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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史的分期
三古、七段 文學發展變化的九個方面 上古期 中古期 近古期
如果將中國文學史比作一條長河，我們從下游向上追溯，它的源頭是一片渾 茫的云天，不可詳辨。
我們找不到一個起源的標志，也不能確定起源的年代。
那 口傳時代的文學，應當是十分久遠的，后來的文字記載不過是對那段美麗夢幻的 追憶而已。
最保守的說法，從公元前11世紀，也就是《詩經》中的一些詩篇出 現的時候起，這條長河的輪廓就已經明朗起來了，后來逐漸匯納支流，變得越來 越寬廣。
這中間有高潮也有低潮，但始終沒有中斷過。
若論文學的悠久，只有古 希臘文學、古印度文學可以與中國文學相比；若論文學傳統的綿延不斷，任何別 的國家和民族的文學都是不能與中國文學相比的。
河流有上游、中游、下游，中國文學史也可以分成上游、中游、下游，這就 是上古期、中古期、近古期。
三古之分，是中國文學史大的時代斷限。
在三古之 內，又可以細分為七段。
三古、七段的具體劃分如下：
上古期：先秦兩漢（公元3世紀以前）
第一段：先秦
第二段：秦漢
中古期：魏晉至明中葉（公元3世紀至16世紀）
第三段：魏晉至唐中葉（天寶末）
第四段：唐中葉至南宋末
第五段：元初至明中葉（正德末）
近古期：明中葉至“五四”運動（公元16世紀至20世紀初期）
第六段：明嘉靖初至鴉片戰爭（1840）
第七段：鴉片戰爭至“五四”運動（1919）
三古、七段說主要著眼于文學本身的發展變化，體現文學本身的發展變化所 呈現的階段性，而將其他的條件如社會制度的變化、王朝的更替等視為文學發展 變化的背景。
將文學本身的發展變化視為斷限的根據，而將其他的條件視為斷限 的參照。
一種根據，多種參照，也許最適合于描述整個中國文學的歷史過程。
文 學發展變化的階段性可以和社會制度的變化以及王朝的更替相重合，但社會制度 的變化或王朝的更替，只是導致文學變化的重要原因，而不是這變化的事實本身。
所謂文學本身的發展變化，可以分解為以下九個方面：一、創作主體的發展 變化；二、作品思想內容的發展變化；三、文學體裁的發展變化；四、文學語言 的發展變化；五、藝術表現的發展變化；六、文學流派的發展變化；七、文學思 潮的發展變化；八、文學傳媒的發展變化；九、接受對象的發展變化。
三古七段 就是綜合考察了文學本身這九個方面的因素，并參照社會條件，而得出的結論以 往研究文學史，對文學傳媒和接受對象這兩方面很少注意，尚不足以對文學的發 展變化作出全面的考察。
文學傳媒和接受對象深刻地影響著文學的創作，實在是 不容忽視的。
一、上古期
上古期包括先秦、秦漢。
我們首先注意到中國文學的各種體裁幾乎都孕育于這個時期。
散文可以追溯 到甲骨卜辭；詩歌可以追溯到《詩經》、《楚辭》和漢樂府；小說可以追溯到神 話傳說，《左傳》、《史記》等歷史散文，以及諸子散文中的寓言故事；辭賦可 以追溯到《楚辭》。
駢文中對偶的修辭手法，在這個時期也已出現；就連戲曲的 因素在《九歌》中也已有了萌芽。
其次，中國文學的思想基礎也是孕育于上古期 的。
特別是儒道兩家的思想影響著此后幾千年作家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
第三，中國的文學思潮以儒道兩家為主，儒家注重文學的社會功能，道家注重文 學的審美價值，這在上古期也已經形成了。
影響著整個中國文學的一些觀念，如 “詩言志”、“法自然”、“思無邪”、“溫柔敦厚”等等，都是在這個時期提 出來的。
第四，從文學的創作、傳播、接受來看，士大夫作為創作的主體和接受 對象，文字作為傳播的主要媒介，中國文學的這個基本格局也是在上古期奠定的。
直到宋代出現了市民文學，才使這個格局發生了變化。
上古期的第一段是先秦文學。
在這個階段，文學的創作主體經歷了由群體到 個體的演變，《詩經》里的詩歌大都是群體的歌唱，從那時到中國文學史上第一 位詩人屈原出現，經過了數百年之久。
上古巫史不分，史從巫中分化出來專門從 事人事的記錄，這是一大進步。
