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所謂的唐宋散文八大家就是唐宋八大家，有關解釋如下：
一、簡介唐宋八大家：
唐宋八大家，又稱唐宋古文八大家，是中國唐代韓愈、柳宗元和宋代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八位散文家的合稱。
其中韓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運動的領袖，歐陽修、三蘇等四人是宋代古文運動的核心人物，王安石、曾鞏是臨川文學的代表人物。
他們先后掀起的古**新浪潮，使詩文發展的陳舊面貌煥然一新。
二、介紹他們的文學藝術成就：
韓愈
韓愈，貞元八年（七九二年）進士，為唐宋八大家之首。
唐憲宗時，曾隨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鎮之亂。
在刑部侍郎任上，他上疏諫迎佛骨，觸怒了憲宗，被貶為潮州刺史。
后于穆宗時，召為國子監祭酒，歷任京兆尹及兵部、吏部侍郎[6] 。
韓愈是唐代著名的散文家和重要詩人。
他和柳宗元政見很不和，但并未影響他們共同攜手倡導古文運動。
他們反對過分追求形式的駢文，提倡散文，強調文章內容的重要性。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韓愈，曾經因為進言佛骨一事，被貶袁州，即今江西宜春。
任職袁州期間，韓愈政績卓越，并且培養了當時江西省的第一個狀元。
現宜春秀江中有一沙洲，名為狀元洲，傳說就是當年學子讀書之處。
宜春城中最高山頭建有狀元樓，宜春市區有昌黎路，都是為了紀念韓愈的特別功績。
韓愈時代的詩壇，已開始突破了大歷詩人的狹小天地。
韓愈更是別開生面，也創建了一個新的詩歌流派。
他善于用強健而有力的筆觸，驅使縱橫磅礴的氣勢，夾雜著恢奇詭譎的情趣，給詩思渲染上一層濃郁瑰麗的色彩，造成奔雷掣電的壯觀。
另外韓詩在藝術上有“以文為詩”的特點，對后世亦有不小的影響。
當然韓詩中也有追求怪誕詭譎的游戲文字，是不足取的。
著名作品有《韓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師說》等。
更有《祭十二郎文》傳世，與歐陽修的《隴岡阡表》以及清代袁枚的《祭妹文》并稱中國古代三大祭文。
柳宗元
柳宗元的騷賦成就極高。
宋人嚴羽說：“唐人惟子厚深得騷學。
”此論相當中肯。
柳宗元的辭賦繼承和發揚了屈原辭賦的傳統。
他的辭賦，不僅利用了傳統的形式，而且繼承了屈原的精神。
這或者是因為兩人雖隔千載，但無論是思想、遭遇，還是志向、品格，都有相通之處。
《舊唐書》本傳云柳宗元“既罹竄逐，涉履蠻瘴，崎嶇堙（戶乙）。
蘊騷人之郁悼，寫情敘事，動必以文，為騷文數十篇，覽之者為之凄惻。
”與屈原之作辭賦，何其相似。
柳宗元的“九賦”和“十騷”，確為唐代賦體文學作品中的佳作，無論側重于陳情，還是側重于詠物，都感情真摯，內容充實。
政治、哲學思想文學成就而外，柳宗元又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
一個積極投身于政治革新的人，必然是一個思想家。
柳宗元的哲學論著有《非國語》《貞符》《時令論》《斷刑論》《天說》《天對》等。
在這些論著中，柳宗元對漢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說持否定態度，把董仲舒這樣的大人物斥為“淫巫瞽史”，指責他“誑亂后代”。
他反對天符、天命、天道諸說，批判神學，強調人事，用“人”來代替“神”，這在一千多年前神學迷信思想占統治地位的封建社會中，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柳宗元還把對神學的批判變成對政治的批判，用樸素唯物主義觀點解說“天人之際”即天和人的關系，對唯心主義天命論進行批判。
他的哲學思想，是同當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自然科學所達到的水平相適應的。
他把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無神論思想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是中唐時代杰出的思想家。
藝術風格
柳宗元是思想深邃的哲學家、文學家，他重視文章的內容，主張文以明道，為“道”應于國于民有利，切實可行。
他注重文學的社會能，強調文須有益于世。
他提倡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的完美結合，指出寫作必須持認真嚴肅的態度，強調作家道德修養的重要性。
他推崇先秦兩漢文章，提出要向儒家經典及《莊子》、《老子》、《離騷》、《史記》等學習借鑒，博觀約取，以為我用，但又不能厚古薄今。
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詩文作品，其駢文有近百篇，不脫唐駢文習氣，但也有像《南霽云睢陽廟碑》那樣的佳作。
古文大致為5類：①論說。
包括哲學、政論等文及以議論為主的雜文。
筆鋒犀利，論證精確。
《天說》為哲學論文代表作。
《封建論》、《斷刑論》為長篇和中篇政論代表作。
歐陽修
歐陽修繼承并發揚了韓、柳古文的優良傳統，領導了北宋詩**新運動(即北宋古文運動)。
