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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余秋雨散文的文學魅力
玉樹臨風
內容摘要：余秋雨的散文從《文化苦旅》到《山居筆記》,大膽突破創新，前衛的思想觀念迎合了廣大讀者的心理需求，具有引領時尚潮流的導向作用。
他在創作中，摒棄了那些華麗詞藻的堆砌，已毫無矯揉造作的文學語言來深化作品的思想價值和現實意義。
余秋雨從歷史文明中尋找理想的人格，中國文化的精髓得到了應有的歸宿。
可以說，他創作的散文，其文學魅力引起了廣大讀者重新思考人生價值觀和世界觀的熱潮，為推動人類社會文明的進步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文學藝術；思想價值；態度；語言；現實意義
正 文：余秋雨的作品為什么會持續十年受到海內外讀者的歡迎？這是一個令人費解的問題。
有人認為，余秋雨先生的作品受歡迎是因為他新穎的文化觀念。
余秋雨的文化觀念不瘟不燥、開明智慧而又契合人心，當然是受歡迎的重要因素。
但應該看到，再好的觀念也只具備引領意義，而不會讓人反復品味、愛不釋手，何況，有精彩觀念的知識分子遠不止他一人。
也有人認為，是因為他的作品迎合了世俗的需求。
但顯而易見，余秋雨的書中沒有艷情、警匪、湊趣、玩波、挑逗的成分，更沒有故弄玄虛、嘩眾取寵的色彩。
可以說，從未迎合流俗。
反而，喜歡讀他的書的人，都是各行各業有文化的人士。
那么余秋雨在作品中究竟以什么樣的文化魅力迎合了廣大讀者的心理需求？我們不防從余秋雨作品的思想價值、文化態度、文學語言及現實意義作一番分析探討。
一、思想價值
余秋雨的《山居筆記》發表后，篇篇文章轟動全國，文壇間追隨、摹仿者甚多。
有的近于文學，有的近于史學，但幾乎沒有一篇在文學等級和歷史氣韻上趕得上《山居筆記》中的任何一篇。
簡單的拿《山居筆記》和《文化苦旅》作比，我感到其作品的思想價值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
首先，《文化苦旅》相對地屬于短章精致的佳作，弘揚了中華歷代散文的優秀傳統，《山居筆記》作為散文，算上是鴻篇巨制，一瀉千里，沖破了傳統散文的篇章規模和文化結構，讓讀者讀到了他們過去很少見過的如此巨制的一篇一篇的“筆記”。
《山居筆記》的這種文體的沖擊，將改變許多讀者對散文的認識和觀念，他們將會把散文的范圍和范式大大地加以開放，而《山居筆記》的這種進一步開放和解放又只能在《文化苦旅》的基礎之上。
其次，相對于《文化苦旅》的比較單純的文化指向，《山居筆記》有著更多的耐人尋味的藝術毛邊，更貼近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的多重結構和復雜形態。
《山居筆記》在表現一個文化主題的時候，順手帶出一連串的文化場面，讓文化變得復雜起來，《文化苦旅》更像余秋雨多年從事過的戲劇的藝術，哪怕是一種復雜的結構，最后都要盡可能單純地展示在舞臺上。
《文化苦旅》是余秋雨散文化的戲劇，戲劇化的散文。
《山居筆記》則更像余秋雨后來投入很多精力的電視藝術。
第三，《山居筆記》揚起藝術理性的旗幟，強化了藝術思辨的力量。
一個個文化現象被淋漓盡致地剖析，一道道文化指令得到機智有力地傳遞，顯示了文化大家的風范。
《山居筆記》言前人之所未言，寫前人之所未寫，把思想家的深度融化在優美動人的字句篇章中。
比如，《山居筆記》的首篇《一個王朝的背影》，恰恰是從審視中國歷史上的民族主義災難開始的。
