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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隱（約812年或813年—約858年），漢族，字義山，號玉溪生、又號樊南生，晚唐著名詩人。
他祖籍懷州河內（今河南沁陽市），生于河南滎陽（今鄭州滎陽）。
詩作文學價值很高，他和杜牧合稱“小李杜”，與溫庭筠合稱為“溫李”，與同時期的段成式、溫庭筠風格相近，且都在家族里排行16，故并稱為三十六體。
在《唐詩三百首》中，李商隱的詩作有22首被收錄，位列第4。
其詩構思新奇，風格濃麗，尤其是一些愛情詩寫得纏綿悱惻，為人傳誦。
但過于隱晦迷離，難于索解，至有“詩家都愛西昆好，只恨無人作鄭箋”之誚。
因處于牛李黨爭的夾縫之中，一生很不得志。
死后葬于家鄉滎陽。
李商隱唐文宗開成三年（公元847年）進士及第。
曾任弘農尉、佐幕府、東川節度使判官等職。
早期，李商隱因文才而深得牛黨要員令狐楚的賞識，后李黨的王茂元愛其才將女兒嫁給他，他因此而遭到牛黨的排斥。
從此，李商隱便在牛李黨爭的夾縫中求生存，輾轉于各藩鎮幕僚當幕僚，郁郁不得志，潦倒終身。
晚唐唐詩在前輩的光芒照耀下大有山窮水盡的下滑趨勢，而李商隱將唐詩推向了又一次高峰，是晚唐最著名的詩人，杜牧與他齊名。
兩人并稱"小李杜"，有《李義山詩集》。
李商隱曾自稱與唐朝的皇族同宗。
經張采田考證，確認他是唐代皇族的遠房宗室。
但是沒有官方的屬籍文件證明此事，因而可以認為李商隱和唐朝皇室的這種血緣關系已經相當遙遠了。
李商隱數次在詩歌和文章中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
不過，這并沒有給他帶來任何的現實的利益。
李商隱的家世，有記載的可以追溯到他的高祖李涉。
李涉曾擔任過最高級的行政職位是美原縣令；曾祖李叔恒（一作叔洪），曾任安陽縣尉；祖父李俌，曾任邢州錄事參軍；父親李嗣，曾任殿中侍御史，在李商隱出生的時候，李嗣任獲嘉縣（今河南獲嘉縣）令
在李商隱10歲前后，他的父親在浙江幕府去世，他和母親、弟妹們回到了河南故鄉，生活貧困，要靠親戚接濟。
在家中李商隱是長子，因此也就同時背負上了撐持門戶的責任。
后來，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時期曾“傭書販舂”，即為別人抄書掙錢，貼補家用。
李商隱早年的貧苦生活對他性格和觀念的形成影響很大。
一方面，他渴望早日做官，以光宗耀祖。
事實上，他也確實努力承擔起家族的責任。
成年后，李商隱曾利用為母親守孝的時間，將寄葬在各地的親屬靈柩遷葬到滎陽。
陳貽焮認為這是除了受宗法思想支配外，還由于從小孤貧，家道衰微，因此更加看重骨肉之情。
另一方面，早年的經歷使他養成猶豫、敏感、清高的性格，這些特征既大量地從他的詩文中流露出來，也表現在他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
李商隱的啟蒙教育可能來自他的父親，對他影響最大的老師，則是他回到故鄉后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
這位堂叔父曾上過太學，但沒有做過官，終身隱居。
據李商隱回憶，這位叔父在經學、小學、古文、書法方面均有造詣，而且對李商隱非常器重。
受他的影響，李商隱“能為古文，不喜偶對”。
大約在他16歲時，寫出了兩篇優秀的文章（《才論》、《圣論》，今不存），獲得一些士大夫的贊賞。
