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悵望千秋——感悟杜甫 如果把唐詩比作一支交響樂隊，那些充滿才華的詩人們每個人都奏出了屬于自己的樂章，陳子昂的悲慨，王昌齡的雄渾，王維的秀麗，李白的飄逸，杜甫的沉郁，劉禹錫的清俊，柳宗元的簡淡，韓愈的險怪，李賀的冷艷，白居易的輕俗，李商隱的雅艷......而無疑，李白是這場交響樂演奏中飛揚最高、飄揚最遠的一支。
杜甫呢？所幸有了杜甫，他為這支隊伍壓住了陣腳。
每讀杜甫，總能讓我漸漸冰冷的心又漸漸感覺到絲絲溫情，那溫情不但是由己及人的關注熱愛，那溫情更絲絲撩撥著人的心靈，讓人渴望崇高渴望博大渴望熱情，并因這種渴望而溫暖了自己。
一個人活著有很多種選擇，高尚或卑劣，清雅或粗俗，博大或狹隘，深刻或膚淺，驕傲或萎縮.....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道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而選擇之后心靈的感受也只有自己能夠體驗。
是不是，我們每選擇一分高尚，我們就能多一分內心的純粹和幸福？每選擇一分高尚，我們就能多一分內心的平靜和安然？所以，杜甫是幸福的，他是那樣高尚。
這個常常自稱“老儒”的老頭，用他的一生詮釋了儒家標舉的理想人格——人饑己饑，人溺己溺。
這種偉大的人格，因有了杜甫的詮釋而洗去了“腐朽”的鉛華，光彩照人，令人神往。
杜甫也在詩歌之外顯得愈加巍峨高大，輝耀照天。
當代學者傅道彬、陳永宏在《歌者的悲歡》一書中言杜甫為后人建立了一座紀念碑，說：“在這座非人工建立的紀念碑面前，任何一個正直善良的人都會在它的面前低下自己仰慕感念的頭顱；任何一個有民族自尊和責任感的炎黃子孫，都會自心底深處升騰起一種民族的自豪感，為我們悠久的民族文化能哺育出如此偉大高潔的人格而由衷的自豪。
” 艱辛的杜甫終生流浪，流浪的路上，他把人世間所有的苦難都一點一點地揀起，扛在了肩上，裝進了心里。
而他自己呢？“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饑餓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懸百結”，“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
即便他已經貧得不能再貧了，即便他已經苦得不能再苦了，貧苦一生，卻也從來沒有推脫更不躲避。
就是在他即將撒手人寰，在他為自己舉行告別儀式的時候，在“轉蓬憂悄悄，行藥病涔涔”的時候，還在關心著“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
杜甫是大儒，可他分明又高于傳統的儒家，儒家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杜甫卻不管窮達，都要兼善天下；儒家提倡“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杜甫卻是不管在不在位，都要謀其政，為時代而泣，為百姓而歌。
盡管“身已要人扶”，他卻說“拔劍撥年衰”；盡管“處處是窮途”，他還是“不擬哭窮途”；盡管“萬國盡窮途”，他依然“艱危氣益增”。
他用詩歌作為記錄，記述了他“窮年憂黎元”“濟時肯殺身”的一生。
《登高》秋風緊，蒼天更空遠，兩岸猿啼凄厲而悲涼； 水中小洲清凌，白沙閃閃，鷗鳥低飛，往復盤桓。
無邊無際的層層落葉紛揚而下，奔騰不息的滾滾長江浩浩蕩蕩。
漂泊萬里的異鄉客悲秋懷愁緒，人到暮年疾病纏身獨自登上高臺。
時世艱難愁苦遺恨令白發日增，潦倒困頓因病停酒更難排憂解難。
李白
李白與酒
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
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
天地既愛酒，愛酒不愧天。
——李白（代前言）
李白與酒的關系，就如魚與水的關系，李白有酒就像如魚得水，如虎添翼。
與其說李白是詩仙，倒不如說是酒仙更有人情味。
李白是愛酒的，詩中涉及酒的詩句可謂多矣。
