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2009年9月26日至9月29日，由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評論》編輯部主辦，海南師范大學、武漢大學文學院、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學院和三峽大學文學院協辦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60年國際學術討論會”在武漢桂子山和長陽清江隆重召開。
來自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南京大學、廈門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作協、香港中文大學、韓國外國語大學等海內外高校和研究機構的120多位專家和學者出席了此次盛會。
在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際，會議主題圍繞新中國60年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現狀與問題展開討論，各位專家學者主要就如下問題進行了廣泛的交流。
60年現當代文學史觀念的反思
影響新中國60年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整體格局與走向的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歷史抒寫與觀念建構。
大會對近60年來新文學史的建構及其觀念方法問題發表了不同意見。
溫儒敏（北京大學）考察了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修史”與現代文學傳統確立的關系。
他指出，五六十年代的文學史的編寫從文學史觀到敘史框架方法，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史學界“史觀派”潮流以及蘇聯“正統”文學史觀的影響。
文學史的編寫對于文學傳統的闡釋、定位與知識化傳播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50、60年代的現代文學學科的建立具有研究者職業化與學術生產體制化的特點，文學史教材的編寫主要不是個人行為。
傳統的現代文學史生產模式是值得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來研究的。
他反對研究者將這一時期的文學史“妖魔化”的簡單做法，主張文學研究需要考察在政治化和集體化寫作歷史語境下，“新傳統”的闡述帶給人們對文學經典、文學歷史與文學傳統理解的影響。
黃曼君（華中師大）認為，新中國成立60年來，我國社會文化發展經歷了幾次大的變革轉型，而這種社會文化變遷也導致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研究的范式轉換。
其中包括社會政治化范式、精神文化范式和個體審美化范式。
這三種范式各自出現在不同的時段，又往往超越時段交織交疊。
他提出我們要歷史地全面客觀地評價社會政治化范式中的意識形態化、政治化問題；現代化范式中整體大敘事是否會起到掩蓋文學內在特征與文學史豐富性的作用；個體審美化范式中如何堅持文學的審美獨立品格的問題。
我們應該特別注意多種范式的綜合效應問題。
張志忠（首都師大）主張能否用現象學的方法，從作家作品的解讀開始，不追求以某一種理論統攝當代文學史，而是從多角度對當代文學進行整合，探索一種以審美和藝術鑒賞優先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寫作范式，倡導在文學史寫作中強化審美特征，以糾正當前流行的諸多文學史中，對“文學性”的淡漠和輕視狀況。
畢光明（海南師大）提出另一種看法：上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的當代文學研究知識化傾向，在提升文學研究學術化的同時，也降低了當代文學介入現實的能力。
知識化與人文性的關系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新問題。
袁國興（華南師大）認為，較長時期在新文學傳統“典型化”理論背景下被建構的“類型文學意識”遭到否定與批評，其中包含的價值與意義也被遮蔽了；當人們從正面去全面探討類型文學意識時，可以發現類型文學意識可以成為新文學批評的一份重要理論資源。
肯定被新文學史傳統遮蔽的某一些文學意識，對重構中國現代文學史有重要意義。