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時任天平軍節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是李商隱求學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本人是駢體文的專家，對李商隱的才華非常欣賞，不僅教授他駢體文的寫作技巧，而且還資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勵他與自己的子弟交游。
在令狐楚的幫助下，李商隱的駢體文寫作進步非常迅速，由此他獲得極大的信心，希望可以憑借這種能力展開他的仕途。
在這一時期（太和四年，830）的《謝書》中，李商隱表達了對令狐楚的感激之情以及本人的躊躇滿志：“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攜筆硯奉龍韜。
自蒙夜半傳書后，不羨王祥有佩刀。”
在唐代，缺乏門第背景的知識分子希望在仕途有所發展，主要的入口有兩個：科舉和幕府。
前者被認為是進入官場的資格，是官方對其行政能力的認可；后者是一些有勢力的官僚自己培養的政治團隊，如果表現出色，也往往可以通過這些官僚的舉薦成為朝廷正式的官員。
中晚唐時期，很多官員都既有考取科舉的資格，也有作為幕僚的經歷。
李商隱青年時期得到令狐楚的賞識，并有機會跟隨他學習“四六文”（駢體文），從而自然而然地成為令狐楚的幕僚。
但也正是由于這一段經歷，使得他一生都被牽累在牛李黨爭的政治漩渦中。
牛李黨爭源于唐憲宗元和三年（808）一次科舉考試。
時任宰相的李吉甫對應試舉子牛僧孺、李宗閔進行打擊，因為他們在試卷中嚴厲地批評了他。
由此，李吉甫與牛僧孺、李宗閔等人結怨，這筆恩怨后來被李吉甫的兒子李德裕繼承了下來。
以牛僧孺、李宗閔為領袖的“牛黨”和以李德裕為領袖的“李黨”在數十年中互相攻訐，爭斗不休，成為晚唐政治的留史
經典
有人根據李商隱部分詩作的風格，推想他性格內向（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四編·第十一章）。
這種猜測多少有些武斷。
如果從李商隱的另外一些活潑幽默的作品來看，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
現存的資料（主要是他本人的詩歌和文章）表明李商隱的社交范圍廣泛，他是一個樂于交往而且頗受歡迎的人。
李商隱交往圈里的人物分為四類：
與仕途生計有關的人物。
包括令狐楚、令狐绹、崔戎、王茂元、李執方、盧弘止、鄭亞、柳仲郢、李回、杜悰、蕭浣、楊虞卿、楊嗣復、周墀、姚合、孫簡等人。
互相酬和詩友。
包括杜牧、溫庭筠、白居易等人。
政見或信仰志同道合的朋友。
包括劉蕡、永道士、崔玨、李郢等人。
禮節性的交游或親戚之間的來往。
包括令狐緒、韓瞻以及他在各個階段的同事。
與令狐楚的交往
在父親去世后，幼年的李商隱陪同母親回到河南故鄉，這里對于他來說是一個完全陌生而且相當艱苦的環境，沒有家庭或家族的影響力幫助他在成長過程中自然進入一個社交圈。
李商隱憑借才華、人品和性格建立起了自己的社會關系網絡。
早在十六歲，他就開始與當地的一些知識分子交往，將自己的作品散發給他們閱讀，獲得了一定的名氣——也許就是因此引起了令狐楚的注意。
認識令狐楚是李商隱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他后來的生活狀態在很大程度上與此有關。
令狐楚幫助李商隱進入士大夫的社會階層，同時也使他卷入了黨爭的旋渦。
從829年（文宗太和三年）令狐楚聘用他作幕僚，到837（文宗開成二年）令狐楚去世，他們一直保持著非常親密的關系。
李商隱以謙卑誠懇的態度贏得了令狐楚的信任，有一件事可以表現這種信任的程度：令狐楚在病危之際召喚李商隱來到身邊，要求他代為撰寫遺表——這并非普通的遺書，而是要上呈給皇帝的政治遺言。
令狐楚本人就是這種文體的高手，而他寧愿讓李商隱幫助完成自己一生的總結。
另一方面，他們兩人之間又有非常微妙的距離感。