最令人吃驚的是，有的詩中居然一連出現好幾個酒字，正如前言所錄《月下獨酌四首》其二，一開始六句連用六個酒字，可謂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這幾句詩也非李白不能道也，這是何其壯觀的詩句啊！酒，酒，酒，酒，酒，酒。
也許也只有李白才有資格給酒賦與如此神圣的價值，使愛酒成了天然的合理性。
李白也許一生不離身的，除了詩，就是酒了。
而二者又密不可分，酒使詩更加飄逸，更富有想像力，詩使酒更加香醇，更富有誘惑力。
李白就這么狂，唐玄宗命他賦詩，他卻非要先喝外國貢酒不可。
于是李白便在唐玄宗面前醉倒了，醉后非要高力士脫靴，貴妃調羹，玄宗磨墨。
是什么使李白如此瀟灑，酒也！李白是真醉還是假醉？這倒不得而知了。
反正醉翁之意不在酒倒是真的，借酒傲王侯這一故事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
可是李白沒有“失態”啊，《清平調》三首似乎讓唐玄宗與楊貴飛忘掉了被李白所戲弄一事了。
忙傳李龜年作新調，唐玄宗親自吹簫，楊貴妃輕動玉喉，自娛自樂去了。
可高力士這小人卻耿耿于懷，背后向楊貴妃進讒，最終李白被賜金放還。
野史卻說這賜金放還是，李白有到個地酒店喝酒而不受干預的特權，當然這確不可信，但我卻固執地相信這是真的，因為我知道李白離不開酒啊，要不這樣，李白那什么喝酒呢？
李白也許最難忘的就是剛進長安，便加入了飲中八仙這一喝酒集團了，與賀知章等把酒論詩，不亦快哉中不知老之將至也。
怪不得杜甫羨慕的在飲中八仙中贊道“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大有恨不得與之同醉之憾，這真把李白給寫活，寫絕了！對于皇帝尚且不買賬，何況王侯乎？“黃金白璧買歌笑，一醉累月輕王侯”，李白又歌又笑，“但愿長醉不復醒”只為“古來圣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
“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李白喝酒是如此的自然，堪比凡夫俗子喝水了。
李白是嗜酒如命的，“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初是他鄉”只要有酒可醉，那管我鄉他鄉呢？對送他的客人也只談酒，“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就是有酒相送足矣！最令人難忘的，莫過于“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酒抱琴來”，是啊，只有李白才有這樣的口吻啊，這是對知音的囑咐啊。
沒酒就不必來訪了，多不客氣啊！李白希望人家這樣待他，他也這樣待人，正如他給孟浩然中的詩中說道“醉月頻中圣，迷花不是君”，與其說是寫孟浩然，不如說是李白的寫真更貼切。
也許這正是以君子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表現吧！
李白是孤獨的，喝酒也是。
“舉杯邀明月，對應成三人”“明月天幾時有，我今停杯一問之”，李白愛酒也愛月，也許正是因為月是他的酒友的緣故吧！李白會不會陷入沒酒喝的尷尬呢？不會的，為什么呢？因為李白浪漫啊，因為李白是詩仙啊！點石成金的詩人當然不會沒酒喝啊！“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葡萄初發醅。
此江若變作春酒------”看吧，這就是李白的酒啊，只要李白還能寫詩，酒就不會斷啊！
杜甫是李白的好友，給李白的除了〈〈飲中八仙〉〉還有“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等有關酒的詩，連沉郁頓挫的老杜都有“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的酒歌，更不必說飄逸瀟灑的李白了？可身為李白的好友，杜甫也有“痛飲狂歌空度日，為誰飛扈為誰雄”的微詞，這是諍言啊！可李白應該是不聽的吧！有人把王維與李白的詩句“勸君更盡一杯酒，與爾同銷萬古愁”合成一聯，可謂是酒店的最好廣告詞了。
此外，還有好事者把“酒圣”劉伶與“酒仙”李白放入對聯中，以作酒的廣告戰。