而士的興起與活躍，對文學的發展又起了關鍵性 的作用。
先秦文學的形態，一方面是文史哲不分，另一方面是詩樂舞結合，這種 混沌的狀態成為先秦的一大景觀。
所謂文史哲不分，是就散文這個領域而言，在 講先秦散文時我們無法排除《尚書》、《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歷史 著作，也無法排除《周易》、《老子》、《論語》、《孟子》、《莊子》等哲學 著作，那時還沒有純文學的散文。
至于詩歌，最初是和音樂、舞蹈結合在一起的， 《呂氏春秋》里記載的葛天氏之樂，以及《尚書·堯曲》里記載的“擊石拊石， 百獸率舞”，都是例證。
《詩經》、《楚辭》中的許多詩歌也和樂舞有很大關系。
風、雅頌的重要區別就是音樂的不同，據《史記·孔子世家》，《詩》三百五篇 都可以和樂歌唱。
《楚辭》中的《九歌》是用于佘祀的與樂舞配合的歌曲。
秦漢文學屬于上古期的第二段，秦漢文學出現了不同于先秦文學的一些新的 特點。
首先是創作主體的處境有了變化，戰國時代游說于列國之間的士，聚集到 統一帝國的皇帝或諸侯王周圍，形成若干作家群體，他們以歌功頌德或諷喻譎諫 為己任。
如武帝時的司馬相如、東方朔，吳王劉氵鼻門下的枚乘、鄒陽。
這些“ 言語侍從之臣”正好成為大賦這種漢代新興文體的作者。
與漢代大一統的** 面相適應，漢代文學以大為美，鋪張揚厲成為風尚。
“與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的政策相適應，漢代文學失去了先秦文學的生動活潑與多姿多彩，而形成格式化 的、凝重板滯的風格。
然而，對于中國詩歌來說，漢代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朝代。
《詩經》那種四言的軀殼到漢代已經僵化了，楚辭的形式轉化為賦，漢代樂府民 歌卻以一種新的姿態、新的活力，先是在民間繼而在文人中顯示了不可抗拒的力 量，并由此醞釀出中國詩歌的新節奏、新形式，這就是歷久不衰的五七言體。
二、中古期
中古期從魏晉開始，經過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到明朝中葉為止。
為什么將魏晉作為一個新時期的開端，并將魏晉到明中葉這樣長的時間劃為 一個中古期呢？這是考慮到以下事實：第一，這時開始了中國文學的自覺時代， 并在南北朝完成了這個自覺的進程。
第二，文學語言發生了劃時代的變化，由古 奧轉向淺近。
第三，這是詩、詞、曲三種重要文學體裁的鼎盛期，它們分別在中 古期內的唐、宋、元三朝達到了高峰。
第四，文言小說在魏晉南北朝已初具規模， 在唐代達到成熟。
白話短篇小說在宋元兩代已經相當繁榮，白話長篇小說在元末 明初也已出現了《三國志演義》、《水滸傳》等作品。
第五，文學傳媒出現了印 刷出版、講唱、舞臺表演等各種新的形式。
第六，文學創作的主體和對象，包括 了宮廷、士林、鄉村、市井等各個方面。
總之，中國文學所有的各種因素都在這 個時期具備了而且成熟了。
中古期的第一段從魏晉到唐中葉。
這是五七言古體詩繁榮發展并達到鼎盛的 階段，也是五七言近體詩興起、定型并達到鼎盛的階段。
詩，占據著文壇的主導 地位。
文向詩靠攏，出現了詩化的駢文；賦向詩靠攏，出現了駢賦。
從“三曹”、 “七子”，經過陶淵明、謝靈運、庾信、“四杰”、陳子昂，到王維、孟浩然、 高適、岑參、李白、杜甫，詩歌的流程清楚而又完整。
杜甫既是這個階段最后的 一位詩人，又是開啟下一階段的最早的一位詩人，像一個里程碑矗立在文學史上。
“建安風骨”和“盛唐氣象”這兩個詩歌的范式，先后在這個階段的頭尾確立起 來，作為一種優秀的傳統，成為后代詩人追慕的極致。
這又是一個文學創作趨于 個性化的階段，作家獨特的人格與風格得以充分展現。
陶淵明、李白、杜甫，他 們的成就都帶著鮮明的個性。
此外，這個階段的文學創作，宮廷起著核心的作用， 以宮廷為中心形成若干文學集團，文學集團內部成員之間相互切磋，提高了文學 的技巧。
以曹操為道的鄴下文人集團在發展五言古詩方面的作用，齊梁和初唐的 宮廷詩人在建立近體詩格律方面的作用，都是有力的證據。
在這個階段，玄學和 佛學滲入文學，使文學呈現多姿多彩的新面貌。