李商隱在一些場合稱呼令狐楚為“四丈”，顯得相當親近，但他從不會放松到忘記時時表達感激之情的地步。
當然，與其說李商隱謹小慎微地保持了距離，倒不如說令狐楚的態度給定了雙方交往的界限。
在與令狐楚交往的過程中，李商隱學會了如何與既有身份又欣賞自己才華的人融洽相處。
這樣的人對他而言具有多重身份：伯樂、老師、長輩、上司、贊助者……簡言之，他們會對其個人仕途和生活產生很大的影響力。
愛情
李商隱畫像李商隱的愛情生活，被許多研究者關注，部分原因在于李商隱以《無題》為代表的詩歌中，表現出一種撲朔迷離而又精致婉轉的感情，容易被人視為豐富的愛情體驗的表達。
關于李商隱的愛情，猜測的部分遠遠多于有實際證據的，但這并不妨礙人們對此津津樂道，甚至象閱讀偵探小說一樣揣摩分析他的詩文，希冀發現切實的憑據。
下面這些女子被認為是與李商隱有過感情糾葛的：
柳枝。
柳枝的名字出現在李商隱寫于開成元年（836）年的一組詩（《柳枝五首》）中。
他還為在這組詩寫了一個長長的序言，講述了柳枝的故事：她是一個洛陽富商的女兒，活潑可愛，開朗大方，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聽到李商隱的詩（《燕臺詩》），心生愛慕，于是主動與他約會。
但李商隱失約了。
他后來得知，柳枝被一個有權勢的人收為妾。
兩人再也沒有見過面。
如果不是李商隱杜撰，這一段沒有結果的感情很可能就是他的初戀。
宋華陽。
李商隱在青年時期曾經在玉陽山修習道術，因此有人猜想他在這期間與女道士發生過戀情。
在《月夜重寄宋華陽姊妹》、《贈華陽宋真人兼寄清都劉先生》等詩中，李商隱提到了“宋華陽”的名字，于是宋華陽就被認為是李商隱的戀人。
還有一種夸張的說法是：李商隱曾經和宋華陽姐妹二人同時戀愛。
蘇雪林在《玉溪詩謎》中[5]對于這個故事進行了最大限度的想象發揮。
錦瑟。
李商隱有一首著名的《錦瑟》詩，劉攽在《中山詩話》中提到，有人猜測“錦瑟”是令狐楚家的一位侍兒，李商隱在令狐家受學期間，曾與她戀愛，但終于沒有結果。
荷花。
民間傳說他在與王氏結婚前，曾有一小名“荷花”的戀人，兩人十分恩愛。
在他進京趕考前一月，荷花突然身染重病，李商隱陪伴荷花度過最后的時光。
這段悲劇給他造成很大的打擊，以后的詩中他常以荷花為題也是對舊情的眷戀。
王氏。
王氏是李商隱的妻子。
但有人從李商隱《祭小侄女寄寄文》中（“況吾別娶已來，胤緒未立”）推斷王氏為李商隱再婚的妻子。
如果這種看法成立，李商隱應該還有一位初婚妻子，但關于這方面的信息幾乎空白。
李商隱與王氏的感情非常好，在王氏去世后，他寫下《房中曲》等悼亡詩篇，情感真摯，語意沉痛。
其中最著名的，是在他離家赴蜀地宦游途中所作《悼傷后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劍外從軍遠，無家與寄衣。
散關三尺雪，回夢舊鴛機。
” 也有猜測，《錦瑟》也是為紀念亡妻而作，以琴弦斷裂比喻妻子去世。
對于李商隱愛情生活的研究，以蘇雪林的《李義山戀愛事跡考》（1927）最為著名。
此書在1947年曾再版，更名為《玉溪詩謎》。
蘇雪林的研究，繼承了程夢星、馮浩等人的成果，拓寬和豐富了這一領域的內容。
例如，通過她的考證，多數人接受了李商隱與女道士的戀愛經歷。
不過，蘇雪林的猜測和推理幾乎不加節制，從而構畫出幾段離奇的戀情，包括他曾與宮女偷情。
[編輯本段]詩歌
李商隱通常被視作唐代后期最杰出的詩人，其詩風受李賀影響頗深，在句法、章法和結構方面則受到杜甫和韓愈的影響。
[6]許多評論家認為，在唐朝的優秀詩人中，他的重要性僅次于杜甫、李白、王維等人。
就詩歌風格的獨特性而言，他與其他任何詩人相比都不遜色。
贊賞李商隱詩歌和批評他的人，所針對的都是他鮮明的個人風格。
后世許多詩人模仿李商隱的風格，但沒有一位被認可。
