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 年4 月新月社聞一多、徐志摩等創辦《晨報·詩鐫》, 提倡“詩的格律”, 無疑是對初期新詩的散文化弊端的匡正, 造成了新詩形式重建的氛圍。
然而聞一多所說的“格律”, 是英文form 的譯意, 具體指“視覺方面的格律有節的勻稱, 有句的均齊”, “聽覺方面的格式, 有音尺, 有平仄, 有韻腳”?瑏瑡。
中外詩歌在視、聽覺方面的格律因素, 固然有相通之處, 但漢語方塊字有著自身獨有的組織結構和美學特征, 也更易于造成詩的視覺方面的建筑美的效果, 并表現了與字母文字不同的語境方式和操作程序。
聞一多提倡的“新格律”, 并非如有些論者和教科書中所說是“中國古詩傳統與外來詩歌形式的結合”。
考察當時在《詩鐫》、《詩刊》上流行的四行成一節的“豆腐干塊詩”, 包括被認為“新格律”范式的《死水》, 很難說體現漢語詩歌的“格律”, 更談不上與漢字詞匯的詩意方式融于一體。
光圖有詞句的整齊排列, 而缺乏煉字煉句煉意的工夫, 就建構不起漢語詩歌意義生成系統的優化結構和詩意空間。
這種不能發揮聽、視覺方面的漢語詩歌特長的“格律”, 難免有西洋“格律”的漢譯化之嫌。
朱自清評論“他們要創造中國的新詩, 但不知不覺寫成西洋詩了”?瑏瑢。
當然, 他們有些作品, 如聞一多的《一句話》、《收回》, 徐志摩的《再別康橋》、《偶然》、《沙揚娜拉》第十八首等, 比較切入現代漢語的音樂節奏, 自然流暢, 在整飭中求變化, 避免了因對字詞的相等對應的刻意追求而出現的滯留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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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月派的新格律試驗中, 朱湘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體現著現代漢詩的特色。
這位對西方詩體和詩律學研究頗深的詩人, 具有鮮明的民族語言意識, 自覺發掘古典詞曲和民歌的形式結構的美。
如《采蓮曲》, 即是從六朝駢散和江南民歌中脫出來的。
《搖籃曲》、《催妝曲》、《春風》、《月游》等, 是將英國近代格律體、歌謠體與我國民歌民謠相融合而創造出的歌謠體, 音節流轉起伏, 韻律回蕩優美, 并構成整體勻稱的方塊字排列的形式美( 建筑美) 。
如何增大“新格律”的漢語詩意空間? 仍處于探索之中。
如果說徐志摩的《再別康橋》創造了人類自由性靈所依戀的“康橋世界”這一意味彌深的音樂境界; 那么朱湘的《有一座墳墓》、《廢園》等篇什, 則在對某種情緒和靈魂的深度顯示中造成了較大張力的詩意場。
這對于漢詩傳統形式的開拓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新月派作為“第一次一伙人聚集起來誠心誠意的試驗作新詩”, 客觀上溝通了詩人對新詩漢語藝術形式的重視, 影響了一代人的創作。
30 年代中期, 林庚的四行詩、九行詩、對詩行、節奏和口語化的追求, 也體現了現代漢語特點, 有人稱為“現代絕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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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行詩(Sonnet), 作為從西方引進的特殊的格律體, 為不少詩人所喜歡、試驗著寫過。
但真正能夠切入現代漢語的音節和詩意的方式、試驗出色者, 當數早年加盟沉鐘社的馮至。
他的《十四行集》, 并不嚴格遵守十四行的傳統格律, 主要利用十四行體結構上的特點, 適當融入古典漢語詩詞格律的有益成分, 旨在追求現代漢語的音節和語調的自然, 體現了濃郁婉轉的東方抒情風格。
在詩意表達上, 雖明顯受里爾克的影響, 卻完全從自身的藝術體驗出發, 以精妙含蓄的漢語, 抒寫內心真實。
馮至的十四行詩, 不是一般的移植和仿造, 而是不同詩歌語言之間的轉化, 是對西方十四行的一種變奏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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