但最令人佩服的還得數余光中的“酒入豪腸，三分豪氣，七分詩情，繡口一吐，就是半個盛唐”，這可謂是對李白描繪的又一千古絕唱了！
李白是說不盡的，單酒的話題就足以出專著了，小小一篇文字容量何其有限，鄙人的文筆有何其粗陋，所言不過是對己所鐘愛詩人的一點感性認識罷了。
說著說著，居然有喝酒的沖動了，不亦怪哉！
另外
也論李白與杜甫
記得許多年前，當我還是一個懵懂小青年的時候，我曾經很喜歡這么一首歌：“昨日象那東流水，你我緣去不可留。
今日亂我心，多煩憂。
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澆愁愁更愁。
明朝清風四飄流……”
喜歡這首歌，喜歡它的飄逸輕靈，喜歡其中所透出的淡淡的愁煩，喜歡它所道出的無窮人生感慨。
恕我愚劣。
雖然經常掛在口上哼著，直至有一日，經一位長者點撥，這才注意到：原來這首歌就是脫胎于唐朝大詩人李白的一首《宣州謝脁樓餞別校書叔云》。
原句為：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
長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
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
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覽明月。
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銷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
這首詩是天寶末，李白在宣州（今安徽宣城）為族叔秘書省校書郎李云餞別時所作。
詩句抒發了作者一生抱負難以實現的牢騷，寫得很深沉，很優美。
聯系詩人艱難坎坷、困苦流離的一生，更加體味到他那顆偉大的仁者之心，體味到他不肯向社會現實低頭的傲骨冰心。
關于李白與杜甫——這兩位代表著中國傳統詩歌兩大發展方向的人物，對于這一對生前相知相親、死后卻被硬生生人為對立的好友，在詩歌歷史上的地位到底孰輕孰重，多年來詩壇上一直是三緘其口，引以為忌，中國歷來便有揚李抑杜與揚杜抑李之爭。
后來，為了求同存異，有人出來打圓場，以李白、杜甫并舉為傳統詩之二大高峰，這才稍稍平息了眾論。
然而近幾年來，揚杜抑李的聲音又抬頭了。
其實，這些人不是不懂詩，而是不懂李白以及他的詩。
李白生自大唐盛世。
自幼胸懷大志，少即以才名顯。
年二十五，仗劍西游長安，散金三十萬，詩名、豪名滿于天下。
然而一直是懷才不遇。
四十二歲時，始因玉真公主與道士吳筠之薦應詔至長安。
滿望能實現其一生抱負，但是唐玄宗只給他一個翰林供奉的閑職，并不加以重用。
又因生性傲直，不阿附權貴，沒兩年即中讒被“賜金放還”。
他由原先的滿腔熱血，雄心勃勃，到這時濟世無望，希望破滅。
自此更加放浪形骸，縱情詩酒。
但他報國之心始終不滅。
至花甲之年還出來想做點事，卻又因永王事件受到牽連，幾致遠涉夜郎。
直到六十二歲時得病客死他鄉。
以他這樣空后絕后、才華橫溢的大詩人，竟遭遇致此，簡直可令河川阻流、山岳動容。
在心情最為落寞的時刻，他曾“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曾感慨“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曾哀嘆“奈何青云士，棄我如塵埃”；在最為消沉的時刻，他也曾“與爾同銷萬古愁”，曾“載波隨妓任去離”，曾追求“騎二茅龍上天飛”……
許多人以為李詩藝術性與杜詩相為伯仲，但“思想性”不如杜詩。
因此，沖著這一點，揚李抑杜者頓噤噤不敢言，因為一旦反對杜詩，即等于政治思想覺悟程度不高，“不愛國”，“不關心國計民生”了。
而我卻要說：別坐著的不知站著的腰酸疼。
像李白這樣的出身及經歷，像他這樣的個性及境遇，任何人也是瀟灑不起來的。
只有深入體會到李白坎坷困頓的一生，深入體味他在詩作所表達的思想感情，這才會明白：正如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一樣，他并非不愛國（愛國的表達方式有多種多樣，積極是一種進取，消極是一種無奈），情之切而顯之薄——他是真正的大愛若恨、大公若私呵！