李俊國、何錫章（華中科大）通過對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關鍵詞（何謂“中國”、如何“現代”、什么“文學”）的重釋，提出了有關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復雜性問題。
他們認為，任何一次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學科性質與內涵的討論，總是特定的時代意識對現代文學歷史的簡單性植入，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必須從“單一的歷史裁判”回到“歷史的多義闡釋”。
方維保（安徽師大）考察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分期”及其概念中的文化意識形態干預問題，它們體現的皆是對文學歷史的非文學性描述，給中國20世紀的文學歷史研究帶來了諸多的尷尬。
羅曉靜（中南財大）認為區分“參與性研究者”與“非參與性研究者”，對于中國現代文學史編撰具有重要意義。
王暉（南京師大）認為，當代文學作為一個有始無終、不斷向前延伸的學科，文學歷史與文學現實并存的內涵，使得其自身既充滿活力又危機四伏，當代文學學科體系的規范化與學科歷史意識的強化亟待解決。
周曉風（重慶師大）提出，當代文學實際上是一種高度體制化的社會主義國家文學，現當代文學研究一體化的研究觀念與思路并不適用于當代文學。
熊元義（中國作協）認為姚雪垠在60年代就提出了“重寫文學史”，他與1985年陳思和提出的“重寫文學史”的觀點與價值取向不同。
當代文學的許多事件與思潮是和政治人物相關的，而這一些資料一直沒有得到重視。
靳新來（南通大學）認為近20年來重寫文學史的問題并沒有真正解決，政治性是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繞不開的話題。
我們在處理文學與政治的關系上走向了新的誤區，而新歷史主義文學理論關注文學文本生成的歷史語境，重視政治話語與文學的復雜聯系，它對我們轉變文學史觀具有重要意義。
陳潤蘭（湖南工大）以第三種人代表蘇汶研究為例，提出了現代文學史研究受傳統意識形態觀念的影響積習極深，還需進一步突破與去弊。
張巖泉（華中師大）認為20世紀中國文學思潮快捷演進，豐富多變，但其中文學發展自由選擇與規范約束這一潮起潮落構成的張力關系促成了基本的矛盾運動。
代表們對現當代文學的研究觀念與文學研究的體制關系發表了較多的看法。
周曉明（華中師大）總結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組織化的歷史走向：新中國前現代文學的組織化傳統——新中國之初在組織中現代文學學科的誕生——60年代后走向全方位的組織化——新時期以來學術研究的重新組織化與去組織化。
他指出這種在組織中誕生的學科、被組織起來的學人、為組織規訓的學術所體現的組織化特征是一把雙刃劍，在特定條件下有積極意義，但是高度的組織化與學術研究的本質相違，妨害了學術的自由。
朱棟霖（蘇州大學）認為，知識分子應該堅持獨立的學術立場，在各種制度化的學術環境中我們要知難而進。
陳國恩（武漢大學）指出，當文學研究不再代表主流意識形態，而只是個人言說的時候，批評對讀者、對作家、對社會的影響力是有限的。
文學批評要面對文學批評的常態化轉向，克服新的焦慮，多從文學的立場推動文學的常態健康發展。
王澤龍（華中師大）認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當前面臨較多外部困境，但是知識分子自身的學術信仰危機與功利性心態也影響了學科的發展。
在日益商業化、制度化的學術環境中，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應該秉承20世紀20、30年代學院派知識分子的學術精神，堅持自己的學術理想，在文學研究中葆有一些詩性精神，對當前學術制度不能完全超脫，但是應該有所超越。
各種文學類型問題研究的回顧
現當代文學研究中的文學題材或文體類型問題、文學思潮、文學史現象問題都與近60年文學的研究歷史息息相關，又不同程度上體現了學術研究觀念與研究范式的嬗變特征。
王泉根（北師大）認為60年兒童文學的發展思潮與理論觀念的演變、更新，主要是圍繞著“兒童觀”這一核心問題展開的。
在進入新世紀以后，中國兒童文學面對的挑戰除了“成人中心主義”的觀念外，主要是全球化時代市場經濟、網絡時代傳媒多元的雙重挑戰，這一挑戰考驗著兒童文學的現實姿態與未來走向。
他認為我們的兒童文學研究要與現實生活相結合，更為清醒地把握和堅守符合時代潮流的兒童觀。
陳繼會（深圳大學）考察了鄉土文學研究概念經歷了“鄉土文學”、“農村題材文學”、“鄉土文學”的嬗變軌跡，對概念的闡釋不同主要緣于社會政治思潮的變動以及文化觀念的轉化，批評概念的嬗變必然引發文學觀念與批評范式的變更。