作為這場運動的領袖人物，歐陽修不但驅除了學時文壇上浮華新怪的不良文風，開創一代詩文新風，而且以自己獨特的風格和高遠的才情開辟了新的創作領域，取得了新的成就，將詩文創作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
歐陽修是我國十一世紀中期的重要作家，他的散文、詩、詞在北宋文壇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被公認為當時的文壇領袖、古文運動的領導者。
尤其是散文的成就，最為突出。
他一方面在繼承唐代著名散文作家韓愈、柳宗元、李翱等人的創作基礎上，創造出自己的特有風格，同時對于當時以及其后明、清兩代的一些著名散文作家的創作，也具有重大的影響。
蘇洵
蘇洵是有政治抱負的人。
他說他作文的主要目的是“言當世之要”，是為了“施之于今”。
在《衡論》和《上皇帝書》等重要議論文中，他提出了一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張。
他認為，要治理好國家，必須“審勢”、“定所尚”。
他主張“尚威”，加強吏治，破茍且之心和怠惰（dài duò）之氣，激發天下人的進取心，使宋王朝振興。
由于蘇洵比較了解社會實際，又善于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以古為鑒，因此，他的政論文中盡管不免有迂闊偏頗之論，但不少觀點還是切中時弊的。
曾鞏說蘇洵“頗喜言兵”。
蘇洵的《權書》10篇、《幾策》中的《審敵》篇、《衡論》中的《御將》和《兵制》篇，還有《上韓樞密書》、《制敵》和《上皇帝書》，都論述了軍事問題。
在著名的《六國論》中，他認為六國破滅，弊在賄秦。
實際上是借古諷今，指責宋王朝的屈辱政策。
《審敵》更進一步揭露這種賄敵政策的實質是殘民。
《兵制》提出了改革兵制、恢復武舉、信用才將等主張。
《權書》系統地研究戰略戰術問題。
在《項籍》中，他指出項籍不能乘勝直搗咸陽的戰略錯誤。
他還強調避實擊虛、以強攻弱、善用奇兵和疑兵、打速決戰、突擊取勝等戰略戰術原則。
蘇洵的抒情散文不多，但也不乏優秀的篇章。
在《送石昌言使北引》中，他希望出使契丹的友人石昌言不畏強暴，藐視敵人，寫得有氣勢。
《張益州畫像記》記敘張方平治理益州的事跡，塑造了一個寬政愛民的封建官吏形象。
《木假山記》借物抒懷，贊美一種巍然自立、剛直不阿的精神。
蘇洵論文，見解亦多精辟。
他反對浮艷怪澀的時文，提倡學習古文；強調文章要“得乎吾心”，寫“胸中之言”；主張文章應“有為而作”，“言必中當世之過”。
他還探討了不同文體的共同要求和不同寫法。
他特別善于從比較中品評各家散文的風格和藝術特色，例如《上歐陽內翰第一書》對孟子、韓愈和歐陽修文章的評論就很精當。
蘇軾
蘇軾的文學觀點和歐陽修一脈相承，但更強調文學的獨創性、表現力和藝術價值。
他的文學思想強調“有為而作”，崇尚自然，擺脫束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他認為作文應達到“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
文理自然，姿態橫生”（《答謝民師書》）的藝術境界。
蘇軾散文著述宏富，與韓愈柳宗元和歐陽修三家并稱。
文章風格平易流暢，豪放自如。
釋德洪《跋東坡（左忄右允）池錄》說：“其文渙然如水之質，漫衍浩蕩，則其波亦自然成文”。
蘇軾的散文與韓愈并稱“韓潮蘇海”，與歐陽修并稱“歐蘇”，是宋代散文最高成就的代表。
蘇軾是繼歐陽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壇的領袖人物，在當時的作家中間享有巨大的聲譽，一時與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導者甚多，北宋文學家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和張耒四人都曾得到他的培養、獎掖和薦拔。
故稱蘇門四學士。
蘇詩現存約四千首，其詩內容廣闊，風格多樣，而以豪放為主，筆力縱橫，窮極變幻，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為宋詩發展開辟了新的道路。
燮星期《原詩》說：“蘇軾之詩，其境界皆開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萬物，嬉笑怒罵，無不鼓舞于筆端。
”趙翼《甌北詩話》說：“以文為詩，自昌黎始，至東坡益大放厥詞，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
……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筆一枝，爽如哀梨，快為并剪，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此所以繼李、杜后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處亦在此。
”其詩清新豪健，善用夸張比喻，在藝術表現方面獨具風格。
少數詩篇也能反映民間疾苦，指責統治者的奢侈驕縱。
詞開豪放一派，對后代很有影響。
《念奴嬌·赤壁懷古》《水調歌頭·丙辰中秋》傳誦甚廣。
詩文有《東坡七集》等。