除了消極成份，我們也應關注到：即使是在被賜金放還后，他的心里始終牽掛著長安。
他反復在好多詩篇里提到長安，拳拳之心躍然紙上。
如：“客自長安來，還歸長安去。
狂風吹我心，西掛咸陽樹”（《金鄉送韋八之西京》），“總為浮云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登金陵鳳凰臺》）等。
即使處處破壁，他始終不肯放棄自己的追求，有時還樂觀地表達：“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將進酒》），“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行路難〉其一》）——他的所謂“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后千載名”，不過是在飽受排擠后心情處在長期壓抑中所發的牢騷！
更為難得的是，即使是浪跡天涯，四海為家，他始終不曾忘記關心民生疾苦，體現了一位大詩人應有的博**懷。
他多次在詩篇中抒發愛民情懷，如反映纖夫之苦的《丁都護歌》、反映農家疾苦的《宿五松山下荀媼家》、反映思婦及戍卒情緒的《北風行》、《關山月》等以及眾多揭露社會不平等現象的詩篇。
當然篇幅與老杜相比有遜，但相對來說我卻更喜歡他這位性情中人的表現風格。
至于藝術性，我認為：李白的一句“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即足可將某人的所有詩篇壓得黯然無光——
這是真正超凡脫俗的詩句，這是真正的魄力，這是真正的心靈的跳躍，這才是真正的靈魂的震憾！
這種詩歌創作的高度至少至目前為止是沒有人能達得到的。
雖然現在揚杜抑李的人甚多，但我想，假如二人皆活在當世，喜歡李白的人恐怕會遠多于杜甫。
因為李白豪爽大方、傲骨凜然，形象瀟灑俊逸，令人不由自主產生仰慕崇敬之心。
李白的形象無不有血有肉、可親可敬地閃現在他的每一首詩篇當中。
我們在讀李白的詩，在讀他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讀他的“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讀他的“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時，那或傲然孑立、或仰天高歌、或仗劍彷徨的、活生生的李白，就如站在我們面前一樣。
郭沫若《李白與杜甫》一文中，對李白進行了熱情的推崇，而對杜甫則進行無情的嘲諷，故一直受到后人非議。
拿一句不很恭敬的話來說，對于這位“老郭”的言論，我這個“小郭”也是不甚贊同的。
然而，對于他為李白所作一些贊語，我卻是十分地支持。
論者以為李白沒寫過符合格律的七律而認為他不如杜甫，這簡直是象有人因魯迅不寫長篇小說而認為他不佩稱文壇巨匠一樣地幼稚可笑。
毋庸說李白所處年代近體詩發展尚未完成成熟（至杜甫方才一變），傳統詩本從沒有格律中來，后人設下格律，無非從音樂角度，只為能讀來順口，易誦易唱而已，并沒有任何文學目的。
遵循與否，視個人好惡而定，并非一定非得往這個套套里鉆。
說李白沒寫過真正意義上的七律而否定他不是大詩人，那么置不識七律為何物的屈原、曹植、謝靈運、陶淵明于何地？我以為：中國傳統詩就因為這一點才陷入纖弱、拘謹的地步乃至缺乏大氣之作。
文章本天成，天然去雕飾。
人的感情原先是自然流露的，適當加以修剪或許可以更完美地表達，但若是限制與束縛過甚，兼及考慮其他種種因素，則再美好也會失去其原汁原味。
這樣處處拘泥的表達結果，當然不如原先自然表達的生動逼真了，這也許是如今詩賽中獲頭獎者多為古風的緣故之一吧。
李白與杜甫走的是截然不同的兩條路。
明人認為唐詩有“四變”：“一變為陳子昂，二變為李白，三變為杜甫，四變為韓愈”。
李白在《古風五十九首》之第一首開頭就說：“大雅久不作，我衰竟誰陳”，他主張詩歌創作繼承傳統道路并發揚光大，“我志在刪述，重輝映千春”，所以他不為律而拘，他善寫古風，極盡鋪陳渲染之能事。
而杜甫則嚴守格律，精雕細琢，一絲不茍，后人多引以為范。
杜詩是一個度。
超出這個度，所謂過猶不及。
如果將這個圈子越鉆越深，就極容易導入一個“為詩而詩”的境地。
不少人因辭害意，將傳統詩當成了一個可套的公式。