湯哲聲（蘇州大學）回顧了現當代通俗小說研究的歷史，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中國現當代通俗小說與中國現代文學史的關系研究不夠；對現當代通俗小說的美學特征的研究幾乎沒有觸及；現當代通俗小說研究重現代、輕當代，通俗小說的文學批評明顯落后創作，很不適應社會要求。
馬俊山（南京大學）闡述了話劇研究中的民族化觀念弊端：把民族化和民族性混為一談，把一種特殊歷史時期的應對策略變成了通用的價值標準。
我們應該在話劇的獨創性與現代性中建構民族品性，話劇研究中的民族化預設早該結束。
黃忠順（東莞理工學院）對紀實文體文學敘事方式的合法性問題發表了自己的意見。
他認為《史記》敘述者的無所不知與史家所知限度存在巨大差異。
《心靈史》通過凸現敘事者“我”對所敘之事的理解、推斷、闡釋等對敘事的直接介入，使紀實性與文學性相得益彰，為當今紀實文體文學敘事方式的合法性提供了范例。
楊彬（中南民大）認為60年少數民族小說研究包含了一系列演變：即作家隊伍從單一到群體、主題內容從政治到文化、創作方法從一元到多元、地位從邊緣到前沿的發展。
陳嘯（南通大學）對百年現代散文研究作了通覽，認為百年現代散文研究一直停滯在泛與散的層面上，他認為現代散文研究要堅持藝術散文、純散文和 “大散文”并重的觀念，突出關注散文的本體性特征，重視對散文理論的化煉與提升。
社團流派研究是文學史家描述文學進程的重要文學現象。
楊洪承（南京師大）認為，現代文學社團流派研究既是文學史自身的一部分，又是學術史內容的新構成；要真正意義的回歸文學社團流派的本體世界，不可以孤立地談純文學的群體或社會政治化的集團組織。
劉祥安（蘇州大學）則以卞之琳為個案，闡明流派研究范式對于個體的“見與不見”；我們運用流派研究范式時一定要注意個體作家的獨特性。
王雪松（華中師大）總結了近30年現代詩學研究整體特征與問題：體系三重參照（傳統、西方、當下）的交替顯隱；尋覓有效的研究方法與對方法缺少的有效性認知；詩學研究門類的細化與亟待深化；問題意識凸顯與話題泡沫的糾結等。
中國現代詩學的理論建構意識整體較為薄弱。
古遠清（中南財大）檢視了近30年來大陸的臺灣新詩研究成果，他認為研究臺灣詩歌要注意文學生態的不同，意識形態的不同，文學形態的不同。
“政治化”是面對兩岸三地文學時必須注意的問題和角度。
有多位代表發表了有關現當代文學語言研究問題的看法。
高玉（浙江師大）認為現當代文學研究60年中的前40年里，對語言的研究主要局限在形式方面；90年代后西方語言理論影響為語言研究開辟了新的道路。
他認為文學語言研究在史實研究、思想研究和詩性研究方面將會有廣闊的前景。
何錫章（華中科大）提倡用現代語言學的方式研究文學，指出了傳統文學語言研究僅停留在修辭研究上的不足。
宋劍華（暨南大學）指出，五四是中國的五四，不是西方的五四，認為現當代文學是漢語言的形象的運用，對現當代文學的研究應當回到漢語言自身。
周水濤、江勝清（孝感學院）對當代農民工小說的意義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們認為農民工小說的深刻性在于揭示了特定時代城鄉矛盾沖突的普遍性，揭示了社會排斥與文化排斥滲透于城市社會每一細胞的社會現狀；對“社會現代性”及某些被普遍認可的價值理念的質疑。
姜嵐（海南師大）以路遙的小說為例，提出了從文本分析與社會批評結合的方法，探討社會結構形態與人生形式、生存體驗的關系，在當前仍然很有意義。
曾利君（西南大學）考察了新時期文學魔幻寫作的的獨特性，她認為中國作家采用本土化的表達方式，主要通過魔幻意象的使用和本土文化觀念的演繹兩大本土化策略，彰顯了中國文學魔幻寫作的獨特性，實現了對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創造性轉化。
岳凱華（湖南師大）闡述了延安文學大眾品格的意義。
他認為延安的文化環境和《講話》精神的導引，使得民間文化形態以多種方式參與到延安文人的創作中，帶來了解放區文壇繁榮。
王平（中國海洋大學）認為五四知識群體的文化心理并非外來思潮的簡單影響，它的生成機制是一個由啟蒙觀念、語言形式、傳播媒介等多種要素構成的復雜系統；在這一過程中，各種要素相互作用，并最終形成一種合力使得現代知識群體的‘身份認同’意識發生了根本性的嬗變。
經典作家作品研究的重審
重讀文學經典是當前文學研究的熱點問題，也是這次會議的重要話題。
李今（中國人大）梳理了60年來對魯迅經典作品《傷逝》的研究。
她認為在小說的敘述中，涓生的敘述內涵摻有作者不動聲色的反諷，作者的反諷指向涓生的自我表白，既傷逝愛的逝去，也傷逝這無愛的人間，對子君則是一種更為溫和的反諷。
樊星（武漢大學）從“阿Q精神”、小康心態、匪性中的浪漫因子三個方面，對“國民性”問題進行了新的闡釋。
他認為不應該忽略“國民性”問題在民本主義、保守主義立場上的復雜性及其積極意義。
他將“阿Q精神”與關懷底層、理解民間的民本主義情懷聯系到一起，認為平民百姓在亂世中對傳統的堅守，對“小康理想”的忠貞，顯示了中國文化精神的一種重要特色；文學作品對匪性的描寫反映了中國“國民性”中的“酒神精神”、浪漫風骨，實際上是一種沒有被禮教馴化的中國民間的粗獷野性與浪漫個性。