在儒家提倡文學的政治教化作用 之外，玄學家提倡的真和自然，已成為作家的美學追求；佛教關于真與空的觀念、 關于心性的觀念、關于境界的觀念，也促進了文學觀念的多樣化。
中古期的第二段是從唐中葉開始的，具體地說就是以天寶末年“安史之亂” 爆發為起點，到南宋滅亡為止。
唐中葉以后文學發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變化：韓、 柳所提倡的古文引起文學語言和文體的改革，宋代的歐陽修等人繼續韓、柳的道 路，完成了這次改革。
由唐宋八大家共同實現的改革，確定了此后的文學語言和 文體模式，一直到“五四”才打破。
詩歌經過盛唐的高潮之后面臨著盛極難繼的 局面，詩人們紛紛另辟蹊徑，經過白居易、韓愈、李賀、李商隱等中晚唐詩人的 努力，到了宋代終于尋到了另一條道路。
就宋詩與唐中葉以后詩歌的延續性而言， 有這樣兩點值得注意：由中晚唐詩人開始，注重日常生活的描寫，與日常生活相 關的人文意象明顯增多，到了宋代這已成為一種普遍的風氣；由杜甫、白居易開 創的反映民生疾苦積極參與政治的傳統，以及深沉的憂患意識，在晚唐一度減弱， 到了宋代又普遍地得到加強。
就宋代出現的新趨勢而言，詩人與學者身份合一， 議論成分增加，以及化俗為雅的美學追求，也很值得注意。
作為宋詩的代表人物， 黃庭堅與江西詩派具有比較明確的創作主張與藝術特色。
蘇軾、楊萬里、范成大、 陸游等也各以其自身的特點，與江西詩派共同構成有別于唐音的宋調。
唐中葉以 后曲子詞迅速興盛起來，經過五代詞人溫庭筠、李煜等人之手，到了宋代遂蔚為 大觀，并成為宋代文學的代表。
柳永、蘇軾、周邦彥、李清照、辛棄疾、姜夔等 人的名字也就永遠鐫刻在詞史上了。
唐中葉以后傳奇的興盛，標志著中國小說進 入成熟的階段；而在城市文化背景下，唐代“市人小說”的興起，宋代“說話” 的興盛，則是這個階段內文學的新發展。
中古期的第三段從元代開始，延續到明代中葉。
從元代開始敘事文學占據了 文壇的主導地位，這是具有重大意義的。
從此，文學的對象更多地從案頭的讀者 轉向勾欄瓦舍里的聽眾和觀眾。
文學的傳媒不僅是寫在紙上或刻印在紙上的讀物， 還包括了說唱扮演的藝術形式。
儒生社會地位降低，走向社會下層從事通俗文學 的創作，先是適應群眾喜聞樂見的文學形式，繼而提高這些文學形式，于是出現 了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高明等一大批不同于正統文人的作家。
元代的文學 以戲曲和散曲為代表，以大都為中心的雜劇與以溫州為中心的南戲，共同創造了 元代文學的輝煌，而明代流行的傳奇又是對元曲的繼承與發展。
元末明初出現了 《三國志演義》、《水滸傳》這兩部長篇白話小說，成為這個階段的另一標志， 它們的出現預示著一個長篇小說的時代到來了。
三、近古期
明嘉靖以后文學發生了劃時代的變化。
這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一、隨 著商業經濟的繁榮、市民的壯大、印刷術的普及，文人的市民化和文學創作的商 品化成為一種新的趨勢；適應市民這一新的熱愛群體的需要，文學作品的內容、 題材、趣味，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
同時，在表現正統思想的士大夫文學之外， 反映市民生活和思想趣味的文學占據了重要的地位。
《金瓶梅》的出現就是這種 種現象的綜合反映。
二、在王學左派的影響下，創作主體的個性高揚，并在作品 中以更加強烈的色彩表現出來；在文學作品中對人的情欲有了更多肯定的描述； 對理學禁欲主義進行了強烈的沖擊，從而為禁錮的人生打開了一扇窗戶。
湯顯祖 的《牡丹亭》所寫的那種“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愛情，便是一種新的呼聲。
晚明詩文中所表現出來的重視個人性情、追求生活趣味、模仿市井俗調的傾向， 也透露出一種新的氣息。
三、詩文等傳統的文體雖然仍有發展，但已翻不出多少 新的花樣。
而通俗的文體顯得生機勃勃，其中又以小說最富于生命力。