我們現在經常看到這種現象：不少人的詩作大都是格律講究，對仗工整，四平八穩，好像是一位度著方步口里念念有詞的學究。
一般來說這些作品由于作者功力較深，固然找不出有什么毛病，但也看不出什么特色來。
現在再論杜式詩歌對國民素質及社會風氣的影響：
第一，從心理學角度上來講，人的性格之養成來自環境、經歷、生活習慣等各個方面。
如果長期處于惜墨如金、字斟句酌、精雕細琢的精神狀態，固然可讓人養成勤儉節約，行事謹慎認真、精打細算的習慣，但也極易讓人陷入猶豫不決、吝嗇小氣、工于心計甚至胸懷狹窄的誤區，這也可以算是“職業病”的一種吧。
唐以后，宋朝就小氣了。
元以后摻入北方游牧民族的新鮮氣息，然而還是沒有多少起色。
發展到現在，大唐人雍容大度、從容自信的氣質再也難覓。
我們所能見到的“崇杜抑李”者不少是脾氣怪僻，行事乖張，小氣得要命，甚至一毛不拔。
這當然不包括所有人，真正學杜詩的人絕不如此。
第二，如果整個詩壇一直是規規矩矩、方方圓圓，那么人的思維方式長期受到限制（在一個圈圈里打轉），就會影響整個民族智力的發展，從而缺乏革新精神，并影響到創造力、想像力的發揮，我私下認為這也是后來中國科技實力不如西方的原因之一。
第三，如果詩壇上人人危襟正坐、一本正經，人人精工細鏤，人人追求沉郁頓挫——就會造成詩壇一潭死水，再也現不出半點漣漪來，整個社會就會消極沉悶，暮氣沉沉，再也沒有什么活力了。
因此，倡導一種以大氣、豪放、熱情為主流的藝術風格有助于提高國民整體素質，激發民族內力，攪動社會活力，使改革開放事業由此加大幅度蓬勃發展。
杜甫的詩以貼緊時代脈搏、反映社會現實為特色，故有“詩史”之譽。
后人仿效者甚多，清人認為好多人如文天祥、謝翱、汪元量、林景熙、吳偉業等等皆可稱為“詩史”。
這種為詩之道是一個好傳統，但不能以為凡關心國家大事的就是好詩。
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這么一種現象：每逢國之大事，大家就一哄而上爭寫贊歌。
什么香港回歸澳門回歸也來一首，什么神五上天神六上天也湊一首，什么十五大十六大也都爭先恐后喋喋不休……于是，一些詩詞學會上的刊物上常常是占了相當大的篇幅來刊登這些。
事無可非，情亦可嘉。
問題是“詩史”不是人人做得出來的。
如果這些“作品”大多呈口號式，大多缺乏真情實感、缺乏匠心獨運或者懷有某種個人目的的話，倒不如去專寫講演稿。
否則不用說李白，就是老杜地下有知，恐怕也是捶胸頓足、呼天搶地的了。
我是揚李不抑杜。
李白是天才，杜甫是人才。
李白的詩篇，是極盛唐朝的產物。
杜甫的詩篇，則可以說是唐朝衰退的標志，是亂世的產物。
傳統詩由原先的格律不拘到半拘半不拘，是一個高度。
從陳子昂的悲慨蒼涼，到李白的豪邁奔放，也是一個高度。
如果繼續往下發展，可能會將唐詩推向一個新的高潮。
可惜，歷史選擇了杜甫。
歷史選擇了杜甫，正如它選擇了唐朝的衰退一樣。
文章隨世運。
由盛轉衰的唐朝，是再也寫不出象李白一樣豪放熱情、瑰麗奇特的詩篇的了——而中華民族自此后也不再擁有盛唐的豪華氣象了！（清有康乾盛世，但當時漢人失權，盛行文字獄，文化高壓相當嚴重，傳統詩不可能會出現又一個新的高潮）。
中華民族多災多難的年代已經過去了，正如李詩所言“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現在，歷史的時針指向了二十一世紀的初葉，中國傳統詩在揚李抑杜揚杜抑李中一直嘵嘵不休了一千多年。
隨著經濟的大發展，文化事業也初呈蓬勃發展的趨勢。
雖然目前社會怪象不斷，然而瑕不掩瑜，千載難逢的大中華盛世想必即將來臨了！我們既需要象杜甫一樣關心國計民生的好詩人，但也更需要象李白一樣充滿激情、豪邁奔放的大詩人！
當然，他也不是李白的翻版，他身上必然流著社會發展新鮮的血液，帶有新時代的各種特征；他也不是無謂的歌功頌德者，他代表了人民的真正心聲；他關注社會民生，以為全民族奮進搖旗吶喊為己志，但已不再是“沉郁頓挫”，不再是“精工細鏤”，而是豪放熱情、鼓動人心、引領人們向前進！
時勢造英雄。
五十年也好一百年也罷，我們都是馬前卒，只是在為“他”的“出現”作些輿論上的聲勢。
我想這樣的詩人必然會出現的——
因為，這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
請問,這些可以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