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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讀余秋雨所著的《抱愧山西》，猶如他對山西的慚愧之情，我對他老人家也懷有一種愧疚之感。
不曾記得第一次讀《抱愧山西》是什么時候了，讀完也在驚嘆我們山西原來也曾如此輝煌過。
也許是心不夠誠，也許是情不夠切，驚嘆之余并未細細品味，余秋雨同志著此篇文章大抵是想重現晉商長達數世紀的輝煌年代，以此證明他此前的愚蠢，表達他對山西的誤解以及慚愧之情。
我是在讀第二遍之后才有如此體會，第一遍讀完居然以為是《抱槐山西》，抹殺了秋雨同志對山西的慚愧之情，“愧”與“槐”，字形差別不大，意義卻相去甚遠。
之所以把“愧”看成“槐”，估計心里認為“槐”代表了山西，畢竟我們都是大槐樹的子孫么。
瞧瞧，這話說的多么順口，多么冠冕堂皇！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山西人，我當然有資格這樣說。
可是，另一個問題來了，余秋雨同志尚且能為自己的無知而抱愧山西，我們這些地道的山西人呢？我們這些號稱大槐樹的子孫呢？可曾為自己的無知而慚愧，可曾為長達數世紀的晉商時代而激動，可曾想方設法去了解研究晉商的興衰史？
讀罷《抱愧山西》，心里久久不能平靜，盡管我知道這僅僅是晉商龐大商業帝國的小小一隅。
“地瘠薄，氣剛勁，人多織耕少”
，“民多而田少，竭豐年之谷，不足供兩月”。
客觀環境是如此的惡劣，可是世代居住于此的山西人不是一味地抱怨，不是落草為寇打家劫舍，不是自甘潦倒、忍饑挨餓，于是成千上萬的男人們別離妻子兒女，背井離鄉被“走西口”，“把迷惘的目光投向家鄉之外的遼闊天空，試圖用一個男子漢的強韌筋骨走出另外一條擺脫貧困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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