蘇軾的詞現存三百四十多首，沖破了專寫男女戀情和離愁別緒的狹窄題材，具有廣闊的社會內容。
蘇軾在中國詞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他將北宋詩**新運動的精神，擴大到詞的領域，掃除了晚唐五代以來的傳統詞風，開創了與婉約派并立的豪放詞派，擴大了詞的題材，豐富了詞的意境，沖破了詩莊詞媚的界限，對詞的革新和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名作有《念奴嬌》、《水調歌頭》等，開豪放詞派的先河，與辛棄疾并稱“蘇辛”。
劉辰翁在《辛稼軒詞序》說：“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
蘇軾還擅長行、楷書，與黃庭堅、米芾、蔡襄并稱“宋四家”。
他曾遍學晉、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顏真卿、楊凝式，而自成一家，自創新意。
用筆豐腴跌宕，有天真爛漫之趣.。
自云：“我書造意本無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踐古人。
”黃庭堅說他：“早年用筆精到，不及老大漸近自然”；又云：“到黃州后掣筆極有力。
”晚年又挾有海外風濤之勢，加之學問、胸襟、識見處處過人，而一生又屢經坎坷，其書法風格豐腴跌宕，天真浩瀚，觀其書法即可想象其為人。
人書并尊，在當時其弟兄子侄子由、邁、過，友人王定國、趙令畤均向他學習；其后歷史名人如李綱、韓世忠、陸游，以及的吳寬，清代的張之洞，亦均向他學習，可見影響之大。
黃庭堅在《山谷集》里說：“本朝善書者，自當推（蘇）為第一。”
蘇軾在繪畫方面畫墨竹，師文同（即文與可），比文更加簡勁，且具掀舞之勢。
米芾說他“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
余問：何不逐節分？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亦善作枯木怪石。
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無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無端，如其胸中盤郁也。
”均可見其作畫很有奇想遠寄。
其論書畫均有卓見，論畫影響更為深遠。
如重視神似，認為“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主張畫外有情，畫要有寄托，反對形似，反對程式束縛，提倡“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并明確提出“士人畫”的概念等，高度評價“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藝術造詣。
為其后“文人畫”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
存世書跡有《黃州寒食詩》《赤壁賦》、《答謝民師論文》與《祭黃幾道文》《前赤壁賦》等。
存世畫跡有《古木怪石圖卷》《竹石圖》；后來發現的《瀟湘竹石圖卷》也是他的作品。
藝術風格
蘇軾在詩、文、詞、書、畫等方面，在才俊輩出的宋代均取得了登峰造極的成就。
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文學和藝術天才。
“三蘇”之中文學成最高的就是蘇軾。
蘇軾對文藝創作傾注了畢生精力。
他重視文學的社會功能，反對“貴華而賤實”，強調作者要有充實的生活感受。
他認為為文應“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文理自然，姿態橫生”（《答謝民師書》），要敢于革新獨創。
蘇軾重視文藝創作技巧的探討，他用“求物之妙如系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進一步“了然于口與手”來解釋“辭達”（《答謝民師書》），已經觸及了文藝創作的特殊規律。
蘇軾的創作實踐體現了他的文藝觀。
蘇轍
蘇轍生平學問深受其父兄影響，以儒學為主，最傾慕孟子而又遍觀百家。
他擅長政論和史論，在政論中縱談天下大事，如《新論》（上）說“當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于安，亂而不至于危，紀綱粗立而不舉，無急變而有緩病”，分析當時政局，頗能一針見血。
《上皇帝書》說“今世之患，莫急于無財”，亦切中肯綮。
史論同父兄一樣，針對時弊，古為今用。
《六國論》評論齊、楚、燕、趙四國不能支援前方的韓、魏，團結抗秦，暗喻北宋王朝前方受敵而后方安樂腐敗的現實。
《三國論》將劉備與劉邦相比，評論劉備“智短而勇不足”，又“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也有以古鑒今的寓意。
[5]
蘇轍在古文寫作上也有自己的主張。
在《上樞密韓太尉書》中說：“文者，氣之所形。
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
”認為“養氣”既在于內心的修養，但更重要的是依靠廣闊的生活閱歷。