根據劉學鍇、余恕誠的整理研究[7]，李商隱流傳下來的詩歌共594首，其中381首已經基本確定了寫作的時間，213首無法歸入具體的年份。
此外，還有十來首懷疑是李商隱的詩作，不過證據欠充分。
從吟詠的題材來看，李商隱的詩歌主要可以分為幾類：
政治和詠史。
作為一個關心政治的知識分子，李商隱寫了大量這方面的詩歌，留存下來的約有一百首左右。
其中《韓碑》、《行次西郊作一百韻》、《隨師東》、《有感二首》等，是其中比較重要的作品。
李商隱早期的政治詩指陳時局，語氣嚴厲悲憤，又含有自我期許的意味，很能反應他當時的心態。
在關于政治和社會內容的詩歌中，借用歷史題材反映對當代社會的意見，是李商隱此類詩歌的一個特色。
《富平少侯》、《北齊二首》、《茂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抒懷和詠物。
李商隱一生仕途坎坷，心中的抱負無法得到實現，于是就通過詩歌來排遣心中的郁悶和不安。
《安定城樓》、《春日寄懷》、《樂游原》、《杜工部蜀中離席》是流傳得較廣的幾首。
值得注意的是，這類內容的作品中許多七言律詩被認為是杜甫詩風的重要繼承者。
感情詩。
包括大多數無題詩在內的吟詠內心感情的作品是李商隱詩歌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也獲得了后世最多的關注。
《錦瑟》、《燕臺詩》、《碧城三首》、《重過圣女祠》等，保持了與無題詩類似的風格。
而《柳枝五首》、《夜雨寄北》、《悼傷后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等，則反映出李商隱感情詩另一種風格的意境。
應酬和交際。
在李商隱用于交際的詩作中，寫給令狐绹的幾首（《酬別令狐補闕》、《寄令狐郎中》、《酬令狐郎中見寄》、《寄令狐學士》、《夢令狐學士》、《令狐舍人說昨夜西掖玩月因戲贈》）特別引人注意，為解釋他與令狐绹的關系提供了直接的證據。
詩風
他的詩歌體現了他的思想，其人基本思想基本屬于儒家，但看中實用，，對儒學有一定的批判精神，認為不必規規然以孔子為師，不必以“能讓”為賢等。
他還有佛道思想，主張以“自然”為祖。
李商隱的詩具有鮮明而獨特的藝術風格，文辭清麗、意韻深微，有些詩可作多種解釋，好用典，有些詩較晦澀。
現存約600首，特別是其中的無題詩堪稱一絕，而最為突出的便是他的愛情詩。
李商隱擅作七律和五言排律，七絕也有不少杰出的作品。
清朝詩人葉燮在《原詩》中評李商隱的七絕“寄托深而措辭婉，實可空百代無其匹也。”
他的格律詩繼承了杜甫在技巧上的傳統，也有部分作品風格與杜甫相似。
與杜甫相似，李商隱的詩經常用典，而且比杜甫用得更深更難懂，而且常常每句讀用典故。
他在用典上有所獨創，喜用各種象征、比興手法，有時讀了整首詩也不清楚目的為何。
而典故本身的意義，常常不是李商隱在詩中所要表達的意義。
例如《常娥》（嫦娥），有人直觀認為是詠嫦娥之作，紀昀認為是悼亡之作，有人認為是描寫女道士，甚至認為是詩人自述，眾說紛紜。
也正是他好用典故的風格，形成了他作詩的獨特風格。
據宋代黃鑒的筆記《楊文公談苑》記載，李商隱每作詩，一定要查閱很多書籍，屋子里到處亂攤，被人比作“獺祭魚”。
明王士楨也以玩笑的口吻說：“獺祭曾驚博奧殫，一篇錦瑟解人難。
”（《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批評意見[8]認為他有時用典太過，犯了晦澀的毛病，使人無法了解他的詩意。
魯迅曾說：“玉溪生清詞麗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則為我所不滿。
”（1934年12月致楊霽云的信）
此外，李商隱的詩詞藻華麗，并且善于描寫和表現細微的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