務、同改善農民境況的社會義務之間的矛盾以及個人幸福之不能實現等而藝術地表現出來的。
這部長篇小說結構謹嚴，情節緊湊，詩意洋溢，在藝術上有獨到之處。
為貴族階級唱了挽歌，屠格涅夫把眼光轉向新興的平民知識分子。
長篇小說《前夜》(1860)描寫農奴制改革的“前夜”。
女主人公葉蓮娜體現了當時俄國社會的精神覺醒和爭取自由、爭取解放的渴望。
她所鐘情的平民知識分子英沙羅夫，是一個燃燒著民族解放激情、反對土耳其人統治的保加利亞革命家,性格堅定,目標明確，具有當時俄國民主青年的主要特征，正好是俄國所需要的“新人”、自覺的英雄人物。
這個形象反映了50年代末俄國社會前進的方向，表明解放運動的領導權已逐漸從貴族轉入平民知識分子手中。
杜勃羅留波夫在《真正的白天何時到來？》一文中，肯定這部小說的成功，同時指出需要有同內部的“土耳其人”作斗爭的、俄國自己的英沙羅夫，并斷言“前夜離隨之而來的白天總是不遠的”，也就是說，俄國將發生革命。
屠格涅夫不能接受這個革命的結論。
他同《現代人》早有分歧，現在它不聽他的勸阻而發表了這篇論文，成為雙方決裂的直接原因。
在下一部長篇小說《父與子》(1862)里，屠格涅夫終于在俄國的平民知識分子中找到了“新人”。
小說中“子”與“父”的矛盾，實際上是平民知識分子同貴族之間的矛盾。
子輩的代表、民主主義者巴扎羅夫堅強、沉著、自信，重視實際行動，專心科學實驗。
他不僅否定藝術、詩歌,而且否定日常生活中“公認的法則”,也就是否定專制農奴制度的一切。
他被稱為虛無主義者，屠格涅夫說這就意味著是“革命者”。
屠格涅夫說這部小說是“反對作為先進階級的貴族的”，巴扎羅夫在精神品質和道義上也確實壓倒了父輩代表、貴族保守派巴威爾。
但作者對巴扎羅夫的態度是矛盾的，不僅有時流露出對他的反感，還在作品下半部讓他因愛情失敗而變得懷疑、悲觀，以至赍志而沒。
小說引起了不同陣營的激烈爭論。
民主刊物紛紛譴責作者誹謗年輕一代，只有赫爾岑和皮薩列夫對這個主人公作了比較肯定的評價。
《父與子》的藝術特色和《羅亭》、《貴族之家》不同，很少抒情氣息和風景描寫。
在農奴制改革后沙皇政府猖狂反動的時期，屠格涅夫的思想發生危機，創作轉入低潮。
他對社會斗爭感到厭倦，企圖遁入藝術和美的世界。
1864年和1865年先后發表的中篇小說《幻影》和《夠了》表現出唯美主義和悲觀情緒。
1867年發表的《煙》，寫的是1862年的事，把社會政治運動比作一團輕煙，認為到頭來只是一場虛空。
小說里既有對貴族反動分子的揭露，也有對流亡國外的俄國革命者的歪曲。
60年代末至70年代前半期問世的《旅長》(1868)、《草原上的李爾王》(1870)、《春潮》(1872)、《普寧和巴布林》(1874)和《表》(1876)等中、短篇小說，有的取材于作者早年聽到的家庭傳說，有的是他本人或親友過去生活中的真事，他仿佛拋棄了迫切的社會題材，沉湎在回憶之中。
在《煙》發表10年以后，才又寫出了他最直接最廣泛地反映社會運動的、他的最后一部長篇小說《處女地》（1877）。
他對“到民間去”的革命民粹派的自我犧牲的激情表示敬意，但又懷疑他們的斗爭目標和方法，賦予主人公涅茲達諾夫以哈姆雷特的特征。
另一方面，他也諷刺70年代完全轉向反動的自由主義貴族官僚，淋漓盡致地刻畫他們的卑鄙本質。
作家寄希望于能夠深翻俄國“處女地”的“深犁”──新興資產者沙羅明，在他身上寄托自己的漸進主義思想。
屠格涅夫晚期的主要作品是《散文詩》(1878～1882)。
這部優美的散文集的內容和傾向是多方面的。
其中有的表現英雄主義和愛國主義（如《門檻》、《俄羅斯語言》）,有的則充滿懷疑和悲觀情調(如《斯芬克斯》、《無巢》、《薔薇曾經多么嬌美……》）。
他還寫了脫離現實主義而帶有神秘色彩的作品《愛的凱歌》(1881)、《死后》(即《克拉拉·密里奇》，1883)等。
屠格涅夫說過：“……準確而有力地表現真實和生活實況才是作家的最高幸福，即使這真實同他個人的喜愛并不符合。”他確實忠于這個現實主義原則，有時甚至能超出貴族自由主義立場的局限。
他雖然長期僑居國外，卻能迅速及時地反映俄國社會現象。
他的全部創作幾乎成了19世紀40至70年代的俄國社會生活的編年史。
屠格涅夫有高度的愛國主義感情，筆下的主人公很多和祖國命運密切相關。
他對俄國文學中的現實主義，尤其是對長篇小說的發展產生過巨大的影響。
他以擅長塑造少女形象著稱。
《羅亭》等長篇和《阿霞》、《初戀》(1860)、《春潮》等中篇小說中的女主人公都寫得躍然紙上。
屠格涅夫善于寫景，能夠刻畫自然景色的瞬息萬變，又能賦予詩意和哲理，有時還賦予象征意義；這些描寫不僅是人物心境變化的反映，而且往往成為情節轉折的契機。
屠格涅夫是真正的語言藝術家，對俄羅斯語言規范化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列寧在列舉俄國的語言大師時，首先提到了他。
他的風格簡潔、樸素、細膩、清新，富于抒情味。
他的憂郁的氣質，又使作品帶有一種淡淡的哀愁。
屠格涅夫生前就已享有國際聲望，是俄國文學史上最早受到歐美重視的作家。
他的創作技巧和心理分析藝術對西歐和斯堪的納維亞作家頗有影響。
在中國他的作品介紹較早，《新青年》從1915年第一期起連載《春潮》，次年又節譯了《初戀》。
解放前他的主要作品幾乎全部翻譯成中文，不少譯本出自中國名作家之手（如巴金譯的《父與子》和《處女地》，麗尼譯的《貴族之家》和《前夜》，豐子愷譯的《獵人筆記》等），無論在藝術上和思想上對中國新文學的發展都有所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