因此贊揚司馬遷“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
他的文章風格汪洋澹泊，也有秀杰深醇之氣。
例如《黃州快哉亭記》，融寫景、敘事、抒情、議論于一爐，于汪洋澹泊之中貫注著不平之氣，鮮明地體現了作者散文的這種風格。
蘇轍的賦也寫得相當出色。
例如《墨竹賦》贊美畫家文同的墨竹，把竹子的情態寫得細致逼真，富于詩意。
蘇轍寫詩力圖追步蘇軾，今存詩作為數也不少，但較之蘇軾，不論思想和才力都要顯得遜色。
早年詩大都寫生活瑣事，詠物寫景，與蘇軾唱和之作尤多。
風格淳樸無華，文采少遜。
晚年退居潁川后，對農民生活了解較多，寫出了如《秋稼》等反映現實生活較為深刻的詩。
抒寫個人生活感受之作，藝術成就也超過早期，如《南齋竹》：“幽居一室少塵緣，妻子相看意自閑。
行到南窗修竹下，□然如見舊溪山。
”意境閑澹，情趣悠遠。
蘇轍于詩也自有主張。
他的《詩病五事》以思想內容為衡量標準，對李白、白居易、韓愈、孟郊等都有譏評。
如說李白“華而不實”，說“唐人工于為詩而陋于聞道”，這看法在宋代有一定代表性。
王安石
王安石不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
他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學創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系起來，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于為社會服務，強調文章的現實功能和社會效果，主張文道合一。
他的散文大致貫徹了他的文學主張，所作多為有關政令教化、適于世用之文。
他反對西昆派楊億、劉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風，認為“所謂文者，務為有補于世而已矣。
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
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
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也。
”（《上人書》）正因為安石以“務為有補于世”的“適用”觀點視為文學創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
今存《臨川集》《臨川集拾遺》《臨川先生歌曲》《臨川先生文集》等。
他所著的《傷仲永》在人教版初一下冊課本有收錄。
他的散文雄健簡練、奇崛峭拔，大都是書、表、記、序等體式的論說文，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為變法革新服務。
這些文章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
王安石的政論文在唐宋八大家中是突出的，他駕馭語言的能力非常強，其言簡練明快，卻無害于筆力雄健。
其文以折為峭而渾灝流轉，詞簡而意無不到。
《上仁皇帝言事書》，是主張社會變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據對北宋王朝內外交困形勢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變法主張，表現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國之疵”的進步思想。
《本朝百年無事札子》，在敘述并闡釋宋初百余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的同時，尖銳地提示了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樹，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
它對第二年開始施行的新政，無異吹起了一支前奏曲。
《答司馬諫議書》，以數百字的篇幅，針對司馬光指責新法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四事，嚴加剖駁，短小精悍，言簡意賅，措詞得體，體現了作者剛毅果斷和堅持原則的政治家風度。
安石的政論文，不論長篇還是短制，結構都很謹嚴，主意超卓，說理透徹，語言樸素精練，“只用一二語，便可掃卻他人數大段”（劉熙載《藝概．文概》），具有較強的概括性與邏輯力量。
這時推動變法和鞏固北宋詩**新運動的成果起了積極的作用。
王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膾炙人口，《鯀說》《讀孟嘗君傳》《書刺客傳后》《傷仲永》等，評價人物，筆力勁健，文風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給人以顯豁的新鮮覺。
他還有一部分山水游記散文：《城陂院興造記》，簡潔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禪山記》，亦記游，亦說理，二者結合得緊密自然，用簡單的自己游山洞的經歷說明了大道理：“夫夷以近，則游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
