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無意于過分指責馬步升先生的語言表達能力,在這里我更想說的是,一個人對語言文字的駕馭能力事實上關系到寫作時的思維模式的問題。
比如說,文中有一段文字我在閱讀時一直感覺很是奇怪:在聽到“絕地之音”后,作者是這樣描繪這種聲響的:“那歌聲,似情歌卻含悲壯,似悲歌卻多悠揚,似頌歌卻兼哀怨,似戰歌卻嫌凄婉……那是一首真正的絕唱,無詞,而飽含萬有,無調,卻調兼古今。”以文脈而論,接下來似乎便應該很自然而然地引出作者對“絕地之音”的感受——倘若作者是屬于很有歷史感的人文作家的話,那也應該由感受而逐漸引出對歷史的思考。
但是馬步升先生在這里卻硬生生地隔斷了流暢自然的感受,而一下子跳到了并不能看出多少情感意味的歷史地理知識的介紹:“根據地勢,那是長城的外側,也就是長城要守御的對象。
長城一線,僅一墻之隔,即便同民族,甚至同家族也風俗迥異。
其顯著標志便是寒食節長城內側家家戶戶送寒衣,而長城外側則無此風俗。
……”
我很詫異,這樣如“畫外音”一般的理性文字為何會出現在一篇如此強調抒寫自我感受的散文之中,更為何會出現在本應表現連續性情感的段落之間?甚至可以說,正是由于這些冷冰冰的畫外音切斷了流暢的感受,快要被感動的讀者便一下子冷靜了下去。
即使作者在下文中再次強調了他的感動——“那首歌仍無時無地奔來耳畔,那清晰的音符有力地敲打著我的心靈,讓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動”——但是對于我們讀者來說,已經被拉入理性的閱讀感覺似乎就再也難以回復到可能被感動的情感強度了。
作為一篇好的抒情散文來說,其中很多細節部分固然可以有反思過后的精心雕琢,而不是一時的情感流露,但是文章的主脈必定是屬于抒情主體的自然流淌的生命力:情感前后相承,語言則隨著情感的起伏而或長或短或濃或淡——這樣的主脈是一篇抒情散文的核心。
但是在《絕地之音》這篇文章中,文章的主脈卻是斷裂的。
作者似乎隨時會將自己從那個被感動的自我中抽離出來,將被感動的自我以及引發感動的情境放在一起、并當作一種客體來進行描述。
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理性的思力安排。
作者雕琢著作為客體的自我的經歷、以及作為描寫手段的固體的文字,卻始終與文字本身保持著一定的距離,這樣一來,便形成了情感和文字的根本性隔膜。
理性的寫作思維在全文的最后一段中也得到了更有力的證明:“絕地,才能迸發出絕唱,絕唱,永遠是絕地的宿命。
絕地之音,并不僅僅傳達悲壯哀婉,它是生命本身,每一個音符里都透射著生命的全部內涵。
它不是用具體的詞、調所能夠表達清楚的,身處無語無理性之境地,廢詞失調才是真實生命的展示。”我們不能不說,這分明是一篇哲理性散文的評述性的結尾。
我們和作者一起注視著那個被“絕地之音”感動的馬步升,我們和作者一起思考著絕地、絕唱、生命這三者之間的關系,但我們所獲得的遠非情感意義上的感動。
由此,作者的寫作意圖其實就陷入了一種很尷尬的境地:說到底,這篇文章按照作者慣于理性的寫作思維本來應該是寫成文化哲理散文的,而作者卻很生硬刻意地想將它寫成一篇抒情性的散文,竭力想要將自己的感動告訴讀者,結果無論在寫作思維還是語言表達上,都不能不產生了嚴重的錯位。
于是越是說自己感動,便越是感動不了讀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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