俞兆平（廈門大學）也對《阿Q正傳》作出了新解。
他認為魯迅對阿Q不是怒其不爭，而是懼怕其爭；由越界庸眾構成的阿Q式的革命黨，只能成為中國革命的災難，提醒我們警惕民粹主義，體現了五四時期魯迅對精英式的個人與愚庸眾數問題的進一步思考。
高旭東（北京語言大學）認為在寬松的文化語境中爭鳴和對話，對于“還原魯迅”和弘揚“魯迅文學傳統”具有重要意義。
魯迅的社會批判與文化批評精神在當今網絡時代得到了弘揚，但是魯迅的精神復雜性與思想深刻性卻沒有得到重視。
夏中義（上海交大）以朱光潛為對象，重新考察了青年馬克思與中國第一次美學熱。
朱光潛在中國第一次美學熱時（1956—1962）客觀上扮演了思想者的角色。
朱光潛的述學路徑有兩個特點：一是借“談美”來“談人”，二是在于其“真誠”地澄清國內美學界對列寧《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的迷思。
他借助馬克思《哲學—經濟學手稿》，讀出了“美學”，并對包含其中的馬克思主義“實踐”論美學特點概括為自由性、自覺性與審美性。
青年馬克思的這份遺產成了中國1978年驅動思想解放的強勁源流。
陳方競、楊新天（汕頭大學）考辨了胡風與盧卡契的關系，考察前者在對后者的譯介中的堅守和變異之處，以此發現后者如何影響了中國現代文學的面貌。
董之林（中國社科院）認為趙樹理與張愛玲這兩位跨越現當代的作家，他們各具特點的藝術探索表現出傳統藝術精神的兩重文化向度，并在各自的小說世界里將傳統在社會變遷拐點上的不同趨向發揮得淋漓盡致。
曾軍（上海大學）認為，不斷強化的階級意識與政治意識形態觀念對人物社會身份的定位，導致了趙樹理代表的民間文化中喜劇精神的喪失。
楊厚均（湖南理工學院）認為不能完全否定十七年“高、大、全”形象社會文化心理內涵與審美的合理性。
新世紀以來出現的一種重塑革命英雄的思潮值得警惕：用粗鄙化、傳奇化、草莽化代替了“高、大、全”人物的崇高理想與偉美品質，是一種新的公式化、概念化。
方園、謝昭新（安徽師大）梳理了60年來老舍研究的演進脈絡。
指出新世紀以來老舍研究在個性文化心理、文學創作綜合研究與文本細讀方面，體現了低潮中的深入。
夏元明（黃岡師院）認為鄧程博士將廢名的詩論定位于寫實主義，是對廢名的誤讀。
李遇春（華中師大）全面而具體地探討了陳忠實在新世紀以來的小說創作中，是如何運用心理結構學說塑造人物或傳達生命體驗的。
曹萬生（四川師大）梳理了60年來《子夜》的主題變遷：經歷了作者自述與研究者共同“左化”的歷史到新時期主題的哲學、美學研究范式的轉換。
郭寶亮（河北師大）從王蒙研究近60年的歷史中，梳理出四種研究方法，即知人論事、心理學、文化學與文體學的方法，而最應該加強的文體問題的研究最為薄弱，反映了當代文學研究的普遍現象。
劉寧（陜西師大）對于60年的《創業史》研究歷史進行了梳理，認為柳青研究成了一個與共和國文學同步變遷的學術形象，《創業史》的創業主題，成了共和國文學的中心主題。
何平（南京師大）從文本接受史的角度分析了《百合花》的解讀觀及其觀點所生成的復雜歷史語境。
會議較多涉及了對海外現當代文學研究現狀的反思。
李永求（韓國外國語大學）介紹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在韓國的受容情況。
在韓國中國大陸作品在韓國的受容是以臺灣作為出發點的，對中國大陸新文學的現狀與研究較為隔膜。
樊善標（香港中文大學）從香港報紙專欄的研究現狀，提出報紙副刊研究所存在的問題。
他認為，香港報紙對大眾滲透力是最強的，然而內地和香港的報紙副刊研究總的來說屬于剛起步的階段。
趙秀敏（新加坡新躍大學）從中產階級、女性視角、風俗喜劇三方面，具體考察了被大陸忽視的張愛玲的電影劇本創作。
呂紅（美國《美洲華人文藝》雜志社）認為，海外移民文學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異質文化的沖突、融合的歷史，海外華文文學研究需要進一步建構跨文化視角來透視研究對象的復雜性與特異性。
黃萬華（山東大學）認為應在“異質”空間不斷開拓的文學史敘述，讓中國和海外、大陸和臺灣、本土與境外互為參照，這將有助于推動本學科的深入研究。
王保生（中國社科院）在總結發言時認為，這次大會是近10年來，從事中國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研究的學者們一次較大規模共同參與的學術盛會。
會議較全面地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現當代文學研究60年的主要成就，特別集中地研討了60年現當代文學研究中值得深入反思的學術問題，表現出我們當代學者高度的學術使命意識。
這次會議是一次高水平、高效率、組織又好的學術會議，必將對現當代文學研究產生積極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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