一般中國人從歷史教科書里接受的“民族氣節”和“攘夷情結”，最集中地表現為明末清初對滿清王朝的強烈對抗。
余秋雨先生勇敢地從自己出發，檢討了這種思維慣性和情感慣性，然后從人格意義上正面推崇了康熙皇帝，并對比了明代的皇帝，得出了有力突破民族主義歷史觀的現代結論。
文章最后，又以漢族大學者王國維在清亡后的自沉來說明中國知識分子在民族主義問題上的文化掙扎。
這篇文章一度在社會上產生的震撼程度，十分巨大。
此文還產生了一大串副產品，即觸發了近十年來“清宮電視劇”的熱潮。
如果不是余秋雨先生對康熙皇帝的論述廣泛深入人心，這種熱潮就不可能產生，盡管這種熱潮的方向與余先生的本意并不相同。
從這篇文章開始，《山居筆記》的每一個主題都是極尖銳、極迫切的。
按照余秋雨先生自己在《借我一生》中簡約的概括，全部主題具有嚴整的連貫性：
“借東北的流放者來討論中國文化的生存災難”——這是指《流放者的土地》；
“借渤海國的興亡來討論社會災難與群體生命的關系”——這是指《脆弱的都城》。
這篇文章，還首次鮮明地提出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缺少城市文明的遺憾，因此也指出了文明轉型中的一個重要關鍵；
“借蘇東坡的遭遇來討論社會災難與個體人格的關系”——這是指《蘇東坡突圍》。
這篇文章發表后被廣大讀者喜愛，很多各行各業的讀者至今能熟背文中關于“成熟”的那段論述；
“借岳麓書院來討論文化應該如何來救助愚昧的災難”——這就是名篇《抱愧山西》。
這篇文章也首次以震撼性的敘述結構向全國讀者描述了中國自發的商業文明曾經有過的氣魄，以及它的寂寞和脆弱。
這對于十幾年前市場經濟開始萌動的中國大地帶來何種歷史性的啟示，不言而喻。
這篇文章還從根本上改變了廣大中國讀者對于山西歷史的看法，至今受到廣大山西人民的感激；這是現代文學形態的一種創新。
由許多真實片段組合成一個底奧無窮的大結構，由大量具體的感覺凝結成一個有關人生和世界的大疑問。
這還只是窺豹一斑。
以上這些文章，被余秋雨先生本人概括為一個總題目：中國文化與社會災難。
毫不夸張地說，這是迄今僅有的研究災難與文化的宏偉巨制。
《山居筆記》不僅僅是散文，它是表現一個民族思想覺醒的重大文學成果，其思想意義不低于文學意義；而更重要的是，它居然快速地成為了廣大民眾共同接受的精神財產，這在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度里不能不說成是一種罕見的思想奇跡和文學奇跡。
《山居筆記》后半部分的文章，余秋雨先生確定的總題目是：中國文化的精神歸宿。
余先生用人文原則來照亮歷史記述，有他自己的個人追求。
他追求的是理想人格，也可以說是審美化人格。
從文章看，那些他花了很多筆墨表示贊賞和同情的人如柳宗元、康熙皇帝、范欽等等，都不是理想人格，他追求的理想人格體現在《遙遠的絕響》和《蘇東坡突圍》中。
這是整部史詩的畫龍點睛之筆。
我相信，要回顧**災難后中華民族的思想覺醒史，一定避不開《山居筆記》。
盡管它不以學術方式呈現，卻在娓娓而談中包含著極高的思想濃度。
二、文化態度
長期以來，中國的價值判斷、是非標準明顯地受到民族的、政治的、地域的功利局限，在這種背景下，就特別需要出現一批具有人類價值坐標和國際文化視野的文化人。
余秋雨以散文為載體昭示了他的文化態度，他說：“在我看來，現在的中國人特別需要尋找人類歷史的整體坐標，以人類歷史作為價值坐標去分析看到的各種文化現象。
”《一個王朝的背影》深刻地批判了姓氏正統論和民族正統論。