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于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
從文學角度總觀王安石的作品，無論詩、文、詞都有杰出的成就。
北宋中期開展的詩**新運動，在他手中得到了有力推動，對掃除宋初風靡一時的浮華余風作出了貢獻。
但是，王安石的文學主張，卻過于強調“實用”，對藝術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計不足。
他的不少詩文，又常常表現得議論說理成分過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韻味。
還有一些詩篇，雖然論禪說佛理，晦澀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風范，是我國詩歌史上的一顆明星。
曾鞏
曾鞏散文成就很高，是北宋詩**新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宋代新古文運動的重要骨干。
作為歐陽修的積極追隨者和支持者，幾乎全部接受了歐陽修在古文創作上的主張，他在理論上也是主張先道而后文的。
但比韓愈、歐陽修更著重于道。
在古文理論方面主張先道后文，文道結合，主張“文以明道”。
其文風則源于六經又集司馬遷、韓愈兩家之長，古雅本正，溫厚典雅，章法嚴謹，長于說理，為時人及后輩所師范。
《宋史·曾鞏傳》評論其文“立言于歐陽修、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謂難矣。
”。
王安石說：“曾子文章眾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
蘇軾認為：“曾子獨超軼，孤芳陋群妍”。
蘇轍則用“儒術遠追齊稷下，文詞近比漢京西”來概括曾鞏的學術成就。
朱熹也推崇他“予讀曾氏書，未嘗不掩卷廢書而嘆，何世之知公淺也。
”其議論性散文剖析微言，闡明異議；記敘性散文舒緩平和，翔實而有情致，對后世創作影響極大，明清兩代著名作家都將其作品奉為典范。
曾鞏為文，自然淳樸，而不甚講究文采。
在八大家中，他是情致較少的一個。
曾鞏的主要成就在文，但亦能詩。
現存詩400余首，大都寫得比較質樸，雄渾超逸，含義深刻，略似其文。
元代劉塤認為曾鞏“平生深于經術，得其理趣；而流連光景，吟風弄月，非其好也。
往往宋人詩體多尚賦，而比與興寡，先生之詩亦然”（《隱居通議》卷七），道出了他詩歌藝術的主要特征。
但他并非只善賦體，也有一些詩長于比興，形象鮮明，頗得唐人神韻。
他的各體詩中以七絕的成就最高，精深，工密，頗有風致。
如《西樓》、《城南》、《詠柳》等，稱得上宋代近體詩中寫景抒情的佳作。
就“八大家”而論，他的詩不如韓、柳、歐、王與蘇軾，卻勝于蘇洵、蘇轍。
但為文所掩，不受重視。
詞僅存《賞南枝》一首。
其詩文曾被選譯成英文，在國外發行。
曾鞏的學術和文章在他生前就享有很高的聲譽。
降及南宋，盛譽不衰。
朱熹在北宋各古文家中獨服膺曾鞏。
呂祖謙編選《古文關鍵》時，只取曾鞏，不取王安石，可見當時風尚。
元末明初朱右編選《八先生文集》，開始將曾鞏與韓、柳、歐、王及三蘇并列。
明代唐宋派的王慎中、唐順之、茅坤、歸有光作文都推尊曾鞏。
茅坤編《唐宋八大家文抄》，將曾鞏正式列為八大家之一，這更奠定了他在散文史上的重要地位。
清代桐城派的宗祖方苞，以及劉大櫆、姚鼐等，將歐陽修、曾鞏的文章作為楷模，從學曾入手學歐文。
這種風氣在從方苞到方東樹的幾代桐城派作家中都沒有多大改變。
從宋到清，雖也有個別貶抑曾鞏的言論，但不是主流。
曾鞏強調六經為本源，借圣人之學加強文章底蘊，追求一種雍容典雅的藝術風格。
無論敘事、議論都沖和平淡、委曲周詳。
布局完整嚴謹，節奏舒緩不迫，語言干凈，思致明晰。
文章平易理醇，且其開闔、承轉、起伏、回環都有一定的法度，顯得規矩嚴密，故唐宋八大家中最便于學習。
明清唐宋文派和桐城派散文作者，學“古文”多由模仿曾文入手，這當是一個重要原因。
曾鞏十分重視興教勸學，培養人才，在撫州居所側建有“興魯書院”，并親自定學規、執教席，推動撫州學風。
在南豐“子固公園”，有曾鞏幼時讀書處──讀書巖、曾文定公祠、仰風亭、思賢堂，縣博物館亦建在其內。
南昌市有一條子固路，也是后人為紀念這位先賢而命名的。
藝術風格
曾鞏是歐陽修古文運動的支持者和參與者。
主張先
道而后文。
其文自然淳樸，不甚講究文采。
在八大家中，他是情致較少的一個。
他的文章絕少抒情作品，多為議論文和記敘文。
他的散文以議論見長，立論精策。
如《上歐陽舍人書》、《上蔡學士書》論歷代治亂得失，感慨深切。
《贈黎安二生序》、《王平甫文集序》，傾吐懷才不遇的憤懣不平，文風質樸，縱橫開闔，有搖曳曲盡之妙。
《越州趙公救災記》，將紛繁雜亂的事項寫得條理分明，練達曉暢。
其記敘文中偶有寫景之作，刻畫極工。
如《道山亭記》述山川之險，精雕細刻。
《墨池記》談古論今，不無卓見。
《宋史·曾鞏傳》評其文“立言于歐陽修、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謂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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