這些通俗 文學借助日益廉價的印刷出版這個媒體，滲入社會的各個階層，并產生了廣泛的 影響。
從以上各方面看來，明代中葉的確是一個文學新時代的開端。
從明嘉靖初到鴉片戰爭是近古期的第一段。
明清易代是一個巨大的變化，特 別是對那些漢族士人的震動極其強烈，但清代初期和中期的文學創作基本上沿襲 著明代中葉以來的趨勢，并沒有發生巨大變化。
在近古期第一段，文學集團和派 別的大量涌現以及它們之間的論爭，是一種值得注意的現象。
在詩文方面有公安 派、竟陵派、神韻派、格調派、性靈派、桐城派的主張和創作實踐，在詞的方面 有陽羨詞派、浙西詞派、常州詞派的主張和創作實踐，甚至在戲曲方面也有以“ 臨川派”和“吳江派”為主的兩大群體的論爭。
在不同流派的相互激蕩中，涌現 出一些杰出的作家，清詩、清詞取得不可忽視的成就。
值得特別注意的還是戲曲、 小說方面的收獲。
湯顯祖的《牡丹亭》、洪升的《長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 共同達到傳奇的頂峰。
近古期的第一段是白話長篇小說的豐收期，吳承恩的《西 游記》、蘭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吳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紅樓夢》， 是這個階段的巔峰之作。
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是中國文言小說的一座高峰
近古期的第二段是從鴉片戰爭開始的。
與明清易代相比，鴉片戰爭的炮聲是 更大的一次震動。
鴉片戰爭帶來千古未有之變局，從此中國由封建社會淪為半封 建半殖民地社會。
西方文化開始涌入中國這片古老的土地，而中國許多有識之士 在向西方尋求新的富國強兵之路的同時，也尋求到新的文學靈感，成為一代新的 作家，龔自珍、黃遵憲、梁啟超便是這批新人的代表。
與社會的變化相適應，文 學創作也發生了變化。
救亡圖存的意識和求新變于異邦的觀念，成為文學的基調。
文學觀念也發生了變化，文學被視為社會改良的工具，在國民中最易產生影響的 小說的地位得到充分肯定。
隨著外國翻譯作品的逐漸增多，文學的敘事技巧更新 了。
報刊這種新的媒體出現了，一批新的報人兼而具有作家的身份，他們以報刊 傳播其作品，寫作方法也因適應報刊這種形式的需要而有所變化。
在古文領域內 出現了通俗化的報刊文體，在詩歌領域里提出了“我手寫我口”這樣的口號。
近古期的終結，也就是中國古代文學的終結，我們仍然劃定在“五四”運動 爆發的1919年。
這是因為“五四”作為一次新文化運動，不僅在社會史上開 啟了一個新的時期，也在文學史上開啟了一個新的時期。
在“五四”運動之前雖 然出現了一些帶有新思想與新風格的作家，但那仍然屬于古典文學的范疇。
“五 四”運動中涌現出來的那批作家才有了質的變化。
我們既注意19世紀末以來文 壇發生的漸變，更注重“五四”這個大的開闔。
“五四”闔上了中國數千年古典 文學的門，同時打開了文學的一片嶄新天地。
最后要說明的是，三古七段說雖然打破了朝代分期，但我們仍然認為，朝代 分期在目前的文學史教學和研究中符合長期以來的習慣，更便于操作。
而且，朝 代的更換有時也確實給文學帶來了興衰變化，漢之盛在賦，唐之盛在詩，宋之盛 在詞，元之盛在曲，上文已經涉及。
再以唐、宋兩代詩文的創作而論，隨著本朝 之內時間的推移，都有一個從漸盛到極盛再到漸衰的發展過程。
其中似乎存在著 與朝代興衰有關的某種原因，值得我們注意。
因此，朝代分期自有其不可完全替 代的理由。
三古七段是我們處理中國文學史分期問題的一種新的視角，我們仍然 愿意保留朝代分期（如本書四卷、九編的劃分），作為另一種視角，并將二者結 合起來，使之互相補充相得益彰。
這就是說，我們主張用雙視角來處理中國文學 史的分期問題。
因此，三古七段說更全面的表述是：三古七段雙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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