中國的姓氏正統論規定必須同族同姓繼承王位，哪怕是昏君、懦夫、**、精神失常者都是合法的繼承者。
而外族人若有覬覦，即使有一百條理由也站不住腳，真偽、正邪、忠奸由此劃分。
民族正統論視異族掌權為逆端，但作者明確指出漢族也有大量的污濁、昏聵和丑惡，他的統治者常常一再地把整個中國歷史推向死角。
在這種情況下，歷史有可能做出超越漢族正統論的選擇，而這種選擇未必是倒退。
多少歲月里，漢人一提起滿清王朝都有心理上的阻隔，但滿族是中國的滿族，清朝是中國的一部分，縱觀全部中國古代史，清朝的皇帝在總體上是比較好的，而其中的康熙皇帝與唐太宗一樣使我們現代漢族中國人感到驕傲。
余秋雨對一直高臥在我們民族心殿上的集體無意識來個當頭斷喝，他否定“長城情結”，康熙皇帝不修長城而苦心經營避暑山莊“完全出自一代政治家的在精神上的強健。
”振邦安民，與諸國修好則是康熙心中的“萬里長城。
”此外，作者還站在人類文明進化的角度去審視印第安現象。
他認為我們有一千個理由譴責美國搶占了印第安人的家園，但印地安人拒絕接受現代文明將導致這個民族日趨萎縮。
在《千年一嘆》和《行者無疆》這兩本散文集中，到處都可以看到這種穿越人類歷史而來的銳利的目光和價值判斷。
余秋雨的這一文化態度是如何形成的呢?我想應歸結為作者**后的三年苦讀，苦讀原因是對當時學術界低層次論爭的不滿。
《千年一嘆》散文集從希臘、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約旦、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直到印度、尼泊爾幾乎囊括了人類早慧的文明古國。
他們的文明曾與中華文明一起輝煌過，輝煌的程度一點也不比中華文明差，但在今天都已衰落，無一例外。
昔日的輝煌已被歷史的風雨侵蝕得黯然失色、面目全非，只剩下一些殘垣斷壁供后人憑吊。
《行者無疆》散文集的主旨則是專門對歐洲古文明遺址的尋訪考察，所以余秋雨每到一處，多是避開繁華熱鬧之地，尋訪古堡、神殿、陋巷、陵墓這些處于隱秘狀態的文化廢墟，以此探究文明興衰的原由，引發對人類命運的思考。
三、文學語言
（一）剝除裝飾，顯露本色
語言的外在的裝飾，余秋雨在早期的學術著作中倒是時時呈現，可以說那是他挑戰學術話語枯燥性的一個實驗，我們在《中國戲劇文化史述》和《藝術創造工程》中都能看到。
但是，當他一寫散文反而進入了最本真的語言狀態。
人們讀到《文化苦旅》的第一句是：“莫高窟大門外，有一條河，過河有一溜空地……”樸素得讓人眼睛一亮。
為什么寫學術著作講究色彩，寫散文卻洗凈了色彩呢？因為從學術進入散文，也就是脫去外套進入生命的自然狀態，越樸素則越能彰顯本色美。
文字間有大量信號足以證明，余秋雨是很能雕刻文字的，可以雕刻得非常優美，但他放棄了這種雕刻，故意追求“凈空無色”、“真水不香”。
例如，張愛玲年輕時寫的句子：“房里有金粉金紗深埋的寧靜，外面風雨淋瑯，漫山遍野都是今天”，我估計，余秋雨先生也會喜歡，但他不會這么寫，覺得雕刻過度。
除了剝除色彩的裝飾外，他也不喜歡“氣息”的裝飾。
他的文字既沒有名士氣、簡古氣、園圃氣，也沒有桐城氣、新月氣、哈佛氣，更不追求京味、川味、塞外味。
他讓所有的氣味都回歸內容之中，只讓語言變成當代中國文化人日常的感性話語，然后再來負載不同的內容。
這是一種舍棄，甚至是一種犧牲，但他手下這種無聲無色的語言進入了一種無障礙狀態，幾乎具有了無限的發揮可能。
我認為，這也是余先生自從操持文學語言之后能夠縱橫馳騁、無學不窺、無遠弗屆的原因。
有的作家，則讓過于有特色的語言困住了生命，只能發一種腔調、擺一種姿勢了。
（二）感性敘事，構筑場景
余秋雨先生的文學語言，著重于感性敘事。
這與著重于抒情或議論有很大的區別，他認為敘事是文學之本，抒情和議論都應以敘事為基礎，因此他希望中學里的作文教學應加強敘事訓練，縮小抒情和議論的比例，并把它們沉淀在敘事之中。
但是，由于抒情常常被誤會成“文學性”，議論常常被誤會成“深刻性”，敘事歷來不被充分重視。
余秋雨的文章中，幾乎不見單獨的抒情，偶有較長篇幅的議論，但主體部位一定是敘事。
最佳的議論也都滲透在敘事之中，敘事之前的議論。
只是介紹性、引入性、鋪墊性的手段，為了引出敘事。
敘事到一定程度，他會鋪展出一個感性場景，使讀者身臨其境。
這是感性的大集合，也是精神的閃耀處。
余秋雨作品的文學素質，往往在這種感性場景中表現得特別透徹。
香港董橋先生說，在朋友之中，余秋雨先生是最善于在寫作中組織場景的，他認為這與余先生從事過戲劇專業有關。
我想，這也是余秋雨先生敢于在語言中洗去裝飾和色彩的原因。
他認為語言的感性遠超語言的色彩，同樣，對場景的鋪排勝過一切零星的裝飾。
《文化苦旅》中最動人的篇章，都在于感性場景，例如《道士塔》、《陽光雪》、《沙原隱泉》、《風雨天一閣》、《牌坊》、《廟宇》、《信客》、《老屋窗口》、《臘梅》、《這里真安靜》等等。
連深沉的《山居筆記》中的一些篇目，如《蘇東坡突圍》、《千年庭院》、《抱愧山西》、《鄉關何處》、《遙遠的絕響》中也包含著令人難忘的感性場景。
兩本考察日記《千年一嘆》、《行者無疆》自不必說，最近出版的《借我一生》的感性場景就更多了，這需要另有專文研究。
我認為，在常人難于構筑感性場景的地方居然構筑起了感性場景，這是余秋雨先生作品的無敵亮點。
（三）非凡節奏，觸摸心律
余秋雨先生的文章極可誦讀，我聽過好幾位德高望重的朗誦專家誦讀《文化苦旅》的錄音帶，都極為振奮。
但是，與其他常見的朗誦文本相比，余秋雨先生的文章不適合表情濃烈的排比渲染。
它們隱藏著一種難度最高的口語潛質，那就是內在節奏，可以說是內心節奏。
這種內心節奏常常體現為作者喁喁私語間的心理徘徊、進退自問。
如：“只要歷史不倒退，時間不倒退，一切都會衰老。
老就老了吧，安詳地交給世界一副慈祥美。
假飾天真是最殘酷的自我糟踐。
沒有皺紋的祖母是可怕的，沒有白發的老者是讓人遺憾的。
沒有廢墟的人生太累了，沒有廢墟的大地太擠了，掩蓋廢墟的舉動太偽詐了。
”這是一段議論，魅力全在內心節奏。
有無奈嘆息，又有自我說服，然后產生聯想，最后得出感嘆式的領悟，這每一層都由不同的語言節奏來表明。
試讀幾遍，即可明白。
在敘事過程，余秋雨先生的語言節奏更是發揮到駕輕就熟的地步。
一般寫作教師講得更多的是文章的詳略關系、簡繁關系，都沒有切中要害。
一篇文章，即使詳略勻停、簡繁得當，也可能是乏味的。
其實，這一切除了內容之外，都因節奏的進度而取舍。
余秋雨筆下的詳略、簡繁就是靠節奏來調配的，可以詳至細微，也可以略如跳躍，全部受控于那個神秘的整體節奏。
他寫什么都好看，說什么都好聽，也都與節奏的魔力有關。
只要細細品味就能發現，余秋雨的文章每一篇一開始敘述，就進入一種擇定的節奏系統，他知道推進的速度，更知道回蕩旋轉，即使那些難啃的段落，他也能用放慢或加快敘述速度來貼合讀者的心理推進邏輯，然后再前前后后回蕩幾圈，在余音裊裊中了結。
說他能夠“深入淺出”真是說輕了，實際上他是靠節奏把廣大讀者“圈”進去的，讀者受一種敘述節奏的誘惑，把所有的審美障礙和消化硬塊都溶解了。
由此可見，我們所說的節奏，早已不僅僅朗誦家口中的抑揚頓挫，而是一種近似于詩作的心理氣氛，只不過余秋雨先生連詩作的短程節奏也突破了，進入到了散文化的長程節奏。
以上三點，我認為是余秋雨先生語言特色的核心，其他還有很多派生的或旁依的特色，在此不一一列述了。
四、現實意義
中華民族根深葉茂，諸多的歷史文化因素，形成了諸多的居住群體，這些群落既有共性、又有差異，余秋雨非常關注這些群體間的差異。
余秋雨關注群體文化人格這一文化態度無論對扭轉散文的走向，還是健全民族人格都具有積極的意義：
一方面，傳統散文一向注重表現自我生活空間和精神尋覓。
尤其是新時期以來的散文創作，出于對五、六十年代散文政治抒情取代個人抒情的反撥，對個體靈魂的張揚又進一步推向深入。
特別是八十年代中后期，“新潮散文”的加盟又把散文的“向內轉”推向極致，一時間，表現自我感覺、夢幻、意識流等內心體驗成為散文創作的主流，散文的社會功能日趨弱化。
在這種背景下，余秋雨散文對群體人格的關注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使散文創作從自家小院走向了中國大地，走向了歷史文化。
另一方面，中國先哲們重視集體利益，強調個體向群體高度認同。
由此形成了不同階層、不同地域的群體價值取向和心理品行。
但一直面臨的問題是我們的文化人格等級不明顯，文痞和大師以同一種形態出現，高層文化人格被耗損，低層文化人格活躍，從而影響了高層文化人格的塑造。
余秋雨對群體人格的關注和研究，對調整民族的人格結構、塑造健全而響亮的民族形象具有積極的作用。
從新千年開始，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重心轉向了對世界古文明的現代形態的實地考察。
《千年一嘆》散文集以日記的形式，從古希臘開始，一個時代一個時代，一個國家一個國家地慢慢鉆研下去，記錄了從希臘、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約旦、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直到印度、尼泊爾的考察歷程，幾乎囊括了人類早慧的文明古國。
文史哲全在視野里，任何一個文化巨人都不放過：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的、莎士比亞、狄德羅、希勒、歌德、康德、黑格爾、伏爾泰、雨果……一路對話下來，得到了脫胎換骨的文化洗禮，終于形成了以人類歷史為價值坐標去對待各種文化現象這一文化態度。
中華文明缺乏人類整體關懷和終極關懷的命題。
此外，中華文明好多價值系統構成的時間太長，空間太局限，這對中國文化的全球化十分不利。
所以，余秋雨這一文化態度的選擇，這一評判坐標的建立，為中國同世界的國際對話搭起了一個平臺。
余秋雨對中西深層文化異常關注的文化情懷是難能可貴的，是值得發揚光大的。
在中國的散文世界里，如果沒有余秋雨的作品，那它當然也是芳草繁茂，喬木挺立，但是有了余秋雨的作品之后，這就成了中國散文風景中的一個獨一無二的去處、一個不可或缺的景象。
可以說，余秋雨散文的出現猶如一陣輕風，使那些沉湎于自我小天地的散文作品黯然失色，讓廣大讀者不能不驚嘆：散文史上真正的大家出現了。
余秋雨散文早已跨越了文學而走向文化，我希望中國的政治家、教育家、經濟家都來讀一讀余秋雨的散文。
不止欣賞價值，還有更多的參考價值。
無疑，余秋雨堪稱大家，是因為他創造了新的文學審美形態，使散文河流改變了流向，由小到大，由淺到深，由個體靈魂的張揚到整體精神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